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治中的国共合作思想及其实践活动（1924—1949）

孙 阳

（湖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在民主革命时期，许多爱国人士都提出过国共合作主张。在他们之中，张治中将军是著名的代表。他的国共合作思想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前期，经过国民大革命、国共十年内战、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后得到进一步发展。他是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和实践者，在促成两次国共合作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赢得了中国共产党的高度赞扬。毛泽东曾对他给予高度评价：“他是三到延安的好朋友，是真正希望和平的人。”[1]

一、张治中国共合作思想及其实践学术史回顾

张治中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名杰出的政治家，他的思想理念涉及到政治、教育、边政、外交、军事以及国共合作等诸多方面。近年来学术界对他的各种思想理念及其实践进行了充分研究，并取得了丰硕成果。程慧东、刘萍等人探讨了张治中的政治理念，认为他的政治理念的核心是三民主义，具体表现为“民主政治、依法治国、平衡发展、知识兴国、和平主义、国家统一”六个方面，并对它们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具体阐述[2]。刘德熹回顾了张治中的办学思想的内容及其实践，指出他热衷于教育事业的主要原因是他的 “爱国主义精神”，并在此基础上从三个方面总结了他办学的特点[3]。陆荣从“教育为先，农村教育尤应重视”“教书，更要教人，高质量的教育者是办好学校的关键、以教育为改造社会的工具”三个方面总结了张治中的教育思想，认为他的教育理念对当今教育改革有很大借鉴意义[4]。裴杰生考察了张治中的边政思想，指出“维护国家领土的完整和统一是他解决新疆问题的前提和目标，改善民族关系、与苏结好、建设新疆则是解决新疆问题的三个有效路径。”[5]彭武麟全面系统地讨论了张治中的治新思想及实践，他首先分析了新疆问题的背景和张治中对新疆问题的看法，之后列举了张治中主持新疆时所采取的举措，最后指出“他的治新思想和实践经历了从不解、迷茫到逐渐转折的过程。”[6]王国君、程慧东等人探析了张治中的“美苏并重”外交思想形成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将他的外交思想的内涵总结为“维护国家利益、独立自主和中立主义”三个方面，最后与中间势力的“兼亲美苏”的外交思想进行对比后从正反两方面对其进行评价[7]。他们还从“纵深防御与先发制人、持久抗战和军队建设”等角度考察了张治中的军事思想，并指出他的军事思想体系完备，对抗战的胜利有积极意义，但同时也存在着一些不可避免的局限性[8]。

与其他思想理念相比，张治中的国共合作思想一直是学术研究中的重点，研究程度最深，取得的成果最大。赵振国从民主革命的立场、爱国主义思想、以诚相见的品质和顺应历史潮流的卓见四个方面分析了张治中在民主革命时期与中共的合作思想政治基础，并指出坚持国共合作是他的思想牵引的结果，其思想对当今依然有借鉴意义[9]。戴开柱认为“认真执行国共合作方针，为在湖南建立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创造良好环境是张治中主持湘政时的一大特色”，并从“真诚合作，恢复和发展与中共隔绝10年的友谊关系”“打击甲派势力，扫除国共合作的障碍”“开放民众组织，支持革命团体和报刊”“支持国共两党在工作中竞争，不应压制共产党的发展”四个方面分析了其国共合作思想的实践[10]。张继山一方面分析了张治中在历次国共谈判中的作用，如皖南事变后的谈判、重庆谈判、整军谈判和北平和谈[11]，另一方面又从“和平解决新疆问题、利用个人威望和影响促成新疆和平起义、积极参与新疆起义部队的思想转变工作”三个角度考察了他对新疆和平解放的贡献[12]。朱玉宝在其硕士论文中首先分析了张治中在湘时国共合作在湖南发展的主要表现，后又列举了张治中为促进湖南的国共合作所采取的措施，最后分析了国共合作在湖南发展的原因并总结了历史经验[13]。梁堂华首先交代了对张治中进行统战工作的背景，后从“利用省政府与省党部的矛盾，对张治中展开统战工作、多次与张治中商讨抗日救亡工作、派党员做夏维海和张素我的工作”三个方面分析对他的统战工作，最后从八个方面列举了张治中的积极行动[14]。王志明首先列举了张治中从抗日战争开始到新中国建立这一段时期内参与的各种国共和谈，后分阶段阐述了其思想的变化，并认为促使张治中思想转变的原因主要有 “中共长期实行统一战线、张治中对中共了解和认识的加深、对蒋介石国民党的失望和对国家人民的热爱”，最后从为国内和平停战和重庆谈判期间为促成协议达成及保卫毛主席等角度分析他在国共和谈中所做的贡献[15]。程慧东在正文前梳理了近年来学术界对张治中国共合作思想的研究成果并指出了研究的不足之处，后又从张治中主张国共合作的原因、其国共合作思想的发展阶段、所主张的“和共”形式等多方面进行具体分析，最后从正反两方面论证其国共合作思想的实践结果，并总结了其国共合作主张不能完全实现的原因和其国共合作思想的真正内涵[16]。任远山以1924至1945年的时间节点，分第一次国共合作、抗日战争时期、重庆谈判时期三个阶段总结归纳了张治中为国共合作所采取的政策和措施，最后通过大量事实从正反两个方面分析其国共合作思想的特征[17]。

以上这些成果为研究张治中的国共合作思想及其实践奠定了良好基础，但是依然存在研究较浅、重复研究和缺乏系统研究等不足之处，在张治中国共合作思想的内容、原因、实践活动和评价等方面依然存在较大的空间。笔者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融入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对张治中的国共合作思想及其实践活动进行以下分析。

二、张治中的国共合作思想及其形成原因

（一）张治中国共合作思想的内容

1.反对内战和国共分裂，倡导和平

在整个民主革命时期，反对内战和国共分裂、倡导和平始终是张治中国共合作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1927年夏，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武汉政治分会要求张治中辞去学兵团团长和军分校教育长职务，同时邓演达对其施加压力，张治中在深思熟虑后向学兵团和武汉分校的所有教职员和学生辞行，当时他的内心极其痛苦，因为这是国共分裂的标志之一，正如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是不愿国共分裂的，这时我既不愿站在国民党立场来反共，有何能站在共产党的立场来反蒋，内心非常矛盾，真是痛苦极了。”[18]1928—1937年，张治中在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工作了近十年，在这期间他为中国革命培养了诸多军事人才，其中一些参加了北伐和抗日战争，有一部分却参与了内战，成为反共战争的帮凶和罪犯，张治中在回忆此事时，内心感到“真是负咎实深。”[18]1945年11月张治中到新疆解决“伊宁事件”，但同时内地局面十分紧张，一方面国共之间的摩擦不断，另一方面国民党中央又颁布了《剿匪手本》并在重庆召开对共作战会议，张治中得知消息后寝食难安，在谈判期间给蒋介石写了一封反对内战的万言书，在万言书中张治中“对国内外情势有详尽的分析，力言对中共问题采取政治方式解决是唯一无二的途径，务请坚持这一方针。 ”[18]

2.实行三民主义和民主政治

三民主义是张治中国共合作思想的中心内容，他始终把实现三民主义和民主政治作为最高目标。北平和谈前，张治中与蒋介石在溪口小住，这期间他们对国内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在关于对革命的领导方针问题上，张治中建议“在保有的若干省份中，彻底实行三民主义，争取人民对党的同情，恢复人民对政府的信任。至于今后国家的体制，应实行多党政治，所以我们可能一时执政，一时在野，绝不能再存那种由本党一党专政，或以为以本党为主体的执政能够行之久远的错误观念。我们对国家民族的前途应该有远大的打算，只有实现政治民主化，实行多党的民主政治，才是今后中国应走的路向。”[18]北平和谈失败后，张治中发表《对时局的声明》，在声明中，他写道“我一向力主贯彻革命，实行民主政治。‘九一八’变起以后，力主全国团结，坚决抗战，对国内问题，力主以政治方式解决，促成和平……毅然决然表示与中共精诚合作，为孙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亦即为中共新民主主义的实现而共同努力。”[18]

3.爱国爱民

爱国主义是张治中国共合作思想的另一大内容。九一八事变后，上海、北平、天津、江苏和浙江等地的大学生集中到南京向国民政府请愿，请求中央出兵援助在江桥抗日的马占山将军。蒋介石任命张治中、陈立夫、张厉生等人处理该事件，有人向张治中请示解决之道，张治中说“赶快到军校多拿些毯子和馒头，多预备点开水，以免学生受饥挨冻。”[18]一些顽固派对张治中的做法极为不满，指责他是一位“不抵抗的将军”。针对顽固派的诋毁，张治中回答道“我的不抵抗，对象不同，青年如同自己的儿女。”[18]当时主张镇压的人已调来打手，随时准备镇压学生的请愿。为了避免惨案发生，张治中极力从中斡旋并说 “如果目下造成血案，就会把蒋主席的政治生命送掉。学生并不是日本军阀，我们为什么把他们看作敌人？”[18]在张治中的坚持下，顽固派听取张治中的建议，张治中对学生的问题给予答复，他们对此非常满意，学生请愿事件以和平方式解决。从中可以看出张治中亲民爱民，将爱国青年视为自己的儿女。此外，他更热爱自己的国家。1932年1月28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淞沪抗战开始。战争爆发后，张治中向蒋介石表示 “我们中央的部队必须参加淞沪战斗才好，如果现在没有别的人可以去，我愿意去。”[18]在出发之前，他特地写了一封遗书以表示他为国家尽忠的最大决心。

（二）张治中国共合作思想形成的原因

张治中的国共合作思想不是偶然形成的，其中有着深刻的历史和社会背景。从总体上看，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1.对近代中国落后现实的反思

近代中国深受国内外反动势力的双重压迫，黑暗的社会现实为张治中国共合作思想的产生提供了前提。武昌起义后，他进入保定军校学习，这期间袁世凯复辟帝制，引起了他对中国命运前途的思考。在毕业前夕，他希望能到边疆服务，但事与愿违，毕业后被分配到安武军去学习。在学习期间，他深深体会到旧式军队的腐败，后又经历了张勋复辟，这更让他感受到旧中国的黑暗。第一次国共合作让他看到了新的希望，但是蒋介石、汪精卫等人相继叛变革命，他在无力调解的情况下被迫出国。在外游历期间，欧美国家的强大引发了他的思考：“摆在我眼前的，刻在我心里的，尽是人家的一切宏伟远大的规模，除羡慕外，只有惭愧。”[18]在美洲观看尼亚加拉瀑布时，外国人的轻视更是引起了他内心的愤怒。这次欧美之行，他深深感到了中国的落后。他认为，只有实行三大政策，走国共合作的道路，中国才能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

2.新三民主义思想的影响

1917年，张治中在广州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第一次护法运动，走上了民主革命道路。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召开，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孙中山对三民主义重新进行解释，将其发展成新三民主义。此时的张治中很快接受新三民主义，成为新三民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和实践者。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后，他通过对欧美各国的考察，认识到“三民主义不但适合中国的国情，而且也是一个改造世界的完善的原则。”[18]同时他还认为三民主义与中国共产党倡导的共产主义具有一致性，三民主义的最终目标是实行大同之治，建立一个大同世界，而这与中国共产党所宣传的共产主义社会在诸多方面都是一致的。这进一步坚定了他坚持国共合作的决心和信心。

3.中国共产党的争取和帮助

张治中曾就读于上海大学，当时一大批共产党员如瞿秋白、李大钊、蔡和森等人在此任教。在这期间，他通过与中共早期党员的接触，对共产主义思想有了初步了解。他结识周恩来后，进一步“了解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宗旨和政策，这对他的联共思想的形成起了很大作用。”[19]此外，中国共产党也积极对他进行争取和帮助。周恩来曾说：“对于反动营垒中可能分化出来的人物，要争取他们，教育他们，帮助他们。”[20]张治中虽然是国民党人，但是他的思想是进步的，始终坚持和平解决中共问题，赢得了中共的尊重，中共给予他多次帮助，如1938年国民党为实行焦土抗战而火烧长沙，后国民党中的顽固分子趁机攻击张治中，中国共产党积极帮助他解围。后来他草拟预定在报纸上发表的谈话，周恩来为他一字一句修改。武汉失守后，张治中希望叶剑英担任他的私人顾问，叶剑英欣然接受。

4.挽救国民党的需要

1946年6月，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大肆进攻中原解放区。战争进行到1948年，国内政局发生了根本变化，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反攻，国民党在军事上不断失败，政治上日益腐朽，财政上已陷入崩溃境地。在这种局面下，张治中已经认识到国民党政权必然走向崩溃。但是出于个人责任感，为挽救国民党，他曾积极提出自己的建议“只有联合中共，让中共参与政权，在两党竞赛之下，或可以刺激国民党的改造，影响国民党的进步”[21]。由此可见，张治中主张国共合作的主观动机之一是为了复兴国民党，虽然他明知这样做也毫无结果，但出于个人强烈的责任感和对国家人民的热爱，即使没有结果也要做最后的努力。

5.建立三民主义新中国的需要

张治中始终把实现三民主义、建设一个三民主义新中国作为最高目标。他认为实现这个目标离不开苏联的支持与援助。十月革命后，苏俄最先以平等的眼光对待中国，最先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后又帮助国共两党，促成第一次国共合作。七七事变后，苏联又在军事、经济等方面给予中国诸多援助。这些让他感受到三民主义新中国的建立离不开苏联的援助。1945年在就中苏关系的演讲中他说道：“我们目前以致将来，不但要亲近苏联，敦睦中苏邦交，而且希望苏联给予我们援助，使我们能够完成长期的建设，使我们能够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国家。”[18]同时张治中认为获得苏联援助的前提是实现国共合作，国民党用平等方式对待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党和平相处。因此，他认为只有实现国共合作，才能争取到苏联的援助，才能建立三民主义新中国。

三、张治中的国共合作思想实践

张治中是新三民主义思想的坚定执行者，从国民大革命开始一直到新中国建立这25年间，他为促成两次国共合作和维护国共两党团结做出了巨大贡献。正如习仲勋在张治中诞辰95周年纪念大会上所说：“您是同我们党有长期历史关系的亲密朋友，您对国共合作，对民族，对民主革命事业的卓越贡献，国家和人民是不会忘记的。”[1]

（一）国民革命战争时期（1924—1927年）

1.积极调解国共关系

第一次国共合作开始后，因阶级立场和阶级利益不同，统一战线内部国共两党的斗争不断，张治中积极充当调解人。张治中到黄埔军校工作后不久，军校学生分成两大派，一派是“青年军人联合会”，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另一派是“孙文主义学会”，由国民党右派领导。两派之间明争暗斗从未间断。1925年春，右派戴季陶和沈定一到黄埔军校召开座谈会，遭到中国共产党的抵制，处境十分难堪，后在张治中的斡旋下才得以解决。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后，国共两党的斗争更加激烈。8月，右派派人暗杀了左派领导人廖仲恺，次年3月，蒋介石又制造了中山舰事件，逮捕了军队中的共产党员党代表，张治中听闻后非常愤慨：“我不明白，党代表为什么会被逮捕？我更不明白，我们同抱着一个远大的目的，为什么内部发生这样重大的裂痕？”[18]事件结束后，张治中慷慨激昂地质问蒋介石：“校长这种做法，是否考虑到一般革命同志的信仰和一般革命青年的同情？”[18]邓演达认为他的这种做法有点冒失。1926年北伐开始后，张治中仍对国共关系忧心忡忡，蒋介石率军前往长沙时，张治中提出建议，希望蒋介石特别重视处理两党关系，用一切办法维护国共两党之间的合作，避免两党之间的斗争和分裂。尽管张治中为调解国共关系殚精竭虑，坚决维护三大政策，但是革命统一战线破裂已成必然，他在极度失望下离职，出访欧美。

2.力荐启用周恩来

第一次国共合作实现后，许多共产党员以党内合作的方式加入国民党并在其中担任要职，但是由于国民党右派的迫害，他们被迫离开国民党中央重要职位，张治中认为这是革命事业的最大损失。1926年6月，张治中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副官处处长，之后他向蒋介石推荐周恩来负责政治部主任的工作，其推荐理由主要有三：“第一，周恩来有任职军队思想政治工作方面的经验；第二，周恩来有很高的个人魅力；第三，周恩来担任这一职务有利于维护国共两党合作关系。”[17]这一建议被蒋介石所否决，他已经决定让邓演达来担任。张治中并没有放弃，仍据理力争，但在蒋介石的强硬态度下，最终不得不放弃。张治中提出这一建议的主观目的是想让“两党合作如初，以弥补由于‘中山舰事件’造成的损失。”[19]然而凭他一人之力不足以扭转整个局面，此事让他更加感受到国共分裂已无可挽回。

（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927—1937年）

1.避免参加剿共战争

张治中在游历欧美期间，深刻感受到了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差距，遂逐渐产生了富国强兵思想。回国后，为了避免介入国共之间的纷争和实现富国强兵理想，他主动提出到中央军官学校服务，而这一干就是十年。在1927—1937年这十年间，张治中也曾五次带兵作战。其中三次是内战，分别为平汉之役、陇海之役和福建之役，这三次内战都是国民党内部的争斗，与中国共产党无关，还有两次是抵抗日本侵略的“一·二八”之役和“八一三”之役。每当战役结束，他会立刻回到军校，从而避免与中共发生直接军事冲突。正如邓颖超在1983年回忆张治中时所说：“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文白先生是一位没有同共产党打过仗的国民党军人。”[22]

2.力主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网络语言的出现对汉语言的语法结构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使汉语言文字和词语的组合出现了混乱的情况，如“我靠”“我晕”“犀利哥”“你在玩什么东东呀”“哥做的不是作业，做的是烦恼”等等。这样一来，汉语言就变得不够规范和标准了。网络语言在现阶段十分发达，人们在网络聊天的过程中经常出现错别字，人们形成了打错字的习惯，如“一往情深”写成“一网情深”等。这样，就会让人们的阅读变得更加困难，错误的语句或者词汇就会让语法规律不够完善，也会减少语言自身的原有韵味。[1]

随着日本对华侵略战争的不断扩大，国内要求抵抗的呼声不断高涨。但是以蒋介石为首的顽固派依然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张学良、杨虎城等人在多次劝解无果的情况下，于1936年12月12日在西安发动兵谏，扣押蒋介石和国民党数十名军政要员。事变发生后，举国震惊，以宋美龄、宋子文为首的亲英美派主张和平解决，避免使用武力，以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主张以武力解决，随后派三路大军准备进攻西安，并希望张治中能率领其中一路，但是遭到了张治中的拒绝。他认为“这件事只应该用政治解决，不必采用军事方式。”[18]他认为 “假如我们讨逆，且不说蒋委员长死活难定，内战必然爆发。我们国内一乱，正好给日本帝国主义造成灭亡中国的一个大好机会。”[18]同时中共也主张和平解决，提出“坚持停止一切内战，南京与西安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用一切方法联合南京左派，争取中派，反对亲日派；同情西安的发动，给张、杨以积极的实际的援助。”[23]在中共的积极努力下，中共中央以周恩来、叶剑英等人为代表到西安与宋美龄、宋子文等人进行谈判，最终以政治方式解决西安事变。张治中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感到高兴，后来他在回忆录中写道“这次事变，是国内情势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因为它促进了国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完成。仅仅过了半年，当七七卢沟桥事变一起，国共两党就马上恢复了合作的关系。”[18]事后他十分坦率的承认中共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

（三）抗日战争时期（1937—1945年）

1.保护左派文化人士

1938年，国民政府成立政治部，负责抗战中的政治工作。政治部下设三个厅，其中第三厅是联系团结各民主党派的机构，郭沫若为厅长。当时为了抗日救国，第三厅内吸收一大批左派文化人士参加工作。1940年9月，张治中接任政治部部长，此时有人提出撤销第三厅，排挤郭沫若等共产党员和左派人士。张治中严词拒绝，他提出建立一个文化工作委员会来安置左派文化人士。当时他还和郭沫若开玩笑说：“我特意为我们左派文化人士建立了一个租界！”[18]之后蒋介石召见郭沫若等人并对他们说：“现在正是国家用人之时，你们不能离开。我们想另外成立一个部门，还是由第三厅的人参加，仍然由郭先生主持。”[24]1940年10月，国民政府成立文化工作委员会，成员包括许多知名人士，如沈雁冰、沈志远、田汉等人，他们为国统区的文艺工作付出了巨大努力。在文化工作委员会运作期间，国民党内的顽固分子不断对他们发动攻击，但张治中并未理睬，并与这些文化人士保持密切联系。

2.合理解决战干团事件

1938年春，国民政府建立战干团，它以抗日救国为号召，参加者多为青年学生。该组织名义上为抗战服务，但实质上被国民党特务分子所控制，是镇压人民的工具。1939年春，四川綦江的战干一团密报桂永清，怀疑团内藏有共党组织。桂永清依据《防止异党活动办法》，以编造的罪名对一些爱国青年进行残酷的迫害，“近300人被活埋，40多人被拷打伤残。”[25]事件过后，桂永清等人妄图瞒天过海，张治中得知情况后，悲愤地说：“这是狼心狗肺的人干的事！”[25]随后，张治中根据调查的结果，下令严惩涉案人员，并释放所有被捕学生。经此一事，他慎重考虑，下令撤销了所有战干团。

3.主张和平解决皖南事变

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后，国共之间的大小摩擦不断发生。1941年1月，新四军军部及其所属部队，按照国民党中央的命令北移，到达茂林一带时，突然遭到国民党的袭击，全军除了2000多人突围外，大部分战士被杀害，军长叶挺被扣留，副军长项英等人被叛徒杀害。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表达了强烈抗议并提出了解决事变的条件，但遭到了国民党的拒绝，两党的矛盾加剧。针对皖南事变，张治中主张用政治方式解决，并于3月2日向蒋上万言书，痛陈对中共问题处理的失策。他认为“皖南事件是招致两党破裂的开始，关系至大。”[18]在上万言书后，张治中提出解决皖南事变的建议 “为保持抗战之有利形势，应派定人员与共党会谈，以让步求得解决。在此朝野彷徨之秋，钧座如能正确指示一般干部以解决共党问题之方针，澄清一切沉闷徘徊之空气，使冲动之感情，无由支配行动，实为当务之急，若犹听其拖延，其结果将对我无利而有害。”[18]但是蒋介石并没有采纳，在国内外各方的压力下，蒋十分孤立，于是他派张治中为代表与共产党进行和谈，双方会谈后蒋介石保证不再剿共，皖南事变得以和平解决。

（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945—1949年）

1.保护毛泽东的安全

1945年下半年，蒋介石三邀毛泽东到重庆举行会谈。中国共产党从民族立场出发，接受了蒋介石的邀请。1945年8月27日，张治中和赫尔利代表国民政府飞抵延安迎接毛泽东，28日中共代表周恩来、毛泽东和王若飞等人到达重庆。到达重庆后，如何保障毛泽东的人身安全成为周恩来最为重视的问题。周恩来把自己的担心告诉张治中，张治中立即提出邀请毛泽东到他的公馆“桂园”居住。为了方便毛泽东的生活起居，张治中安排洪兴华负责毛泽东的洗衣和清洁卫生工作。他还专门派警卫人员负责毛泽东的安全，并对他们特别嘱咐“保卫毛泽东主席，要胜过我十倍。”[25]周恩来鉴于重庆社会治安混乱，对毛泽东的安全还有些担忧，他向张治中提出调派宪兵保护毛泽东，张治中欣然答应。重庆谈判结束后，张治中和毛泽东一同飞回延安，亲自保护他的安全。

2.营救被关押的共产党员

1933年，盛世才就任新疆省主席，为了表示进步，他实行联苏联共政策，中国共产党先后数次派出干部到新疆工作，如毛泽民、陈潭秋和王寿成等人。由于共产党人在新疆迅速发展，盛世才害怕这会对自己构成巨大威胁，再加上当时国内外局势的影响，1942年9月，他在新疆发动反共事变，将毛泽民和陈潭秋等人杀害，并将其他160余人全部逮捕。1944—1945年，新疆人民发起反抗国民党的运动，为了解决新疆事变，国民政府派张治中前去调查，在动身前夕，周恩来、邓颖超夫妇上门拜访张治中，希望他能够营救被盛世才关押在新疆的中共干部。张治中到达新疆后着手行动，多次向蒋介石发电请求释放这批中共党员，但蒋坚持反共立场，予以拒绝；经过多方交涉，1946年5月才迫使蒋介石同意。为了防止出现突发情况，张治中立即计划将他们送往延安。经过周密安排，1946年6月10日，全部被救中共党员及其家属，从迪化出发前往陕北，但是到达西安时，他们被胡宗南扣押，在张治中的努力下，胡宗南被迫放行。7月11日，他们安全到达陕北。后来周恩来在回忆起这件事时说：“这件事是文白先生做的一件好事，在国共关系上是空前的，绝无仅有的。”[25]

3.促成新疆和平解放

1949年9月25日，驻新疆的国民党军队在陶峙岳将军的率领下脱离国民政府，宣布和平起义，新疆和平解放。新疆之所以能够和平解放，张治中作出了突出贡献。首先，张治中在管理新疆时期，实行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如释放新疆全部政治犯，免除各种苛捐杂税，清还被没收的人民财产，实行亲苏联共政策，为新疆和平解放奠定了较好的基础。其次，他在新疆组建了一个以民主派为主的统治集团，他们深明大义，能够对抗反动派，特别是陶峙岳、包尔汗等人对于新疆和平解放有着突出贡献。最后在紧急关头，张治中按照毛泽东的意见通告陶峙岳、包尔汗等人迅速发动起义。新疆实现和平解放，张治中备感欢欣，后来他曾回忆道：“我一贯保全新疆、保障和平的目的直到今天算是如愿以偿了。”[25]

四、张治中的国共合作思想及实践评析

张治中是国共合作的坚定支持者和维护者，从黄埔时期开始，他就为实现国共合作，建立三民主义新中国而奔走呼号。从这点来看，其国共合作思想是符合时代要求的，但是由于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其思想也有着不可避免的局限性。

（一）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具有进步性和革命性

纵观整个民主革命时期，国共合作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代表着当时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张治中始终以实现国共合作为目标，其思想顺应了当时中国的历史发展潮流，具有进步性和革命性。

青年时代的经历使他深刻感受到旧军队的腐败和国家的落后，在他的内心深处，挽救国家危亡和实现民族独立、富强的爱国思想越来越强烈，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毅然脱离旧军阀，投奔孙中山，走上民主革命道路。在国民革命时期，面对国共两党尖锐的矛盾分歧，他积极充当国共之间的调解人。为了推荐周恩来，他据理力争，不惜与蒋介石发生激烈冲突。十年内战时期，为了避免参加剿共战争，他在军校工作十年。面对日本侵略，他提出停止内战，国共一致抗日，并主动请缨抗战，指挥了“一·二八”淞沪抗战。西安事变爆发后，他极力主张国共两党通过政治方式解决，积极从中斡旋，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创造了良好的前提。抗战全面爆发后，他担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在主持湘政期间，加强与中共的合作，使中共在湖南省的党组织恢复并得到进一步发展。后他又在担任政治部部长时，全力保护左派文化人士，并取消了所有战干团。皖南事变发生后，他代表国民党同中共谈判，促使事变和平解决，维护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抗战胜利后，在重庆谈判期间，他据理力争、为保护毛泽东的人身安全、实现国内和平、民主和统一而不懈努力。在解决新疆事变期间，他始终没有忘记周恩来和邓颖超夫妇的嘱托，营救被新疆军阀关押多年的共产党员及其家属，并把他们安全送到延安。在北平和谈失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挽留下，他决定留在北平，参加新中国的建设。1949年9月，张治中又促成了新疆的和平解放，这是他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开始，毛泽东称之为新的“国共合作”。当时毛泽东对他说：“希望你到西北去，和彭德怀合作，做彭的副手。并说‘我们再来一次国共合作吧！’”[26]

张治中的上述行为，无不体现着他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的进步性和革命性。正如张治中在晚年回忆时所说：“我生长在国家民族灾难深重的时候，我的思想随着时代演变的过程，幸能逐渐前进。……我服从孙中山先生的‘顺乎天理，应乎人情，适乎世界潮流，合乎人群需要’的真理，长时期以‘适应时代，创造时代’作为自勉自励的信条。创造时代，不免浮夸，适应时代，尚能自守。我不是一个顽固保守的人，在不同历史时期中，我能一本所信，以爱祖国、爱人民思想为基础和核心，顺应世界正确思潮，跟上时代。”[1]

（二）受到阶级和时代局限，带有保守性和矛盾性

张治中的国共合作思想有进步的一面，但是由于他的个人经历和阶级立场，其思想不可避免带有一定的局限性，这主要体现在保守性和矛盾性上。

在北伐期间，在国共合作破裂不可避免而自己又无能为力的情况下，他决定辞掉所有职务游历欧美以远离国共纷争。张治中回国后，怀着他的富国强兵梦想主动提出到军校工作，在军校工作十年是国共两党内战时期，他这样做是为了置身事外，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他逃避现实的心理。在抗战期间，面对国民党的腐败，张治中明知向蒋介石提出的建议和补救之法不会被采纳，但是他认为作为国民党的一员，自己有责任和义务为挽救国民党贡献一己之力，可是最后仍然没有任何效果。正如他在回忆录中所说“在过去，我对蒋所作口头或书面的建议和争论，无非为的国家，为的革命，所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不避嫌怨，不计个人得失利害的。从旧关系来说，作为一个党的干部对党魁，我的责任是尽到了。而我二十五年对蒋的竭智尽忠，皆成白费。”[18]在重庆谈判期间，由于阶级立场的不同，他始终以维护蒋介石和国民党的利益为第一要务，特别是在军队问题上，主张中共放弃军队，他说：“中共此时如愿放弃其地盘，交出其军队，则其在国家的地位与国民之声誉，必更高于今日。……抗战之后，敌人已经打倒，我们正致力于和平建设，吾人尚要保持如此庞大之军队，岂非决无意义乎？”[27]而这正好迎合了蒋介石消灭中共军队的企图。在北平和谈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建议张治中留在北平，但他坚决要回南京复命，他说“我是国民党员，如果留下来站在共产党一边，人家会说我是投机分子。蒋介石是国民党的总裁，而我是他的亲信，是国民党的重要干部，现在站在共产党方面来，人们一定说我背叛了领袖。”[28]可见当时他内心是十分矛盾的，一方面他知道国民党失败已成定局，回去必然不会有好结果，但另一方面他内心深处的封建伦理观念又使他忠诚于蒋介石。他思想里的这些局限性与他的个人经历和阶级立场密切相关，在当时又是难以避免的。

五、结语

张治中将军身处于中国最特殊的历史时期，经历了从旧中国到新中国的转变，他的国共合作思想内涵丰富，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发展变化，但是反对内战和国共分裂、爱国爱民始终是他思想的核心，他是国共合作主张的坚定支持者和实践者，为实现国共合作和争取国内和平、统一和民主，建立一个三民主义新中国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尽管他的思想和实践存在着不足之处，但是他总能站在时代的前列，把握世界大势，顺应历史潮流，他对国家和民族的巨大贡献，国家和人民将永远铭记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