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倭寇与地方城防建设——以明代安徽地区为例

任晓雯

（陕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陕西 西安 710119）

有明一代，南倭北虏问题是长期困扰明廷、几乎危及明朝统治的两大问题，一直与明朝相始终。北虏指的是北方游牧民族对我国北部边疆的侵扰，南倭则是指活跃在东南沿海的商人武装集团，称之为倭寇。倭寇自元末以来即有记载，经常侵袭东南沿海地区，只是在元朝史料中并不称之为“倭寇”。据范中义先生的《明代倭寇史略》，第一次将这批活跃在我国东南沿海的商人与日本浪人组成的武装集团称为“倭寇”，是在洪武二年（1369年）的《明实录》中：“戊子，升太仓卫指挥佥事翁德卫指挥副使。先是，倭寇出没海岛中，数侵略苏州、崇明，杀伤居民，夺财货，沿海之地皆患之。”[1]自洪武二年（1369年）四月戊子这第一次记载后，“倭寇”字样在明朝史料中开始频繁出现。在嘉靖年间，倭寇的活动最为频繁，并且不少地区在此间进行了大规模的城防建设活动。

学术界关于嘉靖年间在倭寇侵扰下进行的城防建设活动，多集中于东南沿海地区。庞新平探讨了嘉靖倭寇昌炽阶段沿海地区府县二级地方行政机构的筑城活动，主要是浙江沿海，并着重笔墨分析筑城的经费来源和民间负担问题[2]；冯贤亮揭示了明代江南城市在嘉靖倭寇侵扰的紧急情况下进行的自发扩建、增置行为，所涉地区主要为苏州、松江、常州、嘉兴、湖州五府[3]；崔文超主要探讨在明代倭患影响下，广东各中小城市开始了大规模的城防建设，从上位城市、中位城市、下位城市三个层次全面分析，论证了广东地区在此期间建立起了较为完善的城防体系，但由于种种原因，并没能很好地抵抗倭寇的侵扰[4]。此外还有程龙吟、杨正泰等学者从沿海一城的角度来看明代倭寇入侵对地方建城的影响[5-6]。这些论著从各个角度分析了在明代倭患严重的情形下，东南沿海地区所进行城防建设活动的原因、资金来源、劳动力来源等等，但鲜少有论文分析内陆地区在倭寇入侵背景下的筑城活动，尤其是安徽地区。所以本文主要围绕安徽地区在嘉靖年间进行大规模筑城活动的原因，筑城的具体工序及成效等内容进行探讨与分析。

一、倭寇入侵南直隶

倭寇一般活跃于浙闽沿海地区，对于南直隶的侵扰较少，基本是活跃于南直隶辖下靠海的上海、崇明一带，一般不会深入，徽州地区距海较远，所以在嘉靖以前免受其侵扰。以前学界总是认为倭寇是 “明代骚扰中国沿海一代的日本海盗”，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们对倭寇有了新的认识，日益明白所谓的倭寇大多数是中国商人，他们不满于违背经济发展规律的严厉海禁政策，组织自己的武装，从事走私贸易，后期明人也开始了解所谓的倭寇，其实是中国人居多：“而中国亡命者多，跳聚海众为舶主，往来行贾闽浙之间，又以财物役属勇悍倭奴自卫。”[7]其中倭寇王王直就是嘉靖年间著名的徽州商人。到明代中后期，由于商业的进一步发展，经济因素的异常活跃，走私贸易愈加频繁。“自明太祖以来，称之为海禁的一种锁国政策禁止中国人在海上活动，随着经济的发达，维持这种政策是困难的，于是产生了大量的海上走私贸易者”[8]。嘉靖二年（1523年），发生了宁波争贡事件，明朝廷遂采取了更加严格的海禁政策。然而严厉的海禁政策无法阻止高度活跃的商业贸易，倭寇屡禁不止。

表1 倭寇入侵频次表 单位：次

据表1可知，明代倭寇的入侵，在嘉靖时期达到顶峰，对整个南直隶的侵扰，也是在嘉靖时期最为频繁，达96次，而整个明代，倭寇一共侵扰南直隶不过111次，可见嘉靖年间倭寇的猖獗。嘉靖以后，由于隆庆开关，解除海禁，倭寇渐趋平息。在整个嘉靖年间，又以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至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倭寇入侵次数为最，进入南直隶达89次。在嘉靖元年（1522年）到三十年（1551年），多在浙闽沿海一带活动，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在南直隶沿海一带潜伏，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始，先是在上海、平湖、华亭等地，然后是嘉兴、松江。到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横扫整个南直隶，安徽地区就是在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遭到倭寇的侵袭。

二、倭寇在安徽地区的活动

《明史》中对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倭寇的行进路线有一概述：“新倭来益众，益肆毒。每自焚其舟，登岸劫掠。自杭州北新关西剽淳安，突徽州歙县，至绩溪、旌德，过泾县，趋南陵，遂达芜湖。烧南岸，奔太平府，犯江宁镇，径侵南京。”[9]由此可知，这支倭寇是从浙江登陆，烧毁其舟船，到淳安后，顺着新安江到达歙县，再一路顺水达绩溪、旌德、泾县、南陵、芜湖，最终达南京。对此，《明通鉴》中有着更为详细的记载，对官民抗击倭寇的活动有着更为生动的记录：“先是倭自南陵流劫芜湖，渡河入北岸肆掠，各商民义勇登岸，击以瓦砾，又烧石灰罐掷而下，贼多伤者，遂趋太平府，城中人断河桥以守。”[10]安徽位于中部，距海较远，基本上不会有被倭寇侵扰的担忧，且到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时，明朝已建立近百年，除了北方与蒙古人偶有战争，以及在西南部有所冲突外，整个明王朝可以说呈一片和谐安宁之象，军队的战斗力已迅速减弱，战斗意识整体较为薄弱，地处中部，素来太平无事的安徽更是如此。所以，尽管面对倭寇上下一心，官民竭力抗击，这批倭寇仍若进入无人之境，烧杀劫掠，最后进入留都南京，“此贼自绍兴高埠奔窜，不过六七十人，流劫杭、严、徽、宁、太平，至犯留都，经行数千里，杀戮及战伤无虑四五千人，凡杀一御史、一县丞、二指挥、二把总、入二县，历八十余日始灭。”[11]四五千官兵对抗不了区区六七十人的倭寇，可想当时明王朝军队的废弛程度。倭寇一行自太平府至南京，“其酋皆黄衣红盖，率众犯大安德门及夹冈，不克，乃趋秣陵关而去。”[10]在秣陵关，倭寇也未受到什么阻挠，“倭自南京至秣陵关，应天推官罗节乡、指挥徐承宗率兵千人守关，望风奔溃，贼遂过关至潥水县杨林桥。”[11]最终，这批倭寇被巡抚应天佥都御史曹邦辅所带领的民兵，于浒墅关附近的杨林桥全部歼灭。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是倭寇第一次在安徽地区进行大规模的侵扰活动。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倭寇再次来到安徽，《明通鉴》记载：“甲辰，有续之倭寇三千余人，犯镇江、瓜州、仪真等处，流至圌山入港，遂犯无为州。同知齐恩率舟师迎战，败之，斩首百余级。”[10]无为州同知齐恩及其子孙家丁战死，共二十一人。 这次倭寇在安徽停留的时间不长，只是途经，造成的损失不大。大多数情况下，倭寇只在沿海一带活动骚扰，所以沿海地区的海防城防建设一直颇受重视，加设卫所，修筑城墙。相较于江浙沿海地区城池的修建与维护，安徽各府州县对城防的修建重视程度远远不及。然而，这两次的倭寇入侵使安徽地区的地方安全受到了极大的威胁，也使地方官员深刻认识到城防建设的重要性，没有城墙的阻隔使得他们面对倭寇毫无抵抗的能力，于是开始了数十年未曾修建加固的城墙修建活动。

三、抗击倭寇与城防建设

（一）嘉靖时期大规模筑城活动

明代府城建制今属于安徽辖下的有凤阳府、庐州府、安庆府、太平府、池州府、宁国府、徽州府、滁州、和州等七府二州。其中庐州府、太平府、宁国府、徽州府部分下辖州县明确记载有倭寇侵袭，凤阳府辖下的泗州屡遭倭寇侵扰，这必然会对其修筑城池产生较大影响，而安庆府距离有倭寇侵扰的这五府较远，翻阅相关地方志几乎未有倭寇记录，《安庆府志》中仅有一条记录，“嘉靖三十七年戊午（1558年）调诸猺洞兵征倭，江上大肆杀掠。”[12]而且安庆府在嘉靖年间少有筑城事迹，其下辖六县，仅仅府城安庆以及太湖县在嘉靖年间有筑城，安庆于“嘉靖辛丑（嘉靖二十年，1541年）知府吴麟于城内周围加甃以甓”[12]，太湖县“嘉靖乙酉（嘉靖四年，1525年）知县王良乡修”[12]，从时间上便可推断其筑城与倭寇事件并无直接关联，所以安庆府在嘉靖年间进行的城防建设不予讨论。另外凤阳府面积广大，占据整个安徽北部，辖下有十余个州县，却只有临近江苏的泗州遭遇倭寇侵袭，与泗州临近的定远县、五河县在这段时间内担心自身安全，受其影响而筑城，其余各州县在嘉靖年间未有筑城，便同样不予讨论，未列入表2。

庐州府所辖的无为州在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遭倭寇侵扰，它在这段时间的筑城活动可以看作嘉靖时期安徽地区各府城为抗击倭寇筑城的一个典型代表。在嘉靖倭寇频繁活动之前，安徽下辖各地都很少有大规模筑城事迹，一般都是以前历朝历代遗留下来的断垣残圮，不能用作军事防御系统，究其缘由，用大学士徐階的话说：“逮我朝混一区宇，列圣相继，礼教明，法令一，寇贼奸宄无所容其间。而庐又于天下为中土，其吏与民晏然，无复战争之虑，故城之遗址，坐视其于荒榛野草之间。”[13]无为州在明嘉靖前共有三次筑城活动，一次在眀初由知州夏君祥督葺成城，正德庚午甲戌年间两次修筑，其间，还曾对其用砖石进行加固，可惜不久后就倒塌损坏了。直至嘉靖间倭寇频繁侵扰，威胁无为州的安全，再次进行大规模全方位的城防建设活动。“嘉靖辛亥、壬子间有倭警，用郡人刘仑议，申巡按御史吴百朋，兴役创建。三十六年丁巳春，告成。”[13]大学士徐階还特地作了一篇《修城记》，以记录无为州修城事宜，“始事于七月八日，凡为日九十，城成，寇闻不敢犯。”[13]由此可见这次筑城所取得的效果是非常显著的，并且从中可知在以冷兵器为主的时代，坚固的城池对于一座城市的安全是相当重要的。与无为州同属于庐州府的庐江县同受倭寇活动影响，在嘉靖年间频繁筑城，“嘉靖丙戌知县周良会仍开北门，名曰拱辰……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知县汤彬重筑，四十一年（1562年）知县刘裁重筑。”[14]而在此之前不过于景泰年间由知县李显对于元末的庐江县城墙加以修葺。

由表2可知，嘉靖年间，大多数府县都有进行修建城墙的活动，而在此之前，不少县城根本没有城墙，最近一次修建城墙已可追溯唐宋时期，宁国府的太平县便是如此：“太平建治，介黄山之麓，四塞险阻，自唐天宝肇封以来，皆不城以固。”[15]后来由于修建城墙费钱费力，大多数县城选择修建城门，而不建城墙，所以从表2可看出

表2 嘉靖前后安徽地区州县城防对比图

许多县城城门完备，却“无城”，此处的无城便是指无城墙。特别是歙县、南陵、太平、绩溪等这些被倭寇入侵过的县城，原先都未曾修建过城墙，在倭寇肆虐的时候，各地方官员都加紧补修。如歙县：“县旧负郭为治，无城，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倭入寇，其明年知县史桂芳始建城，落成于三十九年（1560 年）冬。”[18]休宁：“嘉靖三十五（1556年）年，倭警，知县林腾蛟始建城。”[19]并且这些县城大多数是在倭寇已经到来，而自己确确实实没有抵抗的能力之后，才意识到进行城防建设的重要性，着手建城。绩溪县在嘉靖三十四（1555年）同样遭遇倭寇，但随后并没有及时筑城，直到嘉靖四十五（1566）年邻县矿徒出没，再次威胁绩溪安全，才开始建城。当时的吏部尚书胡松在《建城记》中写道：“丙寅春，婺忽寇至，墟庐舍空藏蓄，比邑震动，郡大夫何侯躬险审画，始克，底宁，乃怆然谓曰，‘假婺有城，与民守之，奚流毒至是’？”[20]此时此刻，徽州知府何东序终于意识到城墙的重要性，如果在这次矿工起义事件中，婺源有城墙的保护，也许可免此焚劫。

在这些府县中，太平府是除了徽州府和宁国府外，受倭寇侵扰最为严重的府城。大到《明实录》、小到《太平府志》均明确记载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倭寇入侵太平府的史事，“南陵倭流劫至芜湖，纵火烧南岸，突渡北岸入市……贼趋太平府……贼遂进逼府城”。[11]但查阅相关地方志，太平府所下辖的当涂、芜湖、繁昌三县，在嘉靖年间无一县修建城墙。特别是芜湖县，在《明史·日本传》中记载，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倭寇“自杭州北新关西剽淳安，突徽州歙县，至绩溪、旌德，过泾县，趋南陵，遂达芜湖。烧南岸，奔太平府，犯江宁镇，径侵南京。”[9]此段文字明确提到这年倭寇来到芜湖县劫掠一番，再由太平府北上南京，然而（嘉庆）《芜湖县志》的《建置志》部分也没有关于芜湖县于嘉靖年间筑城事迹。至于为什么没有筑城，在（民国）《芜湖县志》的《武备志·战事》中记有：“嘉靖中倭寇大入列邑，尽城守所部将，筑城不果，既而寇五十出芜湖，薄都会而去。”[21]由此可见，当时芜湖地方官也是想要筑城的，但是未来得及便被倭寇洗劫一空，最终到万历年间才将城筑好。这也可看出倭寇入侵对地方县城的城防建设活动影响之深远。

再来看那些倭寇未曾踏足过的邻近县城，虽未遭倭寇侵犯，却也因为距离过近，惶惶不可终日。滁州的全椒县，就因靠近当时饱受倭寇袭击的南京、江宁等，惴惴不安。“丁巳（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倭奴入犯盱眙、天长，逼泗州城下，警报日亟，人心惶溃，蜷伏于草莽间，莫所逃生”[22]。幸而这次倭寇并未进入到全椒县，即便如此，当地官员也不敢放松警惕，立刻筑城，“是年五月，詹吉经营先筑土垣周遭六百余丈，不期月而工成，累石以为卫”[22]，全椒县在此次筑城之前是没有城墙的，只在成化七年，县令张碧建了三座城门，这次建城完全是由于害怕倭寇侵扰，不能抵抗才采取行动迅速建城，而与全椒县情况类似的不在少数，由此可见倭寇入侵对安徽地区筑城影响之大。

（二）筑城主体与经费来源

大规模的筑城活动所耗费的人力物力无疑是巨大的，正是由于其耗费之巨，在和平安宁时期，各府县才迟迟未有筑城活动，并非是官绅不知城防建设对于一座城池军事安全的重要性，大多数情况是由于无钱、无力修筑，如南陵县“筑城宜先，而工巨费繁，相视莫敢发。”[23]年久失修的城墙状况不仅仅局限于安徽地区，这在当时的整个明王朝都是普遍情况。安徽地区在嘉靖年间修筑城墙的经费大多来源于官府公帑，用公银招募百姓进行城墙修建活动。如无为州城墙的修筑，就是“乃进州守何宠，條公帑之羡，得若干缗，使具诸费而召其民，告语之，使出力以供诸役。”[13]用官府剩余公费招募百姓修筑城墙是大多数州县所通常采用的举措。

但修建城池乃是一件浩大的工程，要么上级政府拨款，在他们的帮助下修建，如宁国府的泾县、南陵、太平三县的城池就是在时任宁国知府罗汝芳的带领下，与各知县配合修建完成的。另外有些较小的县城，官府库银不足，又有倭寇入侵的威胁，便只能由地方官发动各乡绅以及百姓捐助来修建城池，绩溪县即是如此。时绩溪“岁恶”，“帑无余金，庾无见粮”[20]，地方官员便发动当地乡绅商议捐助，“城费约可三万余金，按籍而覆之，以粮计金，以金任地，金有敛散，责之”[20]，很明显，这就是按照“有钱出钱，没钱出粮，有力出力”的简单原则，基本将建城的任务均摊到每一个城民身上，上下一心，协力筑城。并且，这项差事分配的很是公平合理，“地有险易，量工区分，人咸称便”[20]，在实际施工过程中，还能够根据地形的险易、工程的难易程度，划分不同的施工任务等级，尽量将工程公平地分配到每户人手中，这种安排的合理有效性，使得绩溪县仅仅花了四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整座城墙的修建，可谓高效迅捷。要想得到乡绅的捐助，并非一件易事，往往是地方官吏带头进行捐款，以身作则，才能拉动地方富商大贾对修建城墙进行资助，凤阳府的泗州县是极好的一个例子。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倭寇从两浙到扬州，窥视泗州，五月到达泗州城下，泗州的城墙虽是砖城，但它是在成化弘治年间由当时的县令樊江所修，年代久远，“泗城旧圮于淤，卑可越也”[24]。幸而由于倭寇人数少，不久离去，未给泗州带来太大损失。即便如此，当时出按江北的侍御即监察御史马斯臧仍吓得不轻，急忙召集众人商议修缮城池之事，并且带头出资，“侍御首出赎金三千两，士庶欢动，争相竞趋。凡材埴力役之用，计费七千余金。”[24]资金到位，当年秋泗州城便修缮完毕，御史马斯臧还调步骑三千人，给予粮食武器，保卫泗州城的安全。

（三）筑城步骤

修建城墙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其工程量也无比浩大，有了充足的经费来源，招募到足够的工匠后，便要开始着手具体的筑城细节安排了。最先要考虑的便是建筑材料的购买，这些都属于前期准备工作，并不简单，需要一方知县殚精竭虑，合理统筹。五河县在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的城墙修筑准备活动，就让我们看到了这个过程的不易：“乃计料役工，措财鸠力，取土于隍，刈薪于野，以乡丁助伐，以游民转运，以夫隶驿卒供徭役，发帑之赎金，廪之积谷各若干，经始于丁巳秋八月，越明年告成”[25]。筹集经费，购买材料，招募工匠，协调各方利益关系，这一系列的准备工作完成之后，才正式开始具体的城墙修建工程。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南陵县是受倭寇侵袭较为严重的县城，在那之后便打算筑城，但由于代价高昂，南陵又素无城墙，作罢。不久后，于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又遭遇大规模的山贼焚掠，损失惨痛，修筑城墙正式提上日程。（民国）《南陵县志》载有一篇《节录郜令永春建城事宜碑记》，可以让我们看到具体的建城过程和相关人员安排。县令郜永春先和儒学训导、举人以及该县里老等人踏勘四次，随后丈量地基，确定城基，分为天地玄黄四号，按照里排分配任务，每号都有相关人员督工，于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十二月开工，次年正月土城便建造完毕。土城建完后，便要开始包砖，各土公在第一阶段创建土城时已相当劳累了，并且包砖工程浩大，费钱颇多，所以包砖这一工程是派下去让县城各个里坊认领的，“初王秋等议认包砌七十五丈八尺，因谕八十一里并四坊各自酌量，随里丁田多寡自认包砌，不拘丈数。”[23]这样安排还是比较灵活合理的。南陵县的城墙修建完成后，在城市防御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它在建成后的第二年即保护本城百姓免受矿徒之扰：“明年正月，徽歙矿徒报至，各邑皇皇，而吾陵独晏然无恐，益籍籍颂侯先见。”[23]由此可见修建城墙的重要性，正如何应乾在《五河县建城记》中所说：“一旦烽火赫道，戈戟翳野，狂奔窜伏，自救不暇，始知城之不可少，吁亦晚矣。”[25]

四、结语

综上所述，明代安徽地区在嘉靖年间于城防建设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显著，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嘉靖年间倭患严重，特别是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三十五年（1556年），几乎整个南直隶都有倭寇的身影。经历了这两次倭患，大多数州县一级城市都采取措施以防倭寇的再次入侵，尤其是城防建设相关工作。在此之前，由于安徽特殊的地理位置——位于明王朝实际控制区之中，又加上国家较为繁荣安宁，再来修建城墙并非易事，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且非一朝一夕即可完成，所以一般而言，地方官员非特殊情况并不愿涉及城防建设之事，导致安徽地区州县一级城池早已年久失修。徽州府多奇山险峰，地形险要，所以徽州地方官吏以之为倚仗，在嘉靖年间修建城墙之前，许多地方从未进行城墙修建活动，或者距离上次修建城墙已达数百年之久。甚至不少州县只修几座城门，而不修筑城墙，久而久之，形成了一座城池只有城门而无城墙的奇异景象。然而，这一几乎约定俗成的惯例被嘉靖年间倭寇的频繁骚扰打破，几十个倭寇进入没有城墙或只剩下残垣断壁的城池之中，如入无人之境，这对地方安全实在是莫大的威胁。于是，在这次巨大的灾难过后，几乎所有被倭寇侵扰过的州县都开始着手城防建设活动，筹集资金、招募工匠，大多数州县在几个月到一两年时间内便完成了整个城墙修建过程。没有被倭寇进入的州县受其影响，为增加自身安全、保卫地方百姓，也开始加强城防建设。总之，安徽地区州县一级城市在嘉靖时期进行城防建设所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它对保卫地方安宁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这次城墙修建活动并非尽善尽美，不少州县急于修建城墙，一味追求速度，导致城墙质量不高。所以在倭寇入侵背景下大规模修建的城墙，在后期城市防卫体系中究竟发挥了多大的作用，值得探究。另外，修建城墙的资金来源问题，工匠招募等一系列问题，都值得关注和进一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