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派”与清代学术

徐道彬



◇徽学：学术思想史专题(特邀主持人 徐道彬)◇

“皖派”与清代学术

(主持语)

徐道彬

清代考据学是继先秦诸子学、两汉经学、宋明理学之后，对中国传统学术和思想文化加以整理和总结的集大成之学。“皖派”学术是乾嘉考据学的主体，也是清代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涵与外延并非指安徽一地之人和一地之学，它是以江永和戴震为代表的汉学研究群体，以徽州为发祥地，逐步向江浙湖广及燕冀等地扩散延伸。随着弟子或私淑的与日俱增，及至《四库全书》开馆，皖派已蔚成规模，由乡野而登庙堂，从而深刻地影响了当时及近代以来的学术风气。这一特殊现象的出现，既符合儒学自身内在发展的要求，也与明清徽州地域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更多的是与朝廷文化政策同步契合的结果。

“皖派”之名，凭借民国章太炎的《清儒》、梁启超的《近代之学术》而得以确立。但溯其源起，则在乾嘉时期就已隐约成型。姚鼐曾坦言“国朝经学之盛在新安”，段玉裁也称“新安为经学渊薮”，凌廷堪诗云“国朝多通儒，吾郡尤粹深”。扬州学者更是身在其中，异口同声，焦循曰：“近世以来，在吴有惠氏之学，在徽有江氏之学、戴氏之学”，且“徽州之学，自江文学永倡其先，戴庶常震、金殿撰榜、程孝廉方正瑶田踵而兴焉”。江藩认为：“至本朝，三惠之学盛于吴中，江永、戴震诸君继起于歙，从此汉学昌明，千载沉霾一朝复旦。”黄承吉曰：“自汉晋以来，经学集成于本朝，而邃学者尤以徽、苏两郡为众盛，即吾扬诸儒亦皆后出。”诸如此类的并世言论中，早已蕴含吴、皖、扬三派之名。1924年，支伟成衣钵章太炎之说而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以“皖派”之名，领有“经学”“小学”“历算”诸家，凡80余人；以黄生、姚际恒为先导，以江、戴为大师，以金榜、洪榜、程瑶田、凌廷堪为主体，以段玉裁、王念孙、“绩溪三胡”、汪莱、俞正燮为中坚，以朱筠、纪昀、阮元为护法；不立“扬州学派”，而以任大椿、焦循、“宝应刘氏”和“仪征刘氏”为皖派之赓续，绘成一幅较为合理的皖派学者谱系图，又言“晚近有俞樾、孙诒让、章炳麟丕振坠绪，人才之盛，诚远迈他派”。

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对于“皖派”的学术特征与内涵多有阐释，并通过与“吴派”的异同对比，来显示其在清代学术史上的地位与影响。认为皖派是“清学”的真正代表，绝非简单意义上的“汉学”可以涵盖，其学术路径与治学领域皆笃实而广大，绝非拘拘暧暧于琐碎的名物训诂，而体现出贯通古今中外之科学性，为近代学术格局之全面开拓者。皖派学者主张实事求是，无征不信，“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循序渐进，不务声华，大体由小学而入经学，辅以天文历算之法、推步测量之方、宫室衣服之制、鸟兽虫鱼草木之名、音和声限古今之殊、山川疆域沿革之由、少广旁要之率、钟实管律之术。故梁氏宣言：“苟无戴震，则清学能否卓然自树立，盖未可知也。”要之，皖派学者虽身处清代，但在学识与理念上确实已经突破传统，迈入近代。

由于某些历史原因，人们常言乾嘉学者都是埋首故纸、皓首穷经，“空慕远古，了无益处”。事实上，乾嘉学术实乃有体有用之学，其文字训诂、天文地理、历算律吕、典章制度诸学，皆用于当时、传之后世；乾嘉学者大多“抱经世之才，论治以富民为本”，学问、人品、政事三者同条共贯，修齐治平的儒家气象从未曾失落。民国刘师培、胡适等人对此都有所揭示和强调。王国维在《国学丛刊序》中就极为推崇经史根柢之学，批驳“朴学烦琐”“考据无用”之论，认为世间学问既无新、旧也无中、西，更无有用、无用之说，凡立有用无用之名者，皆不学之徒也。

基于皖派学者在清代学术上的杰出贡献，本栏目以此为题，期望引起学术同道的参与。既然皖派学术其来有自，而朱子和新安理学又是皖派学术的上线，由此构成的新安学术问题，更应得到学界的关注。周春健《元代科举之罢与蒙汉观念之“冲突”》，从思想史的角度对科举罢废过程中体现出的蒙汉观念冲突加以总结，并从中考见朱子四书学在元代的传播与影响。徐道彬《论“皖派”学者与〈四库全书〉》论述乾嘉时期皖派学者参与编纂《四库全书》的贡献，及其对当时与近代学风的影响，也借以考察十八世纪的学术生态与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

“莫道浮萍风乍起，学林自有金石声。”回顾历史，乾嘉学术及皖派学者已“树风声于当时，标新学于后世”；检视当下，人文研究领域又重提“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和“拿证据来”，以及“走出疑古时代”和“回到乾嘉”之类学术思潮的出现，表明皖派学风依然深为学界所推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