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中的服色描写及文化成因分析

曾艳红

（广西师范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0）

服饰与文学，二者同为人类文明之树上的两枝花朵，只不过一为物质与精神结合体，一处于上层建筑的顶端，二者看起来似乎有些疏远，却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读唐诗时，发现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在唐诗中，对女性服饰描写丰富多彩，且落笔大多在身着这些服饰时的女性体态上；而对男性的服饰款式的描写则相对简单，主要集中于“袍”这一款式的色彩上。

1 唐诗中的袍色描写

在唐诗中，关于袍色的描写共有紫、朱、赤、绯、赤霜、郁金、茜、青、绿、柘、褐花、赭、赭黄、黄、蓝、白、殷绯袍等十七种。

紫袍：在《全唐诗》中出现了7例，全为指紫色的官服。如白居易《喜照密闲实四上人见过》：“紫袍朝士白髯翁，与俗乖疏与道通。”①（清）彭定求等.《全唐诗》，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本文所引唐诗均出自该书，不再另作说明。[1]李白《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君不能学哥舒横行青海夜带刀，西屠石堡取紫袍。”。

朱袍：3例，2例指官服颜色：杜荀鹤《贺顾云侍御府主与子弟奏官》：“青桂朱袍不贺兄，贺兄荣是见儿荣。”李洞《送安抚从兄夷偶中丞》：“奉诏向军前，朱袍映雪鲜。”

绯袍：5例，也俱为指官服。其中白居易的《酬元郎中同制加朝散大夫，书怀见赠》中最为写实：“五品足为婚嫁主，绯袍著了好归田”，此处的“绯袍”就是指实五品官，与唐律规定的服色制度相合。

茜袍②茜草为我国古代主要红色染料之一。《说文》：“茜，茅蒐也。”“茅蒐，如藘，人血所生，可以染绛。”：1例，徐夤《赠垂光同年》“丹桂攀来十七春，如今始见茜袍新。”

绿袍：《全唐诗》中出现了5例，有四次为指低级官员的官服，如元稹《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绿袍因醉典，乌帽逆风遗。”白居易《江楼宴别》：“楼中别曲催离酌，灯下红裙间绿袍。”韦庄《送崔郎中往使西川行在》：“新马杏花色，绿袍春草香。”

青袍：出现得比较多，共有44例，而实指八、九品官的例子在《全唐诗》中可以找到不少，如刘长卿《送史九赴任宁陵，兼呈单父史八时监察五兄初入台》：“绣服棠花映，青袍草色迎。”监察御使在唐代为八品官职，故在此处为实指。再如高适《送白少府送兵之陇右》：“军容随赤羽，树色引青袍。”“少府”是县尉的别称，为八品或九品官职，此处青袍也为指实。此外，唐代的“选人”也着青袍。“选人”是指候补、候选的官员，如许浑《酬殷尧藩》：“莫怪青袍选，长安隐旧春。”又白居易《醉后走笔……二十四先辈昆季》：“君同鸾凤栖荆棘，犹著青袍作选人。”

蓝袍：3例。杜荀鹤《贺顾云侍御府主与子弟奏官（敕下时，年七岁）》：“戏把蓝袍包果子，娇将竹笏恼先生。”唐人以蓝袍指八、九品官所穿的衣服，《旧唐书·哀帝纪》：“虽蓝衫鱼简，当一见而便许升堂；纵拖紫腰金，若非类而无令接席。”[2]崔致远《长启》中说：“出身入仕二三十年，犹挂蓝袍，未趋莲幕者多矣，况如某异域之士乎！”[3]

柘袍：1例。王建《宫中三台词二首》：“日色柘袍相似，不著红鸾扇遮。”诗写帝王生活，“柘袍”指皇帝所穿之袍。

郁金袍：2例。许浑 《骊山》：“闻说先皇醉碧桃，日华浮动郁金袍。”“郁金袍”指黄色袍服①“郁金”为我国古代常用的黄色染料之一。张泌《妆楼记》云：“郁金，芳草也。染妇人衣最鲜明，……染成衣则微有郁金之气。”见《说郛三种本》宛委山堂本之卷七十七，第六册 3598页。，在诗中为君王身份的象征。

赭袍：2例。杜牧《华清宫三十韵》：“仰窥丹槛影，犹想赭袍光。”陆龟蒙《开元杂题七首·杂伎》：“六宫争近乘舆望，珠翠三千拥赭袍。”君王所穿之袍。②黄袍是在唐初得以被确定为帝王之专用服色的，在唐以前，黄色可以上下通服，如隋朝士卒服黄，唐高宗初即位时，犹允许流外官和庶人着黄色。《旧唐书·舆服志》载：“武德初，因隋旧制，天子燕服，亦名常服，惟以黄袍及衫，后渐用赤黄，遂禁士庶不得以赤黄为衣服杂饰。”同卷又载：“旧制，乘舆案褥、床褥、床帷、皆以紫为饰。天宝六载，礼仪使太常卿韦縚奏请依御袍色，以赤黄为饰，从之”黄色遂成帝王专用之色，一直延续到清代。

赭黄袍：1次，花蕊夫人《宫词》：“认得圣颜遥望见，碧阑干映赭黄袍。”也指君王所穿之袍。

赤霜袍：4例，曹唐《小游仙诗》“八海风凉水影高，上卿教制赤霜袍。”李白《上元夫人》：“裘披青毛锦，身著赤霜袍。”《太平御览》卷六七四五《茅君内传》曰：“有赤霜之袍”[4]，指传说中神仙穿的长袍。

白袍：3例，指未取得功名的士子所着的服装。③士人唐末之前在服色上多为白，举子著麻衣，麻衣即白衣，又唐制新进士皆白袍，因而有：“袍如烂银文如锦”之句。《唐摭言》卷一载：“绪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以至岁贡常不减八九百人。其推重谓之‘白衣公卿’，又曰‘一品白衫。’”朱庆馀《自萧关望临洮》：“惟怜战士垂金甲，不尚游人著白袍。”杜甫《喜闻官军已临贼境二十韵》“帐殿罗玄冕，辕门照白袍。”

褐花袍：1例，雍陶《蔚州晏内遇新雪》：“坐客停杯看未定，将军已湿褐花袍。”王建有《花褐裘》诗云：“对织芭蕉雪毳新，长缝双袖窄裁身。到头须向边城著，消杀秋风称猎尘。”故褐袍当为一般的家居服装。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到，在唐诗中，唐人对袍色的描写基本上都是指向了穿着者所处的官品秩，“袍”是人们政治地位和社会身份的象征。

2 唐诗中的“袍”之生活溯源

唐代国力强盛，精神文化自由开放，使得人们向往优裕的生活。在服装方面，人们也表现高度的追求热情。李肇《唐国史补》中说：“长安风俗，自贞元侈于游宴，其后或侈于书法图画，或侈于博奕，或侈于卜祝，或侈于服食，各有所蔽也。”[5]唐代的服饰文化呈现出一种多姿多彩、空前发达的局面。

2.1 唐人生活中的“袍”

袍是一种起源很早的服饰，据马缟《中华古今注》中说：“袍者，自有虞氏即有之。”[6]它是上下相连，直至脚背一种长衣，并且男女皆可穿着。《广雅·释器》：“袍、襡，長襦也。”王念孙疏证：“盖袍为深衣之制，特燕居便服耳，……‘或曰：周公抱成王燕居，故施袍。’是袍爲古人燕居之服，自汉以后，始以绛纱袍、早纱袍爲朝服矣。”[7]这一段话将袍的流变解释得很清楚：袍本来古人燕居之服，汉代以后，袍多以绢、纱等为之，用作朝服。

上下相连，有表有里是袍最基本的结构。至唐代，袍吸收了外来服饰文化的因素，形制上有了一些新的变化，如出现了直裾、左右开衩的缺胯袍，领型也由传统的交领变为圆领，大衽，袖一般以窄袖为主。最为显著的是，唐代男袍的下摆处加上了一道横襕，形成唐代所特有的襕袍。沈从文先生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中说，“所谓襕襈，只不过是在膝部加一界线略具形式而已。”[8]在唐人的绘画作品如《步辇图》、《凌烟阁功臣图》，均可以看到身着唐代所特有的襕袍、襕衫的男性形象。

2.2 唐人官服中的“袍”

唐代的袍为男性的主要服饰之一，且为唐代官服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旧唐书·舆服志》载：“(皇帝)其常服，赤黄袍衫，折上头巾，九环带，六合靴，皆起自魏、周，便于戎事。自贞观已后，非元日、冬至受朝及大祭祀，皆常服而己。”[2]我国古代的官服制度分为祭服、朝服、公服、常服四种。《中华古今注》之“绯绫袍”条说：“旧北齐则长帽短靴，合胯襖子，朱紫玄黄，各从所好。天子多著绯绫袍，百官士庶同服。……北齐贵臣多著黄文绫袍，百官士庶同服之。”[6]意即在北齐时，官服多以绫袍为之，但当时上下等级区别不是十分严格。至唐代，《新唐书·车服志》中规定大臣之服二十有一，祭服、朝服、公服的形制都较为复杂，惟在郊天祭祀等大典或大朝会表示庄严慎重才偶尔使用。而平时所穿着为常服，常服的构成为圆领襕袍（衫）、腰部以革带紧束，首服为幞头，足部为乌皮六合靴。唐人官服一律采用丝绸面料制作，《新唐书·车服志》：“亲王及三品、二王后，服大科绫罗，色用紫，饰以玉。五品以上服小科绫罗，色用硃，饰以金。六品以上服丝布交梭双紃绫”，“太宗时，又命七品服龟甲双巨十花绫，色用绿。九品服丝布杂绫，色用青。”[9]

3 唐诗中袍色描写的文化成因分析

应该说，颜色尊卑观念在前代人们的观念中也是存在着的，如《通鉴·外纪》中即说：“（黄帝）……乃染五色为文章以表贵贱。”[10]但在文学作品中，从未象哪个时代的人们象唐人这样，对服色的描写表现得如此热衷，洪迈在《容斋随笔》中将其称之为：“唐人重服章”现象①洪迈在《容斋随笔》中说：“唐人重服章，故杜子美有‘银章付老翁’，‘朱绂负平生’，‘扶病垂朱绂’之句。白乐天诗言银绯处最多，七言如‘大抵著绯宜老大’，‘一片绯衫何足道’，‘暗淡绯衫称我身’，‘酒典绯花旧赐袍’，‘假著绯袍君莫笑’，‘腰间红绶系未稳’，‘朱绂仙郎白雪歌’，‘腰佩银龟朱两轮’，‘便留朱绂还铃閤’，‘映我绯衫浑不见’，‘白头俱未著绯衫’，‘绯袍著了好归田’，‘银鱼金带绕腰光’，‘银章暂假为专城’，‘新授铜符未著绯’，‘徒使花袍红似火’，‘似挂绯衫衣架上’。五言如‘未换银青绶，唯添雪白须’，‘笑我青袍故，饶君茜绶新’，‘老逼教垂白，官科遣著绯’，‘那知垂白日，始是著绯年’，‘晚遇何足言，白发映朱绂’。至于形容衣鱼之句，如‘鱼缀白金随步跃，鹄衔红绶绕身飞’。”。

首先，“唐人重服章”现象的形成，与唐代有服饰等级制度有着直接的关系。

服饰自从它诞生的那天起，就具有附着于体肤之外的标识意义。法国美学家罗兰·巴特说过：“衣着是规则和符号的系统化状态，它是处于纯粹之中的语言……时装是在衣服信息层次上的语言和在文字信息层次上的言语。”[11]“人们所穿的衣服不只是他们经济能力的表现，同时也是他们社会身份和地位的标志。”[12]可以说，在不同的社会中，人们的性别、年龄、民族、等级高低、甚至婚配与否，都可通过服饰颜色和款式来表示。

心理学家发现，在服饰语言中，最重要、最直接的，是色彩系统。在人际交往中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衣服的颜色，因为色彩占据最大的视觉面，因此最容易引发人们不同的心理感受。对此，人类早有直觉地认知。如在我国旧石器时期，原始人就有了色彩意识，此时林西遗址陶器就有了灰、黑、褐、红五种颜色。山顶洞人时期，人们已经能够熟练地使用赤铁矿为颜料，将装饰品染成红色。正因为服饰及颜色具有明显的标识作用，当中国礼制社会确立以后，人们将其作为礼制文化的载体，在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先秦人的观念中，以青、赤、黄、白、黑为正色，象征高贵；绀（红青色）、红（赤之浅者）、缥（淡青色）、紫、流黄是间色，象征卑贱。此时，人们虽已有了以服色区分贵贱的观念，但并不系统，只能区分贵族与庶民、奴隶之间的界限，而不能严格区分等级差别。接下来的秦、汉及魏晋南北朝时，封建制度已经确立，门阀制度盛行，颜色的等差变化随之进一步展开，用颜色区别社会等级在此时已成为一种必不可少的手段。东汉于永平二年（59）制定了详细的服饰制度，人们以佩绶颜色区分官员身份高低。《后汉书·舆服制》中记载：“帝皇黄赤绶”、“诸侯王赤绶”、“公候将军紫绶”、“九卿银印青绶”[13]，但在服色上仍没有具体使用颜色的等级规定。魏初，文帝曹丕还制定九品官位制度，“以紫绯绿三色为九品之别”。总而言之，此时的服色制度不够严格规范，尊卑混用的现象时有发生。至唐代，最重要的事情之一便是确立了以颜色区分官阶高低服色制度。所谓 “唐百官服色，视阶官之品。”[14]关于此，唐代在不同的时期，都曾出台过正式的的法令，以确保服色制度的贯彻执行。规如在上元元年，高宗“敕文武官三品以上服紫，金玉带；四品深绯，五品浅绯，并金带；六品深绿，七品浅绿，并银带；八品深青，九品浅青，石带；庶人服黄，铜铁带。”[2]现据《旧唐书》卷四十五《舆服制》及《新唐书》卷二十四《车服志》的记载整理罗列如下：

太和六年一至三品 紫 紫 紫 紫 紫武德四年贞观四年上元元年文明元年四品 朱 绯 深绯 深绯 朱五品 黄 绯 浅绯 浅绯 朱六品 绿 绿 深绿 深绿 绿七品 绿 绿 浅绿 浅绿 绿八品 青 青 深青 深碧 青九品 青 青 浅青 浅碧 青

由上表中可以看出，尽管不同的时代有过不同的规定，但基本说来，“紫”为唐代一至三品以上的官员服用，“朱”、“绯”（含“深绯”及“浅绯”）是四、五品官的服色，“绿”（含浅绿）为六、七品官服色，青（含“碧”）则为八、九品官所服用。

唐代服色制度确立后，服色成为唐人社会身份的鲜明符号，并对时人的观念产生巨大的影响。《资治通鉴》卷二一八载唐肃宗至德元载(756年)九月，皇帝与当时颇有谋略而却为一介平民的李泌外出行军，有军士指着悄悄说：“衣黄者，圣人也。衣白者，山人也。”肃宗听到了，对李泌说：“艰难之际,不敢相屈以官,且衣紫袍以绝群疑。”可以说，唐代的服色等级制度是产生唐诗中众多关于袍色描写作品的现实土壤。

其次，服饰不仅仅在于满足人的生存和生活的需要,从生存论的深刻层面而言,它是人的生命状态的物化显现,是某种社会限制和诉求的文化表述。

在中国古代社会,服饰是确立和标志各种权力、权威和各种等级秩序的最外在的物化手段,具有强制的前提预设性。因此，唐诗中的袍色描写实际上是唐代士人的信仰维度的折射。所谓信仰维度，即是以外化的服饰来表述和强调内在的精神、理念之诉求，包括着政治信仰、人生信仰、文化信仰等。

政治信仰是人们对理想的政治价值及实现途径的信奉和追求。中国古代的士人一向有着强烈的责任感和忧患意识，渴望为国家和民众建功立业。正如孔子所说的：“士志于道”。唐代的政治环境相对宽松、稳定，为士投身政治舞台、施展才华抱负提供了较前代更优越的机遇和条件。因而，唐代的士人普遍怀着强烈的功名取向。在唐代，尽管不同的时期对官员的服色有过不同的要求，但紫色一直为三品以上的高级官员所服用，故在唐人眼里，紫色具有荣宠、高贵的政治寓义。《太平广记》卷二二四引《戎幕闲谈》，颜真卿年青时对自己的政治前途十分关心,便去找一位“范氏尼”，询问将来能否坐上五品官位，老尼笑指坐上紫丝布单曰：“颜郎衫色如此，其功业名节称是。”[15]后果如此。因此，在唐诗对“紫袍”、“绯袍”歌颂的的背后，是士人对获取功名的意满踌躇及实现政治意愿的渴望。李白《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诗云：“君不能学哥舒横行青海夜带刀，西屠石堡取紫袍。”虽有讥讽对方以武力取得高位之意，然也可看出取得“紫袍”乃当时人们实现政治目的的途径；韦庄《观浙西府相畋游》：“紫袍日照金鹅斗，红旆风吹画虎狞。”白居易《自宾客迁太子少傅分司》：“勿谓身未贵，金章照紫袍”，则可看出“紫袍”后的得意境遇。

对封建时代的士子而言，政治信仰与人生信仰密不可分。李商隐所作的《李长吉小传》中，提到“长吉将死时，忽昼见一绯衣人，驾赤虯，持一板画若太古篆或霹雳石文者，云：‘当召长吉。’”[16]李贺临终前为什么梦见的人独着“绯衣”？究其深层原因，这实际上是现实生活中服色寓义在他头脑中的折射，是他对功名利禄与荣华富贵之未遂的心理的一种暗示和补偿。李贺的这种心理也反映了唐代大部分的士人心理。在唐代，作为诗歌创作主体的文人实现人生理想的主要道路就是通过仕途获取高位，于是这样的心理在诗歌中无时无刻不在反映出来。

官有穷达，六品以下官员所服的“绿”、“青”在唐诗中成了官职低微的象征，诗人以其抒发了困顿仕途、郁郁不得志的心情。刘长卿《吴中赠别严士元》：“东道若逢相识问，青袍今日误儒生。”杜甫《徒步归行》：“青袍朝士最困者，白头拾遗徒步归。”严维《书情上李苏州》：“误著青袍将十载，忍令渔浦却垂竿。”白居易《早春雪后赠洛阳李长官长水郑明府二同年》：“朱绂洛阳官位屈，青袍长水俸钱贫”，等等。

士人有出世与入世两条路好走。在朝为官，能够实现政治理想，人生愿望，却也意味着凡尘琐事的缠绕，因而诗人们也借对疏离“绯”、“紫”的描写来指对凡尘俗务的摆脱，雍陶《送友人弃官归山居》中说，“不爱人间紫与绯，却思松下著山衣”，司空图《戏题试衫》：“朝班尽说人宜紫，洞府应无鹤着绯。”也表达了同样的人生取向。

从服饰的整体观念上来看,在任何特定的文化格局内部,服饰的隐喻规则实质上都是社会文化规则的延伸。当“紫袍”、“青袍”等象征人物政治身份的做法在唐诗中得以完成后，它使人们形成了一定的文化心理定势，当人们在文字中看到这样的符号时，就会对人物的身份产生联想，如看到“紫袍”，这会想到这是位居高位者，“青袍”则意味着诗中人物身份的卑微。

服饰除了作为信仰的表述方式之外,还可标记和象征思想、理念等。在此，服饰超越了人之生存与生活的功能需求,成为特定文化语言的表述材料和手段,甚至就是这种文化语言本身。在中国文化史上，士担任着重要的社会角色。士人心态充满了人们对服饰的亲切感，服饰使他们的角色心态超越了社会情境与服饰形式的具体性而进入人际交往的心境，使信仰与时尚以约定俗成的直观形象表达出来。因此，他们服饰的作用也最为敏感。诗文是传火之薪，从唐诗的描写中，可以看出唐代士人服饰心态的历史变迁。

[1]（清）彭定求等.全唐诗[M].北京：中华书局，1983.

[2](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二十下[M].北京：中华书局，1975：791.

[3](清)陆心源辑.唐文拾遗·卷四十二[M].北京：中华书局,1983：10847.

[4]（宋）李眆.太平御览·卷六七五[M].北京：中华书局，1960 年影印本：3010.

[5]（唐）李肇.唐国史补·卷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60-61.

[6]（五代）马缟.中华古今注[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6：36-37.

[7]（魏）张揖，（清）王念孙疏证，钟宇讯点校.广雅疏证·卷七[M].北京：中华书局，1983： 232.

[8]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M].香港：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1981：192.

[9]（宋）欧阳修、宋祁等.新唐书·卷二十四[M].北京：中华书局 1975：527.

[10]（宋)刘恕.通鉴外纪·卷一[M].《四部丛刊》初编本.

[11]（法）罗兰·巴特.符号学美学[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21-22.

[12]梁方仲.梁方仲经济史论文集[C].北京：中华书局，1989：638.

[13]（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九十[M].北京：中华书局，1965：3673-3674.

[14]（明）胡震亨.唐音癸签·卷十八[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195.

[15]（宋）李昉等.太平广记[M].北京：中华书局，1961：1724.

[16]吴增祺主编.旧小说·乙集二[M].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1985：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