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归族”众生相

程新友

春节，这个举家团聚的节日来临的时候，有这么一部分人，他们对春节回家充满了烦恼与恐惧。对他们来说，与其混进春运大军辗转团圆，不如一个人留守都市，享受孤单与自在。他们恐惧，恐惧自己的一事无成，害怕面对父母，就这样回家成了他们本能的抗拒，他们被统称为“恐归族”。对于“过年回家”这个中国人本不该迟疑的概念，有许多人却徘徊在回家的路口望而却步。在常人甚至父母眼里，这些人有那么一点冷漠，不念旧，甚至还常常被冠以不孝之名。事实上，他们恐归的背后藏着许多无奈，是在“衣锦还乡”的传统观念下的一种本能反应。

家乡也是江湖

游子为了生计外出谋生，远游江湖。在异乡江湖打拼中，艰苦辛劳，各种压力、各种竞争，渴望回归故乡，回归宁静的港湾。然而等他们回到家乡，发现这又是一个江湖，在家乡这个小江湖中，浮现让人恐归的众生相：

家长式盘问。“结婚了吗、有小孩了么、收入多少、房子多大？”许多归乡人都会遭遇这些千年不变的悲催问题。这类反复的例行盘问，考验着每个归家人的耐性，侵蚀着游子思乡的热情。亲戚们期待的眼神里往往带着些许问号，恨不得从餐桌前你的身上寻找答案。以致于不少人在网上吐槽，“重复着同一个答案，一开始还硬着头皮，到后来答到麻木，就是有点寒心。”“不逼婚，咱们还是亲戚。”

文化冲击。对于离家到大城市求学工作的群体来说，个体主义驱使他们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需要、愿望和可能性，但父母观念较为传统，价值观以家庭为本位，习惯对孩子的事情行使决定权和指导权，这两种观念产生一定程度的冲突。外出工作许多年在都市建立起来的观念、方式和习惯在家乡是行不通的，那个江湖有它自己的逻辑。面对琐碎的审视，平日小所习惯的价值观与生活理念在现实面前瞬间破灭，都市新潮的活法和所谓的时尚，会成为大家的笑谈。

攀比压力。春节回家走亲访友免不了被询问工作和待遇方面的问题。这个时候在外漂泊、“没房没车”的游子宁愿选择不回家。特别是同龄群体，在外发展的这部分群体与家乡朋友的观点、习惯、人生选择上产生分歧，但因曾经有相同的成长经历，“攀比”也避免不了。同学、发小等同龄人聚会攀比之后的失落，让人感觉“相见不如怀念”。

红包压力。与单身群体“被催婚”的无形压力不同，另一群“恐归族”的春节压力，可谓真金白银、实实在在。春节回家，不仅买票难，而且拖家带口，千里迢迢特别不容易。春节不仅是万家团圆的时节，也是考验钱包的时刻。春节期间，万家团圆，按照传统习俗，除了要给父辈、祖辈孝敬钱，还要给晚辈们压岁钱。回老家，由于家族特别大，家中孩子特别多，压岁钱就占据了重头。

处在“回乡——浓浓的乡愁”与“不回——家庭的牵挂”的纠结之中，家在异地的外地游子身心俱疲。

何处安放浓浓的乡愁

春节“恐归族”的背后是亲情与现实的纠结，但只要理性一些、耐心一些，对亲情看得更重一些，所谓的经济和婚姻问题，都不应该成为羁绊和阻碍。

小时候，过年吃顿饺子，有新衣服穿，男孩放鞭炮，女孩头上插朵花，这些今天看来似乎再平凡不过，甚至老土的过年方式，让人无法忘记在物质匮乏的年代人们对“乡愁”的留恋和“年”字带来的精神意味。

如今，回家团圆被赋予更多的是一层情感价值。只是，那个乡愁熟悉又陌生：在这样一个激变的时代中，人们已经越来越无法按照祖辈的方式生活。每一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沦陷在现代的大潮之中，沦陷在日渐淡去的记忆之中。故乡的“沦陷”，已经不仅仅是生存的自然条件和社会环境的沦陷了，更是一种温情的生活样式、行为准则和生存价值的沦陷。

年，越来越安静，年味也一年比一年淡了。与亲人情感互动的亏欠被物质所弥补，横亘于两代人价值观之间难以逾越的鸿沟越来越深。故乡没有了祠堂、戏台，没有了社戏，连故乡的口音也在被整齐划一中。旧有的根基在城市化的浪潮中崩溃，新有的城市认同感却迟迟未能构建。人们在一种大跃进的狂澜中前行，无暇抬头看天，只顾低头赶路，他们离钱越来越近，离乡越来越远。对故乡的记忆，只存留在了短暂的几个法定节假日，其余的日子，为生活奔波，为个人奋斗在外打拼，常常有好多话攒着等回家跟爸妈说，真回来了，反而说不出话来。爸妈的叮嘱不管同不同意，都会点头称是，自己心里却另有一套。交流太少，隔阂越来越深。

生存压力不仅剥夺了青年人快乐生活的权利，也剥夺了他们相聚团圆的勇气。“不是不孝，也不是不愿回家，是没混出名堂没脸回家。”颜面，拉远了人情的距离。在中国传统的价值观中，个体的努力不仅仅是要实现个人价值和远大抱负，还需要背负光宗耀祖的重任，或者满足“衣锦还乡”的虚荣。在物质主义盛行的今日，进一步激化了这种传统观念，在农村里尤为突出。在“恐归族”中，农村出来的大学生占有很大的比例，其处于“夹心层”的特征非常明显，在就业上面临“高不成、低不就”的尴尬境地，于生活中同时面临在城市立足难和家庭期望高的双重压力。

然而，对于父母来说，这些都不成问题。“过年就是要团圆，没有孩子的节日不圆满。”这句话说出了那些为子女生活状态牵肠挂肚的父母的心声，过年也给两辈人的沟通交流提供契机，盼团圆也是盼着与子女拉进心理距离。

父母一辈的想法是：在意的是你，不是你的衣锦还乡。

回家过年，何时不再纠结

两代人价值观差异、对“同辈压力”的焦虑或对个人成功的过分追逐、对乡规民俗的日渐陌生成为“恐归”的三大主因。面子，是中国传统观念中最被看重的东西。爱面子算不上什么坏事，但因“功未成名不就”导致想回家而不敢回家的心态，却困扰着越来越多的“漂一族”，甚至成为了现代社会不容忽视的大问题：人们哼着《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风发地走向全国，相信凭借自己的努力，期许自己能成为衣锦还乡的荣贵之人。因此，他们也产生一种对身份的焦虑，在外打拼如果没做出成绩，就感觉没法向家人交代。

这些年来，中国的物质主义盛行，成功学泛滥，让不少年轻人患上了“成功崇拜症”，认为挣钱多才是成功，发大财才算有出息，而将精神、文化、道德、温情，都扔到了一边。现代社会有“三粒毒药”，即消费主义、心灵鸡汤和成功学，其中成功学以速成为噱头，以名利为药效，误导急于走捷径成为人上人的年轻人投身其中，使其投机成瘾。一些人甚至认为，如果没有赚得豪宅、名车、年入百万，就证明自己不行。这样为别人而生活，成了物质化的奴隶，怎么会有从容淡定、平和优雅的过年心情呢？“恐归族”的自卑心态，就产生于这种价值观的偏差。

“没脸回家”现象，反映出中国当下社会阶层逐渐固化、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越来越难；反映出特大城市畸形膨胀，小城镇与乡村资源匮乏……若要帮助这些人“有脸回家”，或许要多些制度关怀，使教育资源分配均衡、区域发展平衡，创造一个公平公正的就业环境，努力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多给“没脸回家”的年轻人其他打拼途径，而非一定要在大城市里实现抱负，如此也能让个人、社会都有脸面。

同时，新制度的建立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与其等待社会环境的变迁，不如自己主动调整心态。单纯地以贫富论英雄，只会歪曲英雄的意义。“有钱没钱，回家过年”，中国春节的价值不正是提醒我们超越距离与世俗、投入家的怀抱吗？别管面子，有家可回就是幸福的。相信随着社会公平渐行渐近，“恐归族”会越来越少。

《纽约时报》著名记者亚历德拉·罗宾斯提醒人们：“如果孩子们过度追求成功，那么，无论他们获得多大的成就都会感到远远不够。”扔掉自欺欺人的“面子崇拜”、“成功崇拜”吧，有钱没钱，都要回家过年。从相互攀比的世俗观念中走出来，为过年注入更多真诚、温暖，使其变成温馨的心灵港湾。

城市中的个体通常是一种原子式的存在，人类摆脱不了对家的情感上的依恋，还会像“候鸟迁徙”那样产生回归家庭的渴望。换言之，就算当下的我们“归来却空空行囊”，社会地位仍不够高，形象仍不够好，事业、爱情还没着落，但我们仍是故乡最亲密的孩子，仍是母亲倚门翘首期盼着的远方游子。我们要努力回到“心灵的故乡”，让疲惫得到消解，让焦虑得到释放，让思念得到伸展，让亲情得到升华，让精气神等战斗力不断提升。这种充满团圆和爱的沉淀，与文化记忆和甜蜜感受紧密相连，而与功名利禄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