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曹植文学创作的俗化倾向

邢培顺

（滨州学院中文系，山东 滨州 256603）

历史发展到魏晋时期，文学创作出现了两种相反的趋向：一方面，由于文学的自觉和人们对于文学的重视，在创作技巧和语言形式上不断得到提高，出现雅化倾向；另一方面，由于文学已经成为人们表达世俗情感的工具，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种需要，也由于受众的扩大和广泛化，文学的题材和艺术形式趋向俗小琐碎、简明浅易，出现俗化倾向。作为建安之杰的曹植的文学创作，就很典型地体现了文学的这种发展趋向。过去人们主要重视和讨论他对文学表达技巧和文学语言的提高之功，虽也有人注意到他对俗文学的贡献，[1]但对他在文学创作的俗化倾向方面缺乏全面的认识。本文将结合当时的社会思潮和文学创作环境，论述其文学创作的俗化倾向。

1 礼教松弛 个性张扬

东汉中晚期，随着儒学的衰微，道家思想观念的盛行，封建礼教对人们思想和行为的束缚有所减弱，人的人格和个性越来越受到重视，人们的生活态度和价值观念逐渐发生变化，那些板实迂阔的儒生受到人们的轻视和讥讽，如贯通经传图纬的大儒郑玄，竟也落得“通人颇讥其繁”，人们重性情、重才艺、重通脱、重机捷。观此时的人物传记，传主的性情和才艺都特别表出，就可以充分地说明这一点。汉末建安时期，随着汉朝政治的衰微，儒学也失掉了它的主流意识形态地位，文化形态和思想观念进入多元化时期，人在社会活动中的主体地位更加受到重视，个人的才能和人格魅力成为事业成功的关键因素。

宽松的社会环境造就了相对宽和的人际关系，随着人的觉醒，尊重人的价值，张扬主体个性，重视人的情感和情感的表达，已经成为一种新的社会思潮，人际关系有了新的内容，在过去的政治关系、利害关系和道德伦理关系之外，又加入了人与人之间相互理解、相互体谅与真诚的情感交流。这一点，可以说体现于不同层次的人际关系之中。

第一，君臣之间。魏晋南北朝时期，君臣之间、上下级之间关系的宽松超过了前后任何时代。曹操虽然用法严苛，但他与群下的关系有时相当和谐融洽，很多情况下是以性情相结而非以势压人。他时常与臣下诗酒谈宴，诙谲谈笑，倾心交流，甚至与属下比拼才艺，《世说新语·捷悟》载：

魏武尝过曹娥碑下，杨修从。碑背上见题作“黄绢幼妇，外孙韲臼”八字。魏武谓修曰：“解否？”答曰：“解。”魏武曰：“卿未可言，待我思之。”行三十里，魏武乃曰：“吾已得。”令修别记所知，修曰：“黄绢，色丝也，于字为绝。幼妇，少女也，于字为妙。外孙，女子也，于字为好。韲臼，受辛也，于字为辞。所谓‘绝妙好辞’也。”魏武亦记之，与修同，乃叹曰：“我才不及卿，乃觉三十里。”[2]

这里涉及到三个重要人物，而大学者、大文学家蔡邕在这样严肃的场合做这样的文字游戏，很具有典型意义。他曾严厉批评汉灵帝设置鸿都门学，而他对于才艺的爱好和擅长却不亚于当时的任何人。同样富有意味的是，一代枭雄、大政治家曹操竟因此而自叹不如才子杨修。

他有时与属下结下朋友般的友谊，如郭嘉“深通有算略，达于事情”，深得曹操喜爱和信赖，不幸“中年夭折”，曹操悲伤异常，写信给荀彧说：

郭奉孝年不满四十，相与周旋十一年，险阻艰难，皆共罹之。又以其通达，见世事无所凝滞，欲以后事属之。何意卒尔失之，悲痛伤心！今表增其子满千户，然何益亡者！追念之感深。且奉孝乃知孤者也，天下人相知者少，又以此痛惜，奈何奈何！[3]

这里不仅痛惜失去谋臣，也痛心失去知己，其情感真挚痛切，令人感动。

曹丕与属下，特别是与邺下文人交往的平等与亲密，更有过于曹操，他不以自己的身份为嫌，与文人们频繁交流，并结下深厚的友谊，甚至让自己的夫人出拜“诸文学”。“七子”谢世后，他十分痛惜和感伤，并亲自为他们编辑文集。

《世说新语·伤逝》篇载：

王仲宣好驴鸣，既葬，文帝临其丧，顾语同游曰：“王好驴鸣，可各作一声送之。”赴客皆一作驴鸣。[2]

这种爱好，这种送葬方式，这种场面，确是滑稽可笑。而这种事情，只能发生在魏晋南北朝那个特定的时代，如果发生在其他时代，那将是不可思议的。

孙权性格诙谐滑稽，他有时与臣下的关系也比较宽松和谐，史传记载他时常与臣下机辩问答，谈笑取乐。《吴志·诸葛恪传》载：

恪父瑾面长似驴，孙权大会群臣，使人牵一驴入，长检其面，题曰：“诸葛子瑜。”恪跪曰：“乞请笔益两字。”因听与笔。恪续其下曰：“之驴。”举坐欢笑，乃以驴赐恪。[4]

作为一国之君，在这样庄重的场合，如此开一个国家重臣的玩笑，实在是大失体统，但这不仅仅是反映了孙权个人的性格，也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儒学解体，玄学兴起，人们重性情、重个性的时代风气。

又《吴志·张昭传》载，孙权欲遣使拜公孙渊为燕王，张昭极力劝谏，“权与相反覆，昭意弥切”，于是：

权不能堪，案刀而怒曰：“吴国士人入宫则拜孤，出宫则拜君，孤之敬君，亦为至矣，而数于众中折孤，孤尝恐失计。”昭熟视权曰：“臣虽知言不用，每竭愚忠者，诚以太后临崩，呼老臣于床下，遗诏顾命之言故在耳。”因涕泣横流。权掷刀致地，与昭对泣。然卒遣（张）弥、（许）晏往。昭忿言之不用，称疾不朝。权恨之，土塞其门，昭又于内以土封之。渊果杀弥、晏。权数慰谢昭，昭固不起，权因出过其门呼昭，昭辞疾笃。权烧其门，欲以恐之，昭更闭户。权使人灭火，住门良久，昭诸子共扶昭起，权载以还宫，深自克责。昭不得已，然后朝会。[4]

君臣之间发生这种事情，确实显得有些滑稽好笑，这实际上也开了后来“王与马，共天下”的先声。

第二，师生之间。两汉时期，师法家法甚严，师如严君。东汉中后期，儒生不仅转益多师，且同列之间彼此切磋，相互交流，渐成风习。建安文人交谊深厚，相与谈艺论文，甚至相互摹拟。曹丕、曹植与邺下文人如“七子”之流，实为亦师亦友的关系。师生之间的关系与以前相比，有了新的内容。《后汉书·边韶传》：

韶口辩，曾昼日假卧，弟子私嘲之曰：“边孝先，腹便便。懒读书，但欲眠。”韶潜闻之，应时对曰：“边为姓，孝为字。腹便便，五经笥。但欲眠，思经事。寐与周公通梦，静与孔子同意。师而可嘲，出何典记？”嘲者大惭。[5]

师徒相嘲戏，显示了一种新的人际关系，也标志着东汉末年文化潮流和社会风气的大转变。

第三，朋友之间。自汉武帝推崇儒术，为儒生设禄利之途后，整个社会读经治经的风气迅速漫延开来，这在客观上极大地促进了文化知识的传播，社会上的士人数量迅速增加，于是在东汉时期，无可避免地形成了游学游宦的风气，士人之间的交往越来越频繁、越来越亲密，这为整个社会政治和文化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积极和消极的影响。徐幹《中论?谴交》篇描述了当时的情景：

民见其如此者，知富贵可以从众为也，知名誉可以虚哗获也。乃离其父兄，去其邑里，不修道艺，不治德行，讲偶时之说，结比周之党，汲汲皇皇，无日以处，更相叹扬，迭为表里，梼杌生华，憔悴布衣，以欺人主、惑宰相、窃选举、盗荣宠者，不可胜数也。既获者，贤己而遂往；羡慕者，并驱而追之，悠悠皆是，孰能不然者乎？桓、灵之世，其甚者也，自公卿大夫、州牧郡守，王事不恤，宾客为务，冠盖填门，儒服塞道，饥不暇餐，倦不获已，殷殷沄沄，俾夜作昼。下及小司，列城墨绶，莫不相商以得人，自矜以下士，星言夙驾，送往迎来，亭传常满，吏卒传问，炬火夜行，阍寺不闭，把臂捩腕，扣天矢誓，推托恩好，不较轻重，文书委于官曹，系囚积于囹圄，而不遑省也。[6]

徐幹从一个正统人士的立场和角度，批评、谴责这种社会现象和士人风习，不无道理，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正是士人主体意识觉醒和文学自觉的社会基础，也是文学繁荣的物质条件和社会条件。在这种社会形态下，士人从政治结构和道德链条中游离出来，在命运的挣扎中认识到自身的地位和价值，从而对自然、社会与人生有了独特而深刻的认识和体验，当他们用恰当的文学形式把这种认识和体验表述出来的时候，文学的自觉时代便到来了。

汉末建安以后，朋友的含义便有了根本的改变，其内容也极大地丰富了，与朋友有关的文学创作也成为文学领域的一个重要的有机的组成部分，建安作家公宴诗、赠答诗空前增多，就可以说明这一点。吉川幸次郎所说：“曹植诗中所见对友情如此强烈的赞美，在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性质。在他以前的时代，即《诗经》的时代和汉代，如此热烈的友情之歌，也有据说是李陵和苏武的赠答作品流传下来，但这些诗并不是确实可信的。在曹植之后，友情成为中国诗歌最为重要的主题，它所占有的地位，如同男女爱情之于西洋诗。这个诗题的创始者，就是曹植，换言之，是曹植发现了友情对于人生的价值。”[7]

二、建安作家重视俗文学创作

东汉中晚期，随着整个社会文化水平的普遍提高，人们的文学观念和审美趣味也随之发生巨大变化，不仅诗、赋等文学形式受到重视，原先为人们所轻视的技艺如音乐、书法、绘画等也逐渐为文人所喜爱和修习，成为人们日常文化生活中的重要内容。《后汉书·蔡邕传》载：“初，帝好学，自造《皇羲篇》五十章，因引诸生能为文赋者。本颇以经学相招，后诸为尺牍及工书鸟篆者，皆加引召，遂至数十人。侍中祭酒乐松、贾护，多引无行趣势之徒，并待制鸿都门下，憙陈方俗闾里小事，帝甚悦之，待以不次之位。”[5]而对汉灵帝这种喜爱里俗术艺行为提出严厉批评的蔡邕本人，却音乐、书法、绘画样样喜爱和精通，并成为建安文学的先导人物。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说蔡邕：“工书画，善鼓琴，建宁中为郎中，校书东观，刊正六经文字，书于太学石壁，天下模学。又创八分书体，为左中郎将，封高阳乡侯，年六十一。灵帝诏邕画赤泉侯五代将相于省，兼命为赞及书，邕书画与赞皆擅名于代，时称三美。”[8]如果说音乐、书法这些文艺形式在桓、灵时代还颇受一些人的轻视并引起较为强烈的文化观念的冲突的话，那么，到了建安时期，这些技艺便成为文人们欣赏、羡慕并努力追求的艺术才能。可以说，整个建安文学创作，都笼罩在音乐艺术的氛围里，而当时流行的清商乐，正是两汉以来盛行于社会上的俗乐。建安作家中，曹操、阮瑀、王粲、缪袭、蔡琰、曹丕、曹植都堪称音乐家，音乐对于建安文学影响之大，包括潜在的和显性的，是难以估量的。此外像书法、绘画等艺术也相当流行并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大政治家曹操，多才多艺，其音乐、书法、围棋等艺术都达到了当时第一流的水平，《魏志·武帝纪》裴注引张华《博物志》曰：“汉世，安平崔瑗、瑗子寔、弘农张芝、芝弟昶并善草书，而太祖亚之。桓谭、蔡邕善音乐，冯翊山子道、王九真、郭凯等善围棋，太祖皆与埓能。”[4]卫恒《四体书势》记载了曹操对书法艺术的喜爱甚至痴迷：“（梁）鹄卒以攻书至选部尚书，（师）宜官后为袁术将，今巨鹿宋子有《耿球碑》，是术所立，其书甚工，云是宜官也。梁鹄奔刘表，魏武帝破荆州，募求鹄。鹄之为选部也，魏武欲为洛阳令，而以为北部尉，故惧而自缚诣门，署军假司马。使在秘书，以勤书自效，是以今者多有鹄手迹。魏武帝悬著帐中，及以钉壁玩之，谓胜宜官。”[9]当时的邺下文人，多通达洒脱，多才多艺，除上举外，再如邯郸淳多才艺，史载他“博学有才章，又善《苍》、《雅》、许氏字指”，则曹植在书法上的造诣当主要受他的影响，或说得他的传授。曹植的密友杨修是著名画家，据张彦远《历代名画记》，杨修有《西京图》、《严君平像》、《吴季札像》等作品，被列入中品下。曹植小杨修十八岁，二人交往密切，曹植很可能师从杨修学习绘画。建安七子等邺下作家，都是曹植的师辈，他们对曹植的文学创作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在这样的文艺观念和艺术氛围中，人们普遍喜爱通俗文艺并重视俗文学的创作，其最重要的表现便是大力创作五言诗。五言诗是两汉之际在乐府民歌和民间歌谣的影响下产生的一种新诗体，不仅建安时期，即使在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它也被认为是一种流俗体式，如挚虞说：“然则雅音之韵，四言为正，其余虽备曲折之体，而非音之正也。”[9]刘勰说：“若夫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10]钟嵘说：“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会于流俗，岂不以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者耶！”[11]建安作家却钟情于这种“流俗”的诗体，五言诗成为建安作家诗歌创作的主要体式，他们共同努力，创造了建安诗歌创作“五言腾踊”的局面。

其次是乐府诗的创作，这主要体现在曹氏父子的创作上。乐府诗的创作具有特殊性，乐府作为国家音乐机关，乐府诗的采集、整理、传播和保存是一种政府行为，因此乐府民歌虽来源于民间，但一旦进入乐府，便被纳入到国家礼仪制度中，所以它的出身虽然低俗，但地位却相当高贵，曹操将本是采自民间的乐府歌辞改为自己创作，一方面体现了他对通俗艺术的重视，一方面又体现了一种特权，所以，如果用当时是否实际配乐歌唱为标准来衡量的话，建安时期有乐府诗歌创作的，就只有魏氏三祖，其他人若非特许都没有这个资格，《礼记·中庸》中说：“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作礼乐焉；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作礼乐焉。”[12]这种观念直到魏晋南北朝仍然存在着。王粲、缪袭有奉命创作的乐府诗，而曹植的创作不过是拟乐府，当时并未入乐歌唱。

第三，小说的创作。汉末建安时期，小说这种文学形式也受到人们的普遍喜爱并得到长足发展，鸿都门学士因“喜陈方俗闾里小事”而受到汉灵帝的喜爱，王粲所著《汉末英雄记》其实也具有小说的性质。邯郸淳是当时著名学者和书法家，《隋书?经籍志》记载他有《笑林》三卷。魏文帝多才多艺，也喜爱并著有小说，且不止一种，《隋书·经籍志》记载他有《列异传》三卷。又《文心雕龙·谐隐》篇说：“至魏文因俳说以著笑书，薛综凭宴会而发嘲调，虽抃推席，而无益时用矣。”[10]姚振宗认为此处的《笑书》即邯郸淳的《笑林》，并无证据。建安之杰曹植，对于小说不仅喜爱，而且能够随口诵说，可知小说已构成他知识结构一个组成部分，影响了他的文学观念和文学创作。建安作家对于小说的重视和喜爱，表明他们已经充分认识到文学的娱乐性质。

第四，娱乐文字的创作。建安文人有很明确的生命意识和浓重的享乐意识，在日常生活中，他们有丰富多彩的娱乐手段，如郊游观景、斗鸡走马、弹棋博弈、饮酒听乐、谈诗论艺，等等，他们也做多种多样的文字游戏，《文心雕龙·谐隐》篇说：“谜也者，回互其辞，使昏迷也。或体目文字，或图象品物。纤巧以弄思，浅察以炫辞。义欲婉而正，辞欲隐而显。荀卿《蚕赋》，已兆其体。至魏文、陈思，约而密之。高贵乡公，博举品物，虽有小巧，用乖远大。”[10]曹丕、曹植的谜语已不可见，孔融则传有《离合作郡姓名字诗》：

渔父屈节，水潜匿方。与时进止，出寺施张。吕公矶钓，阖口渭旁。九域有圣，无土不王。好是正直，女回于匡。海外有截，隼逝鹰扬。六翮将奋，羽仪未彰。蛟龙之蜇，俾也可忘。玟璇隐曜，美玉韬光。无名无誉，放言深藏。按辔安行，谁谓路长。[6]

此诗用拆字、合字的方法，暗示出自己的郡望、姓、名、字是“鲁国孔融文举”，在这个过程中，似乎也暗示出自己的情性志趣。当年大学者蔡邕就曾用“黄绢幼妇，外孙韲臼”的隐语暗含“绝妙好辞”以评价《曹娥碑》，作为蔡邕弟子的孔融，虽为大名士，写出这样的游戏作品是完全可能的。他们的创作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气和文学创作倾向。

3 曹植文学创作的俗化倾向

曹植的创作态度非常严肃，他非常重视文学的社会作用及其在个人修养方面的作用，他批评扬雄的《酒赋》“戏而不雅”，追求文学的“雅正”与“中和”，但是，由于文学观念的转变以及社会风气和文化思潮的影响，他也非常重视和喜爱俗文学。少小之时，他不仅修习六经百家，也诵读诗赋小说，因此俗文学是他知识体系的组成部分。他不仅认为“街谈巷说，必有可采；击辕之歌，有应风雅，匹夫之思未易轻弃”，而且他的整个文学创作都有通俗化或者说世俗化的倾向。曹植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将文学生活化的人，他把整个世俗生活当成了他文学创作反映的对象，于是，他的创作，从内容到形式，都向生活化、世俗化方向发展。他在这方面走得如此之远，以致引起了后人的严厉批评，王夫之在其《船山古体诗评选》中评其《赠王粲》一诗时说：

曲引清发，动止感人，乃可不愧作者。子建横得大名，酌其定品，正在陈琳、阮瑀之下。《公宴》、《侍坐》，拖沓如肥人度暑，一令旁观者眉重，而识趣卑下，往往以流俗语入吟咏，几为方干、杜荀鹤一流人作俑，而潘尼、沈约、骆宾王、李颀皆其嫡系。如“良田无晚岁，膏泽多丰年”，“亮怀璠玙美，积久德弥宣”，以腐重之辞，写鄙秽之情，风雅至此，扫地尽矣。又如“积善有余庆，荣枯立可须”，居然一乡约老叟壁上语。至云“肴来不虚归，觞至反无余”，则谗涎喷人，只堪为悲田院作谱耳。古今人曈昽双眼，生为此儿埋没。其父篡祚，其子篡名，无将之诛，当不下于阿瞒。[13]

王夫之是典型的扬丕抑植派，他对曹植有偏见，所以他的评说有明显偏颇，但他的言论却并非没有道理，曹植的文学创作，无论是表现形式还是内容情感，都具有明显的世俗化倾向，这既是重视俗文学创作的一种表现，也是将文学生活化的一种努力，也是文学自觉的一个标志。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3.1 文学体式方面。曹植的文学创作，除继承和扩大俗体文学的创作外，也把传统的雅体如颂、赞、诔、铭及板滞的公文如章、表世俗化，用于表现日常生活，表达内心情感，这可分为五个方面加以说明。

第一，大量创作乐府诗。曹植是建安时期创作乐府诗数量最多的作家，但前文已经说过，乐府诗的创作具有特殊性，因为汉代的乐府诗多采自民间，而一旦进入乐府，便构成了国家礼乐制度的内容，所以它出身微贱，却身份高贵，所以建安时期创作乐府诗实际是一种特权，除三祖以外，除非特别允许，其他人创作的乐府诗虽然合乐却并不能实际配乐歌唱，曹植的乐府诗也是如此，所以曹植创作的乐府诗只是拟乐府，当时并未入乐歌唱。曹植的乐府诗主要创作于他生命的后期，今存有相和歌辞、舞曲歌辞和杂曲歌辞三类四十余首，它既有民歌形式质朴、风格自然和情感真挚的特点，又有文人诗语言整饬、辞藻华丽的特点，而这些特点，也影响了他整个的文学创作。

第二，大力创作五言诗。在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四言仍被认为是“正体”，五言被称为“流调”，但建安作家不避俚俗，创造了“五言腾踊”的诗歌创作局面，形成了中国古代诗歌史上的一个创作高潮，而曹植是中国诗歌史上第一个大力创作五言诗的人，在他现存的80余首诗歌中，五言诗就有60多首，在建安众多作家中，数量是最多的。他在五言诗文人化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许多方面为后世诗歌创作确立了典范，被称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诗圣”。

第三，将许多传统的实用文体世俗化、文学化。在曹植的笔下，枯燥、板滞的公文如章、表之类以及礼仪性文体如颂、赞、铭、诔之类都成为形象鲜明、情感浓郁、语言鲜活的文学作品。如其《上牛表》说：

臣闻物以洪珍，细亦或贵。故不见僬侥之微，不知泱漭之泰；不见果下之乘，不别龙马之大。高下相悬，所以致观也。谨奉牛一头，不足追遵大小之制，形小有殊，敢不献上。

这完全不是什么公文，而更象是六朝后在文人中盛行的书信小札。[3]

再如他的诔文，他将传统诔文的平面描述改为意脉流走的顺时叙述，将描述、评价性语言变为叙述、描写性语言，使诔文变得叙事性强，形象鲜明，情感表达真挚、浓郁。因此，他的铭、诔、颂、赞等文体与他的四言诗几乎没什么区别。

第四，运用谣谚体。曹植的文学创作，深受乐府民歌、民间小说等因素的影响，往往将民间俗语和谣谚写入作品，所以黄侃说曹植的诗歌辞采华茂却不失闾里歌谣之质。他的有些诗歌就直接采用民间歌谣的形式，如《矫志》、《当墙欲高行》、《豫章行》、《当来日大难》等，语言浅白、韵调谐美。如其《矫志诗》：

芝桂虽芳。难以饵鱼。尸位素餐。难以成居。磁石引铁。于金不连。大朝举士。愚不闻焉。抱璧涂乞。无为贵宝。履仁遘祸。无为贵道。鹓雏远害。不羞卑栖。灵虬避难。不耻污泥。都蔗虽甘。杖之必折。巧言虽美。用之必灭。济济唐朝。万邦作孚。逢蒙虽巧。必得良弓。圣主虽知。必得英雄。螳螂见叹。齐士轻战。越王轼蛙。国以死献。道远知骥。世伪知贤。覆之帱之。顺天之矩。泽如凯风。惠如时雨。口为禁闼。舌为发机。门机之闿。楛矢不追。[14]

全用谣谚俗语，以至谭元春说：“全篇似古逸诗、古铭、古谣及子书中锻炼佳语。亦四言古最高之格。 ”[13]

第五，创作了相当数量的以俗小之物为表现对象的作品。题材和内容的世俗化是文学走向自觉的标志之一，这个过程很早便开始了，建安时期，可以说已经达到了无事无物不可表现的地步，曹植的创作是从辞赋开始的，他的辞赋是“触类而作”，所以题材异常丰富。他现存的辞赋已经经过了他的删汰，后来又大量散佚，但就现存作品来看，也能看出曹植辞赋题材不避俗小的特点，如《蝙蝠赋》、《鹞雀赋》、《离缴雁赋》等，真正达到“因物制巧，随变生趣”的境地。

3.2 文学表现方式方面。与题材和内容的世俗化相适应，曹植作品的表现方式也呈现出通俗化的特点，这与大多数汉代作家依经立义和引经为证的表达方式有根本的不同，显示了文学的独立和自觉，这可以从四个方面来说明。

第一，大量运用历史故事来抒情、说理。两汉时期，无论章表还是论文，以至辞赋、诗歌，大都是依经立义、引经为证，曹植则不同，他更多的是采用历史事实和历史故事来抒发情感、论证事理。曹植精熟历史，有很强的历史意识，这不仅影响了他创作的主题，也影响了他创作的表达方式。首先是他继承并发扬了咏史诗的创作传统，通过咏史表达情志，影射现实。如他的《三良》诗，表达了他的生命观念和价值观念。《惟汉行》则用正反两方面的史实，告诫统治者要施行仁政，诫绝骄盈，方能求得天下太平。《豫章行》则希望曹睿能重用自己，使自己能像周公辅佐成王那样，建立太平盛世，并希望统治者能重用宗亲之臣。在《精微篇》中，他用缇萦救父的故事，一方面赞扬了缇萦的至孝、汉文帝的仁慈，另一方面也希望自己能用诚心打动皇帝，以改变自己的生存处境。曹植的咏史诗，叙事成分较多，带有早期咏史诗的特点。曹植在其他文体的创作中，也经常引用历史故事来表情达意，如在《求自试表》中，他以贾谊、终军、霍去病的故事，表明自己要“输能于明君”，为国家“捐躯济难”的决心。在《陈审举表》中，他用汉文帝赖宗臣之助而即位，田氏代齐、三家分晋的历史事实，劝谏曹睿应该信用同姓宗亲，提防异姓权臣。在《谏取诸国士息表》中，他用齐威王信用章子、管仲信赖齐桓公的故事，说明君臣应该彼此信任。曹植广泛引用历史故事表情达意，既使文章富有形象性，又使文章的意蕴具有历史的深度，增强了作品的文学性和表达效果。

第二，运用民间故事表情达意。长期流传于民间的各种故事，有的有事实依据，有的纯粹出于想象，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情节生动有趣，寓意丰富深刻。在《灵芝篇》中，曹植连用虞舜、伯瑜、丁兰、董永四个古代孝子孝感天地的传说故事，表达对于父亲的思念以及自己处境孤苦的哀伤，其中董永孝感天神的故事，从现存资料来看，这是较早的记载。《精微篇》运用一系列故事，表达希望皇帝能体谅自己一片诚心的心情，其中说：

精微烂金石，至心动神明。杞妻哭死夫，梁山为之倾。子丹西质秦，乌白马角生。邹衍囚燕市，繁霜为夏零。关东有贤女，自字苏来卿。壮年报父仇，身没垂功名。女休逢赦书，白刃几在颈。俱上列仙籍，去死独就生。[14]

这就充分显示了曹植对民间文学的热爱和熟悉以及民间文学对其创作的巨大影响。

再如著名的《洛神赋》，就是在受到现实感触的情况下，借助洛水女神的传说而写成的，因而作品想象丰富，意境空灵凄美，意蕴丰富深邃，千百年来，受到人们的广泛推崇，人们多方索解它的意蕴，从不同视角欣赏它的优美，一代代人从中得到生命的启迪，获得艺术的享受。再如他的《九咏》，引用了关于牵牛与织女的传说：“临回风兮浮汉渚，目牵牛兮眺织女。交有际兮会有期，嗟痛吾兮来不时。”洪亮吉说：“牛女七月七夕相会，虽始见于《风俗通》，至曹植《九咏》注，始明言牵牛为夫，织女为妇。自此以后，遂皆以为口实矣。”[13]

曹植最早将牵牛、织女为夫妇并于七月七日相会的传说写入文学作品，而他将这个传说写入赋中，使作品平添了几分灵气和色彩。在《黄初六年令》中，他又引用传说故事，表达了自己的诚心感动曹丕，兄弟二人终于和好的喜悦之情：“昔熊渠、李广，武发石开；邹子囚燕，中夏霜下；杞妻哭梁，山为之崩。固精神可以动天地金石，何况于人乎！”《贪恶鸟论》则引用尹吉甫之子伯奇蒙冤而死并化鸟悲鸣的故事，辨明人们之所以厌恶伯劳鸟的原因，使论说性的文章富有形象性，增强了文章的文学性。

第三，运用寓言故事说理。运用寓言说理，是先秦诸子的惯用手法，进入秦汉以后，除子书以外，使用者渐少，曹植在其创作过程中，除引用历史故事和传说故事外，也时常运用寓言故事来表达情志，论证事理。如《贪恶鸟论》引用了一个“荆枭徙吴”的故事：

昔荆之枭将徙巢于吴，鸠遇之曰：“子将安之？”枭曰：“将巢于吴。”鸠曰：“何去荆而巢吴乎？”枭曰：“荆人恶予之声。”鸠曰：“子能革子之声则免，无为去荆而巢吴也。如不能革子之音，则吴、楚之民不异情也。为子计者，莫若宛颈戢翼，终身勿复鸣也。”[3]

此寓言故事本于刘向《说苑·谈丛》，曹植又加以敷衍，用以说明人的品德修养的高低、行为的善恶、事业成功与否，其根本在于自己，而不在其他。在《求自试表》中他说：“臣闻骐骥长鸣，则伯乐昭其能；卢狗悲号，则韩国知其才。是以效之齐楚之路，以逞千里之任；试之狡兔之捷，以验搏噬之用。今臣志狗马之微功，窃自惟度，终无伯乐、韩国之举，是以於悒而窃自痛者也。”[3]用骐骥遇伯乐、卢狗逢韩国反衬自己抱利器而无所施的悲哀和感伤。

第四，使用俗语、俗字。文学创作中语词的通俗化是与文学自觉的过程同步的。在汉代，辞赋作家如司马相如、扬雄等以学者和文字学家而作赋，而他们作品的受众又是具有高度文化修养的帝王和学者，所以他们的大赋往往用字偏僻古奥，艰涩难通。东汉以来，文学逐渐成为人们表情达意的常用手段，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文学的作者和受众变为普通的读书人甚至一般平民百姓，于是，文学的世俗化必然带来文学语言的通俗化。刘勰《文心雕龙·练字》篇论述了这个变化：

及魏代缀藻，则字有常检，追观汉作，翻成阻奥。故陈思称扬、马之作，趣幽旨深，读者非师传不能析其辞，非博学不能综其理，岂直才悬，抑亦字隐。自晋来用字，率从简易，时并习易，人谁取难？今一字诡异，则群句震惊；三人弗识，则将成字妖矣。[10]

这种通俗化的趋势，一方面使作家更方便有效地叙事写景、表达人们内心幽微的情感；另一方面也可使作品更易于传播，有更好的接受效果。曹植在这方面不仅有自觉的创作实践，而且有理性的理解。曹植的文学创作，在字句的通俗化方面走得如此之远，以致引起了后人的批评，如前引王夫之的批评，虽不无偏颇，却也准确地指出了这方面的情况，再如《文心雕龙·指瑕》篇说：

陈思之文，群才之俊也，而《武帝诔》云，“尊灵永蛰”；《明帝颂》云，“圣体浮轻”。 “浮轻”有似于胡蝶，“永蛰”颇疑于昆虫，施之尊极，岂其当乎？[10]

曹植创作之不避俚俗，于此可见。历来评论曹植的作家、学者，于其“句颇尚工，语多致饰”一面注意较多，而对其在文学创作的通俗化方面注意较少，这对全面评价曹植的创作特点不利，对于全面认识建安文学的特征也是一个不足。

[1]张亚新.曹植对民间文学理论的一点重要贡献[J].贵州社会科学，1987，（8）：17-21.

[2]朱铸禹.世说新语汇校集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497，543.

[3]严可均.全三国文[Z].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29-30,148,180,150.

[4]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59：1429,1223，54.

[5]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2623，1991-1992.

[6]俞绍初.建安七子集[Z].北京：中华书局，2005：299,1.

[7]吉川幸次郎.中国诗史[M].章培恒等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128-129.

[8]张彦远.历代名画记[M].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2007：106.

[9]严可均.全晋文[Z].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296，820.

[10]黄叔琳，李详，杨明照.文心雕龙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0：65，194，195,484,500.

[11]何文焕.历代诗话[Z].北京：中华书局，1981：3.

[12]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36.

[13]河北师范学院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组.三曹资料汇编[Z].北京：中华书局，1980：166-167，139,220.

[14]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Z].北京：中华书局，1983：448,4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