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8-31
罗 阳 刘雨航
内容提要 高校学生社区是开展高校治理和学生工作的潜在资源和平台。在运用“四要素模型”对社会工作介入高校学生社区营造的要素进行分析后发现,具有社区成员意识的身份归属、具有相似的需求和目标、感受到个人成长与回馈、集体记忆的情感互动是社会工作得以介入高校学生社区营造的基础。并且,作为高校学生社区营造的重要方式,驻校社工需要采取集空间建设、需求导向、情境互动和情感联结等路径于一体的整合介入模式。
2020年4月,教育部等八部门联合颁布了《关于加快构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体系的意见》,其中就推动“一站式”学生社区建设做出了具体要求,并强调高校治理实践中学生生活场域的社区属性,使高校学生社区建设成为可能。从空间角度看,高校生活场域作为实体空间单位,不仅有着相对明确的外部边界,内部的基础设施建设也相对完备,能够支撑学生的生活所需,这代表着一种具有文化属性的空间结构。①从关系角度看,学生作为高校生活场域的主体,他们之间往往存在共同的生活交集,展开日常互动。②以同学关系为基础的室友关系、社团关系、各类正式或非正式的组织关系,以及教师介入时的师生关系,在共同生活的日常互动中衍生而出。从情感角度看,在长期的共同生活和社会互动中,学生群体通常会形成共同的身份归属感与心理认同感,这些积极情感建构着高校学生生活场域的情感共同体,并融入学校共同体的日常生活过程之中,形成学校日常情感空间。③因此,高校学生生活场域的社区属性同时体现在空间、关系和情感等层面,社区意味着一种共同体,既是空间共同体,也是关系和情感共同体。④
在学术研究方面,目前中国学校社会工作的实践探索和理论探究主要聚焦在基础教育领域,关于高等教育领域的社会工作介入在实践和理论层面都有待深入。基于此,本文以美国社会心理学家麦克米伦(David W.McMillan)与查韦斯(David M.Chavis)提出的“四要素模型”为理论框架展开分析,该框架包括成员意识(membership)、需要的整合与实现(integration and fulfillment of needs)、影响(influence)以及共同情感联结(shared emotional connection)四种要素,⑤即认为作为一个共同体,首先,社区中的个体需要获取身份认同,具备一定程度的社区成员意识;其次,个体的需求能够在社区内部得到满足,正向的反馈和激励整合了社区的凝聚力;再次,个体和社区之间存在一种双向影响,在社区影响个体的同时,个体也参与社区的日常运作;最后,个体之间共享着一些重要的记忆,基于共同观念建构起情感联结。依循这一理论进路,笔者在分析社会工作介入高校学生社区营造要素的基础上,进一步总结、归纳和提炼社会工作介入高校学生社区营造的实践路径。
在哲学家杜威看来,学校作为一个整体,是一种内含社会生活、找寻共同利益、强调彼此合作的微型共同体,⑥高校学生社区则是这种微型共同体的重要载体。⑦在探讨社会工作介入高校学生社区营造的实践路径之前,有必要对高校学生社区的构成要素展开剖析,以回答社会工作介入高校社区营造“何以可为”的问题。这样既有利于我们进一步厘清高校学生生活场域的社区属性,也有利于我们勾勒出高校学生社区共同体空间和社工介入空间。我们将以“四要素模型”为分析进路,对高校学生的成员意识、需求整合、双向影响和情感互动分别展开论述。
(一)成员意识:共同体的身份归属
成员意识是指社区中的个体在身份认同方面建立归属感和安全感,这种感受是在社会化的过程中建构的。⑧虽然高校学生社区与高校本身并不能直接等同,成员意识的强弱程度对于不同成员而言也存在个体性差异,但就地域空间、组织管理、人员构成等多个方面而言,学生社区都归属于所在高校,“学生”为社区成员提供了最为清晰明确的身份归属,构成了形塑成员意识的根基。社会工作的整合介入,依托于高校内部的群体组织和关系网络,如学院、专业、班级等学生单位,以及学生社团、学生组织等各类趣缘群体、社交群体。在高校学生社区之内,学生既是互动的参与主体,也是高校学生社区的居民,以此为基础的身份归属成为高校学生成员意识的重要构成。作为一个较大范围的开放系统,高校自身是由内部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组织、群体构成,学生在日常互动中所形成的对特定组织群体的归属感将在校园生活中与学生身份交汇,共同构成整合性的学校归属感。这种明确的身份归属不仅能够在心理上为高校学生提供一种归属于群体之中的本体性安全,也是社会工作和学生工作得以顺利展开的微观基础。⑨
(二)需求整合:相似性目标和需要
“需要的整合与实现”是指个体的需求可以在社区内得到满足,正向的反馈和激励整合了社区的凝聚力。高校学生社区的居民有着共同的学生身份,求学深造是其共性目标,虽然他们的需求不尽相同,但都基本围绕着学习生活而展开,大致包括以下几类:首先是高校学生的生活需求。除假期外,大部分学生都居住在高校学生社区之中,满足学生生活需求是高校学生社区的首要功能。其次是高校学生的学习需求。在高校学生社区,学习仍然是学生们的共性需求,他们需要在互动与交流中成长,需要在生活之余汲取知识,完成课后学习任务,高校学生社区也因此具备了学习空间的属性,是学生们学习活动的重要场域。尤其是随着线上学习平台的日益完善和信息工具的日益普及,越来越多的学习活动将在学生社区内完成。最后是高校学生的社会化需求。对于大多数初次离开原生家庭,进入学生社区生活的年轻人而言,高校学生社区的复杂性能够满足他们的社会化需要和正式社交需要。在纷繁复杂的个体性需求之外,“生活”“学习”“社会化”构成了凝聚学生共性需要和相似性目标的主轴,是社会工作介入学生社区营造的落脚点。高校学生社区的场域边界更是在空间上促进了这些需求和目标之间的凝聚,并为此提供服务与支持。
(三)双向影响:个体成长与回馈
“影响”包含了双向影响力,既包括社区对个体的影响,也包括个体对社区的反馈。在高校学生社区,这种个体与社区之间的双向影响依然存在。一方面,从高校学生社区对学生个体的影响来看,高校学生在生活、学习和社会化等方面有着相似性的目标和需求,高校学生社区以及驻校社工将围绕学生需求提供相应的服务。实际上,高校学生社区本身便是一个极具复合性的空间场域,从功能上看,至少包含生活空间、学习空间和社会化空间三种基础属性,通常能够对高校学生常见的共性需求予以满足。这为学生校园生活的常态运行提供了保障,为学生的个人成长提供了稳定的外部环境。
另一方面,从学生个体对高校社区的回馈来看,学生作为高校学生社区的主要成员,无论是社区营造还是社会工作介入,都需要学生个体的参与。作为学生社区的主体,学生最了解自己的同辈群体,对自身各类诉求的把握更为精准,个体的能动性推动着高校社区基础设施建设的不断完善和功能的不断拓展。学生个体在回馈学生社区的过程中,获得了个体成长,这既是高等教育社会化功能的重要体现,也进一步加强了个体的社区意识。并且,学生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身份归属与社区认同有利于社区内部凝聚力的增强,构成推动社区发展的心理动力。
(四)情感互动:日常交往与集体记忆
“共同情感联结”指个体之间共享一些重要的时间和交往经历,从而产生共同的观念和集体记忆以联结彼此的情感,促进学生的心理健康与个人发展,这是社会工作介入社区营造的重要资源。⑩从高校学生社区来看,边界清晰的空间场域、归属明确的学生身份、共同享有的社区设施,这些因素相互交织,共同促成了高校学生之间相对稳定和持久的日常交往和活动。这些互动的强度和频度在宿舍、班级、社团、学生会等正式或非正式的组织中还会被进一步放大,同时围绕生活和学习而举办的各类活动同样也丰富了学生之间的互动形式,建立起类型丰富的互动平台。
从时间上看,虽然高校社区内部的日常交往对于学生个体而言具有周期性,但并不足以影响群体联结和集体记忆的延续。一方面,在高度信息化的时代,毕业意味着学生要从时空上脱离学生社区的校园生活,而在大学期间所形成的群体联结、身份归属和集体记忆仍然会存留下来。校园生活时期所形成的社会关系、身份归属和集体记忆将是学生一生中最为宝贵的财富之一。另一方面,在当前学校的组织形式下的不同年级之间尤其是在相邻年级之间的互动中,群体联结、情感认同、共同观念以及集体记忆都会不同程度地向下传承。随着网络社交的兴起,这种不同年级之间的交往不仅在密度上更加频繁,空间范围和年级跨度也有所扩大。同时,相较于学生的高流动性而言,教师和管理人员的流动性相对较低,由他们主导的制度化的日常活动更为稳定,增强了集体记忆的延续性。
通过上述分析不难看出,高校学生的生活场域基本满足了“四要素模型”对社区本身的界定。高校学生基于学生身份和学校归属形成了共同的社区归属感和成员意识,并且在日常生活中面临着相似的目标和需求,同时,学生也通过自身的实际参与和情感认同为社区发展提供了正向回馈。更为重要的是,在社区内部学生之间的日常交往中,稳定的群体互动、情感联结和集体记忆逐步成型。这些要素在共同呈现高校学生社区整体图景的同时,也为高校社区营造的社工介入提供了方向指引。高校学生社区营造的社工介入需要“对症下药”,以达成高校学生社区营造的实践目标。需要指出的是,本部分采取了一种“理想类型”的分析方法,假定的是一个处于正向互动和良性循环状态的对象。但实际上,高校学生社区的日常运转在现实情境中时常会受到各种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包括个体主观能动性差异、特殊情境中的偶然事件、学生社区管理制度的意外后果等。这些不确定性因素在高校学生社区的真实世界中共同导致了高校学生社区日常运作中诸多问题的出现,例如社区内部个体参与程度较低、群体互动减少、情感空间衰退等。
面对高校学生社区内部多层次、多类型的需要,“社区为本”的整合服务模式为驻校社工提供了重要的实践选择。所谓“社区为本”的整合服务模式,是“社区为本”的实践视角和整合服务模式的结合,是指将社区整体作为行动单元,整合个案、小组和社区三种工作方法为社区提供社会工作服务。具体而言,在高校学生社区营造过程中“社区为本”的社会工作整合服务模式主要依循以下路径展开。
(一)空间建设:建构高校学生社区的治理场域
高校学生社区营造的首要基础在于学生生活场域内部的社区空间和配套服务建设,从设计理念到实践活动,社会工作与学生工作的“双工联动”贯穿其中。具体分为三个步骤:第一步,推行学生生活场域的社区化建设。根据空间分布情况将容纳数万名学生的宿舍区域划分为多个学生社区,同时以学生社区作为基本单位,统筹配置各类教育资源与生活资源并使之落地下沉,以此奠定社会工作介入社区营造的空间基础。第二步,进行社区空间的基础设施建设。一方面,根据学生实际需求,打造学习中心、众创空间和学生社区“会客厅”等社区公共空间,为学生日常互动及社会工作者提供活动场地。另一方面,加强社区信息化管理,高标准推进“智慧校园”建设,包括学生社区智能管理系统的开发、人脸识别、大数据技术的应用等,以提高学生工作和社会工作介入的精准度。第三步,落实社区空间的配套服务和人员管理。以学生社区为依托建设相应的服务和管理单位,以新设单位为平台,安排教师、学生工作人员及社会工作者入驻学生社区。通过下沉式管理,把高校领导力量、学工力量、思政力量和社工力量整合到高校学生社区化治理当中。
(二)需求导向:关注社区内部的多重诉求
高校学生社区成员需求的整合以及回应是社会工作介入高校社区营造的重要环节。社会工作作为遵循“需求本位”的服务模式,其优势和首要任务在于根据社区内部的多重诉求,灵活运用个案、小组和社区工作方法提供相应服务。就个体层面而言,以个案服务形式为主。随着现代社会个体化程度的不断加强,个体诉求的异质性程度加剧,有限的驻校社工难以满足数量庞大且类型复杂的学生个体诉求。因此,驻校社工要采取“动员+坐诊”的形式,在加强宣传动员工作,鼓励学生在“有需要,找社工”的基础上,在心理咨询室和个案咨询室等场合设置固定的服务时段,为学生提供个案服务。此外,学生也可以通过线上预约的方式获取个案服务,部分有服务需求但缺乏主动求助意愿的学生也可以通过其他师生帮助,转介到驻校社工处。就群体层面而言,以开设相关课程和组织群体活动的形式为主。一方面,学习始终是学生的主要需求,驻校社工应当立足学校资源,在征集学生意愿的基础上,以学生社区的新设单位为平台,每学期开设与需求匹配的多门课程及专题讲座,进而满足不同学生群体的学习需要。另一方面,加大学生社区改革力度,鼓励学生自主建立各类学生社团,以满足学生多元化的课余闲暇活动需要。就社区层面而言,以打造“一站式”办事大厅的形式为主。坚持以学生需求为导向,社会工作者可以根据学生意愿,积极向学校管理部门反映学生的共性需求,推动学生社区“一站式”办事大厅建设,为学生提供更为便捷的行政事务服务。
(三)情境互动:打造高校学生社区的动力机制
在高校学生社区营造的现实情境中,社会工作者通过社区内部动力机制的培育,提升学生发展的内生动力和能力,以此推动学生社区整体建设,实现学生发展与社区建设的良性循环。具体措施如下:一是坚持党建引领,推进学生社区内部党建工作。学校党组织可以在学生社区层面成立专门的工作委员会,委员会工作与日常思想政治工作相结合;同时推进学生社区党支部和党代表工作室建设,主动听取学生意见、建议,推动实际问题的解决。此外,驻校社工应当坚持党建引领,积极推进学生社区的党建工作。二是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加强学生的自我管理。学生在社区中处于主体地位,驻校社工通过“双工联动”,在学生中选拔合适人选担任社区管理员、社区导生、助理班主任等职务,同时鼓励、支持和引导学生建立自管会、自律委员会等组织,履行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监督等职能。三是推进社区议事机制的培育。驻校社工需要积极联系各方,邀请学生自主推选代表加入社区治理委员会,打造师生对话的有效机制,畅通自下而上的意见反馈渠道。此外,驻校社工可在每个社区内部设立专门的民主协商议事厅,并定期开展社区协商议事活动,推进协商民主机制建设。社区学生可以自主报名参与协商议事,鼓励学生及时发现社区问题,商议解决策略。实际上,学生社区内部动力机制培育的关键是要在激发个体主观参与动机的同时,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实践平台和参与机会。
(四)情感联结:重塑高校学生社区共同体空间
高校学生社区类似于一种邻里互助型共同体,秉持“学校即社区”的共同体发展理念对高校治理尤为重要。高校学生社区营造的宗旨在于加强学生内部的情感联结,加强学生的身份归属和心理认同,这有助于重塑学生社区的共同体空间。重塑高校学生社区的共同体空间,离不开驻校社工的有效引导,具体策略包括:一是可以建立社区公约,提升社区成员的规范认同。社区公约代表着社区成员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相似的行动目标和行为规范,是社区维持秩序和正常运作的有效力量,也是建构身份认同的重要来源。社区成员在接受社区公约约束的同时,会从中获得身份归属感和社区公民意识。驻校社工在社区营造过程中,充分借助社区民主协商议事平台和机制,组织学生共同商讨、制定社区公约。这种自下而上的制定方式有利于社区公约的贯彻落实和社区成员的自觉遵守。二是可以开展志愿服务,营造社区内部良好的互助氛围。驻校社工通过设定志愿服务日、周或月的方式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并组建志愿服务队,共同推进学校内部志愿服务建设。三是加强社区文化培育,提升社区成员的文化认同。社区文化是社区内最为深层和最具凝聚力的精神力量,是社区成员共同观念的反映,也是其身份认同感和心理认同感的重要来源。驻校社工可以在培育社区内部党建文化、思政文化、志愿文化的同时,充分挖掘本土特色文化资源,统筹推进社区文化建设。
从上述路径分析中不难看出,除了传统的个案、小组和社区三大社会工作方法外,社会工作行政也被大量运用,整体上呈现出两个特征:一是社会工作者多元角色的整合应用。社会工作者在服务过程中扮演着服务提供者、倡导者、资源链接者、政策制定者等角色,这些角色被整合运用到了“社区为本”的社会工作服务中,驻校社工不仅需要直接提供服务,还要与学生工作联动,推动高校相关政策制定等。二是社会工作服务形式的灵活化。在高校学生社区营造的跨部门实践中,由于实践情境的复杂性、服务对象的变动性、行动主体的多元性,社会工作服务的开展很难遵循传统的活动形式,高校学生社区需要摆脱社会工作服务形式的限制,将社会工作价值理念、服务方法与普适性的学生工作相结合,即运用社会工作的方法开展治理工作或学生工作。
本研究在对社会工作介入高校学生社区营造“何以可为”展开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对社会工作介入高校学生社区营造“何以为之”的路径进行了简要归纳,总结了其中的理论经验和实践做法。在文章的最后,我们希望能够以小见大,从更为整体性的视角,探讨当前高校治理中的社会工作介入问题。
笔者认为,教育治理的社工介入应当从基础教育领域向高等教育领域拓展,其依据为:一是社会工作的整合介入模式能够适应高校治理实践中多主体、多层次、多类型的需求。社会工作作为一种整合服务模式,能够与高校学生社区内部个体层面、群体层面以及社区整体层面的问题与需求相对应,这奠定了社工介入高校治理的现实基础。二是社会工作服务具有韧性特质,能够有效调和当前高校治理模式的技术刚性。社会工作所秉承的“人在情境中”“需求本位”“案主自决”“个别化”等原则使其相较于当前技术取向的高校治理模式而言更加具有韧性,不仅能够通过灵活多样的服务方式对服务对象多层次、多类型的需要予以满足,同样能够在服务过程中促进服务对象能动性的发挥。在工具理性支配的数字时代,将具有韧性的社会工作引入高校治理领域,是开展高校情感治理的重要方式,也是对技术治理“当道”的一种回应与补充,有利于调和教育治理内在的“工具理性”与“主体能动性”的张力。毋庸置疑,高校治理的社工介入仍处于实践探索阶段,其中有几个问题需要重点注意。
一是高校治理中的社会工作服务的嵌入方式。这里的“嵌入”是指社会工作服务进入服务场域的过程,整体上可分为行政化嵌入和市场化嵌入。前者是指医院、学校、司法部门等组织拿出固定岗位招聘社会工作者。在中国单位制传统之下,这种方式主要是通过“入编”或者“合同制”的形式实现。市场化的嵌入方式则是指政府通过“竞标”,从社会工作机构购买相关服务,具体可分为项目购买和岗位购买。项目购买是指购买方以社会工作服务项目的方式从机构购买相关服务,机构需要遵循“事本主义”原则,按照项目要求提供相应服务。岗位购买与行政化的嵌入方式较为类似,社会工作者需要入驻特定岗位并承担特定工作任务。相较于行政化的嵌入方式,市场化的购买方式胜在其灵活性、便捷性。两种嵌入方式形式不同,也各有优劣,有意愿引入社会工作服务的高校应当立足自身实际情况和现实需要选择合适的嵌入方式。
二是高校治理多部门协作中的社会工作自主性。社会工作在医疗服务、司法矫正以及基础教育等领域的介入早已展开,但社会工作作为后发嵌入者,在嵌入组织之初通常处于相对弱势地位,其在实践过程中的角色定位、与其他部门之间的分工协作以及自主性的确立时常面临困境,进而限制着服务活动的开展以及服务目标的达成。对此,社会工作介入后,高校管理层应当在吸收借鉴相关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以及社会工作领域和高校管理领域中的实务工作者,对相关部门之间的角色分工、工作方法、工作职责、考核方式、奖惩措施以及相关工作内容进行详细论证,制定规章制度为实践层面的社会工作介入提供实践指引和制度保障。需要注意的是,当前高校治理领域中的社会工作介入主要是采取市场化的方式进行,学校社会工作者们需要同时遵守学校内部和所在机构的规章制度,学校和社会工作机构应加强彼此沟通,增强学校管理制度与机构管理制度之间的衔接性、匹配性,避免社工陷入规制冲突引发的实践困境。
三是“学生本位”与“学校本位”的介入困境。“案主本位”与“雇主本位”的伦理困境在社会工作实务中长期存在,这种伦理困境在高校社会工作领域中具体表现为“学生本位”与“学校本位”的两难,即社会工作者在服务过程中,是将作为案主的学生的利益和需要放在首位,还是将作为雇主的学校的利益和需要放在首位。当然“学生本位”与“学校本位”的冲突并非时刻存在,大部分时间是可协调的,只是在特定情境中,例如当学生诉求和学校诉求发生冲突时,这种伦理困境才会显现。“学生本位”与“学校本位”的伦理困境,无疑是对于身处其中的社会工作者的考验。社会工作者需要寻找“学生本位”与“学校本位”之间的平衡点以及学生需求与学校要求之间的结合点,在服务过程中适当兼顾双方诉求,形成合力,以提升服务效果。同时,学校管理者也应当将学生需求作为高校治理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推动高校治理工作回归教育本真,以此消除高校治理和高校社会工作服务中“学生本位”与“学校本位”的内在张力。
上述问题在社会工作介入高校治理过程中需要予以关注,但笔者认为其中最为关键的是需要以一种更具韧性和包容性的治理思路看待高校治理中的社会工作介入问题,需要在促进驻校社工与学校组织生态域耦合协作的同时,给予驻校社工足够的弹性空间,以保证其适度的专业自主性。这在有效规避高校社会工作过度行政化风险的同时,有利于社会工作者在高校治理的现实情境中感知师生需求,在提供更高质量社会工作服务的同时,助力学生工作的有效开展。
①Ondrej Spacek, “Cultural Capital at the University: The Structuration of the Cultural Space of Students of Charles University”,SociologickyCasopis-CzechSociologicalReview, Vol.54, No.5(2018), pp.699-725.
②代玉启:《互动仪式链理论视野中的高校典礼——以Z大学学生节为例》,《社会科学家》2021年第8期。
③王寓凡、杨朝清:《空间视域下高校学生社区情感共同体建设》,《中国青年研究》2019年第2期。
④K. A. Strike,“Schools as Communities: Four Metaphors, Three Models, and a Dilemma or Two”,JournalofPhilosophyofEducation, Vol.34, No.4(2000), pp.617-642.
⑤D. W. McMillan & D. M. Chavis,“Sense of Community: A Definition and Theory”,JournalofCommunityPsychology, Vol.14, No.1(1986), pp.6-23.
⑥J. Dewey,DemocracyandEducation, New York: Free Press,1997, p.23.
⑦程亮:《学校即共同体——重返杜威的〈民主主义与教育〉》,《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16年第3期。
⑧O. Groves & S. O’Shea,“Learning to ‘Be’ a University Student: First in Family Students Negotiating Membership of the University Community”,InternationalJournalofEducationalResearch, Vol.98, No.1(2019), pp.48-54.
⑨I. Di Napoli,P. Dolce & C. Arcidiacono, “Community Trust: A Social Indicator Related to Community Engagement”,SocialIndicatorsResearch, Vol.145, No.2(2019), pp.551-579.
⑩Gregor Claire,“The University as Developmental Space—A Case for Thinking Differently?”,JournalofSocialWorkPractice, Vol.32, No.3(2018), pp.293-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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