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互控文书看明清徽州健讼之风

王 灿

遗存徽州文书中包含大量诉讼文书，徽州诉讼研究成为学界关注的课题[注]郑小春：《徽州诉讼研究二十年回顾与展望》，周晓光主编：《徽学》第十辑，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18年。。卞利是最早研究徽州“健讼”问题的学者，他利用徽州地方志、徽州地方官编制的政书等原始资料，研究了徽州诉讼的基本内容、基本程序和依据标准等[注]卞利：《明清徽州民俗健讼初探》，《江淮论坛》1993年第5期；《明中叶以来徽州争诉和民俗健讼问题探论》，《明史研究》第3辑，合肥：黄山书社，1993年；《明代徽州的民事纠纷与民事诉讼》，《历史研究》2000年第1期；《明清徽州社会研究》，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4年。此外，韩秀桃也较为系统地研究了徽州诉讼纠纷的产生和解决(《明清徽州的民间纠纷及其解决》，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4年)。。然而，从文书的角度切入，深入探讨徽州健讼之风的专门研究还不多见[注]吴秉坤分析了徽州健讼风气与大量徽州文书得以保存之间的关系(《“健讼”风气与徽州文书档案》，《黄山学院学报》2013年第4期)。。本文以明清时期徽州地区的多份互控文书为中心，结合徽州官员的著作、徽州家谱和地方志对这一时期徽州健讼之风产生的原因、表现及治理进行探讨，不妥之处请方家指正。

一、互控文书所见徽州的健讼之风

以互控文书为中心，可管窥明清时期徽州健讼之风的产生原因及治理效果。

康熙五十九年，郑仙标等控告倪有寿在郑氏祖地盗葬，由此引发双方长达六年的互控。郑仙标等人于康熙五十九年二月十六日以禀状形式控告倪有寿等人侵占其祖地：

具报禀状：十五都一图郑安信抱状，秩下郑曰恺等禀，为盗挖惨屠号勘律举事。情原身祖价买全业坟山一备，坐落于十六都四△葬祖冢，世守无异，契券铁据。突于康熙三十三年地棍倪思仑横行盗葬，当即理论，伊亏惧控，自愿立还服约定，随即举移，至今无异。不意恶弟倪有寿等复蹈前辙，欺身窎隔，山落虎腋魆，于旧腊二十八夜，仍于原处盗挖两穴。山邻报知，身等奔视，屠挖惨然，于正月十九日控署事老爷，蒙准差拘在案，未奉审结。……

被犯： 倪有寿 倪起社 倪成隆

倪起璁 倪二九

干证： 汪法寿

康熙五十九年二月十六日

为使官府重视，郑仙标等人在呈给祁门县的文书中提到：“若使横占之风可开，则人人不必买业，正恐惨屠之端一起，将处处尽难保祖。恶胜作俑，罪不容诛。”而倪有寿等人也不甘示弱，于康熙五十九年二月二十六日将状纸上呈祁门县状告郑仙标诬告：

具诉状人：十六都二图倪有寿为己山葬祖难容□诬事。人有贫富不齐，强弱多寡不一，而执契葬祖不为越理。虽衿多人众，不能倚势逼举棺，痛身人孤势寡，外趁度活。旧冬在于承祖买受土名张弯己山葬祖，赤契炳据。衿豪郑仙标、郑曰恺等祖坟在于土名张铺港，相隔二里，土名、字号两不相侔。身所葬张弯，历系身一家承祖己业，突控云先年倪思仑盗葬，立约举棺。切思仑非身同祖，非身共业，彼山无分，即郑门外甥，明倚至亲造伪混赖。郑有千烟，衿有数十，财甲一乡。可怜身贫如洗，难与富敌，伏乞包天做主。……

被犯： 郑曰恺 郑仙标 汪法寿等

干证： 赤契

康熙五十九年二月二十六日

在此之后，双方为了举证、补充相关说明，从康熙五十九年三月到六十一年十一月，以禀状、诉状、催状等方式先后上呈状纸十余次。康熙六十年三月二十一日，祁门县对案件有过批示，后徽州府也作出批示。康熙六十年十一月十四日，祁门县向倪氏发出投审到案单，其中若干记载可以反映倪氏在审判中处于不利地位：“倪有寿等是否生监，有何护符，敢于藐法抗官。”故在此之后，倪氏于康熙六十一年五月、八月、九月连续三次提出诉状。此案历时六年，至雍正三年仍有关于此案的记载。在此过程中，郑、倪二姓的禀状、诉状文书及祁门县与徽州府相关批示文书共达三十余份[注]《康熙五十九年至雍正三年祁门郑、倪二姓互控状纸》，王钰欣、周绍泉主编：《徽州千年契约文书 清·民国编》第一卷，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1年，第184～207页。引文中的“□”表示无法识别的字，下同；“△”表示无法识别的字且不确定字数。。

类似案件还有多例。明万历十四年，祁门县郑风和郑安滕二户因祖产问题互相控告。郑风于万历十四年二月二十九日以禀状形式控告郑安滕、郑笙等人，又于万历十四年三月二十一、六月初八、六月十九三次上呈催状。郑安滕等人于万历十四年三月初九向祁门县状告郑风等，在等待审结的同时，于三月二十九日再次上告徽州府，并在六月十九日以诉状形式补充证明材料，催促案件的审理[注]《万历十四年祁门郑风等状文》，王钰欣、周绍泉主编：《徽州千年契约文书 宋·元·明编》第三卷，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1年，第164～173页。。康熙四十八年至四十九年，婺源十一都官坑洪、汪二姓互相控告，诉讼文书达二十余份，历时两年[注]《康熙四十八年至四十九年婺源十一都官坑洪汪互控案卷抄底》，刘伯山主编：《徽州文书》第2辑第3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413～446页。。

其他文献中对徽州健讼风气的记载亦比比皆是。如明傅岩《歙纪》：“新安健讼，每有一事，冒籍更名，遍告各衙门，数年不已，以图拖害。”[注](明)傅岩：《歙纪》卷5《纪政绩·事迹》，合肥：黄山书社，2007年，第53页。清吴宏《纸上经纶》：“刁健之风虽所在有之，从未有如休邑之甚者。”[注](清)吴宏：《纸上经纶》卷5《告示·观风》，郭成伟、田涛点校整理：《明清公牍秘本五种》，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04页。

二、徽州健讼之风产生的根源与表现

徽州健讼之风的形成与朝廷的统治政策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民众向官府上呈状纸表明民众认可朝廷的合法地位，是遵守国家法律的表现，为朝廷所乐见。广大民众在土地买卖、财产继承等日常事务中遇到纠纷需要官方介入时，州县长官处理纠纷的过程是国家在社会面前的自我表现和国家权力的依法行使，关系到民众对待官府的态度和官方权威的实现[注]参见黄宗智《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2页。。尤其对于以满族入主中原的清朝而言，“即使社会上好讼的风气常为官员所指责，清政府仍持续以愿意听讼来宣扬自己。这不只是因为仁政在理论上制止以更暴力的手段解决私人冲突，亦因为提出诉讼的这个行动，实际上表示争讼者支持了国家的合法性，这对自觉是异族征服的王朝来说绝非小事”[注][美]罗威廉：《最后的中华帝国：大清》，李仁渊、张远译，载[加]卜正民主编《哈佛中国史》第6卷，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年，第50页。。然除此之外，明清时期徽州地区健讼之风盛行亦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首先，明代中叶以后，徽州社会处于转型阶段，工商经济迅速发展，商品经济异常活跃，冲击并逐渐瓦解了传统自然经济以及封建等级结构和宗法观念，追逐财富的愿望空前强烈，为保护自己财产而引发的诉讼案件、觊觎他人财产妄图霸占而引起的诉讼案件骤增。其次，惑于风水迷信，由盗葬问题而引发的诉讼案件较多[注]有关明代其他地区因风水盗葬而引起诉讼的研究参阅[加]卜正民《挣扎的帝国：元与明》，潘纬琳译，载《哈佛中国史》第6卷，第151～153页。。“我新安沐朱子遗泽，称文物之邦，而讼风反甚于他处，大抵为风水居其半。”[注](清)许文源等纂修：光绪《绩溪县南关许氏惇叙堂宗谱》卷8《家训》，光绪十五年木活字本。《徽州千年契约文书》收录的两份弘治九年祁门县十一都李薄为获得风水宝地与人争夺山界，先后被告至祁门县和徽州府的文书即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注]《弘治九年徽州府因李薄霸占风水帖文》《弘治九年祁门县因李薄霸占风水帖文》，王钰欣、周绍泉主编：《徽州千年契约文书 宋·元·明编》第一卷，第274～276页。。徽州民众惑于风水信仰，为获得一块风水宝地往往不惜财力，著有《寄园寄所寄》《徽州府志》的徽州人赵吉士便是如此。在明代中后期，徽州地区买卖风水山地的现象时有发生，至清代更加普遍，保存下来的徽州地区买卖风水山契文书就是很好的见证。如明天启六年朱良昇卖风水山契[注]王钰欣、周绍泉主编：《徽州千年契约文书 宋·元·明编》第四卷，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1年，第205页。，乾隆二十一年二月王思远立卖风水山契印契抄白[注]刘伯山主编：《徽州文书》第4辑第1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26～227页。、嘉庆六年十二月十五都六图程教琮立杜卖风水山契[注]刘伯山主编：《徽州文书》第3辑第2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510页。、嘉庆二十五年许忠信等人卖风水山契[注]刘伯山主编：《徽州文书》第3辑第1册，第220页。等。再次，由于战争的破坏，徽州地区推行教化、维持社会秩序的乡约和族规家法，以及官府的有效管理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削弱，导致健讼之风盛行。清初吴三桂叛乱，战火波及徽州地区。以休宁县为例，战火之后，县城内文庙只剩瓦屋三间，环桥泮池、启圣名宦乡贤祠宇、明伦堂学宫等都不复存在。“县治迤东，虽有草房土宇，寥寥数楹，其中民舍不及十户，余皆营兵搭盖，以为栖止之处，然亦欹斜倒塌，不避风雨。此外则一望荒芜，有用之地，尽委于荆榛草莽中矣。细究其故，先年原有民房店肆，因吴逆之变，蹂躏劫掠，民多播迁，兵火相仍，庐舍尽毁，迄今荡然空郭，满目荒凉，绝无城邑之象。”[注](清)吴宏：《纸上经纶》卷2《详》，《明清公牍秘本五种》，第168页。官府治所尚且如此，乡村社会在如此动荡的环境下亦难以维持原有的里老处理民事纠纷、推行乡约教化规范民众行为的诸种措施。淳朴的民风渐渐发生变化，“或因债负微嫌而彼此互讦，或因口角微嫌而驾弥天之谎，或因睚眦小怨而捏无影之词”[注](清)吴宏：《纸上经纶》卷5《告示·词讼条约》，《明清公牍秘本五种》，第204～205页。。

徽州健讼之风盛行还与徽商资本的推波助澜，里甲、地保的断案不公等有关。根据康熙年间休宁县幕友吴宏《纸上经纶》卷四《谳语》的记载，引起诉讼的原因可以归为十类(表1)。

三、徽州官府对健讼之风的治理

就官府的立场而言，健讼之风如不加以遏止，则人心日薄，民俗日益浇漓。有鉴于此，徽州官府一方面采取教化措施，劝导民众，另一方面规范诉讼程序，严厉打击诉讼过程中的钻营和官府内部的不良行为，以期民众能够安本业、息争讼[注]传统社会最常用的息讼之术有拖延、拒绝、感化、设教唆词讼罪等方式，参阅马作武 《古代息讼之术探讨》，《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2期；龚汝富《中国古代的健讼之风与息讼机制评析》，《光明日报》2002年7月23日。。

1.严饬乡约，劝导民众

“照得乡约之设，所以勤宣圣谕，劝诲一方。使游手之徒，尽知耕作；浇顽之习，渐返淳良，即古遒人木铎之意。”[注](清)吴宏：《纸上经纶》卷5《告示·申饬讲约》，《明清公牍秘本五种》，第203页。乡约所宣讲的多是《教民榜文》《圣谕广训》等，其目的是化导民众务本业、睦宗族、息争讼。为保证乡约能够如期进行，保证其应有的化导作用，徽州官府设立了用于稽查讲约之人的循环簿。讲约之人应在每月初二将上月讲约地点、讲约内容以及听讲人数如实填写，以备稽查。休宁县对于没有认真履行职责，如实填报之讲约人进行劝惩：“本县告诫谆谆，言犹在耳，将以一乡之从违，别尔等之勤惰；即视奉行之勤惰，定后来之劝惩；岂本县寓意维严，而尔等竟同泛视。即此循环二簿之慢无填报，则朔望两期之奉行不力可知。尔等讲约之人，既始勤而终怠，安望一乡之俗能革薄以从忠。”[注](清)吴宏：《纸上经纶》卷5《告示·申饬讲约》，《明清公牍秘本五种》，第203页。故此严饬乡约，以告示形式颁布，在每月的朔望举行乡约，依照《圣谕十六条》高声宣讲。官府统计各都图具体的约所数量[注]康熙《休宁县志》详细记载了休宁县各都图具体的约所数量。，加强对循环簿的稽查，使乡约制度能够切实得到履行，以期民众听从劝化，陶成仁善之美俗，达到息争讼的目的。

表1 《纸上经纶》记载的诉讼归类

2.规定状纸的文本格式，严惩讼师、代书唆使争讼行为

民间睚眦小怨不过一时之气，心平气和之后，便可自行消解。然由于讼师、代书的挑唆，无论事情大小，动辄争讼不止，不胜不休，结下仇恨。讼师的挑唆，代书隐匿真情、虚捏情节，助长了健讼之风的蔓延。讼师专在衙门包揽诉讼，“倖准则彼自居功，坐诬则与彼无涉，置身法外，播弄愚民”[注](清)吴宏：《纸上经纶》卷5《告示·词讼条约》，《明清公牍秘本五种》，第203页。。正是由于恶讼师的种种不法行为，使得一些细故变成了诉讼案件，长此以往，健讼之风愈演愈烈。为治理恶讼师和代书的不法行为，徽州官府颁布告示，晓谕民众，嗣后民间讼牒等务必严格遵守官府制定的格式填写，无需经由讼师代理。如有违反，除诉讼不予受理之外，还要追究代写禀帖诉状的代书。具体的讼牒文本要求如下：

凡民间口角细事，亲邻可以调处，些微债负，原中可以算清者，不得架词诳告。其有户婚、田土不明，必待告理者，代书务宜问明原告，照依事情轻重，据实陈诉。如隐匿真情，移轻作重谎告者，审实拿代书严究。

所告事情，务必开明起事年月，不得混写上年、先年等字，希图含混。

词讼止许一告一诉，临审再各投到呈一纸，不得重复渎陈。词内务要遵用新颁副状格纸，照式誊写，附入正词之内。正状批发，副状存宅，以便不时查阅，如无副状者，不准。至各诉词并到呈内，必开明某月某日某人具某事词奉批云云字样，不开者，不准。……

关系钱粮并编审之事，俱开手本具禀，亦不得混写无益不关紧要之语。[注](清)吴宏：《纸上经纶》卷5《告示·词讼条约》，《明清公牍秘本五种》，第204～205页。

以上条文的实施，既使得诉讼文本格式化，又可打击恶讼师、代书的不法行为。

3.严厉打击诉讼过程中的钻营行为，规范诉讼程序

诉讼过程中为了争胜，一些人百般钻营。明万历年间徽州知府古之贤在其施政档案汇编《新安蠹状》中记载：“奈何徽中之俗，惯于钻刺，不肯守理安命，以听官司决断。辄乃尚气求胜，先浼求人情，以累官司。官司不听干嘱，则重拂乎言者，若稍曲从则亏枉。夫小民讼不得休，官因以败，此非官亏民，实乃民累官也。”[注](明)古之贤：《新安蠹状》下卷《行六县严禁钻刺》，万历十六年刻本。钻营、包揽词讼使民众有冤不得伸，更加重了诉讼双方的经济负担。对此，休宁县幕友吴宏感叹道：“殊不知讼胜者以理直，其不胜者以理屈耳。何关线索之灵，而乃执迷不悟，甘心受骗，以有用之财力，徒饱若辈无餍之橐，何愚至此。”[注](清)吴宏：《纸上经纶》卷5《告示·禁钻营》，《明清公牍秘本五种》，第206页。为整治钻刺之风，明万历年间徽州知府古之贤规定：“以后词讼，人犯各宜安心听理，毋得听其愚弄。如有仍前不悛、妄行钻刺者，即拿歇家，究赃问遣后，将诘告事情，据理处断，决不枉纵。其阴阳生混将嘱托书柬受财投递，及庵堂寺观不察来历，容留住歇，的系知情，一并枷号，重究不恕。”[注](明)古之贤：《新安蠹状》下卷《行六县严禁钻刺》，万历十六年刻本。清康熙时期，吴宏向休宁知县建议颁布禁钻营的告示:“嗣后凡有告词，一经准理，不论原告被告，只宜静候公断，毋得听信奸歇簧言蛊诱，致遭骗害。倘有仍沿陋弊，甘堕术中，污我清白者，除本事不与审理，仍行严究，尽法痛惩，决不姑贷。”[注](清)吴宏：《纸上经纶》卷5《告示·禁钻营》，《明清公牍秘本五种》，第206页。

4．颁布新的诉讼规定，以期息争讼

争讼之事，“既费时而失事，更怨毒而伤残，极为恶俗”。不论事之大小，情之轻重，理之曲直，纷纷控告，“一词不准必再，再投不准必三，而且动辄呼冤，其声骇听”。种种恶态，深可痛恨。为此，徽州官府颁布新的诉讼程序，具体规定为:凡有真实重大案情，仍准随时到官府投送讼状，约等候三天之后，到官府领牌自拘，投到即行审理。其余一切睚眦小怨、口角微嫌之事，不许谎捏大题，仍如前般混渎[注](清)吴宏：《纸上经纶》卷5《告示·禁健讼》，《明清公牍秘本五种》，第205～206页。。领牌自拘虽无差扰之费，投到即审虽无守候之艰，然而整个诉讼过程费时颇多。自投状纸等候批示领牌至少需三日，然后需到官府领牌、拘审、往返乡城[注]康熙二十九年休宁县发布的投审到案单，见《徽州千年契约文书 清·民国编》第一卷插图。，此环节耗时亦需多日。待被告陈诉词又需时日，官府审理案件也需时日，整个环节费时颇多。明清时期徽州人地矛盾突出，所产粮食不足以自给。在这种背景之下，民众应尽力耕作，而不应把精力和时间耗费在争讼上。故徽州官府规定：“如有健讼之徒，敢于示后巧捏虚词，仍行渎控者，一经审出，定将原告重惩，以儆刁风。”[注](清)吴宏：《纸上经纶》卷5《告示·禁健讼》，《明清公牍秘本五种》，第206页。

5.治理官府内部的不良行为

民间健讼之风盛行，部分原因是官府衙门书役、胥吏等借机贪婪、敲诈扰民，导致民众纷纷投告。一些无业游民为维持生计，选择在衙门充任衙役、皂快，经常三五成群趁机包揽，敲诈民众。“访得各衙门勾摄公事，缉捕盗贼，往往差遣皂快。缘此辈倚城狐之势，纵狼戾之心，每承一票，视为奇货，辄便三五成群，或一家而包募数名，或一名而数名朋役。又或以父子袭充，兄弟更替，互乘轿马，下乡骚扰，索要‘轿马钱’‘脚步钱’。殷实之家被其狠诈，犹能喘息，含怒曲从；至若贫难之民，饮食不能兼具，有烹伏雌供食、栽杼代薪者。一不满溪壑之望，辄行锁打，以致往往赴府告究。”[注](明)古之贤：《新安蠹状》下卷《行六县严禁白役》，万历十六年刻本。为扭转衙役、皂快利用职务之便敲诈、勒索民众这种不良之风，净化官场风气，规范执法程序，古之贤特颁布告示：“以后如有应捕、缉访盗贼，止许协同地方里长探访虚实，真赃正犯，即便擒拿送县，审实申详。毋得妄指平民，私行吊拷，逼诈财物。其余勾摄公事，止差里长。若有抗拒不服，连比里长，三次不到者，方改差快手，同本地方严拿，先将抗违者重责。其快手承票止许一人，如有更带白役，仍行扰害者，许令被提之人径将白役扭锁赴告，依法问遣，决不轻贷。至于佐贰首领各官，务宜谨慎自爱，遵守抚、按禁约，毋得擅受呈词，听从积年营求差遣，生事取祸，致贻后悔。”[注](明)古之贤：《新安蠹状》下卷《行六县严禁白役》，万历十六年刻本。清代徽州官府也对衙役、书役等擅自受理词讼的行为进行治理：“是皆该衙居心不净，所以纵役横行。若不及今痛悔，恐民口难防。再有告发，一经审实，该衙何以自解。合行饬禁，为此示仰本官及书役等知悉，嗣后不关捕务事件，一概不许接受准理。不系缉贼缉逃，一概不许擅用签票。即奉有批行，非系逃盗，止许令本禀本呈自拘，不许擅差一役。如有故违，除书役立拿杖毙外，本官定以生事扰民揭参，本府断不姑徇，自蹈失察之愆也。”[注](清)吴宏：《纸上经纶》卷5《告示·禁典史受词》，《明清公牍秘本五种》，第208页。徽州官府希冀通过治理官府内部衙役、书役、胥吏的不法行为，从源头上减少诉讼，“官司奉朝廷三尺法，若能与民共守之，民自不乱，何致多讼？”[注](明)古之贤：《新安蠹状》下卷《行六县严禁钻刺》，万历十六年刻本。

除此之外，徽州官府鼓励民众通过立和息合同来解决一些因口角小事引发的诉讼案件，如康熙二十七年的一份“和息合同”：

僧恒泰、康百老因先年买受康淑达伯侄、肇彪第侄山贰号，坐落三□，土名黄泥潭、牛角湾。因山分不清，以致口角控告。

太爷台下蒙批，司爷准息，二家自愿凭中和息。康百老体念香火山堂，将买受黄泥潭分本身存□生基，禁步不卖，仍山分籍土契出卖，凑白云庵全业。牛角湾山壹号，原二家买受，对半受业，康百老壹半，白云庵壹半，所有四至照依本保经理为始，二家日后永远受业，无异说。今恐无凭，立此合文二份，各收一份存照。

康熙二十七年二月

立和息合同：僧恒泰 康百老

中见： 王公敬 谢德昌 余万春 僧了征

郑耀先 胡景郎 康九万[注]《清康熙二十七年二月僧恒泰、康百老立和息合同》，刘伯山主编：《徽州文书》第2辑第1册，第352页。

四、徽州宗族对健讼之风的治理

诉讼过程中的陋规花费不计其数，首先是“挂号费”和递交诉状的“传呈费”，随之为求得州县官对案件诉讼作批示需交“买批费”，书吏开列涉案人员名单要“开单费”，到衙门听审要收“到案费”，州县官升堂问案时书吏衙役要“铺堂费”，案件现场勘查需要“踏勘费”，诉讼终结需要“结案费”，若诉讼双方达成和解亦需要“和息费”[注]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第六章《幕友》，范忠信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年，第75～76页。。明清时期，徽州宗族深刻认识到健讼对民众的深刻危害。如清康熙年间编修的《周氏重修族谱正宗》告诫后人要谨慎对待诉讼之事：“使官司公明可恃，尚不当为，况官司关节更取货贿，或官司虽无心而其人之资暗弱，为吏所使，亦何所不至？有是而后悔之，亦无及矣。且邻里之间所讼，不过侵占地界，逋负钱物及凶悖陵犯耳，姑徐徐谕之，勿遽兴讼。”[注](清)周思老等修：康熙《周氏重修族谱正宗》卷1《宗训》，康熙五十五年刻本。道光《锦营郑氏宗谱》说：“若以小事、小忿而屑屑与人相较，而家赀尚不能守，况未必能舒乎？”[注](清)郑道选修：道光《锦营郑氏宗谱》卷末《祖训》，道光元年木活字本。《古歙义成朱氏宗谱》详细记载了争讼过程中的诸种情形和危害，警示子弟勿沾染讼事：

古人听讼，以礼断，以情断，而今人每以辞断，以臆断，或则以贿断，所由求伸而反曲，求诉而加冤者，更多甚矣。讼不唯无益，而其损可胜言哉！或为之说曰：“打过一场开，免得百场来。”是欲以讼止讼也。为问强族逼处，吾焉能胜之？即能胜之，而彼焉肯容之？知讼之一胜，断无宁日。使讼之一轮，吾更不能自容，而将之、来之、欺之、侮之、辱之，有何地可处之？是必以讼生讼也，讼岂能止乎哉！衰弱人家，何处不当衰弱？凡事得已便已，不得已亦要自已。明明有理，不能以理论；明明我物，不能由我执，亦无如理为势屈而不得不让势居理上。又无如我被人欺，而不得不听人占我，使因此而与之争，则人必与我抗，抗我而我不服，势必成讼。讼成则必受讼师之诳诱，又必受衙差之吓诈。□了钱反被人笑，反令人嫌，到后来想歇不得歇，想行不得行，想人来调停又无人调停，那时诚无可如何，何如早为之所，早为之口。俗云：“缩头人好做不如早做。”况讼词一进，必先跪膝，苟跪膝而与人言，亦未必不怜我。讼辩一误，必受笞辱，苟安笞辱而任人横□，人又何必不饶我？然任人之强，而我自弱，正未尝不胜其强，譬如石甚刚，水甚柔，石固屈水，而水亦终能穿石也。大抵退一步海阔天空，让三分便烟消云散。如待讼而后下之，不如早自下之；如恃讼以为胜之，不如不讼而胜之。吾宁弱而不讼，即吾之强也。吾宁让人而不与之争，即吾之所以胜人也。如此之强，如此之胜，非深于阅历者，必不能知，汝其知之否？[注](清)汪菊如等修：宣统《古歙义成朱氏宗谱》卷首《祖训十二则》，宣统二年存仁堂活字本。

有鉴于此，徽州不少宗族在制定族规家法时，对于因葬地风水、宗族财产、主仆关系、伪造土地房屋交易契约等有可能引起诉讼的诸种情形，都作了专门规定。

1.对于因葬地风水引起诉讼的治理

如前所述，徽州地区尚风水之说，常常会因争夺一块风水宝地而致诉讼，甚至有累讼数十年尚不肯罢休者。对此，光绪《绩溪县南关许氏惇叙堂宗谱》规定：“如果已葬祖茔被占而讼，尚属不得已。若因求地葬祖而与人结讼，岂不可笑？你看古来哪有因讼得地而昌盛的？惟有已葬祖坟、命盗等事，不得不讼，其余田地、银钱皆小事，不必结讼。”[注](清)许文源等纂修：光绪《绩溪县南关许氏惇叙堂宗谱》卷8《家训》，光绪十五年木活字本。

2．对于宗族内部因争夺财产而引起诉讼的治理

同宗之人，本源于一个先祖，不应因争夺些微财产而导致争斗、结讼。光绪《梁安高氏宗谱》云：“人在世上，要一团和气，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而况宗族一脉，安可不睦？所当敬老慈幼，怜孤恤寡，劝善戒恶，排难解忧。万一有不平，只宜凭长辈理论。至于结讼争斗，与他姓且不可，而况同族？尤当且戒。”[注](清)高富浩纂修：光绪《梁安高氏宗谱》卷11《祖训》，光绪三年刻本。《绩溪东关冯氏宗谱》也有类似规定：“族属分支派别，自祖宗视之，则皆其子孙也，所以必族中和睦，而祖考之心乃安。……如有卑幼不法，及被欺凌过甚，无可奈何之事，自当凭宗族尊长公论，不得私相斗殴。至于争产致讼，与他姓且不可，况在一本所生者乎？吾族尤当戒之。”[注](清)冯景坡、冯景坊纂修：光绪《绩溪东关冯氏宗谱》卷首《祖训》，光绪二十九年木活字本。除告诫宗族子弟戒争讼、息争讼、勿占他人财产外，徽州宗族还教育子弟要从事良业，勿习词状，招惹事端。“世人立心阴险，起灭词讼，捏告官吏，诈骗财物，欺压乡里，而不顾恶名。噫，此岂吾家子弟哉！酷毒之害，果报之来，近在自身，远在子孙，足为殷鉴。宜当深戒子孙，有智术者，须学好事，毋习词状，毋好争斗。事遇横逆，则当直诉于官，以白是非。不可腾空架捏，以陷良善。”[注](明)谢廷谅等纂修：万历《古歙谢氏统宗志》卷6《家规》，万历三十二年刻本。

3.对于因主仆关系而引起诉讼的治理

徽州地区主仆关系森严，对于仆人不听命于主人、叛主等行为，徽州宗族有着严格的规定：“族人既众，仆从必多，主微弱而仆骄悍，往往有之。有之而不能自治者，声诸众以治之。其或犯上者，罪不容于死。其见他房之主，坐则必起，少有犯者，痛加责治，仍遣叩首致谢于所犯之家，毋得宽纵，以启效尤。仆不率者，重其罪。主姑息者，罪其主。”[注](清)许登瀛纂修：乾隆《重修古歙东门许氏宗谱》卷8《家规》，乾隆十年刻本。为防止出现仆从叛主的行为，万历《商山吴氏宗法规条》规定：“近来各乡巨室之仆，每每侵渔致富，赎身出屋，越礼犯分，抗僭无比。自今即当预为之防。倘有此等，宗正、副访出，将赎身之物追入祠中公用，仍拘原仆，听宗正责罚。或有豪奴凶恶，抗忤主辈，有伤大体，宗正、副即行拘入祠中，从重责罚。”

对于伪造土地、房屋交易契约，觊觎他人财产而引起的诉讼，徽州宗族在族规家法中同样有着规定，光绪年间编修的《新州叶氏家谱》劝诫后辈子孙：“争人田产，谋人赀产，非仁人君子之事。况膏腴之地，堆垛之财，人人竞慕，惟有势力者得之。吾家借祖宗之贻薄田旷地，若能蓄力其中，足以供衣食。自今切勿立心剋剥，谋占他人所有。”[注](清)叶希铭辑：光绪《新州叶氏家谱·修省斋公家规二十条》，光绪三十三年石印本。

徽州官府和宗族采取了诸多措施治理健讼风气，希望达到止争息讼的目的。但无论是官府还是宗族所采取的措施，都没能从根本上禁止健讼风气。徽州宗族在族规家法中经常告诫子孙远离诉讼，但是在宗族子弟涉及诉讼案件时，出于宗族利益和名誉的考虑，往往又会以不同形式对宗族子弟给予支持，这无疑又会助长健讼风气。即便如此，徽州官府和宗族为治理健讼之风采取的诸多措施对遏止健讼之风的蔓延仍起到了一定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