浅析《安民策》中的社会整合思想

黄 蓉

（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重庆 401331）

《安民策》是李觏四十岁所写，其中的社会整合思想主要是以重视教化为核心，通过书院教化培养有德之士，辅之以法令在民众心中建立封建等级秩序观、加强君主权力，同时制定合理的赋税制度和以农为本的农政使农民疲于劳作，无心思乱，以此达到缓和社会矛盾，从而进行有效的社会整合。

社会整合是社会学术语，是指社会将无数单个的人组织起来，形成一股合力，调整种种矛盾、冲突与对立，并将其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维护统一的局面。学界对李觏及其思想的研究有一定的成果，前人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研究其经济思想，关于李觏政治、哲学、礼学、法律等思想研究也有许多。然而从社会学的角度来分析梳理和探讨李觏《安民策》中的社会整合思想却是一个新领域。

李觏，字泰伯，北宋建昌南城（今江西省南城县）人，生于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公元1009 年），卒于宋仁宗嘉佑四年（公元1059 年）[3]。445 李觏多次应试不举之后，隐居乡里，著书立著，以求治世医国，是一名心怀“康国济民”理想的大儒。《安民策》是他40 岁所写，时值宋仁宗当政，北宋各种社会矛盾愈加激烈：外有西夏、辽朝虎视眈眈，内有官僚机构肿胀，贪污腐败，加上水涝干旱等自然灾害，国内民变、兵变纷起，百姓的日子苦不堪言。正是看到这种情况，李觏心怀天下，著《安民》《富国》《强兵》三策，其中《安民策》主要是针对当时农民起义和兵变众多的情况，讲述如何对待民众、安定百姓，缓解社会矛盾，对当时社会秩序稳定有着很重要的意义。李觏的《安民策》于庆历新政之后所著，两者在对于民众的思想上有着共通之处，并且对后面的王安石变法有着重要的影响。

一、重教化与化民成俗

（一）重教化

教化在《安民策》中的地位是最重要的，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看出来。其一，李觏在《安民策》中提出“ 所谓安者，非徒饮之、食之、治之、令之而已也，必先於教化焉。”[1]这里的“安”也就是社会整合的意思，而在李觏的思想中教化在“安”中则是放在了衣食住行、政府法令之前，可见其对教化的重视。其二，李觏在《安民策》中论证了教化与刑法的关系，甚至将教化摆在了刑法之前：“独不知教失而后恶，化成而后刑，刑所以不胜恶也。”认为教化要先于刑法，刑法是教化的补充手段。同时也用“虽日诛之，死者弗之悔而生者弗之悟也”来说明只用刑法虽然可以制裁制造罪恶的人，但是无法让制造罪恶的人反省后悔，是不能让社会得到安宁的。另外，社会整合本就是为了稳定社会秩序，在李觏的看法中教化便有这样的作用：“故礼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於未形，使人日徙善远罪而不自知也。”最终达到“使民父子亲，夫妇和，宗族相睦，乡党相信，财不以争，力不以斗，肃肃雍雍，相从于礼让之地”的目的。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李觏是把教化当作了社会整合的核心指导，任何缓解社会矛盾的手段都要以教化为前提，从而达到稳定社会秩序的目的。

（二）化民成俗

教化并不是具体的某种手段，它仅仅是一个核心指导，在李觏看来实现教化的还需要具体方式：“欲教化之明且具，则奚由?曰：莫若学校之宜於时也。”这里的学校是指宋代的书院，被李觏作为教化具体实现的手段。书院制度萌芽于唐末五代，成型于宋初，是一种围绕藏书、读书、教书、著书、印书为中心而形成的新的教育组织。最初主要是由民间或“留意斯文”的士大夫创办，但由于其规制完整、形式多样、成就突出，很快就得到了朝廷和地方官员的认可和支持。从宋初到庆历的数十年间，正是书院初兴、成型的重要时期。李觏这样认为的原因是“夫士者，众之所仰望者”，众是指百姓，士是百姓多尊敬仰望的人，他们的一言一行都能影响社会上的百姓，书院又是专门培养士的地方，所以书院的教化是能够影响民众，进而实现社会整合的。由于“君子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士必须成为君子才能化民成俗，这变君子的关键点则是能否在学院成为有德之士。李觏认为“士之不德，师非其师也，师之不才，学校不修之过也”，然而“师者虽非人君之位，必有人君之德也”，学院之师便是培养有德之士的关键因素。于是学校形成了通过寻找大德之人任师培养有德之士即君子，从而化民成俗的社会整合思想。

二、以度教节与慎令

（一）以度教节

李觏认为人生而有欲望，人们在不断的满足欲望，若不加以控制会对社会造成巨大危害“凡风俗之所薄，狱讼之所烦者，民贪故也”。 因此要“以度教节，则民知足”。当然，这里的度并不是单纯的法律，它更像是一种封建等级秩序，要求人们按照自己所处的等级去满足欲望，也就是李觏所说的“如使上下有等，奢侈有制，在执则尊，无列皆贱，富不得独文，贫不得独质，万金之居，与上下为伍，则饱食之余，无所复用，庶乎廉让可兴，而和平可致也”。总结来说就是通过法令威慑人们，使等级秩序深入人心，通过形成封建等级秩序观来压制下层人民的欲望，达到缓解社会矛盾，稳定社会秩序。

（二）慎令

在建立封建等级秩序观的同时，统治者并不能忘记在社会人员中树立君主威严和加强君主权力。李觏提出“民之所从，非从君也，从其令也”，令不是单纯的政令，实质上是指更深层次的威严和权力。“朝一命焉，夕一命焉，群吏奉承之无暇，愚民惶惑而失图”，是君主随意改令，丧失威严和权力的表现，容易造成民心不稳，社会冲突加剧。李觏于是突出了如何正确发令的看法：首先“审于内而后行于外也！”发布“令”时因经过君主与朝堂再三思考、审查，再发布于外省施行；其次“不可失政教之常以从民欲也”，人的欲望是无穷的，虽然民众是统治的基础，但是君主发布“令”必须在教化的规定之内，不能跟随民众的贪欲；最后达到“明明后诚能谨令之所以出，则群心洗耀，知所以从矣”。民众知道“令”所出的原因，众志成城，服从君主之“令”。只有这样才能有意识地树立统治者威信，加强权力，对社会实行有效控制。

三、以农为本和取于民有制

（一）取于民有制

在李觏看来赋税是封建王朝及其重要的一部分，“赋共车马兵甲士徒之役，充实府库，赐予之用。税给郊社宗庙百神之祀，天子奉养，百官禄食，庶事之废”。也就是说赋税的多寡可以反映封建王朝的国力，如若赋税出了问题则会动摇君主的统治。在李觏的观念里“故取之于非其地，求之于非其常，皆农人之病而商贾之利也。”会造成赋税的不稳定，导致“饥寒之忧，不远而至矣。”农民作为赋税的主要提供者，若有饥寒之忧则国危，因此合理的赋税征收制度是稳定社会的重要手段，李觏的建议是“夫以不用为用，不急为急，物皆有备，则国不忧而民不劳矣。”实际上就是因地制宜，制定合理稳定的赋税征收制度即取于民有制，使社会持续稳定。

（二）王法本于农

上面已经提到赋税对于国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而赋税在古代封建国家中最主要的来源便是农业，于是李觏提出“王法本于农”的建议，倡导君主必须万事以农业为首。古代地域辽阔，君主久居深宫之中，只有任命官吏代替自己官吏地方，但是这些官吏之中难免会有不务正业之人，“狃富贵者，以田野为鄙事；嗜儒雅者，以离俗为清贤。”这些都将农业作为低俗的事务，而去专心其它，如“或狱讼不决，经年逮捕；或功役烦举，连头驱掠。”这些都会导致农民无心耕作，进而人心思乱。对于解决这样的问题，李觏大胆的给出了自己的看法：“诚申命四方，以吏课为后，以农政为急，劝农之官，交举其职，时行属县，问民疾苦。土田垦辟，稼穑蕃滋，百姓乐业无冤人，则书必功。”总结来说就是所有的官吏应该以农政为首，让百姓乐于田中劳作，达到安居乐业、毫无怨言地结果。实质上这个看法是将农民困在土地上，满足农民的耕作愿望，让他们无心反抗，达到社会稳定的效果。

王法本于农的农政和取于民有制的思想是相辅相成的。农业是赋税之本，也是农民的生存之本，取于民有制建立在剥削农民的劳动成果上，而只有让农民更加尽心劳作才能收取更多赋税。所以以王法本于农的农政是合理赋税制度的基础，合理赋税制度又刺激以农为本的农政实行。两者让农民不得不在田地里疲于劳作，无心思乱，起到稳定社会治安，实现社会控制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