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斐伏尔的“异化”概念

南楠

[摘要]列斐伏尔的“异化”概念是面对新时期新问题时对马克思“异化”理论的创新与发展。他试图削弱马克思“生产决定消费”的理论逻辑，强调消费对社会的引导作用。他突破经典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二分，凸显日常生活这个微观视角。对于异化的现实，他把马克思经济政治的宏观革命理想转为日常生活和文化革命的微观革命设想。其理论过失则在于，过于割裂都市化与工业化以至于将两者对立从而失去雄厚的物质基础，使革命成为空中楼阁;忽视经济政治的批判与变革，单方面侧重文化批判，主动将自身边缘化，是舍本逐末的选择。

[关键词]异化;日常生活批判;文化革命;列斐伏尔

自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经典论证表达了对清楚明白的知识的寻求、高扬了理性至高无上的地位以来，法国哲学便一直有思辨的传统。这容易造成一个倾向，是重视思维而忽视存在，理论丰富而经验匮乏，日常生活便是在这种语境中被贬低、被削弱，成为无足轻重的部分。列斐伏尔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重要贡献就在于，通过重新阐释马克思的“异化”概念与“总体的人”的理论，将日常生活提升到理论的高度，成为哲学批判的对象。这与20世纪40年代以来法国哲学一来要求哲学走出抽象的理性王国面向日常生活世界同时又将日常生活世界的研究提升到形而上学层面的趋势密不可分。

一、列斐伏尔“异化”概念的理论来源

列斐伏尔的“异化”概念主要来源于马克思，他在马克思“异化”理论的基础上进行了重新创造与再度阐释，从而使得马克思的理论在面对新的历史情境时继续发挥着卓越的解释效用。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用“商品拜物教”的概念来表示在资本主义社会背景下，用物的关系来代替和掩盖人的关系的本性。马克思关于“异化”的思想则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集中地进行了详细阐述和论证。只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1932年才得以发表，此时正统马克思主义思想已形成。虽然卢卡奇等人为深入研究并逐渐丰富拓展马克思关于异化的人本主义哲学思想作出不懈努力，但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异化”仍然不能成为主流研究对象。

针对此现象，列斐伏尔在《日常生活批判》第一卷的再版中增添了关于异化的理论内容，针对斯大林主义的教条主义和苏联社会主义思想家对异化的忽视进行尖锐批评。这两者作为正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对马克思早期著作以及青年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和以实践为核心的人本主义哲学构想的了解不够，主要继承了马克思“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以及“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唯物史观，重视经济、政治变革，而将人的生存模式和文化模式的变革视作次一级的、被决定的部分。“异化”概念随着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再发现而愈发被重视，在不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学说体系中频繁出现，不断焕发活力。“异化”概念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主要表现为工人同其劳动产品、工人同其劳动、人同自己的类本质以及人同人的异化四个方面。列斐伏尔虽然继承马克思的“异化”概念，但“异化”概念在列斐伏尔处与马克思有很大不同。

马克思谈“异化”主要是在物质生产层面谈，“异化”这一事实在生产过程中就已经形成——“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工人在劳动中付出的越多，自己就越被削弱，而他亲手创造出来的对象的力量也就越大。“异化”的四个环节在生产的过程中环环相扣，工人在“异化”的压制中越陷越深。在马克思处，生产对消费起了决定性作用。列斐伏尔谈“异化”主要是在消费层面谈，强调消费而不是生产的主导作用。他在20世纪60年代首次提出，现代社会是一个“消费被控制的科层制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日常生活在各种消费体制的操纵下碎片化、神秘化。大量流行的次体系对日常生活无孔不入地进行渗透与控制。日常生活在这种渗透与控制下，失去了创造力。凡是能被消费的都变成了符号，而符号则成为了现实。人们的欲望不断被制造不断被引导，人们关心的不是自己真正需要什么，而是在消费社会中被广告、媒体等文化工业制造出来的需要。

马克思谈“异化”是从宏观层面谈，以劳动为核心，立体地谈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按照马克思的分析，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力条件下，“即使在对工人最有利的社会状态中，工人的结局也必然是劳动过度和早死，淪为机器，沦为资本的奴隶（资本的积累危害着工人），发生新的竞争以及一部分工人饿死或行乞”。列斐伏尔谈“异化”则是从微观上谈，平面化地谈，这种“异化”遍及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不仅仅是马克思所说的经济层面而且是政治的、日常的，人们深陷其中而不自知——“异化不仅仅局限于劳动领域，而且存在于消费与人的各种需要领域，即日常生活领域;异化主要不是马克思所关注的贫困问题，而是现代社会技术文明进步所导致的全方位的社会问题。”他不再局限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二分的理论视野，而是认为上层建筑要以日常生活为基础——“上层建筑之所以成为问题，乃是由于上层建筑虽然是上层形成，却又时时刻刻楔入日常生活和社会实践之中。这也是由于日常的实践是分散的、零碎的，是个人的实践，是一个一定的和个别的社会活动的实践，而上层建筑则与整个社会与全部社会实践有一种关系，这就是说：上层建筑反映着部分中的全体，反之，也反映着全体中的部分。”同时，在列斐伏尔看来，生产是符号的生产，不是生产决定需求而是需求决定生产，他在精神层面对此形成批判与非批判，将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转为符号拜物教。但在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处，赫勒继承了列斐伏尔、马尔库塞的理论，在微观层面上对社会主义异化进行的批判却消解了社会主义的目标，这对我们建设社会主义也富有启发意义。

在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中，国家是上层建筑中的权力统治中心，而在列斐伏尔处，取而代之的是日常生活微型权力的隐性抽象统治的“恐怖主义社会”，从而将马克思对政治经济领域的批判转到日常生活的文化批判上。“恐怖主义的社会”指的是各种次体系对人的成功控制，并且这种控制会变为个体对自身的控制，它本身是过分压抑的社会的结果。

二、列斐伏尔“异化”的表现

列斐伏尔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处于全面异化的状况中，异化的现实比马克思所分析要更加复杂。经济基础的异化并不直接决定政治的异化，也不直接决定日常生活的异化，这三者处于相互联系的总体关系之中。异化现象遍及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异化的诸多表现形式当中，列斐伏尔重点分析了人思想意识的异化、需要的异化和个人与社会集体关系的异化。

思想意识的异化。异化了的思想意识也被称为“被神秘化的意识”，是由于资本主义价值规律的抽象统治，即剩余价值脱离使用价值、脱离物本身，才导致了自我意识这种脱离现实、脱离生活的幻觉。列斐伏尔指出，首先是拜物教，接着从拜物教的状态中派生出了异化，也就是人与自身的疏异性和距离性。此时，当社会停滞不前并且如果不打碎这种停滞不前的状态社会便不能发生变化时，人们的意识便被神秘化了。在1936年出版的《黑格尔著作导读》中，列斐伏尔将这一思想进一步表述为异化只有到了意识超出了它的理解范围外才会发生。在人们试图超越自身局限性的过程中，人自身的认知欲望会升华为一种虚幻的形态，一种可以解释的神秘。人的意识变得麻木不仁，不再感到痛苦不堪的意识进行了自我欺骗或者神秘化。个体的人的生存被抽象的社会关系所掩盖。

人的需求的异化。列斐伏尔在其中后期日常生活批判理论中确立了消费主导型的现代性批判的理论视野，认为消费成了异化统治的主要领域。他将受消费控制的社会称之为“消费受控制社会”。他认为现代社会是大量流行的无形的隐形的次体系对日常生活无孔不入的渗透和控制。“凡能够被消费的都变成了消费的符号，消费者靠符号，靠灵巧和财富的符号、幸福和爱的符号为生;符号和意谓取代了现实。”在这样的社会中，符号代替了物的存在。凡是能够被消费的都成为了消费的符号，人们并不关心自己真实的需要，而是在一个又一个符号制造出来的需要中迷失自我，人们不担心“贫穷”、“专制”而害怕不够“时尚。”时尚通过排斥日常生活而统治日常生活，因为日常生活不够时尚所以不能够存在。

个体被流行的消费心理观念与大众传媒所编织设计的时尚体系所控制。流行的消费心理观念与大众传媒不断制造伪装和幻觉，满足的不是人们的真实需求而是制造了虚假的需求。人们始终在追求被制造出来的虚假需求而忽视了真实的需求，由于真实的需求始终没有被满足而感到焦虑不安。人们对自己价值感的认同由从前的生产创造性活动转为了消费性活动。

个人与社会集体关系的异化。人的本质是社会性，人只有在同集体的关系中才能更好地认识自身。人既不能脱离集体而独立存在，也不该在集体中失去个性。但在现代社会，分工将人们划分到不同的范围，社会共同生活被割裂，人也成为了相对独立的个体。人和集体的关系被颠倒，人以为孤立的自身可以更好地认识自己。但事实上，在这个过程中人脱离和丧失了认识自身的基础，脱离了自身的社会根基。人们或者把自身当做是一种理论上抽象的东西，诸如心灵、理想等;或者将自身视为一种生物存在，以躯体、欲望为主导。

在列斐伏尔看来异化是全方位的，表现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列斐伏尔认为科技、传媒等也都造成异化并且将异化在自身上体现出来。

三、列斐伏尔对“异化”的扬弃与理论不足

列斐伏尔在《现代世界中的日常生活》中全面总结和整合了自己60年代的研究成果，概括出总体性文化革命行动纲领。其中最著名的口号在经济上是“技术要为日常生活服务”，政治上是“废除国家与实行自治”，文化上是“让日常生活成为一种艺术品”，包括性意识的革命、城市的改革以及对节日的再发现。

列斐伏尔认为，“文化革命”作为一个概念，指的是艺术与日常生活创造性地融合。它不能被想象成是美学的，它的目标和方向是创造一种不是制度的而是生活风格的文化。文化革命作为艺术和艺术价值的复兴，它主要具有实践而不是文化的目标。下文将具体叙述文化革命的三大方向。

第一，性意识的革命。这种变革试图从意识形态的层面而不是制度的层面上改变性别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用理论和实践的全部可行方案来稀释新资本主义的全面压抑和性恐怖主义。此时，“性压抑必然不再是制度所关心的（实际上，主要和制度相关）;它必须要根除;只要压抑和恐怖越来越不局限于对性行为的控制，那么控制变会愈来愈扩展到人类的整个能力与潜能领域。问题并不是要完全废除对性行为的控制;实际上，彻底的放任自流，让欲望转化为赤裸的需求，可能会导致欲望的消失与退化;欲望不能无控制地存在，虽然压抑确实建立在控制与扼杀欲望或使之扭曲的基础上。性控制应该由那些关心的人所掌握，而不是被制度所加强，即便是它很少采用伦理和恐怖相结合的方法”。所谓的性解放和色情艺术的泛滥是消费社会对人的欲望和身体的深层次控制，由此观之性意识的革命不仅是意识形态的革命，更是对控制现代日常生活的抽象权力空间的革命。

第二，城市的改革。所谓城市的改革就是把传统的节日场面重新具体化为发自欲望深处的诗性实践所创造出的崭新的生活情境。列斐伏尔希望用都市化的日常生活代替工业化社会，从而去除科层制社会的种种弊病。人们在这种都市化的日常生活中，将重新找回农业社会或古代社会的快乐。在日常生活中人们随时进行着诗性的创造与实践——日常生活将变成为其中的每个公民与共同体各显其能的创造（诗性的而不是实践的）活动。

第三，节日的再发现。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分层和制度化，节日成为例行公事，甚至是消费社会中商家刺激消费的契机。列斐伏尔希望被现代性所遮蔽的节日能重新焕发出光彩，调动每个人感觉、身体、精神的全部投入，以及所有人不分贫富贵贱的平等参与。他希望节日不再屈从于商品化与情感的升华，而是与日常生活完全融为一体，用节日狂歡打破美好理想与枯燥现实的界限。

列斐伏尔的理论将关注的焦点转移到日常生活，试图从微观领域发起革命，别具一格。但却在实践中受挫。一方面，由于过于割裂都市化与工业化以至于将两者对立，从而失去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使革命成为空中楼阁;另一方面，由于忽视经济政治的批判与变革，单方面侧重文化批判，主动将自身边缘化，是舍本逐末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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