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覐公簋看改唐为晋

袁莉芳　荆文剑

[摘要]公元前1040年左右，周成王将同母弟叔虞分封到古唐国，称“唐伯”。到叔虞儿子燮父时改唐为晋，称“晋侯”，从此晋国屹立中原600余年，到公元前376年“晋绝不祀”。然而，唐何以为晋，不明所以。千百年来，专家学者争论不休。直到覐公簋的出现，学术界的眼光才凝聚到了一點。

[关键词]唐国;晋国;覐公簋

周武王克商之后，为巩固自己的统治，在周王朝疆域范围内分封了许多诸侯国。分封的对象包括宗族姻亲、功臣子弟、前朝遗民。共分封71国，姬姓封国占53国，晋国便是姬姓封国其中之一，然而“晋”一开始并不是“晋”。

“......封叔虞于唐。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故曰唐叔虞......”这是《史记》中记载的三千多年前周成王分封叔虞到唐国的历史事件。另有“唐叔子燮，是为晋侯”。简明扼要的22个字，清晰的阐述了叔虞封唐和改唐为晋两件大事。但关于改唐为晋的原因，从古至今的众多学者专家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大概可以归结为晋升说、晋水说、王命说三种。

《史记·鲁周公世家》记载“天降祉福，唐叔得禾，异母同颖（穗），献之成王。成王命唐叔以馈周公于东土，作《馈禾》。周公既受禾，嘉天子命，作《嘉禾》。”另孔传有“唐叔，成王母弟，食邑内得异禾也......禾各生一垄而合为一穗。异亩同颖，天下和同之象，周公之德所致。”孔颖达疏：“此以善禾为书之篇名，后世同颖之禾遂名为‘嘉禾，由此也。”异母同颖的“嘉禾”被周人视为吉兆，这对于刚刚建立起来的周王朝和在外征战的周公旦都是一剂强心针，对于稳固政权，鼓舞士气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唐叔虞之子燮父即位后，为纪念此事遂将国号“唐”改为“晋”。根据甲骨文中“晋”的字形、《说文解字》中的解释“晋，进也，日出万物进”及《国语》韦注“荐，进也。”可知晋字最初的意思是取器中之物，献于神明。所以不难理解，燮父取“晋”字代替“唐”。

《汉书·地理志》记载“唐有晋水，叔虞子燮为晋侯，是燮以晋水改为晋侯”《诗谱·唐谱》“成王封第叔虞于尧之故墟曰唐侯，南有晋水，至子燮改为晋侯。”至于唐在哪里？晋又在哪里？唐和晋是否一个地方？晋水指的是哪条河？我们不做深究，但这些史料都持同一个观点：改唐为晋的原因是唐南有晋水，所以燮父即位后因晋水改国号。这种改法难免让人觉得草率。

为什么晋升说和晋水说，都没有得到统一的认可？需要补充一个历史概念。1925年，王国维提出“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训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唯在今日始得为之。”陈寅恪也曾概括：“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以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两位大师所说的二重证据法，是将史料和实物相结合考证古史的方法。史料与文物相印证最有权威，如果只有实物或者只有史料，那实物的可信度要高很多。以上两种改唐为晋的原因，都只有史料记载而无文物出土。所以一直以来不能让人信服。

直到2007年，有一件名为覐公簋的青铜器出现，该器物是一位香港私人收藏家所有，器物口径18、底径13.6、高12厘米，口微外侈，方沿平折，腹较浅且稍外鼓，略显束颈，圈足较高，直足壁微鼓，双兽首半环形耳的下部有圆角长方形小珥。颈部纹饰带的正、背面中间均有对称的兽首。兽首两侧各有两涡纹，涡纹间夹以顾首龙纹;腹部饰竖条棱纹是典型的西周早期的器物。

覐公簋腹内有铭文“覐公作妻姚簋，遘于王命唐伯侯于晋。唯王廿又八祀。”意思是覐公为他的姚姓妻子做了一件簋，记录了这么一件事：因为周天子的命令唐伯到晋做侯。从中可以了解因王命唐改为晋、唐伯变成晋侯，一个是国号的改变，一个是爵位的提升。这件器物给王命说提供了有力的实物证据。

关于燮父改唐为晋，我们可以继续发现、研究、探讨，或许有一天新的证据会破土而出，给出我们不一样的结论。但作为居住在这片土地的三晋儿女，我们凝视着曾经延续600多年，称霸中原150多年，位居五霸之首的这段历史，足以让我们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