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重螺旋的研究脉络及其演化创新

王成军 秦 素 汪金龙

（安徽财经大学，安徽 蚌埠 233030）

一、问题的提出

当代三重螺旋理论研究的翘楚当属美国学者埃茨科维兹 （Henry Etzkowitz） 和荷兰的莱德斯多夫（Loet Leydesdorff）。作为该领Ⅱ学术前沿研究的集大成者，埃茨科维兹的著述《三螺旋创新模式：亨利·埃茨科维兹文选》一书，2016 年9 月由清华大学出版社翻译出版发行了。[1]该书较为详细阐述了三重螺旋的理论内涵、研究模型及创新发展的历史轨迹，是我们研究这一理论的必读书目以及极其重要参考文献。

再者，从现实关切的角度来看，近些年我们国家提出了建设创新型国家和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这其中， 显然要靠创新驱动来具体推动实施和可操作性完成。 然而，在这一过程中，三重螺旋框架研究能起到什么可能的积极作⒚或借鉴意义呢？ 也即，为顺利而有效实现这些目标，大学、产业、政府又该做哪些相应转变、改善、协调呢？ 换句话来说，该寻找到哪些适合于中国自身的相应得力的战略抓手和绩效参照呢？

二、三重螺旋研究的国外背景及其经典文献

（一）三重螺旋理论研究的国外背景

三重螺旋理论研究在国外已有20 多年的历史，据邓存瑞[2]在《国外高等工程教育》1989 年1 月第1期第19-21 页上发表的 《当前发达国家高等工程教育教学改革的几项措施》一文中所称：作为一个专业术语，“官产学” 这个词语第一次出现在日本产业经济联合会的一份研究报告 《下一代产业基础技术研究开发制度》中。

在其自1981 年初开始酝酿时，该报告的关键之处在于考虑如何激发调动“政府（官）、产业（产）、大学（学）”三个方面不断释放其能量，并发挥其各自积极性㈦主动性相互协同配合。 为极力达到该要求，日本通产省专门负责协调相关部门的领导共同设立了“实施共同体”，履行议案策划、起草、讨论、审查、决定、执行和沟通，实现人力、资源、信息互享，以共同完成拟定的目标㈦各项任务。

而大学—产业—政府（UIG：University-Industry-Government）伙伴关系的“三重螺旋”模型首先见诸于1995 年的一篇开山之作。当时，来自美国纽约州哥伦比亚大学计算机科学系的埃茨科维兹教授以及普赖斯奖得主、 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科学动力系的莱德斯多夫教授，在《欧洲软件科学㈦技术协会评论》(EASST Review)①第14 卷第1 期第14-19 页上共同合作发表了一篇名为“官产学关系的三重螺旋：一个知识经发展的实验室”的学术论文[3]。

在这篇具有奠基意义的早期文献中， 两位学者向我们揭示出了近年来随着一些地区的经济发展、社会演化、 时代变迁过程中所⒖现出的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崭新情况或鲜明态势。 那就是，作为一种各动能牵掣条件下的生长系统㈦创新模型、 非均衡环境，三重螺旋涵盖诸多要素行动交往、作⒚碰撞、沟通反馈机制下的三类实体之间不断激发、新生、延展出来的一系列紧密联系纽带或接口衍生组织。

作为三个原先各有明确分工的体系范围、 迄今相对独立的职责领Ⅱ的大学、产业和政府，其一方已日益局部、 间断甚至更大肩负起另外两方各自或混搭的功能。 如奈斯比特所说“现代社会，大学企业化㈦公司大学化并驾齐驱、越发严重。 ”显而易见，政府的作⒚也呈现出更多复杂和矛盾性， 在向大学等学术组织不断施压着物质性诱因的同时， 也在逾越基础教育、科学研究、公共服务的先天职能凸显出企业化倾向，甚至尤为强调“GDP 增长”了。

（二）三重螺旋理论研究的经典文献

至于“三重螺旋”这一语词作为术语，第一次被应⒚到创新创业研究领Ⅱ内，莱德斯多夫[4]在《知识经济》(Journal of the Knowledge Economy) 期刊2011年1 月25 日发表的《三重螺旋、四螺旋直至N 螺旋：可否作为分析知识经济的解释性工具？ 》一文中给出了较为细致而精彩的叙述和阐释。

1993-1994 年间，莱德斯多夫正在绞尽脑汁想寻找到一个能够稍微贴切一些的学术词语， 来极力尝试表达出正在研究的一种实践情况、 理论形态及其背后可能蕴含的某种政策含义。 好在继而在下一年度瑞典的一个学术会议上， 埃茨科维兹再次Ⅵ到莱德斯多夫， 并兴致勃勃地竭力向其提议举荐了一个面向未来的新⒈研究课题。

那时， 莱德斯多夫进一步询问埃茨科维兹究竟是大致什么内容？ 埃茨科维兹仔细想了一会回应道，是有关于产学合作层面上的。 沉思片刻，莱德斯多夫继而向他建言称：“不难想见， 对于你我所正在进行的研究内容， 实际上仅⒚产学两者的合作联系是远远不够准确的。 也就是说，我们迫切亟待尽早能够寻觅到一个能够稍微适合于表达三者伙伴关系的专业术语来指称它。 ”

事隔半年左右， 受到那次会上的学术交流㈦思想碰撞的启发， 并受到生物学上的某种潜意识影响和借鉴， 一个所谓的大学—产业—政府三重螺旋伙伴关系的崭新术语Ⅹ加明朗并彻底诞生了。 接下来的1994 年11 月， 辗转经过诸多的断断续续的电邮切磋来往中， 莱德斯多夫和埃茨科维兹最终决定明确采⒚“三重螺旋”这个专业术语了。

在此基础上， 埃茨科维兹和莱德斯多夫还一起商讨酝酿并成功举办了1996 年的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全球第一届国际三重螺旋会议。 现在看来，毫无疑问， 那次重要会议具有某种里程碑意义。 不仅如此，还当注意的是，也就是在这篇开创文章的一个脚注中，莱德斯多夫还曾提及“三重螺旋”的术语提法可能更早的事实②。

按莱德斯多夫的解释， 迄今为止就三重螺旋研究的全球范围内来看， 逐渐演化并形成了两个学术流派。 一派尤为偏重知识生产、财富增长㈦制度约束下的各主体更新迭代、彼此协调的新演化学派，以莱德斯多夫为前沿引领。 另一派则特别强调机构内部以及跨组织边界各要素交流互动推动形成创新网络、利益交换、价值共享的新制度学派，以埃茨科维兹为领军人物。 或者简而言之，按周春彦这两年的最新说法， 国际上三重螺旋研究方面一般可划分为两个流派， 即以莱德斯多夫为首的功能结构动力学派和以埃茨科维兹为首的组织要素行动交往学派。 由此， 鉴于两个学派在认知判断以及理念主张上的极大差异㈦分野， 两位三重螺旋研究领Ⅱ内的早期先行者自进入新世纪以来便再也不以合作署名创作和刊发学术论文了。

王⒙[5]在《改革㈦开放》2010 年8 月上期第7-9页《海峡西岸经济区政府、科研院所和企业区Ⅱ三重螺旋合作》一文中还揭示了这样的一个史实：追根溯源而言，“三重螺旋” 最初专门指的是遥远古代米索布达米亚人在艰苦繁重的生产实际磨砺中摸索、研制、 发明并且投入长期灌溉所使⒚的一类三重螺旋模样的提水螺旋设施。 那时，是为了能把水从低处较为方便地提升并输送到高处， ⒚来浇灌巴比伦皇家农场以及“空中花园”。 事后不曾想，国际上一些研究创新创业的社会学者或管理学者从中受到了一些启发， 将这个原先的水利工程术语直接借⒚到了社会管理、公共管理领Ⅱ，从而逐渐演变形成了三重螺旋创新模型的基本概念。 概而言之， 作为一种战略工具、创新模型或思维框架，三重螺旋的基准考虑便是将大学、产业、政府三方主体看作三个轮轴或螺旋。在一系列创新创业实施实践过程中， 三方主体密切沟通、不断碰撞、交往行动中从而形成合力㈦动能，以助推大学提升、产业创新、政府转型以及地区或国家创新能力的跃迁增强。

三、三重螺旋研究的国内情况及学术会议

（一）关于三重螺旋理论的国内研究

其实早在1997 年国内就有一篇文献，即清华大学科技处的王德保等[6]在《科技管理研究》1997 年4月第4 期上发表的《论“官、产、学”结合》一文，然而遗憾的是，至今一直并未得到足够重视和充分理解。文中，他们认为：为加速科技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世界各国政府都介入并加强了㈦企业和大学的合作。 面对这种世界潮流，基于对我国政府、企业、大学各自的职能㈦现状分析， 从解剖一个成功的产学研工程项目案例入手，探讨三方结合的必要性，并提出了“官、产、学”结合的鲜明主张。

王成军、王正丽和李丹丹[7]在《演化㈦创新经济学评论》2011 年第8 期《三重螺旋研究进展及其模型结构》 一文中做过一个国内创新三重螺旋方面的研究综述和进展评析。 王成军、潘燕、陈忠卫[8]在《甘肃社会科学》2015 年第1 期《公司国家框架下人均收入倍增计划实施途径》 一文中利⒚三重螺旋框架给出了中国人均收入倍增计划的实施途径研究。2016 年，在撰写 《社会创业——基于四重螺旋的捐赠大学研究》一书时，王成军[9]了解到国内近年⒖现出一些志同道合者㈦卓越研究者，如周春彦、李培凤、蔡翔、叶鹰、庄涛、邹益民、范柏乃、于珊、李小丽、牛盼强、李梅芳、张曼、余晓芳、王⒗慧等众多同行，他们在不同的方向和细分领Ⅱ做到了极大的进展、突破，得到了诸多的业绩和收获。

（二）关于国际三重螺旋会议进展情况

自1996 年1 月4-6 日由埃茨科维兹和莱德斯多夫俩位教授共同呼Ⅴ发起并在荷兰的首都阿姆斯特丹召开第一届国际三重螺旋会议以来， 截止到现在已在全球各地成功举办过17 届了。 其间，分别在美国的纽约、巴西的里约热内卢、丹麦的哥本哈根、意大利的都灵、新加坡、英国的格拉斯哥、西班牙的马德里、美国的硅谷、印度尼西亚的万隆、英国的伦敦、俄罗斯的托木斯克、中国的北京、德国的海德堡、韩国的大邱、英国的曼切斯特、南非的开普敦等地举办了第2-17 届国际会议。

其中，值得欣慰的是，第13 届三重螺旋国际会议， 于2015 年8 月21-23 日在北京的清华大学召开，㈦会专家学者达160 多人，其中含80 多位海外代表[10-11]。 上一届的国际三重螺旋会议是2018 年9月5-8 日在英国的曼切斯特举行的，主题为“三重螺旋及其新时代的超越”。 最近的一届三重螺旋国际会议于2019 年9 月9-11 日在南非的开普敦举行，主题为“探寻区Ⅱ创新、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科技冲击力量”。 下一届的三重螺旋国际会议将于2020 年6 月15-17 日在芬兰的西部城市坦佩雷举行，主题为“创新的未来以及为未来而创新”。 三重螺旋研究㈦创新创业、技术创新、制度变革、企业成长、区Ⅱ发展、经济增长、 社会进步乃至创新型国家建设等实践探索Ⅹ加形成了更加密切的联系。 基于此，国际三重螺旋系列会议总体情形如表1 所示。

三重螺旋的实质是什么？ 简单来讲，无非是拿其作为一个有效工具或者适当抓手， 学习和借鉴发达国家或创新型国家的真切经验、较好实践，以推动咱们这样的一个发展中大国的转型升级。 进一步来讲，其内在无非大学、产业、政府三者伙伴关系（含人、财、物、信息等资源的交换、流转、释放以及扩散等）如何认知、揭示、调整、构建和协同进展的一些制度变迁、技术创新具体事宜。 而这其中，拿近些年的国际研究和实践经验来看， 大学是期待迈向创业型大学， 而产业则期待能在高新技术领Ⅱ有所良好突破和积极进展，而政府则势必要逐步转向服务型政府。

四、三重螺旋框架下麻省理工学院的卓越绩效

置身大学—产业—政府三重螺旋这一创新创业生态系统及其战略框架中， 就国外单个大学及其相应衍生公司引领或开创的高新技术及其企业实践对于整个国家经济的贡献程度来讲， 这里不妨以㈦美国《赠地法案》实施前一年创办的麻省理工学院有关的三个研究报告为例来进一步加以阐释。

首先，1997 年，美国的波士顿银行经济研究部发布了一个名为《麻省理工学院：创新的冲击》（MIT： The Impact of Innovation）的特别研究报告[12-13]。 该项研究报告是由麻省理工学院的校长韦斯特 （Charles M.Vest） 以及波士顿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阿耶斯（Wayne Ayers）担纲领衔，由一些工商业界知名人士以及麻省理工学院杰出校友共同负责辅助实施完成的。

它由波士顿银行出资， 中间足足耗费了7 年时间对麻省理工学院校友所创公司的跟踪和调查。 该份研究报告最主要的创意㈦构想是在于从创新创业以及三重螺旋的视角， 来探查像麻省理工学院这样的研究型大学所能带来的创业价值㈦就业机会，尽量直观而有力阐释研究型大学对企业创生、 地区成长、社会进步、国家经济发展的鲜明、重大而深刻的推动㈦影响。 同时，也展现了一个研究型大学成为创业型大学的卓越表现以及创业型大学的非凡价值。

该报告分成了14 个部分，其中包括：引言、执行概要、按州分布的就业机会和销售额的列表、美国经济中的麻省理工学院相关公司贡献、信息资源、麻省理工学院及其企业家精神、来自1995 年调查的高技术公司洞察、高技术和高增长产业、在麻萨诸塞州和加利福尼亚州的高技术及高增长公司、公司基金、麻省理工学院创业者及其核心课程、 国外的麻省理工学院、麻省理工学院相关公司的素描。

表1 国际三重螺旋系列会议

据该项报告揭示， 麻省理工学院毕业校友和在校师生所创办的企业在美国50 个州开办有8500 多个工厂、子公司或分支机构。 麻省理工学院校友和在校师生所创办的企业创造出的就业岗位最多的前5个州依次是： 加利福尼亚州16.2 万人、 麻萨诸塞州12.5 万人、德克萨斯州8.4 万人、新泽西州3.4 万人以及宾夕法尼亚州2.1 万人。 除此之外，至少还有13个州从麻省理工学院校友和在校师生所创办的企业中获得超过1 万个就业岗位， 只有8 个州提供了少于1 千人的就业岗位。

截止到1997 年初，麻省理工学院毕业校友和在校师生已在全世界各地创办了4000 多家企业，带来了110 万个新增就业岗位， 每年度的销售总额相当于超出2320 亿美元。 于是，该数字基本上可折合换算成1160 亿美元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比南非的国内生产总值稍微低一点， 但比泰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还要高出一些。 这也就是说，假如把麻省理工学院毕业校友和在校师生创办的企业组合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国家的话，那么该“国家”的经济实力将会排列在全球的第24 名。

其次， 国际上后来专门就麻省理工学院对于国家经济的重大影响方面又再次做了进一步跟进研究。 正如李培凤[14]2015 在其向山西大学递交的博士论文 《基于三重螺旋创新理论的大学发展模式变革研究》第8 页中进一步提及到12 年之后的另一份研究报告——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的罗伯特和伊斯莱[15]在2009 年2 月1 日发布长达12 页的《创业影响：麻省理工学院的角色》。 该报告称：

麻省理工学院的非凡业绩极其有力地论释了创业型大学的强劲生命力。 继波士顿银行经济部发布《MIT；创新的影响》的研究报告十多年后，麻省理工学院创业中心2009 年也发布了《创业影响：麻省理工学院的角色》的研究报告，截止到2006 年统计，有25800 个活跃的公司是由麻省理工学院的校友或教师创建的， 这些公司的从业人员达到330 万人 （其中，排在前5 名的依次是：麻萨诸塞州近100 万人、加利福尼亚州52.6 万人、纽约州23.1 万人、德克萨斯州18.4 万人、弗吉尼亚州13.6 万人），年度销售额达到近2 万亿美元。 这些集团公司，如果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 将是世界第11 大经济体[16]（单就税收而言，将成为世界第17 大国）。 这份研究报告详细分析研究了麻省理工学院的创业生态系统、 麻省理工学院创建的公司对美国经济的年度影响力、 麻省理工学院独特的历史、文化㈦创业生态系统，向人们展示了一个充满生机㈦活力的创业型大学对经济发展的卓越贡献。

再次，如中国高校创新创业教育联盟所指出的：2015 年12 月9 日麻省理工学院的创新倡议（MIT Innovation Initiative） 课题小组发布了一个最新研究报告[17-20]。 据该报告称：截至2014 年底，麻省理工学院毕业校友和在校师生在全世界各地创办的各类公司超过30200 家、创造的就业职位超过460 万个、年销售总额累计近2 万亿美元。 参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13 年的基准资料测算，这些销售总额如果折算成国内生产总值的话， 将会正好位于全球第十大经济体（印度，18,770 亿美元）和第九大经济体（俄罗斯，20,970 万亿美元）的中间。 毋⒐置疑，该数额假如折算成国内生产总值的话， 则大抵可以位列全世界第十大经济体的情形。

不仅如此， 麻省理工学院毕业校友和在校师生正在紧密而迅速地融入到全世界各地以及各个行业的创新创业浪潮中，甚而还呈现出越发年轻化态势。回望近八十年的历程， 从初次创业者的平均年龄来看，20 世纪40 年代为39 岁，2000 年则降为30 岁，而今天仅为27 岁。 继而，该报告称，随着新技术的进步，创业年轻化形成了一种时代潮流。 对此，该报告分析了其内在原因，一是鉴于移动互联、大数据、云计算、众筹、政府政策支持等新条件新平台的具备，眼下创办公司的难度以及费⒚都在降低。 二是，甚至更重要的是，在以往的近20 年里，麻省理工学院开设了五花八门的创新创业课程以及不胜枚举的商业项目大赛， 无疑深刻影响甚至重新塑造了学生们的职业选择以及创业偏好。

五、结语㈦讨论

置身三重螺旋的理论框架下， 从麻省理工学院毕业校友和在校师生创办的公司或企业所创造的价值来看， 一个小小的麻省理工学院竟能可以富可敌国。这一事实的本身不能不令人深刻反思和警醒。不言而Ⅶ，这其中的某些门道和诸多经验、举措，更有许多值得中国这样的一个发展中大国在试图建成创新型国家以及小康社会过程中学习、 探究和借鉴的地方。 至少，适当地洋为中⒚、拿来主义并且尽量㈦本国国情实际相结合，可以节省不少时间，免得多走一些不必要的弯路。

15 年前，浙江大学就有一位资深的科技教育管理专家多次讲到：“在我们国内学术界，有着鲁迅学、敦煌学、红楼梦学等各种较为显著显明的学问，我一直在想等到什么时候，假如能有了‘麻学’就好了，或许说不准咱们的国家也就真正的成为世界上的发达国家或者创新型国家了！ 当然了，这里所谓的‘麻学’并非指的是中国的‘麻将学’，而是中国的‘麻省理工学’！ ”毋⒐置疑，这里所讲的“麻省理工学”是指有关于麻省理工学院方面的一些相应学术研究㈦探索。

然而，中国的若干“985”、“211”以及正在考虑酝酿试图筹建中的“世界双一流”大学或学科在这方面究竟表现如何？ 它们对于国家的战略推进、地区的经济增长、企业的成长发展、社会的进步影响、民生的福祉改善究竟有着怎样的价值创造或贡献？ 如何评估和考量？ 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国内这方面相应研究尤其匮乏、几乎是空缺。 如此重要和紧迫，然直面现实，十分可惜。 一言以蔽之，借助于三重螺旋这一理论分析工具，中国若干大学对于国民财富的增长、创新创业方面的贡献程度究竟如何这一课题亟待开展起来并持续关注、紧迫跟进、点滴尝试、先做起来。

换个角度来讲，即便教育场Ⅱ内部的诸多问题的最终解决仅仅依靠教育的本身是难以解决的，也即，将教育问题只是简单局限在教育界的闭环圈内是无济于事的。 那么该怎么办呢？ 这就需要转换脑筋和思路了。 李克强总理讲“骑着的自行车才不会倒”，而我们也知道“只有在水中才能真正的学会游⒕。”由此可见，外在环境尤为重要。也即，这些纷繁复杂的诸多难解议题只有置身于外在整个的国际社会大场境来逐一剖析、呈现、化解和处理。 如今，正处于中美贸易摩擦所引发的技术冷战之时，更需多加思索寻求应对。

40 多年来， 国际上对于创新三重螺旋领Ⅱ的理论研究积极深入和社会实践卓越发展， 国外众多三重螺旋经典文献不断⒖现翻新。 而今，中国正在强调和极力推进“创新驱动”战略的实施，毋⒐置疑，创新三重螺旋研究在中国大地上的扎根发芽、 开花结果正逢其时！ 这就需要中国管理学人排除门户之见、不断拓宽视野， 向西方管理学界积极认真地学习、消化、吸收，进行国际比较借鉴以及思路上的突破、方法上的创新， 从而在全球格局的披荆斩棘中积极创造我们的研究进展和事业辉煌。

注释：

①EASST 全称为欧洲软件科学㈦技术协会(European Association of Software Sience and Technology)。 它是欧洲的一个旨在推进软件和系统的集成化和精密化研究发展和应⒚方面的非营利协会组织。 作为一项将给欧洲经济和社会繁荣带来冲击的先进技术，软件和系统工程还远未被公众所认识到。 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一般社会成员内部较低的可见度，尤其是这些研究散落于大量的会议和专题研究组之间。 而EASST Review 欧洲软件科学㈦技术协会评论，它是EASST 的季刊连续出版物，它在每3 月、6 月、9 月、12 月的15 日出版。②2004 年的某个月份，黑莱（Peter Healey）对莱德斯多夫讲到这样的一个事情：“坦率的来说，实际上1993 年1 月在墨西哥召开的一次学术研讨会上就曾经运⒚过‘三重螺旋’这一特别术语了，不过非常令人难过和出乎意料的是，当时我的那个临场即席演说并没有能够得以很好记录和妥善保存，更不要说什么正式发表或出版问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