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众体育融入社区福利的路径与方法*

祝 贺 李肖亚 王旭光

内容提要 随着“健康中国”战略的提出，我国越来越重视群众体育的发展。社区是居民首选的健身场地，也是社会福利递送的重要载体，同时，社区福利也是社会福利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融入社区福利成为群众体育未来的发展方向。本文基于社会福利的视角描述了我国群众体育的发展现状，分析了群众体育融入社区福利存在的问题，如福利设施供不应求、福利经费投入不足、福利递送服务缺失等，最后从社会福利的视角出发，提出了优化群众体育纳入社区福利的路径和方法，如增加群众体育经费投入、加强社区体育设施建设、推进社区福利均等化等。

问题的提出

我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这一观点已成学界共识。第七次人口普查显示，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为26402万人，占我国总人口18.70%，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19064万人，占我国总人口13.50%。①到21世纪中叶，接近5亿的老年人口将对我国的公共基础设施、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等制度体系带来巨大的压力。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的预测数据显示，在当前的养老金企业缴费率下，养老保险基金结余增长率从2018年的6.9%逐渐降低到2022年的5.3%。如果没有财政补贴政策，那么从2018年到2022年的每年当期结余已经是负数，也就是通常说的“收不抵支”，而且收不抵支的缺口将持续扩大。②高度老龄化还会带来劳动人口减少、有效需求不足等深层次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问题。推行全民健身，提升劳动力身体素质，将对我国有效应对老龄化社会起到重要作用。

与此同时，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和国民寿命的延长，中国人的疾病谱也发生了变化，影响人民健康的第一杀手由烈性或急性传染病转变为慢性非传染性疾病。WHO 2016年的《中国老龄化和健康国家评估报告》指出:“中国的疾病谱已经开始从传染病转向非传染性疾病。到2030年,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患病率将至少增加40%。”③《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2020年)》显示，2019年我国因慢性病导致的死亡人口占总死亡数的88.5%，其中心脑血管病、癌症、慢性呼吸系统疾病死亡占比为80.7%。④

此外，健康还是影响国民收入水平的重要原因。⑤世界卫生组织《全民健康覆盖情况追踪:2017年全球监测报告》的数据显示，当前全球有1亿人因病致贫，半数缺乏基础医疗服务。⑥就中国而言，因病致贫、返贫人员占总贫困人员的比例不降反增，从2013年的42.2%增长至2015年的44.1%，⑦疾病越来越成为导致贫困的主要原因之一。提升国民健康水平，能够有效减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可能性。

为了提升公民健康水平，增进健康福利，积极应对老龄化社会的挑战，我国2016年颁布的《“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首次将健康作为国家战略，将健康问题与公共卫生、食品安全、预防医学等政策体系综合起来，作为关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基础性因素。自《纲要》颁布以来，国家在提升公民健康水平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健身器材的普及、健身场地的建设、体医融合的推进等。其中，社区作为改革开放以来居民生活的最主要场所，作为大部分居民健身活动的首选场地，成为关系到健康中国战略能否有效推行的重要环节。基于这一认识，本文从社会福利的视角对群众体育融入社区福利的现状及改进的路径方法进行研究，以期对统筹推进各项社会福利供给，提升国民健康水平，有效实施健康中国战略贡献一份力量。

融入社区福利：群众体育的发展趋向

中文“社区”一词是费孝通先生由芝加哥学派社会学家罗伯特·E.帕克(Robert Ezra Park)的著作中翻译过来的，对应的是英语中的community一词，而非滕尼斯在其《共同体与社会》一书中使用的德语Gemeinschaft。⑧自滕尼斯提出“共同体与社会”的理想型后，社区福利也成为社会政策领域的核心概念。社区福利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称谓，我国直接使用“社区福利”一词，英国则用“社区照顾”这一术语，而日本用“地域福利”或“地域福祉”来指称社区福利。20世纪以来，随着对院舍化服务的反思，西方国家的福利服务呈现出去机构化的趋势，以社区照顾为主的福利提供模式成为福利社区化的开端。此外，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对福利国家的反思和批判，福利多元主义思潮兴起，除国家以外，市场、社会和非正式组织的福利责任被强化。在去机构化、福利多元主义和新地方主义的共同影响下，西方国家出现了福利社区化的转向。台湾学者林胜义认为，学术界对于社区福利有几种不同的观点，但基本认知是以社区为基础的服务，强调社区照顾和去机构化、正常化的理念，政府与民间资源在社区结合为“伙伴关系”。⑨另一台湾学者赖雨阳则将社区福利特点提炼为四个特点，即地方化、分权化、去机构化和以社区为基础的服务。⑩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城市居民的福利主要由单位提供，即单位福利，单位为其成员提供医院、食堂、托儿所等与衣食住行相关的所有福利。改革开放后，单位的福利功能逐渐被剥离，社区成为城市居民福利供给的重要途径，单位福利转变为社区福利。但是与西方社区福利的发展是对弱势群体需要的重新发现不同,我国社会福利的社区化则是市场化改革的结果。改革开放后社区福利在我国的发展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的“社区服务”、90年代的“社区建设”和21世纪初期到现在的“社区福利”三个阶段。

改革开放后，为了适应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形势的变化，民政部于1986年提出“社会福利社会化”，动员社会各方力量参与社会福利事业，并于1987年在大连市召开的民政工作座谈会上，首次提出社区服务的构想。同年，民政部在全国城市社区服务座谈会上提出了社区服务的定义及目的，即“在社区内为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所提供的各种社会福利与社会服务，它的目的就在于调节人际关系，缓和社会矛盾，创造一个和谐、良好的社会环境”。此后，社区服务在全国大中城市逐渐普及，以社区服务为先导和突破口的社区形象获得社会的一致认可，社区成为民众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由于当时城市基层政权和基层组织职能弱化、社区服务范围过于宽泛等现实状况，仅仅依靠民政部门的管理难以满足改革的需求，民政部在社区服务的基础上又提出调动社会各方面力量，共同开展“社区建设”的新思路。2000年，民政部发布《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将城市社区推向以管理体制改革和基层政权建设为重点的社区建设阶段。2016年民政部等16个部委联合发布《城乡社区服务体系建设规划(2016—2020年)》，首次提出“以居民群众需求为导向”和“坚持人民主体，多元参与”的基本原则，政府执政理念逐渐从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转变，社区也相应成为多元主体共建共治共享的主要载体。

所谓社区福利主要是指地域社区、组织(功能)社区和特定人群的社会福利状况。社区福利政策致力于满足不断变迁的社区需要,提升社区居民的生活质量。目前，我国的社区福利跨越社会政策、经济政策、公共政策三大领域，包括社区老年服务、社区就业服务、社区矫正服务、社区法律援助、社区救助、社区环境卫生保持、社区体育娱乐服务等多项内容。

对于群众体育来说，随着改革开放后中国城市从单位社会向社区社会转变，群众体育也经历了从单位体育向社区体育的转变，社区成为全民健身活动开展的基石。《2014年全民健身活动状况调查公报》显示，选择就近进行体育锻炼的人占比最大，有近60%的人选择距离在1000米以内的场所进行锻炼；24%的人选择1000～2000米以内的场所进行锻炼。选择距离2000米以内的健身场地的群体占到了近84%。一方面，社区为全民健身提供了场地和便利；另一方面，社区成为居民、体育组织和基层政府进行体育治理的重要场域。在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的背景下，笔者认为，将群众体育纳入社区福利，从社区福利的整体视角对其进行统筹安排，促进群众体育的发展和整体社区福利的协同增进，将成为群众体育未来发展的重要趋势。

群众体育融入社区福利的现状及问题

新中国成立以后，为了增强国民体质、摘掉“东亚病夫”的帽子，在引进、吸收西方体育理念的基础上，党和国家大力倡导发展体育事业，开展体育活动，这一主题也被写进了宪法。自1995年国务院颁布第一部《全民健身计划纲要》以来，我国每隔五年都会有新的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出台，这一系列文件成为指导我国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全民健身事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此外，“健康中国”战略的提出给予群众体育前所未有的重视程度。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群众体育事业取得了较大的成就。

(一)群众体育的发展现状

2008年奥运会以后，国家大幅增加了群众体育的财政投入，群众体育有了较大改善。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0年全国共有体育场地371.3万个，体育场地面积31亿平方米，人均体育场地面积2.20平方米，较2013年第六次全国体育场地普查数据分别增长了119.6%、55.8%和50.74%，而2013年的第六次普查数据较2003年第五次全国体育场地普查相关数据分别增长了99.3%、49.8%和41.8%。总体来看，近十年来我国群众体育的场地数量、场地面积和人均体育场地面积都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近年来，我国经常参与体育锻炼的人数也有一定增长。2020年，全年全国7岁及以上人口中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比例达37.2%，而2014年全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比例为33.9%。然而，我国公共体育服务的社会参与尚处于初始阶段，居委会因承担了大量的评比、检查和行政管理等工作而难以有效发挥其动员和组织作用，参与者则以中老年人为主体，以被动参与为主，自主参与率较低。

在财政经费投入方面，自健康中国战略提出以来，国家逐年加大群众体育的经费投入力度，群众体育的经费逐年增多。2019年，国家财政决算对群众体育的总投入为44.74亿元，较2010年的21.31亿元翻了一番。此外，体育彩票公益金是国家为了弥补体育事业经费不足、促进体育事业发展而专门设立的用于体育、社会福利等社会公益事业的专项资金，也是体育经费的重要来源。体育彩票基金自创立以来，销售额度快速增长，2019年体彩销售额度为2308.15亿元，自创立以来累计销售额度为19601.14亿元。与此同时，体育彩票的公益金提取额不断增加，为体育设施的建设和体育活动的开展提供了重要的物质支持。1998年体育彩票销售初期，我国《体育彩票公益金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国家体育总局所支出的体彩公益金中用于群众体育的比例为60%，2013年发布的《中央集中彩票公益金支持体育事业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将这一比例提升至不低于70%，而用于竞技体育的比例不高于30%。如表2所示，在2011年国家体育总局体彩基金的实际支出中群众体育占比首度超过70%，2013至2016年的比例一度接近90%，2017年后又降为70%以下。2020年由于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和备战北京冬奥会等原因，群众体育使用金额占比较小，为11.18%。

表2 体彩公益金国家级本级支出及财政支出数据 单位：亿元

数据来源：历年国家体育总局年度本级体育彩票公益金使用情况公告；《2020年中国财政年鉴》第402页。

(二)群众体育融入社区福利存在的问题

虽然近年来群众体育有了较大发展，但由于长期以来重竞技体育、轻群众体育的政策，群众体育仍存在较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从社会福利的角度来看，最为显著的问题表现为公平性和福利性的欠缺。

1.福利设施供不应求

群众体育的福利设施供给严重不足，首先表现在社区体育设施和场地的短缺。社区作为人们生活居住的主要场所，也是大部分人首选的体育锻炼场地，但实际上长期以来我国社区体育建设严重滞后于城市社区体育的发展。就体育设施和场地的短缺来说，虽然2005年国家体育总局和建设部、国土资源部联合印发了《城市社区体育设施建设用地指标》的文件，对城市社区的体育用地做了规定，但实际上并未被严格执行。城市社区体育活动场地设施建设往往沦为附属项目，小区绿化中象征性地建几个微型广场，铺几条简易健身步道，安装一些体育彩票基金捐赠的体育器材，成为大部分小区的标配。此外，我国长期“重竞技体育、轻群众体育”的思维定式，造成竞技体育设施建设过剩，而群众体育设施建设滞后的局面。就我国城市地区公共体育设施建设的规模来说，竞技性公共体育设施的建设用地远高于国家规定的最低建设用地标准，而群众体育设施的建设用地则远远低于国家规定的建设用地标准。公共体育场地短缺、集体体育活动场所供给不足成为大部分社区的现状，尤其在大型城市的老旧小区。以上海鲁迅公园为例，鲁迅公园作为虹口区周边社区居民的晨练地，地方虽不算大，但仅园方登记的健身团队就约80支，多达4000多人，包括广场舞、武术等多种老年健身队伍。笔者根据现有统计数据整理了健身场地和健身器材的数量，近五年我国健身设施总体数量逐年在增加，但人均拥有量仍然很低。以东部城市南京为例，2018年每百户拥有的健身器材数量仅11.9套，而西部省份宁夏的这一数据仅为5.5套，由此可见，我国群众体育设施整体上仍比较短缺。

表3 每百户健身器材拥有量(套)

2.福利经费投入不足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体育事业的经费主要靠国家财政投入。20世纪70年代末，国家把发展重点放在了竞技体育上，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主要投入到竞技体育领域中。1995年，《奥运争光计划纲要》出台，2002年《2001—2010年奥运争光计划纲要》出台。2002—2007年间用于竞技体育的费用平均占体育事业经费的58.03%，其他体育事项的总经费占比还不到50%。而在2008年以前，群众体育作为受众最广、影响最广的体育事项并没有在体育经费中单列出来，而是合并到了其他事业经费中。在“奥运战略”的指导下，我国的竞技体育迅猛发展，并于2008年北京奥运会时以51枚金牌的成绩位列金牌榜第一名，达到我国竞技体育的顶峰。但正是竞技体育的辉煌衬托出了群众体育的弱势。2008年，为了提高全民健身热情，我国大幅增加了群众体育投入，群众体育也首次成为体育事业经费的单列科目，即便如此，群众体育投入也仅占体育事业经费的20.77%。自国家提出全民健身战略以来，群众体育的经费投入逐渐增大，从国家财政决算的总数据可以看出，近年来竞技体育的投入整体上为群众体育投入的5倍左右，2015、2016年两者差距有些微缩小，但2018年又重新扩大。即使考虑到近年来体育场馆对普通群众开放，整体上竞技体育的财政投入数倍于群众体育的财政投入这一事实也客观存在。

表4 全国体育公共财政支出中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之比较一览表 单位：亿元

群众体育经费投入不足带来的明显问题即是公共体育福利的过度市场化。目前，群众体育的福利供给主要包括体育场地和公共体育服务两个方面。就体育场地而言，当前我国的体育场地主要有社区公共体育设施和体育场馆两种类型。虽然社区公共体育设施主要是免费的，但这些设施以小型广场、公园和健身步道为主，难以满足多样化的健身需求。而我国的体育场馆主要由国家财政投资兴建，一方面存在运营管理水平较低、资源闲置严重等问题；另一方面，自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若干意见》(国发〔2014〕46号)提出“以体育设施为载体，打造城市体育服务综合体”以来，体育场馆逐渐被改造成包括体育、休闲、文化、教育、娱乐、旅游等多功能为一体的休闲中心。随着社会力量的引入和场馆空间的出租，体育场馆的项目逐渐转变为以收费项目为主，其公益性有所削弱，制约了群众的健身需求。

3.福利递送服务缺失

群众体育的公共服务主要包括国民体质监测、体育活动服务、体育指导服务、体育组织服务、体育场地设施服务和体育信息服务等内容，其中，体育场地设施是群众体育的硬件保障，是衡量政府提供体育公共服务能力的重要硬件指标。目前，关于体育场馆的服务范畴和服务内容尚无统一界定，针对个人需求和个人特点的专项技术指导缺失，健身配套服务(如急性损伤的应对措施、健身器材的使用等)缺乏，运动康复指导、医务监督和健康监测几乎没有，其服务内容单一，服务成本过高。

此外，在社区体育服务层面，社区公共体育服务供给不足，服务覆盖对象不均，缺乏全人群综合性健身场地配套，仅以满足中老年人的健身需求为主；社区公共体育服务供给与多元化的居民运动健身需求不匹配，不能因需求而配置活动、组织、场地设施等公共体育服务资源，服务内容过于单一，完善的社区公共体育服务体系尚未形成，从而无法满足不同群体的体育服务需求。社区体育俱乐部作为提供社区体育服务的重要组织，在管理形式上也更偏重于行政化管理，缺乏自主性。同时，由于薪酬体系、服务开发、岗位落实等方面的限制，社会体育指导并未成为真正的“职业”，大部分社会体育指导员以短期性的志愿者身份在社区开展工作，这进一步限制了群众体育的服务供给。

4.福利待遇差距明显

福利待遇差距明显表现为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群体之间因发展程度不同而导致较大的福利水平差异。群众体育的城乡差异是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表现形态之一，新中国建立之初，为了增强整体国力、快速提升我国的工业化水平，国家选择了优先发展城市、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发展策略。国家压低农产品价格，一方面为城市提供原材料和生活资料，另一方面为城市居民提供超出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社会福利。这种城乡二元政策对于群众体育的影响首先体现在经费投入上。城市体育纳入政府年度财政预算，由当地政府预支；而农村体育则实行“以县为主”的筹资模式，在困难的情况下县级财政很难满足农村地区体育发展的需求。以东部发达省份浙江为例，2005年农村体育经费是7860万元，而省和市级体育经费则是2.5亿元。即使近年来国家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十二五”期间城乡体育福利经费仍有较大差距。“十二五”体育规划的目标是“城市社区普遍建有体育健身站(点)，50%以上的农村社区建有体育健身站(点)”。这种差距到“十三五”规划期间才有所降低。2013年，全国城镇体育场地面积13.37亿平方米，占比68.61%；农村场地面积6.12亿平方米，占31.39%。此外，城乡体育在专业人员配置上也有较大差距。根据《社会体育指导员工作评估报告》，至2014年底，我国城市有1616296名登记注册的社会体育指导员，占全国总数的93%；而农村只有126065名，占7.2%。社会体育指导员数量与人口比重不协调。

表5 城乡体育场地对比

我国群众体育发展的区域差距也较大。全国体育场地中，东部地区的体育场地71.10万个，占43.29%；中部地区的体育场地40.39万个，占24.59%；西部地区的体育场地42.63万个，占25.96%；东北地区的体育场地10.12万个，占6.16%。此外，东部沿海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在人均场地面积、人均社会体育指导员数量、人均财政投入等指标上都优于西部欠发达地区。比如，青岛市有社会体育指导员2.3万余人，而青海整个省只有1.3万人、整个云南有1.6万人；上海市人均体育场地面积2.38平方米，广西为1.42平方米；上海、北京等地已经实现了健身设施城乡全覆盖，山东、河南覆盖率达90%以上，而广西、青海、西藏等地才刚开始推行。江苏几乎所有乡镇都建有2000平方米以上的多功能运动场和小型全民健身中心，下属行政村都增建了室内健身房、棋牌室、健身步道乃至健身广场，相当于完成了体育设施的升级换代；而广西、青海等省份体育设施的初次覆盖仍没有实现。

此外，群众体育的发展在不同群体之间也有所差异。《2019年度中国残疾人状况及小康进程监测报告》显示，2019年中国残疾人参与体育锻炼的比例仅为5.7%，其中城市中残疾人参与体育锻炼的比例为8.4%，农村则为4.8%；而2018年这一数据更是仅为4.8%。残疾人远低于正常人的体育锻炼参与程度，一方面是由于其自身的身体条件限制；另一方面则是由于缺乏适合自身条件的运动项目和运动设施。

这种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和群体之间发展水平的差异，反映出群众体育发展过程中公平性理念的缺失或不足，从而制约了整体社区福利的均衡性发展。

优化群众体育融入社区福利的路径与方法

群众体育是增进健康福利的重要手段，也是提升人力资本的重要措施，具有一定的正外部性；且群众体育所涉及的场馆、设施、服务等内容具有公共物品的属性，需要“通过政治制度而非市场制度来实现”。因此，将群众体育的发展视为国家责任，将群众体育融入社区福利，提升群众体育的福利性，既是提升国民健康水平的现实需要，又是当前我国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要措施。结合我国当前群众体育的发展现状，可从以下几个方面促进群众体育融入社区福利。

(一)增加群众体育经费投入

社区体育场地和体育设施的公共性决定了政府的供给主体地位，但目前我国社区内的体育场地多由房地产开发商自行建设。群众体育存在的福利设施缺乏、福利供给不足、过度市场化等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财政经费投入不足或经费使用不合理所导致。因此，解决群众体育面临的问题首先要将群众体育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将群众体育场地和设施建设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同时积极发挥体彩公益金的作用，以增加群众体育的经费投入。其次是可以适当调整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的经费分配、场馆设施分配，增加群众体育的福利设施投放，尤其是农村地区、老旧小区和残疾人的福利设施投放。关于体育场馆的利用，在发展体育产业、增加体育场馆社会化运营的同时，更应关注整体健康福利的满足。

(二)加强社区体育设施建设

《2014全民健身活动状况调查公报》体育场馆建设需求的调查数据显示，希望建设社区(乡镇)健身活动中心的人数占比达65.2%，社区成为人们健身场所的首选，但同时也凸显了社区健身设施的不足。“健康中国”战略提出后，国家投入了大量财力在群众体育设施的建设上，但不管是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是与国民需求相比，群众体育设施仍显得相对不足。对此，首先应做到有法必依，严格落实现行的《城市社区体育设施建设用地指标》等政策法规，确保能够达到现行法定标准下的社区体育设施建设要求。同时，应当抓住“健康中国”战略实施之机遇，学习借鉴发达国家社区体育中心的建设经验，提升整体社区体育设施的水平。

(三)提高社区体育服务质量

社区作为国家治理的基层单位，是各项国家政策的最终执行者，但是在群众体育的发展方面，出现了市场失灵和志愿失灵的状况，服务环节的不足严重限制了群众体育的功能发挥。因此，改变以往社区体育服务的粗放式管理和单一式服务，成为完善群众体育福利递送的关键措施。提高社区体育服务质量首先要实现多元主体协同共治，基层政府、体育组织、社区居民和体育场馆管理者共同参与，打破以往政府主导的管理模式，引进社工机构或第三方专业组织以盘活已有的社区资源。其次，要实现服务对象全覆盖，整合多样化的群体需求，在康体融合的基础上实现不同群体需求的协同满足。同时还需注重服务的专业性，全面依托专业资源，由专业化的体育人才和组织来提升服务质量。第三，积极利用大数据及人工智能技术，提升社区体育服务的时效性和便捷性。社区体育的服务、人才等各项要素的管理都可以实现网络化，同时还可以建立线上“社区体育配送”综合平台，实现体育服务的精确配送，使线上的精准供给和线下的多元化参与密切结合。

(四)推进社区福利均等化

福利公平意味着不同群体获得的体育资源和体育服务的均衡性，意味着不同群体体育权利具有同等被保障性，国家的福利责任也首先体现在保障弱势群体的基本权益上。

对于欠发达地区和农村地区来说，首先要构建城乡一体化的群众体育管理体制，破除体育支出的地方负责制模式，公共财政支出应向农村、落后地区倾斜，增强群众体育福利供给的统筹性和公平性。在此过程中，将全民健身和乡村振兴政策相结合，并完善健康救助路径，是增进低收入群体健康福利、预防因病致贫和因病返贫的有效方式。对此，首先要加大欠发达地区的体育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欠发达地区居民体育健身的便利程度，如健身器材的投放、健身广场的普及、室内健身场馆的修建，从硬件设施上扫除欠发达地区居民的健身障碍。其次，建立欠发达地区社会体育指导员和志愿者的对口帮扶机制，在提升欠发达地区居民健身意识的同时加强对其健身方式的指导，从而清除贫困地区居民体育健身的思想障碍，解决方式方法上的困难。再次，因地制宜推动欠发达地区体育健身的产业化，实现健康扶贫的可持续发展。这方面可参考广西马山县的攀岩特色小镇、河北张家口市崇礼区的滑雪精品线路等特色体育产业的做法，充分利用当地自然资源开展适当的体育活动、举办群众体育赛事、打造特色体育旅游线路等，从而吸引社会化体育投资，在提升居民体育健身积极性的同时增加居民收入。

对于残疾人等特殊群体来说，首先要增加针对弱势群体的专项体育投入，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提供适合的健身场所和设施，创建无障碍的健身环境；加大针对残疾人的专业指导员的培训力度，使其能根据残疾人自身特点和不同体育活动内容进行专业指导，保障残疾人健身安全，从而提高残疾人参与健身活动的积极性和可能性；此外，残疾人等弱势群体参与健身活动往往需要他人的支持，对其家庭提供用于健身活动的专项资助，从而为其参与健身活动提供物质支持，这将是提升弱势群体健身活动参与率的有效措施。

①《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第五号)》，国家统计局，http://www.stats.gov.cn/tjsj/tjgb/rkpcgb/qgrkpcgb/202106/t202106 28_1818824.html，2021-11-05。

②郑秉文：《中国养老金精算报告2019—2050》，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19年，第17页。

③世界卫生组织：《中国老龄化与健康国家评估报告》，https://apps.who.int/iris/handle/10665/194271, 2021-8-29。

④《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2020年)》，http://www.nhc.gov.cn/xcs/s3574/202012/bc4379ddf4324e7f86f05d31cc1 c4982.shtml，2021-11-05。

⑤程名望、Jin Yanhong、盖庆恩、史清华：《农村减贫:应该更关注教育还是健康?——基于收入增长和差距缩小双重视角的实证》，《经济研究》2014年第11期。

⑥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Tracking Universal Health Coverage: 2017 Global Monitoring Report, 2017-12-13.

⑦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健康扶贫工程“三个一批”行动计划发布会》[EB/OL]，http://www.gov.cn/xinwen/2017-04/21/content_5188005.htm#allContent，2021-11-05。

⑧丁元竹：《中文“社区”的由来与发展及其启示——纪念费孝通先生诞辰110周年》，《民族研究》2020年第4期。

⑨林胜义：《从社区评鉴论台湾社区发展未来的行动》，《社会福利月刊》1998年第141期。

⑩赖雨阳：《社区工作与社会福利社区化》，(台北)洪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2年，第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