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国民党豫鄂皖游击区研究

张翠翠

（安徽大学 历史系，安徽 合肥 230039）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除了在正面战场组织大规模的会战外，也部署相当的正规军深入敌后开展敌后游击战。目前学术界对国民党敌后游击战及相关问题的研究成果颇丰，其中有一些对某地区的国民党敌后战场或某具体问题的研究，例如张业赏对国民党山东敌后战场的研究[1]，徐旭阳等对山西国民党敌后抗日游击战的研究[2]，戚厚杰对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的研究[3]等。豫鄂皖游击区的全称是第五战区豫鄂皖边区游击区，关于该游击区的研究成果不多，马若义[4]论述了大别山游击根据地的开辟、建设、作战情况等，评价该战场是国民党 “坚持华中抗日的战略中心”亦是“华中反共的军事基地”；李承昊[5]对豫鄂皖游击区的形成、发展、军事建设、军事活动以及游击区内的党派关系做了梳理，肯定其为抗战立下功绩的同时也指出党派矛盾给抗战带来消极影响；周玉英[6]比较了国共两党在安徽的敌后游击战，国共两党在抗战立场、游击战战略等方面的差异决定了两党在安徽战场取得的成果不同；蒋二明[7]分别介绍了新四军和国民党军在安徽开展游击战的概况，总结了游击战的四大作用，也指出国共两党游击战的不同，这种不同决定了人心向背，预示了最终的胜与负。国民党的敌后游击战到20世纪80年代才引起学术界关注，对区域的研究有利于为整体研究提供实证的支撑，对豫鄂皖游击区的探究，有助于更深入地认识国民党的敌后游击区，也有助于完善对国民党抗战史的研究，呈现一个更加完整的抗战历史过程。

一、国民党游击战略的确立与豫鄂皖游击区的形成

（一）国民党游击战略的确立

抗日战争开始后，国民党在军事上依靠正面战场的阵地防御，形成持久消耗战略。京、沪失陷后，国民党开始认识到仅仅依靠正面战场阵地防御的弊端。1937年12月13日，国民党《第三期作战计划》提出：“国军以确保武汉为核心，持久抗战，争取最后胜利之目的，应以各战区为外廓，发动广大游击战”[8]。武汉失守后，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1938年11月，军委会在湖南南岳召开军事会议，会上蒋介石提出“政治重于军事，游击战重于正规战，变敌人后方为其前方，用三分之一力量于敌后”[9]。南岳军事会上对国民党敌后游击战做了具体部署，重新调整了战区并令各战区划分游击区，增设鲁苏战区和冀察战区两个敌后游击战区；办游击干部训练班。根据南岳军事会议确定开展游击战的决策，军事委员会决定划分和建立全国游击根据地。1939—1940年是国民党开展游击战的一个高潮时期，军委会在部署各战区夏季、冬季作战计划中，大规模采用游击战术，对敌实施牵制、消耗，所以这一时期国民党的游击战也取得了丰硕战果。

（二）豫鄂皖游击区的形成

第五战区在武汉会战中“以大别山、大洪山为作战根据地，以麻城、黄安为据点，以策应武汉核心之作战”[10]，“指定十二个师以上兵力，在大别山分区设立游击根据地，向安庆、舒、桐、合、六及豫东、皖北方面挺进游击”[10]。武汉弃守后，第五战区的部队向鄂北撤退，而大别山则成为第五战区敌后作战的一块游击根据地，第二十一集团军司令廖磊被任命为豫鄂皖边区游击总司令，负责大别山抗日根据地的一切事宜。廖磊率领第二十一集团军在大别山区对敌牵制、破坏，并开展对安徽省的政治、经济等建设。

“所谓豫鄂皖边区，也就是以大别山为中心的周围地区。”[11]大别山地处豫、鄂、皖三省接壤地区，在抗战局势中进可以攻，退可以守，保护这一地带“对于安徽江北一部，豫南、鄂东和赣北，就可以从容控制，使敌寇不能在华中横行无阻。”[12]此外，这里还有几条重要的交通线，“向东可以截断津浦线，进击徐海，规复南京，向西可以截断平汉线，收复武汉；向北可以截断陇海线，使敌寇不敢向西北进攻，向南可以横断长江，阻碍敌人的运输。”[12]这一地区面积广大，人口众多，物产丰富，敌人对这一地带也处心积虑的想要夺取，所以国民党政府积极建设该地区，加强抗战力量，使其成为敌后抗战的坚强堡垒。

二、新桂系对豫鄂皖游击区的发展

（一）廖磊时期

廖磊时期是从武汉弃守起到1939年10月廖磊病发逝世止，这一时期是豫鄂皖边区建设的奠基时期。徐州会战时期，根据《军事委员会哿电及战区修正计划》，第五战区的根据地有所变动“泰安、鲁南间山地，及豫皖边境固始、立煌、经扶间山地”[13]，在《国军第二期作战指导方案》方针中更是要求坚固保有根据地，“应以一部保持大别山根据地，积极向鄂东、豫南、皖北游击。”[13]大别山地区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对国民党在华中地区的抗战有着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

廖磊将安徽省政府和豫鄂皖边区游击司令部都建立在立煌。“最初几个月为了建设根据地十分忙碌，各军干部分批交互侦察全山区地形，小路山卡要隘，构筑据点与预备据点，建立营房、仓库，建筑交通线及通讯网，教育训练各级干部，组训民众，为最紧要时期。”[14]构筑据点、建立营房、仓库没有钢筋水泥，但是可以用竹木石头，就地取材利用，建筑交通线及通讯网就非常的艰难。山区屯的有粮食和器材，关于粮食，鄂东和皖西都是鱼米之乡，粮食供应源源不断。器材方面，“李鹤龄率鄂东兵团撤退时，所有弹药器材全部交给我们运入山里。”[14]山区四周都囤积有粮食和武器弹药，加上军民合作，使得敌人只能以交通线为据点控制，对根据地无力攻取。

（二）李品仙时期

1939年10月，廖磊病逝于立煌，李品仙被任命为豫鄂皖边区游击总司令、安徽省政府主席，主持豫鄂皖边区党政军大小事务。廖磊主政时间不足一年，豫鄂皖游击区各项设施建设初具规模，各项工作虽步入正轨，但设施机构建设并不完备。李品仙上任拟定《豫鄂皖边区党政整建纲要草案》，并计划实施。李品仙为了解当时所辖部队情况以便部署作战计划，于1940年2月召开军事会议，当时豫鄂皖边区所辖的作战部队，主要为“二十一集团军所辖的第七军及四十八军，每军辖两师，另有五个游击纵队及六个保安团”[11]。在作战方面，敌后作战的主要职责在于控制广大敌后战区，首先阻止敌人“以战养战”阴谋，对敌实施袭击、破坏；其次，“支援地方政府，掩护各种行政设施，协助训练民兵，编组地方自卫队，肃奸、剿匪等。”[11]1940年5月，日军发起第二次随枣会战，豫鄂皖边区所辖部队西进牵制敌军，“第七军之一七二师由麻城经乘马岗向黄陂进击，豫南游击纵队张湘泽、张轸及沈光武等部由礼山向黄安、应山方面进击，鄂东游击纵队程汝怀部向浠水、靳春、兰溪口等处遮断长江水路之交通，四十八军一七六师袭击黄梅、武穴，一三八师袭击安庆。”[11]会战结束，豫鄂皖所辖各部队撤回原防。第二次长沙会战，豫鄂皖边区所辖部队，正规军协同游击队对敌实施牵制作战，遮断长江航运、袭击津浦路南段，破坏敌之运输。第二次长沙会战结束后，豫鄂皖边区以分布在大别山四周的第八十四军、第七军、第四十八军三个军为主力，配合各地区的游击队对敌不断袭击、破坏。

三、游击区武装力量的形成

（一）游击队的编制

国民党游击队皆列入各战区战斗序列，豫鄂皖边区游击队列入第五战区，1939年1月至1940年，先廖磊后李品仙任豫鄂皖边区游击总司令，指挥：

（1）鄂东游击总指挥程汝怀，辖：①第四、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一游击纵队司令：顾莹、李九皋、王药亭、王啸风、蒋章骥、李宜煊；②独立第四、六、十一、十二支队：林士振、程鹏、屠占廷、贺承志；③直属第一、三支队：詹剑丰、王愁法。（2）豫鄂皖边区直辖：①第五、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二十一游击纵队司令：柏启元、季光恩、陈树森（后云应霖）、李本一、郭造勋（后李盛宗）、颜仁毅（后张节）、汤尧（后黄师岳）、盛子瑾（后粟天一）、曹茂琮；②独立第一、三、五、七、九、十、十三、十四、十五游击支队：赵旭生、韦高振（后霍冠南）、汪宪（后辛逢春）、路家云、周秩如、路家云（代）、秦庆霖、韦云端、杨刚；③独立第三、四大队：郝文波、张介亭；④豫皖保安团第一、二支队。[15]

1941年至1943年间，豫鄂皖边区总指挥李品仙，下辖：

（1）鄂东游击总指挥程汝怀，辖：①游击第十六、十七、十八、十九纵队司令：李九皋、王药亭、王啸风、蒋章骥；②独立游击第一支队詹剑丰，特务大队万肇邾。（2）第七军军长张淦，辖：①第一七一师师长漆道徵指挥游击第十、十一纵队：李本一（后龙炎武）、李盛宗；②第一七二师师长钟纪指挥游击第八、十二纵队司令：季光恩（后钟纪兼）、张节（后张善俊）、游击独立第七支队：路家云。（3）第四十八军军长苏祖馨，辖：①第一三八师师长李本一指挥：独立第三大队郝文波；第一七三师师长粟廷勋指挥：②第十三纵队司令黄师岳；第四十八军直辖第二纵队司令沈光武。（4）第八十四军军长莫树杰，辖：游击第四、二十一纵队司令：张湘泽（后李倜生）、曹茂琮。（5）立煌专员公署兼保安司令陈维沂，辖：①游击第十五支队杨刚民；②直属游击第一大队周香波。（6）豫鄂皖边区直辖：①游击第八、十四纵队司令季光恩、粟天一；②游击独立第十三、十四支队秦庆霖、唐武训；③直属第三大队郝文波；④独立第四、八支队：陈於官，张得芳；⑤独立支队杨子盛；⑥鄂东游击指挥官胡舜生。[15]

豫鄂皖边区游击队的主要来源主要是正规军、保安团队、抗日人民自卫军，在编制上分为游击纵队、游击支队、游击大队、游击中队。纵队以两个支队编成，支队以三个大队编成，大队以三个中队编成，中队以三个分队编成，每分队以两班编成，每支队第九中队改为该支队特种中队，纵队有通信器材者经呈报核准后方得成立通信班。

（二）游击队的训练与检阅

为健全并增进豫鄂皖边区游击队技能，发扬游击队忠勇精神，协助正规军作战，豫鄂皖边区特定游击队训练办法，训练的主旨在启发游击队智勇爱国之热忱，养成坚定抗战牺牲奋斗精神。

游击队的训练分为军事、党义和政治三科，训练时间为两个月，军事、党义和政治各课目须于两月内完成之，其中在教育时间支配上，军事学占全时间百分之六十（术科占百分之七十学科占百分之三十），党义与政治占全时间百分之四十。具体训练课目包括：其一，军事训练分学科和术科两项：学科训练内容有十二项：简单的游击战术、布置侦探网方法、射击教范摘要、筑城摘要、防御防毒常识、爆破要旨及各种破坏技能、步兵操典摘要阵中要务令摘要、警戒法、陆海空刑法及连坐法、通信联络法、裹伤法、夜间教育；术科训练内容有九项：各种游击战斗演习、筑城实施简要、简易测量、通讯演习、各种破坏实施、战斗教练、阵中勤务实习（侦察警戒联络）、夜间演习、射击实施。其二，党义：三民主义、浅说五权宪法、抗战建国纲要、军人精神教育。其三，政治：日本灭止中国之阴谋、游击队政治工作（如组织民众之方法军民联合之宣传慰劳工作等）

游击队要想在战争中破坏、阻挠敌人，以达到协助正规军作战的目的，必须注意游击战术的运用，在游击队的训练中主要是袭击、伏击两种战术。袭击分为奇袭、急袭、撩袭；伏袭则有地区埋伏、要路埋伏、扰乱。

游击队训练最要注意养成良好军纪以能实现与民众的合作，所以游击队要特别遵行下列各项规定：“禁止掠夺行为，禁止奸淫行为，民众应征应相代偿，爱惜民众器物，禁止强行征罚及勒索捐款，对公正绅民应表敬意、不得苛虐或凌辱之行为。”[16]为明了各战区游击队编制实力、训练及作战等实况，豫鄂皖边区特制定战地党政委员会分会校阅游击队计划，组织校阅组分赴本边区各游击纵队实施校阅。校阅有分期校阅和分区校阅，第一期由各游击纵队自行组织校阅班预行校阅（初阅），第二期由本会组织校阅组分赴各游击队举行校阅（覆阅）；以皖北皖中皖西皖东鄂东豫南分五区校阅，在每一区内择定每一纵队或独立支队为校阅单位进行校阅。各校阅官校阅过程中将所见随时记入手簿，按日整理呈报组长再由组长制成书面评定优劣加具意见汇呈。战区游击队校阅分五组其担任序列为：第一组担任鄂东区之校阅、第二组担任皖东区之校阅、第三组担任皖北区之校阅、第四组担任皖中皖西区之校阅、第五组担任豫南区之校阅。

训练不仅针对部队中占大多数的队员，“为增进豫鄂皖边区游击部队中下级军官之学术技能，培养其革命军人之德性起见，特在立煌筹办豫鄂皖边区游击干部训练班。”[17]

豫鄂皖边区游击干部训练班学员是需要选拔的，受训学员以现职实任队长、副大队长、副中队长、分队长为准（不准顶替），受训时间为两个月，受训学员职务由主官指定人员代理。学员报到需带最近二寸半身（脱帽）相片三张，军毡一条，白被单一条，草青色军服（七个扣者不准带来）连帽两套，草青色布绑腿两副，黑色鞋（布底穿带）袜各两副，洗面具全副，其他应用物品酌量自备。除此生活用品外，受训学员来立煌时，“需自备七九式步枪，连刺刀弹带（不配实弹）一支，每纵队按所属支队数携带捷克式或哈齐开斯式轻机枪若干挺（如该纵队属三支队则三挺）独立支一挺，但指定第廿一纵队各带五挺。第十四、十七纵队各□挺，十九纵队七挺”[17]。

（三）经济游击队

为防止敌人经济侵略，以及打击敌人“以战养战”的阴谋，安徽省遵照中央命令设货物检告处，实行“经济反封锁”，组织经济游击队，发动经济游击战，对敌实施袭击、破坏，配合正规军和游击队作战。1940年6月，李品仙令各县、各专员专署等施行《经济游击队组织及实施办法》，7月，将缉私队改为经济游击队，并组织成立豫鄂皖边区经济游击队指挥处。

经济游击队分为甲乙两种，“甲种经济游击队脱离生产，主要由战地正规军、游击队及保安团队、战地特务工作人员组成，乙种经济游击队不脱离生产，由战地自卫团、战地壮丁队、依保甲及职业区别所组织之民众团体各构成分子、战地特务工作人员组成。”[18]经济游击队在编制上“分为小队中队大队三级制 （比照游击队之编制）编组，原则是单位宜多而小，队员宜精而少，并宜多编独立小队，独立中队，以收灵活运用之效。”[18]经济游击队“编成之后即施以短期训练，此项训练应以经济课程为主，得分为普通经济常识及特殊经济问题两科目，讲授，如断绝敌货输入，制止伪钞行使，并破坏敌伪在沦陷区内之交易等，实际问题均应特别研究，除以上课程外，并应授以必要之政治军事常识，尤应注意精神教育，谍报勤务”[18]。经济游击队主要任务在于破坏，破坏敌伪金融机构，例如银行、钱庄、商店等；厉行资源破坏，如敌伪的煤铁、铜盐，各矿场等；破坏敌伪所办的军需工业、轻重工业，如兵工厂、飞机制造厂、造船厂、机器厂、炼钢厂、电力厂、纺织工厂及各种工厂矿山等；厉行取缔敌货，贩运敌货者，依政府颁布查禁敌货法令法办；破坏战区内不能被我军利用的交通线及无线通讯，如公路、铁路、水路、电报、电话、播音台以及无线电台等；破坏或扰乱敌伪所设税收机关。破坏可分为技术破坏、人工破坏以及宣传破坏三种，究竟采取何种破坏视情况与目标而定。

四、豫鄂皖游击区的历史影响与局限性

（一）豫鄂皖游击区的历史影响

豫鄂皖游击区所辖部队策应过正面战场的随枣会战、枣宜会战、第二次长沙会战，对敌施以袭击、破坏其交通，消耗敌军力量，击落过敌机，击毙日本第十一军司令官冢田攻，以配备的特种炮射击，击沉过淮河、长江敌军舰艇。除了大规模的作战，游击区内还有小部队的战斗行动，1939年夏，游击队在安庆成功袭击日军，1941年3月，日军向皖东游击区“扫荡”，游击队成功粉碎日军围剿。另外，经济游击队更是担负起破坏敌人“以战养战”阴谋的重任。在抗战初期，在豫鄂皖游击区国共有过较好的合作，共同保卫敌后根据地。为巩固游击区，豫鄂皖边区游击总司令廖磊、李品仙对游击区进行建设。廖磊在任时期，拟定《安徽省战时施政纲领》，在大别山根据地建设临时机场、开辟交通、推行训练国民兵团组织，增设若干小游击根据地等；李品仙时期，通过《豫鄂皖边区党政整建纲要》，整建党政、行政、教育、财政等方面，努力建设游击区。

在抗战的七年里，游击区所辖部队，配合正面战场，粉碎敌人“围剿”，对敌施以袭击、破坏，消耗敌军力量，击落过敌机，击沉过敌军舰艇等，阻止敌人“以战养战”的阴谋。据统计，第五战区游击队作战“总攻51次，国军攻势30次，小战1512次，游击战1008次。”[15]这些数据是指“国军及国军游击队除会战、战役之外，向日军反攻行动，大体上来说多为游击方式进行”[15]。豫鄂皖游击区从1938年10月武汉会战结束后形成，廖磊时期打下基础，李品仙时期得以全面发展和巩固，廖磊、李品仙对游击区的建设巩固和扩大了敌后根据地，给予游击区以人力物力支持，是坚持敌后抗战的生命力所在，也利于防止地方伪化。1941年以后，国民党其他敌后游击战区如冀察战区、鲁苏战区等相继萎缩，无法坚持时，其无疑成为国民党敌后游击战区的佼佼者，桂系将领自诩安徽是全国抗日的“模范区”，豫鄂皖游击区成为少数几个坚持到抗战胜利的国民党敌后游击区。

（二）豫鄂皖游击区的局限性兼与共产党革命根据地的比较

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都在豫鄂皖地区开展敌后游击战，但是两党各自领导的游击战有很大的差异。

七七事变后，共产党对中日军事形势和国内政治形势分析、评估后，在洛川会议上正式确立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的战略和发动全民族抗战的政治路线。1937年12月下旬，在中共中央长江局召开的关于部队改编会议上，“鄂豫皖红二十八军和鄂豫边红军游击队合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高敬亭任司令员”[19]。新四军广泛开展民运工作，也就是群众工作，帮助老百姓耙田、插秧、挑水、扫地，办农民夜校、开展减租减息、实行二五减租等等，民运工作使新四军获得广泛的群众基础，把群众组织起来共同抗日。民运工作的重点在于把民众武装起来，各地先后组建游击队，配合新四军主力部队开展游击战。民运工作是共产党坚持全民族抗战路线的具体体现，动员、组织、武装民众，使全民族投身抗日战线。

国民党的游击战战略是在正面战场屡屡败北，国土大片沦丧情况下逐渐形成和确立的，所以敌后游击战主要是为了策应正面战场。1937年冬武汉军事会议作出开展游击战的决策，1938年大量的正规军担任起游击任务，配合徐州会战和武汉会战。国民党领导的游击战是辅助正面战场的一种战术，然而过分的强调游击战配合正面战场，就使其失去了灵活性。与共产党在根据地实行利民、护民政策不同，在国民党的豫鄂皖游击区，李品仙上任不久就趁着战乱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加重人民的负担。一些游击队更是打着游击的名义祸害百姓，所以国民党的游击战没有群众基础，他们也不敢发动群众，害怕其壮大后威胁自身的统治，当然他们也不依赖民众武装，他们主要依靠正规军。在豫鄂皖游击区，国民党对游击队的编制、训练、检阅、奖惩等都是在力图使其正规化。在抗战后期，李品仙更是大肆推行“防共、限共”政策，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在兵力部署上也因此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向陇海、津浦及皖西、鄂东沿江据点的敌人进行游击战以确保大别山根据地，另一方面则是为了对付豫鄂皖边区的新四军。积极反共，最终酿成“皖南事变”，消极抗战，“二十一集团军在豫鄂皖边区虽然长达七年之久，却从来没有主动出击过敌人，也从来没有支援过在大别山外围的各游击纵队。”[20]1942年12月，日军像是过无人之境一般，攻入大别山腹地，导致立煌失陷。

综上所述，与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不同，国民党开展的游击战存在很多的局限。在对游击战的认识上，国民党认为游击战是对正规战的辅助，是对正面战场的战役配合而不是战略上的配合；国民党在地方上的统治方式使其站在了人民的对立面，导致其失去群众基础；抗战过程中，国民党执行的是片面抗战路线，抗战立场不坚定，抗战后期消极抗日、积极反共。这些局限最终导致了国共两党抗日游击战的不同命运，国民党豫鄂皖游击区也因此没有最大程度的发挥其在华中地区的抗战力量。

五、结语

豫鄂皖游击区是抗战时期国民党最重要的敌后游击战场之一，虽然牵制了敌军、消耗了敌军力量、防止了地方伪化、打击了敌人“以战养战”的阴谋，但是由于对游击战不够重视、没有发动民众、以及国共摩擦等，都削弱了豫鄂皖游击区的抗战力量。总体来看，国民党豫鄂皖游击区在桂系的组织领导下，积极策应正面战场，成为华中地区抗日的战略中心，只是后期李品仙坚持反共的政治立场，从而削弱了其战略地位。豫鄂皖游击区作为个案，其形成和发展是国民党在抗战时期开展敌后游击战的一个缩影，在抗战初期国民党的敌后游击作战确实发挥了积极作用，随后敌后武装经历由盛到衰，敌后游击区走向衰落、萎缩，直至丧失，所以对个案的研究，有助于丰富对国民党敌后游击战的整体认识。国民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总体上说是失败的，豫鄂皖游击区作为个案具有其特殊性，它是少数几个坚持到抗战胜利的敌后游击区，所以只有对个案进行实证研究之后，才有进行整体研究的基础，正确认识豫鄂皖游击区在抗战过程中的积极作用和失败的原因之后，才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全面、客观地认识国民党的敌后游击战，进而完善对国民党抗战史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