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化的自我实现：高校社会工作的一个视角*

何雪松 吴 蓉

内容提要 当今社会，大学生拥有更大的自主性和更多的选择自由，既呈现出个体化的新特征，也因新的焦虑而陷入矛盾与困惑之中。高校作为一个组织体系，是大学生从教育向职业过渡的重要场域。营造一个可以充分发挥大学生潜能的组织氛围是思政工作者、心理健康工作者和社会工作者共同努力的目标，但目前高校的思想政治和心理健康工作是以教育、管理或治疗为主，不足以全面回应大学生在新的组织环境中自我实现的需求。在霍耐特“组织化的自我实现”这一概念的启发下，高校思想政治和心理健康工作可以引入社会工作服务，发挥其组织化和个性化双重优势，促进大学生成长成才。

“组织化的自我实现”来自霍耐特《我们中的我：承认理论研究》一书第九章的标题。霍耐特指出，个体化，在涂尔干的意义上，是“一个不断增强的、不可逆转的，把社会成员从传统的依恋和陈规的约束中解放出来的过程，这种解放因此能让社会成员获得更大的自主性和选择的自由”。新的选择为自我实现提供了新的可能性，但个体的自我实现依赖于这样一个事实：“一些关键的社会组织创造性地适应了这个新的行为模式的理想，目的是为了将其自身转变成一种能够提升社会效益的存在形态；这一理想因此构成了一种基础，在此基础上一些影响更深远的再组织化过程得以被证明为合理的”。①基于此，在新的社会形态下，社会成员需要“组织化的自我实现”来抵御个体化的风险。贝克认为，个体化包含了解放、祛魅和控制三个维度,②前两个维度凸显了个体解放与安全感丧失的矛盾带来的“不确定的自由”(precarious freedom)。第三个维度揭示了现代制度划定的个体思维和行动界限，个体需要在新的制度环境中建构自我。③就大学生而言，高校就是一个新的制度和组织环境，而他们的自我实现需要这样的制度和组织提供新的机会和空间，以应对“不确定的自由”。毫无疑问，当代大学生的自我实现既要融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洪流之中，又要立足于具体的组织环境。从开放系统理论视角出发，这里的组织是“相互依赖的活动与人员、资源和信息流的汇聚”。④高校正是这样的一个组织体系，是大学生从教育向职业过渡的重要场域。它既需要营造一个有利于大学生自我成长和充分发挥潜能的组织氛围，又需要将大学生培养成具有一定社会伦理又不失自我个性的“组织人”。⑤现有的思想政治教育有助于大学生认识个人的成长和发展与民族复兴和国家富强之间的关联，现有的心理健康服务可以帮助学生应对部分心理困扰，但尚未真正将大学生的自我实现与大学这一组织体系进行充分联结，并为“组织化的自我实现”创造充分的条件。因此，大学的目标应该是营造一个可以充分发挥大学生潜能的组织氛围，并在这样的氛围中塑造其组织人格。当前以教育、管理为主的高校思想政治和心理健康工作还不足以回应学生在组织内自我实现的需求，因此，在霍耐特“组织化的自我实现”这一概念的启发下，高校要尝试引入社会工作的专业服务，促进大学生成长成才。

自由与焦虑：当代大学生的个体化困扰

当代大学生生长于经济高速增长、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21世纪之初。彼时，中国社会正从“总体性社会”转向“个体化社会”；⑥中国社会的价值体系也从“强调责任和自我牺牲的集体主义伦理”，转向“强调权利和自我发展的个体主义伦理”。⑦受到社会及其价值体系的转向影响，当代大学生带着深深的“个体化”烙印进入大学校门。不过，当他们面对一个与以往经历有较大差别的组织体系时，就会产生新的“自由”与“焦虑”困扰。

(一)难以承受的“自由”

青少年时期是个体自我意识发展最为迅速的阶段。在教育被高度重视的当代社会，在中考、高考的重压及家庭、学校的联合控制下，不断“刷题”的青少年对自我的探索被压抑了，而自我的压抑往往会转化为对自由的渴望。他们进入大学后，面对的是一个全新的组织环境：应试的高压减弱了、家庭与学校的联合控制减少了，个体的自由度增强了。如何充分利用这样的自由，成为大学生个体发展的重要课题。一部分自控能力强且有明确目标的学生继续保持着学习的热情和积极的态度，一部分拥有丰富的社会资源和强社交能力的学生能够得到更多的支持，这两类学生都能够较快适应环境的变化；也有一部分自控力差或在社会资源占有上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学生会无所适从而迷失自我。比如，引起不少大学生共鸣的所谓“小镇做题家”，⑧既是这些学生的一种自嘲，也表现出他们在新环境中迷失自我的状态。

在“自由”中迷失的这部分学生没有目标、无所事事，由此带来的后果是，一些大学生被迫休学或退学，不能顺利毕业。如浙江省某双一流高校官方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8月31日，2021届6248名应届学生中，仅5453名学生毕业，应届毕业率为87.28%；另一所黑龙江省双一流高校在2020—2021学年对学生进行学业警示2616人次，因必修课程考核不合格累计达20学分以上的退学者有46人，占到本科生总数的0.3%。

(二)难以克服的“焦虑”

如果说被表面“自由”抛下的学生不是主流，那么在大学里出现焦虑、抑郁而陷入心理健康困境的却并非少数。2021年公布的心理健康蓝皮书显示，有近30%的本科生存在抑郁倾向，有约14%的本科生存在焦虑状况，有近17%的本科生在一年内有过自杀意念，大学生心理健康达标率仅为60.8%。相对于本科生，研究生的抑郁症状更为严重。其抑郁倾向检出率是35.5%，且高风险比例高出本科生6个百分点。⑨这组数据中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抑郁检出率已经超过了前十年的调查结果。此外，有研究显示，从2000年到2017年，大学生的抑郁水平增加了6.04个百分点。⑩一项最新分析表明，大学生抑郁症状的检出率在28.4%。一项基于6836名大学生的问卷调查发现，18%的学生有自杀意图，14.5%有自杀风险，18.8%有自杀计划，1%曾尝试自杀，61.4%的学生将自杀作为摆脱、逃避问题的方法，生活价值感弱较为普遍。

大学生的生活价值感弱是因为在高度的竞争之中似乎寻找不到方向和出路。从“刷题”和“刷绩点”的学业焦虑到毕业是否即将失业的发展焦虑再到学习能否改变命运的前途焦虑……种种焦虑困扰着大学生们。焦虑背后的主导性话语是“优绩制”或“优绩主义”(meritocracy)。在优绩主义的理念下，功绩是社会分配的唯一标准。优绩主义让成功者将成功归功于个人才能与努力，让失败者只能将失败归咎于自己能力不足或努力不够。这样的评判标准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社会竞争，激烈的社会竞争不断渗透到教育体系。当竞争和焦虑超出一定限度之后，大学生就会出现生活的空虚和无意义感。

(三)难以调和的“矛盾”

大学生无论在情感、心态和行为上都要面对一系列的个体化困扰：一方面，个体的独立思想与权利意识正在成长，他们致力于摆脱约束和保护；另一方面，在面对可能超出自己想象的组织、社会以及未来的生活时，他们又表现出脆弱性，需要寻求支持与承认。大学生在这两个方面的纠结，衍生出难以调和的“矛盾”。

在情感上，大学生既向往自由独立，又对组织存在依赖。大学生希望有个性化的表达和发展空间。他们在进入大学前更多地通过家庭、班级与社会进行间接的联系，对家庭和集体有着较强的依赖。进入大学后，他们从家庭中获得的支持大幅减少，并且高校的社区化住宿制和自由选课学分制等，又常常会导致大学生的集体活动很难开展。与此同时，目前高校组织体系对于学生的依赖性回应也不足。

在心态上，大学生既希望活出“自己的活法”，又渴望被他者所“承认”。对于自由的向往和个性的追求，使大学生们不希望简单地追寻父母长辈的生活路径，不希望按照他们设定的路线生活。活出“自己的活法”，“我的生活我做主”是当代大学生的普遍追求。然而大学生对自己真正想要的“活法”却还没有清晰的认识，只是笼统地希望和“他们的”不一样。自媒体可以让大学生看到“他人的活法”，但这样的“活法”需要结构性条件作为支撑。受限于城乡、区域、阶层等因素，很多大学生的选择空间相对较少，需要破解发展的困局。

在行为上，大学生既自称“佛系”青年，又不自觉地加入“内卷”大军。在优绩主义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个体间激烈的竞争并参与其中，结果导致“内卷”成为个体化社会的一个典型特征。大学生的“内卷”体现在学习、生活、工作的方方面面。尽管相对于真正地安于现状，大学生口中的“躺平”“佛系”更多是用来舒缓焦虑的自嘲，但是“边躺边卷”则显示出他们矛盾又焦虑的状态。同时，他们作为移动互联网的“原住民”，网络社交、手机游戏是其爱好与强项。与互联网的天然亲近，使得互联网成为大学生社交生活的重要场域。他们在网络中追求被承认是为了排遣现实中的孤独，然而沉迷于网络则使其与现实生活相疏离，让自己更加孤独。现实的孤独又让大学生更加依赖网络虚拟世界中的“圈群组织”，进而与现实生活更加疏离。

标准化的管理与自我实现之间的张力：高校面临的现实挑战

从体系上看，“教”和“管”是思政教育的基本思维。思想政治工作在高校内具有强有力的组织体系，但其思维是以标准和看齐为中心，并没有真正直面大学生的个体化倾向以及由此带来的现实困惑，从学校到社会的教育准备也远未达到社会的期待。标准化的管理和自我实现之间的张力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绩效导向的偏差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评价具有高度“竞争性”。树先进、立典型的评价及宣传，加剧了优绩主义和同学之间的竞争。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体系中，评价标准以“优秀”“先进”为中心。当学生的思想道德表现与其成绩挂钩时，思想道德成为与学分、绩点一样的量化评价指标，这无疑异化了思想政治教育的育人初衷，思想道德的价值理性被工具理性所侵蚀。由此带来的结果是，学生更加看重所谓的“绩点”，导致学生间形成更加激烈的竞争。在优绩主义理念的诱导下，学校里一些“高绩点”的学生会将成功归因于自己的努力，认为“奖励”是自己应得的，产生骄傲和自大的心态，从而失去对学校组织的认同。相应地，“低绩点”的学生，则倾向于将自己的失败归咎于自己没有才能或不够努力，因而埋怨自己并产生挫败感、羞愧感或自卑心态。在这种理念下，教育者也会无意中掉入“不优秀的学生是因为自己不够努力”的陷阱，而去鼓励这些不优秀的学生“更加努力”或者让“先进带后进”，通过学生干部去“督促”这些学生“努力上进”。单一的评价标准迫使部分学生面对组织和自我的双重谴责，从而使其失去动力和信心，甚至可能形成“失败者”文化。

减少优绩主义的消极影响，强化大学生的团体活动和组织建设是一条可取的途径。但目前学风班级建设、优秀集体建设等机制都是着眼于团体活动，存在忽视困难学生的个性化需求的现实困境。尤其是在集体主义盛行时取得卓越成效的“抓两头带中间”的工作手法，已经和当代学生的个体化需求难以匹配。“中间”部分的学生，同样也是具有各种需求的个体，然而他们的需求在绩效考核的压力下被有意无意地忽视了。

至此，针对个体的评优和着眼集体的建设最终都导致学校对暂时处于困境的学生个性化或精准服务的缺失。组织内精准服务的缺失，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大学生个性化的自我发展。

(二)稳定思维的限制

安全稳定是确保组织发展的重要前提。当前，安全稳定在高校的绩效评价体系中占有重要比重，甚至对成绩贡献具有一票否决权。因此，高校在运行时有着强烈的稳定取向。以“稳定”为中心的管理体现了强大的组织力量，但过分追求整体的“稳定”，可能会影响组织个性化服务的供给。

当前社会上形成了一种“出了事就找学校”的错误认识，迫使高校承担“无限责任”，甚至出现“按闹分配”的情况。一旦发生校园学生极端事件，高校往往需要派出大量教职工专门应对，产生非常高的管理成本。所以在出现潜在的危险因素时，高校的稳定思维就限制了服务的精准化和个性化。比如，当学生出现心理健康问题时，如果学生在咨询中表现出自杀倾向、精神分裂等对自己或他人造成潜在威胁的症状，心理咨询师或辅导员会被要求上报，而后，学校会参考医生的诊断，建议家长安排学生休学。从学校的角度来说，休学是一种综合性的考量，既希望学生在休学的状态下安心治疗，也希望避免学生在校发生意外事件。但从休学学生的角度来看，学业的暂停、社交生活的中断会带来更多的心理负担。而且现在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心理问题的根源在家庭，特别是亲子关系问题，休学回家反而使其失去了学校、老师和同学的支持，更不利于其康复。

(三)服务供给的不足

个体在因焦虑、矛盾而失控的时候往往会表现出异常的情绪或行为。面对当前大学生心理异常现象频发的情况，当前教育管理部门和高校的目光更多落在大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上。教育部(常常会同其他部委)平均每两年发布一个与心理健康有关的政策，足见其提升高校学生心理健康素质的决心。但在实践中，高校的心理健康服务供给在组织力及个性化服务方面均面临诸多挑战。

首先，高校心理健康工作的专业力量不足。以上海市某高校为例，该校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拥有8名专职心理咨询师、43名兼职心理咨询师。该校在校全日制本科生超过36000人。对照教育部对心理健康工作1∶4000师生比的要求，该校专职心理健康教师数只是接近达标，需要大量兼职教师提供服务。同时，按照教育部要求，高校心理健康中心除了接受咨询外，每年还要完成面向新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公共必修课和面向全体学生的选修课程，以及其他心理健康测量、宣传等工作。综合来看，心理健康教师的工作量是超负荷的。

其次，高校心理健康工作的落实有梗塞。高校心理健康工作往往通过构建学校-学院(系)-学生三级网络来完成落实。但实际上这个网络并非是正式的组织，缺乏组织化的功能。特别是处在中间环节的二级学院(系)，尽管作为日常心理健康工作的中坚力量，但其工作一般是交给辅导员来完成。而辅导员常常需要在教育者、管理者和服务者等多重角色之间不断切换，无法协调教育、管理与服务之间经常存在的两难问题，比如学生在咨询中表现出潜在安全威胁的症状，按学校要求要上报，那么管理者角色会参考医生的诊断，建议家长安排学生休学；咨询者角色则会考虑学生因休学而产生的更多心理负担。而对于存在心理困扰的学生来说，咨询师如果是自己的辅导员，就会面临双重或多重关系，从而构成对专业心理咨询关系的挑战，影响咨询效果，甚至会出现伦理或法律的争议。

第三，服务提供者面临较大的心理压力。心理健康教师和辅导员承担了学生心理健康最重要的“照顾者”角色。面对学生日趋多样化和个性化的需求，他们常常心有余而力不足，很容易出现职业倦怠等情形。

当前高校学生工作落脚在思想政治和心理健康这两个支点上，思想政治工作擅长用组织化的方式，但缺少个性化的辅导；心理健康咨询着眼于学生的个性化需求，但缺少组织化的支持体系，因此组织化与个性化的融合是必要的。

聚焦组织化与个性化的融合：社会工作的专业优势与实现路径

高校如何从“组织化的自我实现”这一基本概念出发，寻求适应大学生群体新的行为模式和思维特征，聚焦组织化与个性化的融合之径，引入社会工作则可以更好地实现组织化与个性化融合这一目标，有助于高校这一“关键社会组织”根据大学生发展与成才的需要进行再组织，从而营造一个有利于大学生以多样化的方式自我实现的组织氛围。

(一)社会工作的专业优势

社会工作具有个人和社会双重聚焦的专业优势。社会工作的双重聚焦体现为“生理-心理-社会模式”(biopsychosocial model)。这个模式既关注身与心的互动，又关注人与环境的和谐共处；既重视微观的个体，又重视中观的组织和宏观的社会环境。社会工作可以帮助大学生应对其与大学以及社会环境之间的关联。社会工作倡导以大学生的成长与发展为中心，鼓励大学生在专业学习、志愿服务、社团活动、实习实践中直面自由与焦虑，并提供个性化的精准服务。社会工作更是倡导营造鼓励大学生以多样化的方式实现自我包容的组织氛围，为组织化的自我实现创造机会与空间。因此，社会工作既重视个性化服务，又重视组织化实践。

社会工作强调尊重个体的个性化服务。社会工作的“相信人能改变”“助人自助”“案主自决”等价值理念，特别重视学生潜能的挖掘和个性的成长。自我实现是大学生的现实需求，而这样的需求将被放在组织或平台之中去实践。因此，需要对大学生个体进行赋能，在平衡自由与责任的基础上建立新的人生目标，帮助他们减轻焦虑和无力感，从而在面对优绩主义笼罩下的激烈竞争之时，寻找到新的平台或组织渠道，进而实现自我发展。

社会工作重视资源整合的组织化实践。社会工作“人在情境中”的观点、社会互动及生态系统等理论视角，使得社会工作者更具有系统和组织的思维。首先，社会工作者可以推动大学各类组织或机构更好地回应大学生的个性化发展需求，创造鼓励多样化发展的组织氛围。其次，社会工作者可以整合校内外的组织资源拓展大学生的发展机会与成长空间，从而兼顾不同群体的发展需求。最后，社会工作者可以帮助大学生在各类社会实践中学习如何实现人员、资源、信息流的汇聚，从而借助组织平台提升能力。

社会工作与现有思想政治工作、心理健康工作进行优势互补，形成合力，营造组织氛围。从功能上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强项在于建构学生自我成长与国家发展之间的密切关联，学校社会工作的强项是解决那些由于种种原因导致学生自我实现能力不足的问题，心理健康咨询的强项是疏导那些产生负面情绪或行为障碍的学生；从方法上来看，思想政治工作善于说服教育，心理健康教育善于知识普及，社会工作善于优势赋能。

(二)高校开展学校社会工作的实现路径

基于社会工作的专业优势，已经有高校探索性地开展社会工作服务。他们依托本校社会工作教育力量针对本校师生开展社会工作服务项目，社会工作在高校的实践，积累了帮助学生融入社会工作的经验，尝试了专业服务的推进。高校社会工作以从制度性嵌入、专业性契合到公共性培育等的思路开展实践创新，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仍需要一个更为明确的理论视角。

基于社会工作对组织和个体的双重聚焦优势，建议高校建设社会工作专业队伍，开展专业学校社会工作。由高校社会工作与思想政治工作、心理健康工作共同建构开放的组织，应对大学生的个体化新特征，促进学生自我实现，帮助学生更好地融入组织环境。这样就形成一个“组织化的自我实现”的社会工作干预模式，如图1所示：

1．内部路径：高校内增设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机构，推行辅导员社工化

设置社会工作岗位是发展学校社会工作最理想的方式。高校设立专业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与学生工作部及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咨询中心分工合作。这条内部路径，是一种以学生服务为目标，以机构调整为手段的组织再造。组织再造就是重新梳理辅导员、心理健康教师(咨询师)、社会工作者的分工和合作机制，从而更好地组织学生并提供服务。

社会工作者进入学校体制的优势是，稳定的工作可以较好地保证服务的连续性，更加准确地把握并执行学校相关政策以及链接校内外资源。新增机构的难点在于组织内部的阻力，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政策支持，增设机构并不容易。尤其是公立高校属于中央财政拨款单位，人员编制有明确的限制。新增机构这条内部路径畅通的首要条件是调整高等教育中学生工作体系的顶层设计，即在顶层系统中引入专业社会工作。这样，高校社会工作与思想政治工作、心理健康教育就可以共同构建帮助学生成长的组织架构。

将现有辅导员社工化是另一条内部路径。目前辅导员队伍的配置有两种思路：一是契合思想政治教育，以强化思政教育为导向；二是配合学生所学专业，以引导学生专业学习为导向。为应对学生越来越严重的心理健康问题，高校一般会对辅导员进行心理健康相关知识的培训，并鼓励部分辅导员考取心理健康咨询相关证书。鉴于当前学生的个体化特征及心理健康服务提供不足的情况，可以选拔部分有社会工作背景、认同社会工作理念、对社会工作感兴趣的辅导员，进行社会工作知识、技能的系统培训，培养具有社会工作特长的辅导员，并在培训的基础上建立高校社会工作队伍，开展社会工作服务。

2．外部路径：购买社会工作机构的专业服务

高校可以通过“采购”方式，按照法定的程序进行招标，将学生服务项目“外包”给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即参考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的经验，推进学生全人培养的社会工作专业服务购买。高校可以结合当地政府的购买方式，因校制宜开展服务购买。不管以哪种方式购买，长期签约、持续购买是保持社会工作专业服务连续性、完整度的重要保证。

高校可以将辅导员、心理健康教师(咨询师)的服务项目梳理出来，推进社会工作购买服务。承接服务的社会工作机构有明确的专业职责和目标任务，其角色和功能定位非常清晰，且不受学校教学、行政等因素影响。作为“第三方”，驻校社工能够独立客观地开展个性化服务，可以更加聚焦并灵活地开展工作。例如，东莞理工学院的服务购买就是一种岗位购买的有益尝试。该校每个学生社区有两名社工，驻点社区“社工室”开展服务，并与辅导员进行工作对接。为了保证各个社区分院工作的系统性，由两位驻点社工进行日常的服务设计，联动辅导员开展课外服务活动和社区党建工作，推动组织化进程。这种“双工联动”的模式已经探索运行十余年，并取得了不错的成效。

3．内外结合：校内组建项目团队并外聘社工督导

鉴于上述两种路径各自的难点，可以从现有校内人员组建社工团队以及外聘社工督导的方式进行内外结合。并以此为起点，为成立高校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做准备。

可以尝试改革和创新高校辅导员配置和工作模式，从现有高校思政队伍中筛选有社工背景或特长的辅导员成立“社工项目团队”，并外聘专业社工督导。可以在不增加编制的前提下，进行内部置换，实现组织功能调整，形成思政工作者、心理健康工作者、社会工作者三支分工合作的组织队伍。聘请有经验的社工担任督导，指导开展精准的个性化服务，优化现有的学生社团和社会实践活动。这样既能避免购买服务的衔接问题，也能部分缓解现有辅导员、心理健康教师的多重角色负担。比如，在大学生入学适应时期，社会工作者可以通过小组工作的开展，评估学生个性化的需求，发现个体或群体的发展困扰，然后由社会工作者、思政工作者及心理健康工作者共同讨论形成方案，分工合作进行干预。这就是一种新的组织架构，能更好地兼顾组织化和个性化的需求。

总之，进入新时代，教育承载了人们通往美好生活的路径期待，高等教育更是这条路径中最为关键的一环。高校一直是国家、社会、家庭和个人关注的焦点，既需要回答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样的人的宏观问题，也需要回应家庭阶层流动、个人自我实现的微观需求。随着大学生的个体化特征愈加明显，思想政治工作、心理健康工作以教育、管理或治疗为主的视角难以全面回应学生的个体化需求，无法达到“组织化的自我实现”。引入社会工作的专业视角，发挥其组织化和个性化双重聚焦优势，可以更好地以大学生的成长与发展为中心，营造良好的组织氛围，助力学生自主选择多样化的自我实现路径。相信思想政治工作者、心理健康工作者和社会工作者可以共同推动形成更加开放的“组织”，更好地服务于大学生的“自我实现”。

①霍耐特：《我们中的我：承认理论研究》，张曦、孙逸凡译，译林出版社，2021年，第164、172页。

②成伯清:《“风险社会”视角下的社会问题》，《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

③王建民：《转型社会中的个体化与社会团结——中国语境下的个体化议题》，《思想战线》2013年第3期。

④W.理查德·斯科特、杰拉尔德·F.戴维斯：《组织理论：理性、自然与开放系统的视角》，高俊山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5页。

⑤威廉·怀特：《组织人》，徐彬、牟玉梅、武虹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8页。

⑥文军：《个体化社会的来临与包容性社会政策的建构》，《社会科学》2012年第1期。

⑦阎云翔：《当代中国社会道德变革的轨迹》，《思想战线》2019年第1期。

⑧李沁柯、夏柱智：《破碎的自我：“小镇做题家”的身份建构困境》，《中国青年研究》2021年第7期。

⑨傅小兰，张侃主编：《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19—202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第94页。

⑩B. Feng, Y. Zhang, L. Zhang, X. Xie, W.Geng, “Change in the Level of Depression Among Chinese College Students from 2000 to 2017: A Cross-Temporal Meta-Analysis”,SocialBehaviorandPersonality:AnInternationalJournal, Vol.48, No.2(2020), pp.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