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崔融诗歌的艺术特征

李 军

（盐城工学院学报编辑部，江苏 盐城 224051）

崔融(653-706)，字安成，齐州全节(今山东省济南市)人，是初唐向盛唐过渡时期一位著名的诗人与诗歌理论家，为“文章四友”之一，其“见多识广，才学超群，负有盛名”，（两《唐书·隋传》）时东宫及朝廷诸多文告皆出自其手，故世称“大手笔”，亦有“融赋诗为绝唱”[1]之美誉。崔融不仅有自己富有特色的诗歌创作实践，而且还对前人、时人近体诗歌格律理论进行了最后的总结和提高，并形成其诗律学专著《唐朝新定诗体》，为唐初近体诗的成熟、完善，以及最终定型起到了积极的促进、推广与规范、引导作用。其从诗歌创作和诗歌理论两个方面，为唐诗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然其却未能受到文学史家与研究者们的重视，诸多文学史著作连其姓名都未提及。本人拟就其诗歌的艺术特征作一研究，以探讨其为唐诗发展所作出的重要贡献，并以此就教于专家和读者。

1 意境的鲜明性

从“四杰”诗歌开始，经过杜审言、沈之问、宋佺期，尤其是刘希夷、张若虚等的共同努力，吸收民歌的精华，洗却了宫体诗原本的铅华，逐步改造和净化了诗歌的内容，使得诗歌的意境也逐渐由绮靡、浓艳走向清新、明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创造了诗的完美的意境”。［2］这当中，崔融的艺术贡献也不容忽视。

意境鲜明是崔融诗歌的又一重要艺术特征。如《留别杜审言并呈洛中旧游》：“斑鬓今为别，红颜昨共游。年年春不待，处处酒相留。驻马西桥上，回车南陌头。故人从此隔，风月坐悠悠。”咋日还是诗朋酒友，一起行游，坐卧同席；今日则要由此分别，天各一方，难怪宴酒、握手告别后，一方仍驻马于桥头瞩目远送，另一方则一再回车南陌，挥手道别，双方都显得依依不舍，可见两人友情之深厚。诗作情景交融，显得诗情画意，极具诗歌韵味。《塞上寄内》：“旅魂惊塞北，归望断河西。春风若可寄，暂为绕兰闺。”诗人曾有过边塞军旅生涯，故其对边塞生活有自己独特的感受和体验。此诗先写诗人的思归之意，初到塞外，既为西域独特奇异的自然风光所惊叹，也为唐军将士身处如此恶劣、艰辛的生活环境所悲叹，更为自己身处河西、塞北军幕中无时不刻的强烈而浓重的思归心情所感怀。再写自己对妻子的深切思念之情，诗人巧妙地将“春风”人格化，说如果春风有情的话，就请春风代自己前去看望、抚慰闺中的妻子吧。不仅显得情深意重，而且手法巧妙，明写自己思念闺中妻子，暗写“兰闺”中的思妇也正在思念自己，一笔两面，一箭双雕，笔法老到。此法为后来杜甫的《月夜》所继承与发展。显然，此处的“兰闺”，不仅仅是专指诗人的妻子，而是泛指广大的征夫之妻——“思妇”。因此，诗人所云之思归之情，也就自然地扩展为守边的唐军将士的思归之意了，诗人已成为广大士卒的代言人，是在为大众而呐喊与呼号。诗人巧妙地将原本的抒一己私情转化为表现大众之情，实在是进步了许多。此法亦为后来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等诗歌所效法、借鉴、继承与发展。此诗形象鲜明，情景交融，尤其是将“春风”人格化，更显得诗篇情致委婉深长，含蓄蕴藉、耐人寻味。盛唐诗人王之涣《凉州词》“羌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即由此化用而来，可见其的巨大艺术魅力与深远影响。

《吴中好风景》：“洛渚问吴潮，吴门想洛桥。夕烟杨柳岸，春水木兰桡。城邑高楼近，星辰北斗遥。无因生羽翼，轻举托还飙。”诗人善于写景，尤其是擅长创造出清新、优美的诗歌意境。诗人表现江南水乡的“好风景”，紧抓住一个“水”字着笔，通过“吴潮”、“杨柳岸”、“木兰桡”等既轻柔、优美又富于地域特色的意象描绘，还有堪与“洛渚”、“洛桥”媲美的隐而未见的“吴桥”、“吴渚”，并将其置于 “吴门”、“夕烟”的优美环境与背景下，再以“洛渚”、“洛桥”的烘托与反衬，再现了江南吴中一带的优美自然风光，犹如一幅巧夺天工、精美绝伦的江南水乡风景图、风俗画。诗人是以贬谪之人的身份游览江南风光的，一方面其始终难以抹去因贬谪而存留心头的浓重阴影。另一方面，其又时刻不在思念或存有回到京城长安与朝廷中去的心思，故再美的江南风光也难以抑制和阻止其对长安的思念，由“吴潮”联想到“洛渚”，由“吴门”而思念“洛桥”，江南再好毕竟不是自己的理想久居之地，“星辰北斗遥”可谓是诗人身在吴中而心在长安的直白，其恨不得自己能腋“生羽翼”而早日飞回京城长安。诗人寓情于景，借景抒情，创造出一种明丽如画的鲜明诗歌意境，整个诗歌既形象具体，又含蓄蕴藉，表现出一种清新淡逸的鲜明风格特征。宋代计有功说崔融“为文华婉，当时未有辈者”，[3]由此可见一斑。

2 格律的规范性

近体诗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有许多的人为此作出了自己的卓越贡献，崔融则从诗歌创作和诗歌理论两个方面，为唐诗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其不仅注意在诗歌创作的实践上进行理论上的总结和提高，而且对前人与时人的诗歌理论经验进行了科学的总结与提炼，最终形成了其重要的诗律学专著《唐朝新定诗体》，对唐初近体诗的成熟、完善与最终定型既起到了在理论上的积极推广、促进作用，又在诗歌的创作方面起到了导向、示范与引领作用。崔融《唐朝新定诗体》是代表朝廷在当代诗歌理论集大成的基础上所撰写的关于诗歌声律规则和炼字修辞理论的诗律学著作，是专门用来指导、规范进士考诗赋的指导书、工具书，也是用来对其诗赋考试是否合乎诗律之评价、衡量、确认的评判标准，类似于现在高考阅卷中权威的“参考答案”，故在当时社会上的诗歌创作与评论中是一种带有“指导性、规范性、标准性、权威性”的性质。

《新定诗体》的内容主要是关于近体诗歌平仄、对偶的声律理论。应该说，此书是崔融在融汇、总结了前人时人理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形成的，并非其一个人的功劳，如上官仪、元兢、沈宋等人都为此而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但绝不因此就可以轻视崔融的巨大理论贡献。该著作虽已散佚，但有很多内容则为他书所转载，如敦煌文献中就有其的两本残卷在。《文镜秘府论·西卷·文二十八种病·繁说病》引云：“崔氏曰：‘从风似飞絮，照日类繁英。拂岩如写镜，封林若耀琼。’此四句相次一体不异,‘似’、‘类’、‘如’、‘若’，是其病。 ”[4]另同卷《龃龉病》、《相滥》皆有引崔融对声病的论述内容，《文镜秘府论·东卷·二十九种对》明确标示的崔融论说有切侧对、双声侧对、叠韵侧对三种。虽然上官仪与元兢对诗歌对偶的理论已讲得十分精细而具体，但崔融在此基础上仍然有自己的发明与创造，其所提出的“侧对”理论就是一重大贡献。罗根泽先生认为：“崔氏的对偶说，其作用于元兢的字对、声对、侧对相仿，都是一面似严密，一面又似宽松。但元只提出‘字义俱别，形体半同’的侧对，而此则益以切侧对、双声侧对、叠韵侧对三种，显然较元兢更臻严密，益转宽泛，其时代当在元兢以后无疑。”[5]由此可见崔融在对偶理论上的创见与重要贡献。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诗人注意用诗歌声律理论来指导和规范自己的诗歌创作实践，并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全唐诗》存崔融诗一卷，只有17题18首诗，虽诗作不多，“但声律规则却很有特点，很多都可以作为研究格律诗诗体定型的典型例证。 ”［6］从诗歌的平仄、粘对、声律、规则等方面考察，发现其七言排律《从军行》完全合乎声韵格律，其每个字都严格符合对偶、平仄等规范。《升庵诗话》云：“七言排律，唐人亦不多见……崔融《从军行》可谓绝唱。 ”［7］其两首五言排律《和梁王众传张光禄是王子晋后身》10韵20句，《哭蒋詹事俨》20韵40句，全都严格合乎粘式律。连这样长篇的排律诗都能够完全合乎粘式律，其它的五、七言律体、绝句就更不用提了。如其七律《嵩山石淙侍宴应制》也完全合律；《留别杜审言并呈洛中旧游》、《则天皇后挽歌二首》之二、《咏宝剑》、《户部尚书崔公挽歌》、《韦长史挽词》等5首也全都合乎粘式律。［6］这说明诗人在近体诗方面的造诣在同时代是人中是相当全面而突出的。可以说，在近体诗的成熟、完善，包括在最后的定型方面，诗人都功不可没。尤其是诗人在格律诗的创作方面大胆实践、率先垂范的示范、引导的重要作用。

3 风格的多样性

崔融诗歌具有多样化的艺术风格特征，先说其清新淡逸的风格特征。乔象钟、陈铁民《唐代文学史》（上册）曾云：崔融诗“时有清新淡逸的篇什”，[8]这主要表现在其在贬谪时期的送别题赠、写景抒情等诗作方面。诗人曾前后两次被贬，尽管是以贬谪身份外放他州，其诗作时有对长安、朝廷的思归之情的流露，但更多的是诗人却能保持雍容平和、从容面对、坦然处之的心态，流露出一种既来之则安之的豁达胸怀，表现在其诗篇上则显示出一种平和、旷达、悠远的诗歌意境与清新、淡逸的风格特征。如前引《和宋之问寒食题黄梅临江驿》诗，如果撇去诗中的“明主阍难叫，孤臣逐未堪”句，全诗就像一幅行旅图，尤其是结尾句，更是景象鲜明，格调清新，意境悠远，虽然从字里行间还能发现些许诗人贬谪身份的印记，以及其心头难以抹去的贬官的浓重阴影，但其竟然用明主听信谗言、受小人蒙蔽，致使友人遭受委屈而成为被贬之“孤臣”来安慰、宽解对方，其简直就如同局外人一般，诗人能保持这样一种雍容平和的超然淡然的人生心境和态度，实在是令人称奇。其《留别杜审言并呈洛中旧游》：“斑鬓今为别，红颜昨共游。年年春不待，处处酒相留。驻马西桥上，回车南陌头。故人从此隔，风月坐悠悠。”这是诗人离京时留别杜审言等故交之作。似乎只是一次平常的送别、道别而已，没有忧伤，没有哀愁，没有牢骚，没有怨言，没有遗憾……有的只是离情与别绪，有的只是留恋与不舍，有的只是依依不舍的深厚友情，有的只是对往昔美好生活的追忆，甚至似乎有一种隐隐约约、朦朦胧胧的对自己能因此而激流勇退、全身而还的庆贺与欣慰之感，更有一种朦朦胧胧的似乎由此看破红尘、超然出世而追求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世外桃源生活的向往之念。诗人的心境是如此出人意料的平静与雍容，心态更是令人惊讶与不解的淡然与平和，尤其是由此表现出的诗人难得的一种平和、淡然、悠远、旷达的胸襟与情怀。全诗没有一般诗人在遭贬谪时的凄苦哀怨情绪的流露，诗篇的格调并不为因贬谪离京而显得低沉，色彩也不因诗人贬谪离京而显得阴暗，读者从中也丝毫感受不到诗人因政治上的失意而有一丝的惆怅和落寞情绪。诗人娓娓道来，“不加雕饰，纯以淡逸取胜”。[8]前引《登东阳沈隐侯八咏楼》、《吴中好风景》、《塞上寄内》等诗，都能将寓雍容平和、超然豁达之情怀于寻常的清新优美、平易淡逸的诗歌语言之中，创造出悠远、旷达、淡逸的诗歌意境，由此表现出诗人诗歌清新淡逸的鲜明艺术风格特征。

再说诗人诗歌苍凉悲壮的风格特征，这主要反映在其边塞诗题材方面。诗人曾有几度远赴塞外疆场的军旅生涯，有着丰富的边塞生活感受和体验，他把这些都融进了其的边塞诗篇之中。其《从军行》：“穹庐杂种乱金方，武将神兵下玉堂。天子旌旗过细柳，匈奴运数尽枯杨。关头落月横西岭，塞下凝云断北荒。漠漠边尘飞众鸟，昏昏朔气聚群羊……坐看战壁为平土，近待军营作破羌。”从诗篇内容来看，这是一场守边卫国的正义战争。只因外邦异族的入侵，燃起了边塞战火。天子亲自率兵出征讨伐，再加上兵众将勇，显示出唐军此番出征的无比威势，预示着胜利在望，边陲的安定，更是指日可待，而异族匈奴的命运就像枯死的胡杨一样而在劫难逃了。充分表达了诗人对敌人的蔑视和唐军必胜的坚定信念，洋溢着英雄主义和的乐观主义的精神。诗人在尽情颂扬的同时，通过对西域塞外浩瀚、苍茫、辽阔、荒凉自然景象的大笔涂抹，既含蓄地描写了战斗的激烈、残酷与牺牲之众，也形象地表现了战斗环境的恶劣与边疆生活的艰辛，反映出其边塞诗苍凉悲壮的鲜明诗歌风格特征。

另如《拟古》：“夙龄负奇志，中夜三叹息。拔剑斩长榆，弯弓射小棘。班张固非拟，卫霍行可即。寄谢闺中人，努力加飧食。”素有为国建功立业远大志向抱负的诗人，意欲投笔从军、奔赴疆场、杀敌立功以报效国家，因此其不屑与班固、张衡这样的文士为伍，欲效法卫青、霍去病驰骋沙场、勒石铭功、凯旋而还，既洋溢着一种积极向上、奋发进取的时代精神，也流露出其奋勇杀敌、建功报国的豪情壮志。《关山月》：“月生西海上，气逐边风壮。万里度关山，苍茫非一状。汉兵开郡国，胡马窥亭障。夜夜闻悲笳，征人起南望。”笔力劲健，格调雄浑，气势豪放，风格悲壮，开盛唐高适、岑参边塞诗雄浑悲壮诗风之先河。前引之《咏宝剑》、《西征军行遇风》、《塞垣行》等诗篇，也都是充满爱国激情的边塞佳作。诗人多将写景、叙事、抒情融为一炉，使得诗歌笔力雄健，景象壮观，境界开阔，气势豪迈，至今读来仍使人倍感振奋与鼓舞。其作品题材开掘之深广，格调之高昂激越，表现出其一种雄浑奔放、苍凉悲壮的鲜明艺术风格，对盛唐边塞诗的雄浑悲壮诗风有着直接而重要的影响。

综上所述，崔融不仅在诗歌创作方面于初唐诗坛卓然独立，形成了其诗歌的鲜明艺术特征，而且还对近体诗声律、对偶理论进行了科学总结，形成其诗律学专著《唐朝新定诗体》，为唐初近体诗的成熟、完善，以及最终定型起到了积极的促进、推广与创作上的示范、引导作用。其从诗歌创作和诗歌理论两个方面，为唐诗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1]尤袤.全唐诗话（卷一）[M].何文焕.历代诗话（上册）[C].北京：中华书局，1983:69.

[2]罗宗强.唐诗小史[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8:30.

[3]计有功唐诗纪事（卷八）[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111.

[4](日)遍照金刚.文镜秘府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202.

[5]卢盛江.文镜秘府论汇校汇考[M].北京:中华书局,2006：818.

[6]龚祖培.崔融对唐诗的三大影响[J].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2001，（1）：79-82.

[7]杨慎.升庵诗话（卷十二）[M].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中册）[C].北京：中华书局，1983:882.

[8]乔象钟，陈铁民.唐代文学史（上册）[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1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