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8-31
杨晨珂
(安徽大学 社会与政治学院,安徽 合肥 230601)
2018年10月28日,随着一辆重庆公交车坠入长江,公共安全再次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话题。经事后查明,该车坠江的原因是车内一位女乘客与司机争执所致。其实这场事故本该避免,哪怕车内有一位乘客上前劝阻都可能会阻止悲剧发生。但终究所有人都充当了看客,眼睁睁“旁观”事件的发生。旁观者,法律中没有给出明确的界定,但基于道德层面的约束,旁观行为会呈现出一种社会责任的落差。《现代汉语词典》对“旁观”的定义为:置身局外,在一边看[1]。“旁观”角色属于一种特殊的社会角色,社会角色是指在社会系统中与一定社会位置相关联的符合社会要求的一套个人行为模式,社会角色承担着一定的义务和责任。在社会学中,社会角色往往是多重的,在不同环境中担任着不同的社会角色。“旁观”角色就是因现象产生的,在事件发生的瞬间,“旁观”角色效应就自动生成,当置身环境中的人们无法对紧急情况作出判断时,会不自觉的最大程度使自己脱离危机。当今,随着网络化社会的发展,公共信息和大众舆论的传播速度越来越快,人们的满足感逐渐由物质满足向精神需求转化,个人行为越来越关注环境的影响力,不仅依靠人的意识活动,社会活动空间提供了行为场所,社会秩序规定了整体的行为方向。“旁观”角色行为并不能孤立看待,一方面要理解“旁观”角色的产生原因和特点;另一方面,要将“旁观”角色嵌入到社会系统中,从两者的互动关系中分析“旁观”角色引发的效应力,发现其中社会失范现象,通过生态系统视角的介入,加强社会系统的道德约束、调节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完善我国德治建设、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随着现代社会对精神文明的需求,旁观者逐渐被放大,“旁观”角色被透明化,传统的社会模式已不能成为“旁观”角色的遮蔽物。当利益成为个人首先考虑的因素时,道德的底线就将缺失。面对安全、财产、形象和种种物质的威逼利诱,人们会将个人边缘化,脱离事件本身是不自觉的第一反应。应当意识到,“旁观”角色是可能有意或无意的反应行为,如果对“旁观”行为继续放任,不仅会影响当事人群的利益,也会影响社会治理的进程。
“旁观者”的概念在大众眼里多为“置身事外的人”,这是基于社会生产及社会发展演化来的社会性概念。社会现象引发了旁观行为的产生,旁观者是旁观行为的主要发起者,但旁观者的行为并不是完全由主体意识导致,同时也会受到事件发生的环境、危机度、其他人群等因素影响。所以对于“旁观者”的概念,不能仅仅从社会事实经验讨论,还应该关注旁观者诱发的现实状态,注意到旁观者是社会发展的结果,是人们追求价值利益不可避免的产物。首先从旁观者的行为角度来看,心理学家佩特卢斯卡克拉克森对“旁观者”作出了定义:“当他人需要帮助时,他并没有积极的行动起来”[2]。所谓“积极的行动”,就是当事之外的人通过主体行动对发生的事件作出干预,并有效缓解、终止事件潜在的危害结果,引导现象向积极的影响发展的行为。朱力教授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分析,概括旁观者是紧急事件的临时围观者,然后分别从事件本身和社会道德伦理两个侧重点加以描述:一方面认为旁观者与事件毫无联系;另一方面朱力教授认为旁观者并非没有责任,基于社会道德和社会责任的角度,旁观者一定程度上与事件保持着“精神性”的联系[3]。由此可见,旁观者并不是独立于社会系统的,而是社会治理的参与者,旁观者的行为是受到社会秩序和社会道德约束的。旁观者是社会变迁及发展的产物,存在于特定的时空当中,当有紧急或危机事件发生时,采取冷漠、消极、无视、观望的态度或行为,置身于事情之外,但同时承担着社会责任。
目前国内已有对旁观者的研究主要基于校园欺凌的视角。张荣荣强调旁观者的干预行为对研究校园欺凌现象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旁观者的态度会影响欺凌发生,借助分析旁观者的心理机制构建干预模型及支持框架[4]。金绪泽用“角色”的视角分析旁观者在校园欺凌中充当的不同功能角色,认为不同角色的旁观者在事态发生时会有不同的反应方式[5]。旁观者的不同角色干预会诱发不同的结果效应,Latané和Darley最早在旁观者的研究中提出“旁观者效应”[6],即一种特定的社会情境下旁观者的心理活动现象。当事件发生时,个体因为环境周围有他人存在产生心理波动,不去实施帮助行为,周围观众越多,帮扶的可能性就越小。阳科峰从“榜样示范”的视角探究校园欺凌的旁观者,认为旁观行为的纠正可以从观察学习和自我强化两个方面介入,利用社会学习理论唤醒旁观者的积极情绪[7]。同样基于感情的视角分析旁观者行为偏差的集中于亚当·斯密的同情观。戴昇和焦秀萍都是从斯密的同情理论出发,从不同的角度介入旁观者的研究。戴昇着重分析旁观者和当事人的同情关系,分别对旁观者和当事人提出情感要求,只有各个环节都做好了“同情”,才能构建和谐社会[8]。而焦秀萍从同情的发生机制出发,阐述同情观的现代价值,重塑个人美德及社会公德[9]。可以发现,我国对旁观者的研究已从个体延伸到个体与个体的互动,即旁观者不再是一个人的行为,旁观行为的发生也受当事人和所处环境影响,社会也是旁观者的作用因素。通过已有研究对旁观者个人的心理及行为分析,发现旁观者在实施干预行动前会出于一系列因素考虑,例如利益所需、安全性、心理忧虑、与帮扶对象的联系,甚至会碍于当时情境因素。大多数研究从旁观者不同的类型分类讨论,缺少从宏观的社会生态系统详细论述,主要的原因可能基于最终成效识别不同,例如改善校园欺凌现象、缓解自杀旁观者的心理缺损、道德观的重构等。所以,适合将旁观者的行为嵌入到生态系统,探究社会环境与个人的互动,利用生态系统理论分析“旁观”角色的社会表现和外显特征,做积极的旁观者,减少冷漠的旁观者,才能更好地规范道德责任体系,完善德治建设,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旁观者基于不同的心理活动,身处不同的事件环境,面对不同的当事人,采取的行动意义也是不同的。既然需要通过整体的社会环境研究旁观者,可以将“旁观”角色定义为一套旁观群体在事件过程中有意或无意的作出非干预即边缘责任化的行为模式。非干预,就是旁观者不做帮扶行为的介入态度,原因可能涉及感情、利益、效能、道德推脱等多个方面。总之,“旁观”角色与社会密切相关,是旁观者与社会系统之间互动产生的,是社会性的显现。
1.社会规范下的角色缺位
旁观角色现象不能仅关注当事人和旁观者群体的反应,更应该从社会生态的角度审视社会规则的漏洞。社会规范是一套针对社会行为、社会治理、社会发展的行为准则,旁观者恰恰是规范与道德之间的摇摆群体。大多数旁观者不会采取积极的行为支持,Craig的操场欺凌观察结果,发现仅有11%的旁观者采取了直接干预[10],这与社会规范的角色缺位有直接关系。任何犯罪行为都无法逃脱法律的制裁,但旁观角色甚至不会受到大众的谴责,多数研究发现旁观者的冷漠或许只是道德的丧失,在危机发生时扮演局外人的身份并不违反法律或行为规范。社会规范的漏洞提供了“旁观”角色的生存地位,“旁观”角色的群体效应离不开社会角色缺位的环境。
2.陌生社会的信任危机
中国人的关系以亲属为主轴,个人的关系网络像涟漪,一圈一圈扩散,将个人延伸出去,按照离自己的远近划分关系[11]。费孝通提出的熟人社会观念,信任是人与人之间互动的基础。随着社会的转型,传统的熟人社会逐渐向陌生社会转变,邻居可能是亲朋好友,也可能是毫无交集的陌生人,信任危机就是陌生社会的互动结果。旁观者与当事人信任不足时,旁观者会隔离自我处于事件边缘化地位,本能地照顾个人利益不受侵犯,优化结果产出。“旁观”角色在陌生社会存在逐渐扩展的趋势,社会系统之间的协调与个体之间的信任是衡量旁观干预的重要尺度。
3.媒体暴力与信息主观压迫
随着网络科技的快速发展,人们接受信息来源的主要手段不再是传统的纸质文本,网络媒体的权力延伸让人们感受到时空压缩带来的信息权力的压迫力[12]。媒体往往能第一时间取得事件的发展动态,网络传媒的信息输送会引导观众的思维观念。例如“扶老太”难题,本来是一个道德与讹诈之间的小概率事件,但经媒体的过度报道,“好人观念”逐渐成为媒体暴力的消费对象,纵容更多的旁观行为,旁观者受到信息暴力的主观性压迫,价值观偏移让“旁观”角色成为一种常态现象。
4.个体与环境的互动效能不匹配
效能指的是完成某一行为的能力。旁观者在决定进行干预之前,往往会考虑实际行动的后果,判断是否有完成帮扶的能力。个体行为总是出于一定的目的性,如果获取不到想要的东西,个体很难会与社会环境产生互动。无用的效能会影响个体干预的效率,甚至会导致当事人面临更复杂的困境。社会系统是复杂的结合体,每一层结构都有独特的运行方式,当个体不能与社会环境产生良好的互动时,旁观者会本能的暂时中断互动,使自身处于安全状态。
“旁观”角色作为一种特殊情境下的行为模式,既不同于传统社会角色的形式表现,也不同于传统社会角色持续拥有的外在特征。“旁观”角色的产生时间是无规律的,可能在某个突发事件发生后,也可能在事情发展的过程中产生,甚至在危机发生之前就已经存在,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旁观”角色表现的特征会不同程度明显化、扩散化和深入化。由于“旁观”角色的表现是基于个人和社会两个层面的交互,所展现的方面也是针对于人群、现象化、目的与发展趋势,展现的效果也是具有归纳性的。
1.缄默化人群
旁观现象的产生是随机性的。当危机发生时,局外的旁观者会依据潜意识保护自我,判断自己能否实施救助、能否安全撤离、能否消除危机。往往人在一瞬间思考的范围不足以对上述问题进行反馈,所以大多数局外人都会自觉地站在一旁,成为事件发生场所的旁观人群。旁观人群在行为上是不作出任何回应的,即标准的遇事沉默型和冷漠围观型。缄默化的角色就会在整个环境中产生效仿,由个体扩大至整个人群,每个人的无关意识集中反映了社会的冷漠,人们处于旁观情境固有的原生态意识,即脱离情境、自我保护,会主动激发并表现出来。逃避责任,选择沉默,“旁观”角色显现的是主观缄默的行为特征,缄默产生的“冷色”情绪会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愿意实施救助的人的行动阻碍,是多数旁观者被动考虑的因素。
2.普遍化现象
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带来的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压力,旁观行为现象随处可见,即便在特殊的场合,有着特定的时间要求和特定的当事人危机发生条件。我国普遍存在旁观现象,例如家庭暴力过程中,邻居甚至是家庭成员都有存在视而不见的情况;再如校园欺凌事件的发生,往往学生就是“旁观”角色的承担者。此外,社会公共事件发生经常性会伴随旁观人群、围观群众,但其中却鲜有发声的救助者,所有人都在等待事态的流动与结果产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精神文明建设越来越受到重视,“道德绑架”一词成为旁观者推脱的借口,好奇心则是人群驻留围观的有效理由。围观群体会被相互吸引,每个人都可能被加入到旁观阵营,社会空间的压缩会导致“旁观”角色的出现。
3.利益化目的
置身事外是保护自己利益的最佳途径。旁观群体也不例外,干预抉择前会考虑事情发展的结局,事情发展的趋势会不会影响到自身利益。无论是否作出干预,利益因素会优先于当事人的危机度。即便面对积极的旁观者,出于动机因子,也会考虑帮扶后的利益平衡,当事人与旁观者的关系,旁观者与环境的联系,当事人与环境的联系,最终的行动结果都会有利于旁观者整体的利益。“扶不扶”难题后,寻求帮助的老年人为了能达到旁观者的利益化目的,自行口头承诺或留纸条证明导致自身处境的原因与他人无关,这样会提高旁观者出手援助的概率。旁观利益的动机后,留下的是关于道德的思考。
4.多样化趋势
随着互联网络的普及,人群的关注焦点慢慢扩充至虚拟网络空间。“旁观”角色不仅存在于现实社会,虚拟空间更是旁观现象普遍出现的公共场合。首先,多发生于网络新闻平台的评论区,往往一则敏感的新闻报道会引发持不同观点人士的论战与旁观,甚至很多新闻媒体会借机提升自己的浏览量与评论热度。其次,在当今网络用户的聚集区——微博、抖音、豆瓣等新生代网络交流互动平台,同样存在着类似“键盘侠”等“只说话、不做事”的旁观人群。社会环境的不同发展阶段会造就不同程度的旁观范围,哪怕一件街边小事,都有可能引来看热闹的旁观者,如果不加以制约,“旁观”角色的未来发展将会是多样的。
系统理论焦聚个人与社会的统一,它关注个体与环境之间的互动。生态系统就是系统理论的一个视角,当人类行为与社会环境的关联失衡时就会出现问题。“旁观”角色并不是单由个体建立的,“旁观”角色更是一种社会生态系统作用总和的延伸。社会环境的变化改变了旁观者的认知,受系统的影响,旁观者在危机状态下会发生非干预的条件反射,为了适应生态系统与自身的互动性,“旁观”角色就被建构出来,社会环境会赋予旁观者新的意义。
生态视角是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具有整合意义的社会工作实践视角[13]。它给人赋予全新的意义,人不再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将社会观念融入个人,通过两者相互关联,人与社会环境密不可分。早期达尔文就提出了“适者生存”的概念,认为个人的生存与发展需要适应环境的变化;布朗芬布伦纳和查尔斯·扎斯特罗同样是社会生态理论的贡献者。布朗芬布伦纳在他的《人类发展生态学》书中将社会环境分成四级:微系统、中间系统、外系统和宏系统[14]。个人与环境的互动是双向的,社会环境也有层级之分,不同个体可能匹配不同层次,个人与环境的交互同样是复杂多变的。扎斯特罗在总结布朗芬布伦纳提出观点的基础上,对社会生态系统作进一步阐述,他将社会系统划分为微观系统、中观系统及宏观系统。个人的心理、生理都会对个人行为和社会环境造成影响,社会的不同结构,例如社区、社会组织等也会对人类行为造成影响。对于“旁观”角色的分析,侧重点应关注社会系统的变化,不同层级的系统对旁观者的心理及行为影响不同,通过改善社会系统的路径规范旁观者行为偏差,才可能减少旁观角色的负面效应,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旁观者的消极定位会诱导失范行为。失范行为包括旁观者和社会两个方面,对于旁观者来说,观念和动机之间的转换不匹配;动机和行为之间的导向不明确,环境的适应力是生态系统的规范底线。旁观角色的偏差对社会的影响是双向的,社会失范是旁观角色的推脱力。
1.“旁观”角色的效应范围是多重性的
对个人来说,“旁观”心理源于自身的道德底线。“旁观”行为不受法律限制,但终究会受到道德界的谴责。唐继亮在研究自杀旁观者时关注旁观者的心理动态,发现大多数旁观者在面对当事人死亡的瞬间都会有心理的恐惧、焦虑等负面创伤感。他还发现校园及社会缺乏关于旁观者的心理辅导支持,并总结出“实证认知行为”的团体心理辅导新模式[15]。对旁观者来说,长期处于行为失范及社会放任的环境,社会责任感会逐渐淡化,道德自控力会因个人观念的固化而丢失。还有,“旁观”角色的影响会波及社会环境。合理的社会结构需要每个层面的系统共同维持,个人是最基本的层次,一旦根基不稳,社会运行将会失衡,“旁观”角色产生的干预后果是消极的。
2.“旁观”角色与教育失位密不可分
现代经济体制的建立离不开教育基础。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强调社会系统的完整性,学校教育是生态环境的重要一环。校园欺凌中冷漠的旁观者映射了教育漏洞,即缺少道德伦理的学科教育和传统文化的教育缺失。学科建设不能仅抓学术教育,思想教育应同样受到重视。个人价值观的建立依托学校教育与专业培养,现代的教育体系不应盲目追求数量结果,师生之间的互动、学生与校园环境的互动更是教育补位的关键。
3.诬陷设想与社会责任推脱
“扶不扶”事件诱导了诬陷观的主观刻印;“公交车坠江”反映了生命责任意识的浅薄;“小悦悦”用生命谴责了冷漠的旁观者。社会传递的负能量被人们主观放大,旁观者目击事件的第一反应是可能会出现的诬陷结果,会想像干预后的消极意义,“旁观”角色是社会生态系统的延伸,社会责任的丢失会直接影响“旁观”角色的自觉反应。社会互动会塑造两者之间的关系,旁观者的第一思想建构往往会对环境造成某种关联,当诬陷幻象被塑造时,旁观者的责任意识会被压制,将不愿意对当事人进行干预。
社会生态系统分别从个人和社会两个不同视角分析社会现象,“旁观”行为的产生离不开个人系统,同时社会因素也不可忽视。目前国内对于“旁观”行为的研究主要从道德层面来论述,也有对某个类型群体的旁观行为展开研究,但基于社会生态系统的角度尚缺相关完整的研究,可以利用社会生态系统理论,通过调整社会各个系统的状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旁观”行为不仅是个人素质的体现,同时也是个人道德素养的显现。个人系统是社会生态系统基础的层面,个体的自觉意识和自我心理调控决定个人行为偏向。减缓“旁观”角色的影响首先需要调整个人系统的内部管理。
1.建立道德公约,培养个人的责任观念
首先出于利益动机,旁观者抉择时会考虑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社会责任观念界定不足。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冲突时社会系统应该引导个人进行正确的选择。其次,社会是由个人组成的,每个人都应该培养社会意识,社会发展是个体与环境互动的结果。社会在需要帮助时个体不应采取冷漠的旁观态度避免可能承担的责任。这种意识的培养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教育者、志愿者、学校、社区、政府都应该担负起责任去培育个人参与意识,逐步从道德层面感化“旁观”角色。既然个人需求会影响个人行为,那么就让道德行为成为一种必须,让个体感受到这种需求,这样个人就会受到道德约束的作用,不再是“旁观”角色[16]。道德公约的建立,不仅能在个人潜意识里杜绝冷漠无视的态度,同时也将个人纳入社会共同治理,成为社会发展的参与者。
2.设立官方公众号,提高个人信息辨识能力
网络技术发展迅速带来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公民除了参与社会的意识,担负起社会责任的培养角色,个人也需加强对网络信息的辨识能力。相关权威部门可以设立官方公众号,通过微信、微博等主流媒体向个人宣传网络信息辨识技巧,定期发布违规媒体新闻报道公告,打击涉黑、诈骗、暴力等一系列通过网络产生的不良现象。当今媒体信息暴力主观上诱导了人们的思想和价值观念,对于网络信息,个人要学会辨析其真伪,要学会用理性的思维应对无限的信息诱惑。
3.“三社”共建,构建个人参与社会意识
旁观角色的产生归因于人们社会参与意识的淡薄。人们参与社会的主要特征便是互动性,个体参与社会活动的主要途径是社会组织、社会团体和社区。通过三者的联动,能够将个人融入团队,建立“团队”概念,让个人理解团队责任、社会参与,同时也令每个人认识到自己是社会共建共治共享的一员,构建个人的社会参与意识。
人类行为需要与不同等级的生态系统相互对应,社会规范机制的合理建构取决于政府及有关部门、学校、媒体共同作用。一方面,政府及相关部门具有权威性,针对市场信息暴力、思维固化、恶意诋毁等负面影响,权威部门应该合理把控社会秩序,加强社会主义价值观宣传,抵制负能量现象;另一方面,作为青少年发展的培养基地,学校应该营造和谐、包容、互助的文化环境,纠正少数青少年道德失范行为。
1.追加德治建设等级规范
随着近年来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日益广泛,精神文明的需求越来越体现出来,道德底线与道德表现是人们表达生活的方式之一,不仅体现出人们对道德社会的渴望,还承担着一种道德责任与遵守。面对种种“旁观”行为的社会冷漠,政府和相关部门应该制定关于道德建设的分级规范,追加重大事件“协助者”的奖励,对威胁公共安全、故意吆喝围观的“旁观者”采取道德治理和法律约束。法治建设一直是行为的底线,将法治与德治相结合,是我国党和政府以人为本的最新政策方针,对于“旁观”角色的规范,通过这种奖惩约束机制,能够让更多的“旁观者”参与到公共事件与社会行动中,完善社会德治建设与责任体系。
2.将“旁观”角色社会化看待
近年来社会风气与社会道德建设凸出了个人行为要有社会责任意识。“旁观”行为虽然是个体行为的体现,但其潜在的结果是社会整体风貌的表现。往往社会忽视的原因在于将“旁观”角色个体化,个体的归因会导致人们继续默认“旁观”行为的合理性,一种随大流的“旁观”角色模式将会持续下去。所以,阻止“旁观”角色的扩大,需要从责任上提升标准,将“旁观”角色纳入社会责任的秩序范围内,通过对“旁观者”社会化的方式,施加行为后果的压力,“旁观”不再是个人范畴,更多的是来自社会的关注与谴责。
3.开展道德学风建设,增设道德培训课程
学校是青少年成长与发展的重要场所,青少年是社会建设的未来动力,所以学校作为社会生态系统的一部分需要培养青少年的道德情操和社会责任感。首先,休闲娱乐是青少年的基本需要,学校应该定期开展传统道德文化的宣传活动,激发青少年社会道德与责任意识,引导正确价值观建立;其次,不能忽略学风建设,增设思想道德培育课堂,举办“道德风尚”宣传讲座,不定期开展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电影观看和知识竞赛等一系列活动,加强青少年“关爱意识”“帮扶意识”“互助意识”“责任意识”,完善青少年道德体系校园建设。
4.将网络信息监管纳入新闻媒体管理机制
新闻媒体是社会信息的聚焦平台,也是人们获取信息的重要途径。新闻媒体不仅是通过信息报道吸引人们关注,更多时候新闻体现着一种行为意识的引导。近年来,信息的流动集中,传播广、速度快,部分大众媒体利用人们的好奇心与辨识力的漏洞,主观上引导人们的价值观念,目的在于获得点击量提升网络地位。作为主流的信息来源,媒体应该履行自身责任,优化运营方式,保障信息的真实性,杜绝“负能量”传播。同时,网络信息监管应该纳入新闻媒体的管理运营机制中,时刻保障媒体运作的真实性、时效性,清洁网络环境,实时通过网络监控扫除网络暴力和信息压迫来源,引导正确的核心价值观念和社会道德意识。
5.构建个人与社会共建共治的社会格局
“旁观”角色的限制既是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同时也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环节。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了新的变化,人们的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从物质到精神的转变,需要更多社会子系统共同努力,共同治理社会,共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旁观”角色的改变不仅从个人层面约束,更需要社会各个系统相互共建共治,政府需要各个社会主体共同参与社会治理,加强社会德治建设,构建多元化、多层次、多方位的社会治理格局。
“旁观”角色是一种由于社会责任感缺失、社会道德规范失位造成的社会冷漠现象与行为模式。这种行为模式产生基于个人系统与社会系统的关系失调,持续下去可能会对社会秩序的稳定、社会德治建设以及坚持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产生不良影响,所以借助社会生态系统的视角对“旁观”角色加以研究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与理论关照。
从实践层面来看,旁观者几乎涉及社会公共事件的各个方面,无论是道路交通,还是校园、组织、社区,无论是青少年人群还是中年人或老年人群,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旁观”角色的产生并不受时空限制,如果不能正视旁观角色潜在的影响,将会对社会治理的发展进程造成阻碍。针对现有的“旁观”角色的分析,从社会生态系统的角度对角色加以研究,分别从个人系统和社会系统两个方面缓解“旁观”角色的负面效应,可以提升人们的道德意识、责任意识和社会集体责任感,同时加强个人对网络信息的辨识能力;社会层面来说,通过各个社会子系统的介入,可以加强我国德治建设,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坚持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从理论层面来看,鉴于国内较少从社会性的角度研究旁观行为,为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生态系统是全新的视角,一方面可以拓宽社会生态系统的理论研究角度;另一方面可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通过对“旁观”角色研究理解社会系统和个人系统关系具有重要的价值意义。
人与社会的良性互动是坚持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前提,利用社会生态系统分析特定的“旁观”角色并不偏离社会事实。研究对象是实在的旁观者,大众媒体系统中的旁观者是多样化发展的趋势,“旁观”角色发生于某一特定的需求情境,即当事人有潜在或显现的危机。所以“旁观”角色是社会环境的延伸,与生态系统关联,对其加以研究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以及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
总之,“旁观”角色的特征表明“旁观”行为离不开社会整体环境,多方面的社会系统会导致“旁观”者产生不同的心理状态,忧虑危机、信任危机、信息压迫等。为了树立道德规范,改变认知偏差,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应基于社会各个系统针对旁观角色失范现象采取行动,搭建健康的社会互动网络,最终完善社会责任体系和社会治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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