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婁勝華
[關鍵詞]柯麟 華人社團 政治轉向
新中國成立前後,澳門華人社群出現了重大的政治性轉向。這一轉向之所以能成功,是與柯麟的貢獻分不開的。20世紀三四十年代,作爲中共早期黨員的柯麟以醫生身份活躍於澳門社會。在新中國誕生之際,他通過影響何賢、馬萬祺等澳門華人社群領袖,並通過他們成功地促成了澳門一些著名的華人社團政治轉向,從而帶動澳門華人社群政治上傾向新中國,爲後來澳門回歸祖國奠定了重要的社會政治基礎。
柯麟是廣東省海豐縣人,中學時代與同鄉彭湃相識;受其影響,柯麟在1924年就讀廣東公醫大學時加入社會主義青年團,1926年轉爲中共黨員。1927年11月,他在參加廣州起義失敗後,與葉劍英一起避走香港,之後輾轉上海、東北、廈門、香港等地,以醫生職業作掩護,從事地下工作。1935年秋,在潘漢年的安排下,柯麟從香港遷居澳門,開辦私人診所,並加入澳門鏡湖醫院,成爲義務醫師;同時,與移居澳門的葉挺將軍取得聯繫,負責照顧葉挺的生活。通過葉挺介紹,柯麟先後與澳門上層社會中多位人士相識,爲在澳門開展黨的工作創造了有利條件。抗日戰爭爆發後,柯麟成功地安排張雲逸與葉挺見面,促成葉挺將軍奔赴抗日疆場,出任新四軍軍長。柯麟則繼續留在澳門,以醫生身份配合黨的地下工作需要。在澳門,柯麟的主要工作對象是澳門華人社群的上層人士,特別是先後與馬萬祺、何賢等建立起深厚友誼。
馬萬祺是在日軍進攻香港之前來澳門辦事,因香港淪陷而滯留澳門的。此前,馬萬祺因父親爲糧油商人,其接手父親生意而來澳門開設泰昌行與永裕昌。後結識傅德蔭、高可寧,合作開設恒豐裕行,專營大米、麵粉生意。日本佔領香港三個月後,馬萬祺的母親、未婚妻羅柏心等家人來到澳門。同時,其好友林炳炎、何善衡也從香港避難澳門。在馬萬祺的建議下,創辦大豐銀號。之前,林炳炎是香港恒生銀號的老闆;何善衡原本在廣州與何賢等開設銀號,廣州淪陷後轉戰香港,與林炳炎、梁植偉等合辦恒生銀號。
作爲香港淪陷後滯留在澳門的青年商人,馬萬祺思想進步,經寓居澳門的桂系舊部馮祝萬介紹,馬萬祺得以與柯麟相識,作爲醫生的柯麟還爲馬萬祺診病①據關振東、陳樹榮的《何賢傳》(澳門:澳門出版社,1999)記述,馬萬祺與柯麟相識於“30年代末,馬萬祺得了肺病,到南華醫社請柯麟治病,病治好了,兩人也成了朋友”。此說似不確,因爲馬萬祺是1941年12月7日從香港到澳門處理業務,恰遇太平洋戰爭爆發而留居澳門的。柯麟確實爲馬萬祺治病,但馬萬祺的肺病是在1946年使用了林炳炎從美國幫助購買的治肺病特效藥鏈霉素後痊癒的〔謝常青:《馬萬祺傳》(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8)〕。;很快,志趣相通的二人結成好友。隨着柯麟與馬萬祺交往的深入,柯麟介紹思想進步的馬萬祺前往香港與潘漢年相見。在潘漢年、柯麟的影響下,馬萬祺向柯麟提出加入中共的想法。潘漢年當面向馬萬祺解釋,認爲他留在黨外可以更好地發揮作用。從此,馬萬祺成爲中共在澳門的可靠朋友。通過馬萬祺的介紹,何賢、林炳炎、崔德祺等澳門工商界名人漸與柯麟相熟。
據《何賢傳》記載,何賢是通過馬萬祺介紹而認識何麟的。何賢,1908年出生於廣東番禺;1928年,與何善衡等到廣州開設“匯隆銀號”;1938年,赴港經商;1941年底,因香港淪陷而避難澳門。初抵澳門的何賢,雖然在省港經營銀號而積纍了不少錢財,但尚稱不上一流富豪。然而,由於其善經營、懂管理,尤其擅長處理與各方面的關係,其在澳門的財富與聲望很快實現了質的飛躍。1942年,何賢擔任大豐銀號的經理。1943年,與高可寧、傅老榕等到拱北調解,成功地使日軍解除了對澳門的封鎖,澳門糧食供應緊張問題得到一定程度的緩解。同年,應澳葡政府經濟局局長羅保邀請,與羅保、鍾子光三人合組“和安黃金公司”,並通過羅保獲得經營黃金買賣的專營權,而此時日軍佔領下的香港禁止黃金進口,澳門一時成爲東南亞的黃金集散地。何賢與羅保等人合股開設的黃金公司,令其積纍起巨額財富,從而躋身澳門億萬富豪之列,由此奠定了何賢的財產基業及其在澳門商界的地位。1945年,大豐銀號的多名大股東在抗戰勝利後返回香港,何賢答應傅老榕留任大豐銀號總經理,後來成爲該銀號大股東。①鄭偉聰:《柯麟的港澳歲月》(澳門:中華文化交流協會,2019),第168頁;關振東、陳樹榮:《何賢傳》,第37頁。
何賢原本是澳門的國民黨黨員,曾擔任國民黨澳門支部執委,並於1948年當選爲出席國民黨港澳總支部代表大會的澳門代表。②《市民日報》(澳門)1948-06-24、26。饒有興味的是,何賢在抗戰結束後被廣東肅奸委員會列爲向澳葡當局交涉引渡的重要經濟漢奸之一〔吳淑鳳:“伸張正義——戰後引渡逃匿澳門漢奸(1945—1948)”,《“國史館”學術集刊》1(2001):143。但是,自從與柯麟接觸後,感佩醫術高明的柯麟不是憑藉自身醫術掙錢,而是對求診的貧苦居民收費低廉,甚至免費,且堅持義務在鏡湖診病。正是在柯麟這種無私精神的影響與感召下,何賢逐漸成爲澳門愛國進步的中堅分子。
此外,隨着內地解放戰爭的形勢越來越明朗,澳門工商界一些上層人士也開始有意識地接近中共人士。
創設於1871年的澳門鏡湖醫院慈善會,是澳門一個具有廣泛影響的慈善組織。其轄下的鏡湖醫院,因提供醫療慈善服務而連接了澳門最富裕與最貧窮的兩個階層。出於慈善機構對資源的特別依賴,鏡湖醫院慈善會自成立之日起,就與澳門工商界建立了緊密型聯繫。其領導層,是以工商人士爲主體的澳門華人社會名流精英的組合體。在中華總商會成立之前,鏡湖醫院是澳門華人集議之地,可見其在澳門華人社群中之地位。1938年春,柯麟加入鏡湖醫院成爲義務醫師,並逐漸介入醫院的建設與管理。出色的醫療技術與醫務管理業績,幫助他迅速成爲醫院的技術骨幹與醫療權威。柯麟則借機設法擴大中共在鏡湖醫院的影響,將之建設成爲中共在澳門的秘密工作基地之一。
在抗日戰爭期間,柯麟以鏡湖醫院爲陣地,積極組織開展多項抗日救亡工作。內地抗戰爆發後,柯麟挑選一批愛國青年,組成“青年戰地救護團”,他親自上課講授抗日救國道理及醫療救護知識,並組織一些在澳門掛牌開診的華人醫生爲團員進行救護技術訓練。青年戰地救護團先後奔赴廣州、石岐等地參加戰地救護工作。隨着廣東人民抗日遊擊隊的發展,在中共澳門地下黨組織的安排下,鏡湖醫院先後派出五名護士到五桂山抗日遊擊區和一名護士到東江遊擊隊,投身抗戰一綫救護傷患。
在太平洋戰爭期間,鏡湖醫院一度成爲共產黨保護下的進步文化人士撤出香港中轉回內地的地下交通站。1941年12月香港被日軍佔領後,滯留香港的文化界名人和愛國民主人士處境艱難。12月9日,中共中央南方局給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負責人廖承志發出緊急電報,要求堅決執行中共中央指示,不惜一切代價,全力組織營救在港進步人士和國際友人,以免日寇加害。③參見黃秋耘、夏衍、廖沫沙:《秘密大營救》(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6)。考慮到轉移途中的安全,需要儘量避免途經敵佔區,因此,由香港乘船到澳門,再由中共澳門地下黨組織安排前往附近的台山、斗門等非敵佔區,就成爲一條比較安全的轉移路綫。於是,柯麟所在的鏡湖醫院成爲保護香港愛國人士撤退的秘密中轉地,承擔了轉移從香港偷渡出來的民主人士經澳門返回內地的繁重地下交通任務。最先撤出香港、經澳門轉到內地的,是范長江所率領的一批新聞界進步人士。他們由香港乘漁船偷渡至澳門,再由澳門轉乘小木船至廣東台山縣的都斛港。接着,夏衍、蔡楚生、司徒慧敏等十六位電影戲劇界進步人士,循同樣的路綫轉到內地安全地帶。這次被茅盾稱爲“抗日以來最偉大的搶救”活動,對抗日統一戰綫的建立和鞏固發揮了重要作用。其中,澳門鏡湖醫院以其特殊方式做出獨特貢獻。此外,鏡湖醫院還留醫與照顧多位中共領導與進步人士,如羅明、劉群心(中共領導人博古的妻子)、曾生(東江縱隊司令員)等。④吳潤生 主編:《澳門鏡湖醫院慈善會會史》(澳門:澳門鏡湖醫院慈善會,2001),第88頁。
實際上,柯麟在加入鏡湖醫院後,就以其出色的貢獻逐漸進入鏡湖的領導架構,承擔起醫院的領導工作。1942年10月,鏡湖醫院重獲澳葡政府批准,設值理會,每年一屆,首屆值理會有二十位值理,劉敍堂任首席值理。劉邀請柯麟任值理,負責醫務工作;邀請馬萬祺爲值理,負責財務。柯麟加入值理會,爲提升鏡湖服務質量提供了契機。在柯麟進入鏡湖醫院之前,它本是一家條件與技術水平有限的平民醫院;柯麟進入之後,着力從三個方面提高醫院的醫療水平:首先,爲增強西醫力量、提升診療技術,先後邀請廣州、香港淪陷後來澳避難的一批醫術高明的醫生如黃耀堅、黎鐸、王德光、莫培樾、吳鳴、梁心堯、鄒貫明等,於1941年成立鏡湖西醫顧問團。其次,爭取澳葡政府批准鏡湖擁有西醫手術權。1945年5月20日,鏡湖醫院手術室開設,並按照現代醫院模式,陸續設立內科、外科、小兒科、婦產科等各專科,還提出了完善手術室,加建X光室、理療室、檢驗室,建立產科院,擴展留醫所,遷建殮房等事關鏡湖發展的多項建議。再次,培訓護理人員,義務授課。1936年10月11日,鏡湖醫院值理會聘請柯麟爲鏡湖醫院護士學校義務教師。1944年,柯麟被推舉爲鏡湖護士學校校長。1946年,柯麟任鏡湖醫院首任院長,兼任護士學校校長。①鄭偉聰:《柯麟的港澳歲月》,第235~237頁。
鑒於柯麟對鏡湖醫務工作的深度參與及其貢獻,1944年,鏡湖醫院慈善會值理會推舉柯麟擔任鏡湖醫院總辦事處主任、醫藥部主任。1946年2月17日,鏡湖召開代表大會,改值理制爲董事制,林炳炎被選舉爲董事會主席。林炳炎入主鏡湖醫院前,向前任值理會提出與柯麟一起加入值理會的條件,得到同意。爲使柯麟順利進入值理會,林炳炎還親自遊說澳督,批准柯麟加入值理會,與何善衡、鍾子光、何賢、梁植偉、李澤甫等爲董事。同時,決定鏡湖醫院實行院長負責制,柯麟獲聘爲首任院長,取得了醫務的領導權。自此,柯麟、何賢、馬萬祺、林炳炎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成爲鏡湖醫院值理會的核心人物。至1940年代末,林炳炎逐漸將鏡湖醫院慈善會會務委託時任副主席的何賢主持。由此,形成何賢主持鏡湖醫院慈善會會務、柯麟主持鏡湖醫院院務的權力格局,從而使鏡湖醫院穩定地置於中共的影響之下,引領着鏡湖醫院慈善會成爲團結澳門進步力量、影響澳門華人社群的骨幹社團組織。柯麟以鏡湖醫院爲依託展開對澳門工商界、教育界人士的影響與爭取工作,從事愛國民主活動,支持內地民主解放事業。1949年10月10日,雖然廣州尚未解放,柯麟仍組織鏡湖醫院全體醫務人員與職工舉行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大會。②吳潤生 主編:《澳門鏡湖醫院慈善會會史》,第229頁。鏡湖醫院成爲澳門最早懸掛五星紅旗的社團之一。
在澳門華人社群中,中華總商會一直居於領袖地位,故對商會施加政治影響以獲取政治領導權是澳門中共地下組織的長期目標。從1940年代初開始,經過持續不懈的努力,澳門中華總商會內部傾向新中國的政治力量取得支配性地位,成功實現了商會的政治轉向。
1945年8月,抗日戰爭勝利後,國民黨勢力重新在澳門活躍起來,表現之一就是對戰後華人社團領導人選的操控。在中華總商會值理會成員中,對照1945年與1946年,非但主席與副主席,就連值理也悉數更換。尤其是劉柏盈取代高可寧出任商會主席,可視爲國民黨掌握政治領導權的標誌性事件。
劉柏盈係國民黨澳門支部成員③芮立平:“華人澳督——何賢”,《管理科學文摘》1(2000):39。該文稱,劉柏盈係國民黨澳門支部三位常務委員之一。1945年11月,出於“二戰”後遣送難僑需要,國民黨澳門支部推動成立澳門航商聯會,劉柏盈被推爲主席(後辭職)。當時報紙刊登的新聞中稱其爲同志,可知劉柏盈的國民黨黨員身份,以及國民黨澳門支部對其的信任(《市民日報》(澳門)1945-11-28)。,在出任澳門中華總商會主席之前,已於1945年11月被推舉爲國民黨色彩濃郁的澳門航商聯會主席(後因故辭職)。在1947年和1948年的商會領導成員變動中,劉柏盈得到了國民黨澳門支部的支持。④1947年,商會第35屆新值理宣誓就職典禮,由國民黨澳門支部委員劉紫垣監誓,國民政府外交部駐澳專員郭則範致詞稱“劉主席再度蟬聯,當能駕輕就熟,將來對祖國之勷助及僑胞之福利,定必有極大之貢獻”(《市民日報》(澳門)1947-01-12)。1948年,商會改爲理監事制,劉柏盈表示辭職,國民黨澳門支部主委李秉碩致函挽留。劉柏盈還擔任國大代表澳區(第17區)選舉事務所委員會主席。
在商會領導成員中,除劉柏盈外,副主席鄧晴隆等人或爲國民黨員或在政治上傾向於國民黨。從個人資望與實際建樹來看,劉柏盈等尚難以穩固其社團領袖地位,一旦失去國民黨的支持,其地位堪虞。
事實上,從1946年以來,澳門中華總商會的領導成員變動不居,辭聲陣陣,潮落潮起,處於領導權威危機不斷的時段。而這一局面的出現,也與國內政治的大轉換有着直接或間接的關係。對於澳門社團來說,需要適應時代變革的非凡人物重新確立社團領導權威,從而徹底解決外部政治轉換引發的澳門社團內部權威危機。然而,在歷史性轉折時刻,劉、鄧等人未能適應時代進步要求及時推動商會的政治轉向,少數人甚至阻撓商會脫離國民黨的政治控制。①鄧晴隆從1950年起脫離商會,後成爲國民黨在澳門組織的“流亡澳門難胞總會”負責人。1966年,澳門爆發“一二·三”事件;1967年1月29日,澳葡政府應廣東省人民委員會外事處及澳門各界代表要求,宣佈驅逐鄧晴隆出境。相反,與柯麟的結識與接觸,使何賢對國內政治局勢的觀察更加清晰。雖然在抗戰勝利後,何賢也注意改善與國民黨、國民政府的關係,曾擔任國民黨澳門支部執委,並於1948年當選爲出席國民黨港澳總支部代表大會的澳門代表;②《市民日報》(澳門)1948-06-24、26。但是,與柯麟等人的交往,使何賢清醒地認識到國內政治轉折的不可避免,從而政治上逐漸與國民黨拉開距離。因此,在這種情況下,何賢取代劉柏盈而成爲澳門中華總商會的領袖,從而完成了商會的政治轉向。
從1948年商會第36屆理事會到1950年第38屆理事會,是商會1913年成立之後領導層變動最爲劇烈的時期之一,商會內部的左右紛爭也從1948年起日趨激烈。1948年5月,“國民代表大會”在南京召開。其時,中華總商會的一次常規性理事會議程結束後,親國民黨的鄧晴隆等理事提議,舉辦一個蔣介石當選民國總統的慶祝大會③關振東、陳樹榮:《何賢傳》,第54頁。書中所指的“陳某某”,經核查1948年第36屆理事會,衹有一位陳姓理事,即陳立民。陳立民此後一直在理事會內,其政治傾向有待查實。1948年5月20日,“闔澳僑胞慶祝蔣總統就職大會”由國民黨澳門支部發起,商會與澳門各僑團、僑校等參加(《市民日報》(澳門)1948-05-20)。;何賢則提出異議,以商會工作繁忙爲由表示反對,衆人附議,改向蔣介石拍發賀電息事。事後,柯麟與何賢商量,謀求通過增加理事成員數量來擴大理事會中左派政治力量,未果。何賢轉而利用1949年第37屆補選理事的機會,提議馬萬祺等人加入商會理事會,從而推動商會領導層政治結構的改變,促使商會政治轉向。1949年4月—5月,隨着南京、上海的相繼解放,新中國建立已是指日可待,澳門部分工商界人士聚會商討形勢,籌劃改組商會,柯麟與會。1949年10月9日,商會召開臨時理事會,兩派就慶祝“雙十節”掛旗問題再次發生政治爭執。馬萬祺提出慶“雙十節”可以掛五星紅旗,但傾向國民黨的理事仍然主張掛中華民國國旗;最後,何賢提議,懸掛商會會旗作爲折衷方案,爭執暫且平息。可這仍是權宜之計,實質性爭奪發生在理事會的改選上④《澳門中華總商會成立八十五週年紀念特刊》(澳門:澳門中華總商會,1998),第58頁;謝常青:《馬萬祺傳》,第174~175、183~186頁;關振東、陳樹榮:《何賢傳》,第54~62頁。謝著與關、陳著對商會改選的記載不盡一致,經相互對照,以謝著爲主。。在1950年的第38屆商會理事會選舉過程中,會員簽到簿中竟出現兩位已故會員的簽名。雖然無法判斷是否傾向國民黨的商會人員作弊,但事情本身所產生的政治暗示在客觀上給何賢實現其增補新理事計劃提供了絕好機會。重新選舉的結果是,傾向新中國的人士如願以償,在商會領導層佔據優勢地位。它的轉折性意義具體表現是:(1)何賢被選爲理事長,馬萬祺獲選爲兩位副理事長之一。(2)理事會中,新當選理事6人,占1/3,均爲“具有愛國民主思想的人”。(3)親國民黨的鄧晴隆從理事會中消失。(4)新中行經理柯正平入選爲監事。
商會重新選舉的結果表明,從1950年第38屆理事會起,中共影響的政治力量已經穩定地掌握了澳門中華總商會的領導權,並且領導力量仍在繼續增強,至1953年崔德祺當選爲第41屆副理事長,商會進入長達三十年之久的“何馬崔三駕馬車”統領時期,直到1983年何賢去世。
澳門中華教育會是澳門教育界出現最早的專業性社團,成立於1920年。1923年,易名爲“澳門中華教育會”,並在澳葡政府註冊。1933年,經國民政府僑務委員會立案。1938年,僑委會核准澳門中華教育會爲華僑教育總會澳門分會。澳門中華教育會首屆會長由劉雅覺神父擔任,副會長爲曾次崔。崇實中學校長梁彥明等人任教育會領導機構的評議會成員。
澳門中華教育會成立後,雖然首任會長爲神職人員,但國民黨在澳著名人士梁彥明卻長期主持該會工作。梁彥明1910年加入中國同盟會南方支部,是同盟會在澳門的中堅人物。自1927年國民黨澳門支部設立後,梁彥明就長期擔任國民黨支部重要負責人,公開身份是崇實中學校長。澳門教育會的創辦,梁彥明起了直接推動作用,教育會的會址也設在崇實中學內。梁彥明一直主持教育會工作,直到1942年12月因熱忱於抗日救亡而遇刺身亡。梁彥明遇刺後,教育會仍然由國民黨人士主持,但會務由活躍轉趨沉寂。①《市民日報》(澳門)1947-12-22。
抗戰勝利後,教育會會務恢復正常。1945年,教育會改選,選舉聖若瑟中學教導主任陳道根擔任第18屆理事會常務理事。②雖然在1945年11月12日教育會選舉中,吳秋榮得票99張,高於陳道根的97張,在理事會中名列第一,但該年陳道根向南京政府教育部呈送的有關澳門中華教育會改選情況報告附列《澳門中華教育會第十八屆理監事名表》,陳道根以“常務理事兼總務主任”職別列第一。可見,陳道根爲教育會實際負責人。參見《澳門中華教育會成立七十五週年特刊》(澳門:澳門教育出版社,1995),第234頁;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 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4),第5輯,第3編,第445~446頁。此後直到1950年,陳道根一直是該時期教育會的主要領導人,掌握教育會印鑒。雖然1946年何賢首次獲選爲教育會監事,1947年柯麟繼選爲教育會第20屆監事會成員,但是教育會的政治轉向關鍵在於對陳道根的爭取。
1949年11月,教育會第27次會員大會,討論如何策動全澳華僑學校師生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結果“原則通過,辦法由下屆理監事擬定執行”。選舉結果,濠江中學校長杜嵐等一批傾向新中國的教育界人士進入理事會,馬萬祺獲選入監事會,陳道根仍任理事會負責人。
對於1949—1950年之交的陳道根來說,教育會內與日俱增的政治分裂和其本人每況愈下的健康是其必須應對的兩個困難,馬萬祺、何賢、柯麟主動伸出援助之手。在馬萬祺的安排之下,陳道根住進鏡湖醫院,柯麟親自爲其治病。對於因聖若瑟中學校長何心源神父③有關何心源是退會還是分裂的問題,有待查實。因爲在1964年出版的《澳門華僑志》所列“澳門自由僑團名稱表”中,仍然列有“澳門中華教育會”,其負責人註明是“何心源”。如此,何心源當是另立組織,而不僅僅是退會。和聖若瑟中學退會後教育會一時無處辦公的問題,何賢、馬萬祺決定借出商會二樓給予教育會作爲辦公場所。此舉解除了陳道根的政治疑慮,他將教育會的印鑒、檔案交托給馬萬祺、杜嵐等人,澳門中華教育會的領導權順利地轉移到傾向新中國的進步人士手中。④劉羨冰:《澳門教育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第283~285頁;《澳門中華教育會成立七十五週年特刊》,第234頁;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 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第5輯,第3編,第445~446頁;謝常青:《馬萬祺傳》,第200~205頁。
對於中華教育會的新舊交替,創刊不久的中華教育會會刊《澳門新教育》作出積極評價:“成立了三十年,長期在反動統治的控制、壓迫、毒害、麻醉下的澳門中華教育會,由去年(引者註:指1949年)十一月改選後就以一個嶄新的姿態出現於社會人士面前。……去年冬,解放大軍南下,祖國人民抬頭了,被壓迫者翻身了,這一形勢,就像電一般快地震動着每一個澳門教育工作者的心弦……在全澳同胞愛國民主運動的配合下,在積極分子的倡導下,在大多數會員同寅的覺悟下,澳門中華教育會就高舉起五星紅旗,追隨着祖國朝着一個方向前進。”⑤素梅:“一年來的澳門中華教育會”,《澳門新教育》3(1950):1。病癒後的陳道根也加入到澳門新教育運動之中。正如他本人在1951年撰文所言:“掌握在民主進步力量手中的澳門中華教育會標誌着澳門教育的新方向。他是澳門教育工作者自己的團體,他是新文化教育的主力軍、先鋒隊。”①陳道根:“澳門新教育運動的展望”,《澳門新教育》5(1951):1。
在新中國成立前後,澳門的主要華人社團實現政治轉向,爲爭取更多澳門華人政治轉變,凝聚及領導華人社群對澳葡當局鬥爭交涉,以及配合落實新中國對澳政策,奠定了組織基礎。
首先,與國民黨勢力開展對華人社群的爭奪。
國民黨在大陸執政時期,通過遍及海外的國民黨組織網絡,鼓勵海外華僑華人組建社團並給予合法性認可,是其僑務行政工作的重要內容。因此,海外華人組建社團,通常要先得到居住地國民黨分支組織的支持與認可,然後由國民黨分支組織轉報行政院僑務委員會,獲准立案後,由居住地國民黨分支組織頒發“海外華僑團體立案證書”,取得國民政府認可的合法地位。直到1946年,澳門華人社團與海外僑團一樣,均秉此規程取得國內立案手續。故而,澳門華人成立社團既需要取得澳葡政府的認可,又要向南京政府申請僑團立案,實行的是“雙重註冊認可制”。而抗戰勝利後,國民黨澳門支部利用其在澳門的政治優勢,加強了對澳門華人社群組織及社團管理的指導。雖然國民黨大陸政權逐漸潰敗,但澳門的國民黨勢力卻依然活躍。正因爲此,在柯麟的影響下,一些在澳門華人社群中有廣泛影響的社團實現了政治轉向,是件非常不容易的事。
此後,柯麟等依託這些實現政治轉向的重要華人社團,開展了影響更多華人的工作。例如,在新中國成立不久的10月10日,柯麟首先在鏡湖醫院召開全體員工參加的慶祝會。10月14日,隨着廣州解放,柯麟策劃舉辦一個全澳性慶祝大會。籌委會主任由柯麟擔任,何賢爲財務,馬萬祺爲總務,黃克歐、譚立明爲秘書。11月20日,澳門僑胞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廣州解放暨勞軍運動大會在澳門新馬路平安戲院舉行。參加大會的各界同胞有兩千餘人。柯麟致詞,並宣佈澳門華僑協會、中華總商會、鏡湖醫院慈善會、同善堂等六十八個團體聯名給毛主席等致敬函及廣東省人民政府葉劍英致敬電函,還宣佈了勞軍款物折合十二萬元,各界代表分別講話。②鄭偉聰:《柯麟的港澳歲月》,第288~293頁。
其次,凝聚及領導華人社群展開對澳葡當局的鬥爭交涉。
自1887年後,作爲中國領土的澳門被租借於澳葡當局管治,生活在此的華人社群權益受到澳葡當局的漠視,而華人社團則成爲團結澳門華人社群向澳葡當局爭取權益的組織基礎。例如,在1966年發生的“一二·三事件”③有關“一二·三”事件的詳細經過,可參見吳志良:《生存之道——論澳門政治制度與政治發展》(澳門:澳門成人教育學會,1998);黃啓臣:《澳門通史》(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1999);李福麟:《澳門四個半世紀》(澳門:澳門松山學會,1995)。中,由中華總商會等主要華人社團聯合起來展開對澳葡當局的鬥爭行動,爲華人社群爭取生存權益。
該事件起因於澳葡當局長期忽視氹仔居民子弟受教育的權利。1966年11月,澳門離島氹仔的基層工人爲子弟能夠讀書上學,向當時的工務局申請擴建校舍,經過多次申請查詢而未獲批,於是,居民先行動工興建。11月15日,海島市行政局代局長晏德地(Rui de Andrade)發現學校門前搭起的棚架,便派出警察前往勸止,並與工人發生衝突,造成二十餘人受傷,還扣留了四位前往交涉的建校代表。是爲“一一·一五事件”。
事件發生後,中華總商會一如既往地充當華人社會的“代言人”,與澳葡當局辦理交涉。事發當日,商會即派人前往氹仔市行政局,並於次日由副會長崔德祺保釋被拘押的四位氹仔居民代表。11月22日晚,四百多名澳門各界代表聚集中華總商會召開各界代表座談會,何賢主持會議,並作警告澳葡當局的總結性發言。11月28日,中華總商會召開理監事特別會議,商討與新任總督交涉事宜。次日,商會以何賢、馬萬祺、崔德祺等六人爲澳門工商界代表前往澳督府會晤澳督嘉樂庇(J. M. d. S. F. N. d. Carvalho, 1910—1989)。12月3日,前赴澳督府抗議的群衆與當值警察發生衝突,並迅速由澳督府擴大到街市。面對不斷升級的衝突,澳葡當局始則手足無措,繼則宣佈戒嚴。爲避免澳門華人無辜流血,何賢於當日發表廣播演說,呼籲居民不要外出。然而,戒嚴期間不斷發生的血案,使澳門華人社區與澳葡當局之間的對立更趨尖銳,政治上傾向新中國的華人社團因“一二·三事件”而緊密地團結起來,召開各界代表會議,推選“十三代表”與澳葡當局交涉,各界代表會一時成爲新的權威中心,何賢成爲其中的核心人物之一。以梁培、何賢爲核心的各界代表會對澳葡當局的交涉獲得大陸方面的聲援與支持。面對內部與外部的強大壓力,澳葡當局終於放棄任何僥倖卸責企圖,簽署《澳門政府對華人各界提出的抗議書的答覆》(俗稱“認罪書”)等文件,作出認罪、賠償等承諾。至此,“一二·三”事件以澳葡政府的失敗與澳門華人社群的勝利而告終。
最後,配合落實新中國的對澳政策。
新中國成立後,爲打破以美國爲首的西方國家實施的貿易禁運政策,發揮港澳通過轉口貿易連接內地與國外貿易聯繫的“窗口”作用,利用港澳優勢服務內地經濟發展的需求,中央對於港澳兩地形成“暫時不動”“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政策主張。對此,澳門一些實現政治轉向的社團及其領導人積極支持配合新中國的港澳政策。例如,在處理“關閘事件”以及聯繫廣東省爲澳門供水等事宜中,中華總商會及其領導人發揮了重要作用。
1952年7月25日,澳葡部署在關閘口的葡兵不顧中國哨兵的警告,強行北移哨位間的木馬,並刺傷阻攔的中國哨兵。隨後,雙方發生槍戰。晚間,葡兵又向拱北發炮,中方還擊。此謂“關閘事件”。事件發生後,由於中葡兩國未有建立外交關係,澳葡政府委託經濟局局長羅保全權處理此事。羅保邀請何賢、馬萬祺幫助聯繫中方談判解決危機。考慮到事關澳門的穩定,馬萬祺經與廣東方面聯繫獲回復同意談判。而此時,由於事件發生後中方關閉了關閘通道,澳門居民賴以生活的糧食、蔬菜等物品供應渠道被切斷,市民怨聲四起。爲解除市民困境,何賢、馬萬祺以澳門中華總商會及各界代表的身份前往內地談判,並向內地談判代表轉達澳葡政府的意願,說明衝突緣於葡兵與中國哨兵之間言語不通,因誤會而發生,希望得到中方諒解與寬容,並反映了澳門市民因關閘關閉而導致的缺糧缺菜的境況。此後,何賢、馬萬祺連續十八次穿梭於關閘雙方之間進行溝通與協商。至8月23日,澳葡當局委派經濟局局長羅保爲代表,在何賢、馬萬祺的陪同下,前往內地遞交了道歉信,賠償中方損失,並將葡兵哨位後撤。至此,關閘衝突得到解決,關閘、拱北地區重新恢復安寧。
由於澳門屬於海島型城市,缺乏淡水資源,居民生活用淡水無法自給,爲此,1950年代末,時任會長的何賢與副會長馬萬祺商量,決定以中華總商會名義向廣東省人民政府致函希望得到內地的援助。在廣東省與中山縣的協助下,在毗鄰澳門的灣仔竹仙洞、銀坑兩地建造水庫,向澳門供應淡水。工程確定後,何賢負責籌劃工程款項支援水庫建設。1960年,建成的竹仙洞水庫開始向澳門供水,澳門的水荒得到緩解。此後,澳門繼續獲得珠海大鏡山水庫及南屏河淡水,困擾澳門多年的淡水短缺問題得以解決。①《澳門中華總商會成立九十週年紀念特刊(1913—2003)》(澳門:澳門中華總商會,2003),第46頁;謝常青:《馬萬祺傳》,第246~250頁。
澳門一些主要華人社團在新中國成立前後之所以能實現政治轉向,是內因與外因共同作用的結果。
其一,內地國共政治地位的轉換及新中國的成立是主要原因。抗日戰爭勝利後,國民黨政權重返南京,其政治勢力及聲望一時達到頂點。在澳門,原本行事低調的國民黨組織重新恢復公開活動。從1946年到1948年,國民黨澳門支部憑藉其特有的政治優勢,將推動澳門華人結社與社團活動作爲工作重點。然而,隨着內地的國共對立的政治形勢越來越朝着有利於中共的方向轉化,特別是以1949年共產黨領導的新中國誕生與國民黨政權敗退臺灣而告終,澳門的華人社團不得不面臨着一個政治選擇問題,一些澳門工商界上層人士開始有意識地接近與中共相關的人士,而由這些接近中共的人士擔任領導職務的社團相應地開始政治轉向,逐漸脫離國民黨的政治影響而轉向接受新中國的政治影響。因此,內地政治形勢的轉化對澳門華人社團的政治轉向產生了積極作用。
其二,柯麟的人格魅力及其工作方式不容忽視。柯麟作爲中共派駐澳門直接從事澳門上層人士統戰工作的地下黨員,其以醫生的合法職業爲掩護展開工作。他嚴格遵循“埋頭苦幹,長期隱蔽,積蓄力量,等待時機”原則①方方:“三年遊擊戰爭”,中國青年出版社 編:《紅旗飄飄》(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79),第18集,第137頁。和“三化(職業化、社會化、合法化)”“三勤(勤業、勤學、勤交友)”方式,以其崇高的醫德和精湛的醫術,廣泛結交和團結澳門各界人士,受到澳門社會的敬重。他義務擔任鏡湖醫院醫生,以鏡湖醫院爲依託,接觸與挑選一批愛國青年,於抗戰初期組成澳門中國青年救護團,經過救護培訓及愛國教育後,奔赴內地參加戰地救護工作。他還將鏡湖醫院作爲營救與接應香港愛國文化人士的重要中轉通道。他以合法身份和名醫地位,本着愛國進步的精神,團結一切愛國進步力量,最大可能爭取愛國人士,在工商、教育、青年、婦女界擴大中共的影響,凝聚群衆力量,形成愛國統一戰綫,支持內地民主進步事業。正是在柯麟的崇高品德感召下,何賢、陳道根等人擺脫國民黨的影響,轉而支持中共。正如何賢所說:“我過去對共產黨的認識,並不是從書本上得來的,而是得力於一位黨員同志的感召。從1941年起,我在澳門一所慈善性質的鏡湖醫院和這位黨員同志共同從事義務工作。在差不多十年的時間裏,我親眼看見他所做的事情,完全是爲人民服務,不爲名,更不爲利,長時期地全心全意爲澳門同胞服務。我深深受到他那種忘我精神感動,認識到共產黨員的高貴品質。”②鄭偉聰:《柯麟的港澳歲月》,第3~4、268~271頁。
其三,社團內部架構成員的政治傾向也是原因之一。社團是由會員構成的,而會員中的社團領導架構成員的政治傾向決定了社團的政治傾向。因此,爭取社團政治轉向主要是爭取社團架構成員的政治轉向。無論是鏡湖醫院,還是中華總商會、中華教育會,其之所以能夠在新中國成立前後實現政治轉向,關鍵是其領導架構成員願意接受中共的政治立場與政治影響。
鏡湖醫院之所以能在國共政治轉折時穩定地置於中共影響之下,是因爲在柯麟的影響下,其值理會成員林炳炎、何賢、馬萬祺等實力人物與柯麟結成至誠相待的朋友,從而在值理會中形成了一個穩定的領導核心。中華總商會之所以能夠實現政治轉向,是因爲通過重新選舉,原來擁護國民黨的架構成員鄧晴隆等被排除出領導架構,而由何賢、馬萬祺等擔任新的領導架構成員,並組成穩定的領導核心。而中華教育會則因其領導者陳道根在柯麟等人的關心與影響下實現了政治轉向,導致該社團開始轉向接受中共的政治影響。
相反,由於直到新中國成立時,澳門的工人團體、婦女團體仍由傾向國民黨的人士把持,從而使國民黨澳門支部能有效掌握兩類社團的控制權,因此,需要重新成立由中共影響的工會組織與婦女組織。爲了爭取澳門中華婦女會,柯麟曾關注並希望在其領導架構中擴大進步女性人員,增強民主進步力量,但在國民黨控制下,該社團的領導人最終拒絕了柯麟的倡議,柯麟衹好通過其妻子陳智英約請澳門婦女界進步人士張晴暉、羅柏心、杜嵐等籌備成立“中華民主婦女聯合會”(現今婦聯總會的前身),並衝破阻力於1950年5月21日宣告成立。③鄭偉聰:《柯麟的港澳歲月》,第3~4、268~271頁。
總之,正是柯麟在澳門十幾年的辛勤工作,通過影響澳門各界進步人士,掌握澳門社團組織領導權,在新中國成立前後促成一些澳門主要華人社團實現政治轉向,爲配合工作需要直至爲後來的澳門政權回歸奠定了群衆基礎與政治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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