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道与救世——李提摩太在“丁戊奇荒”中的赈灾活动评述

张 涌

1876年到1879年间，中国华北和华中大部分地区陆续发生严重旱灾，农产绝收，田园荒芜，饿殍载途，白骨盈野，尤以丁丑年（1877）和戊寅年（1878）为最，史称“丁戊奇荒”。以李提摩太为代表的在华传教士积极参与赈灾助困，官民互动，群策群力，募集银粮，匡时济世，开启了中国赈灾机制的近代转型。文章主要考察李提摩太在山东山西两省的赈灾过程、他与晚清政府的互动博弈和灾后传教路线转变三个方面内容，以期促进对这段社会史的进一步了解与研究。

一、赈灾助贫，匡时济世

这场大旱灾在光绪元年(1875年)便已呈现迹象，京师和直隶地区从春季时起一直雨水稀少。第二年旱情加重，灾害范围也进一步扩大，以直隶、山东、山西、河南为主灾区，收成锐减，旱灾又引发蝗灾，从北向南，蝗虫遮天蔽日，把枯萎残存的庄稼吞食精光。这一年，山东省全年皆旱，全省收成不到三分。“山东省今岁旱魃为虐，人民疾苦，壮者散至四方，老弱填乎沟壑”，“饥黎鬻妻卖子流离死亡者多，其苦不堪言状”①。饥荒还导致社会秩序的混乱，抢劫掠夺案件时有发生，流民暴动也是蠢蠢欲动。李提摩太在《西教士劝捐书》中，对青州府的灾荒有过这样记述：“穷民更难糊口，不得不以五谷各糠，并草种以及树叶、树皮磨面充饥……逃亡外出，甚至饥寒交迫无以为生，自缢、投井、服毒者，种种情形，笔述难尽。”②

面对灾荒，在华的众多传教士积极展开赈灾工作，尤以李提摩太最为积极，四处筹集款银，扶贫济困。“寄信给上海天安堂和各通商口岸，报告山东饥荒情形。请外人多方捐助赈济，陆续收到各地捐资”，“我代表正在遭受灾荒的民众，接受了我在烟台的朋友卡米吉尔博士募集的一小笔捐款”③。为了方便募捐，1877年3月上海还成立了“山东赈灾委员会”，由传教士、外交官和外国商人等组成，由慕维廉牧师负责，募集到的捐款转交给李提摩太具体运作。李氏还利用自己的身望给英国浸礼会传教士协会写信，请求他们关注中国灾情，请求协会开展赈济活动，很快便获得资助款额500英镑。李提摩太利用这些赈款在青州设立了赈局，并在临朐、益都境内设立五处难童收养所，妥善安排他们的生活。“开赈之初，先用局中人到各村内查其实系难过度者，录名于册。每人名下酌定日给大钱十文，五日一放，每名共领大钱五十文”，“四月闻有许多无生路婴孩，本局收留育养，迨事竣，行期已近访其戚族可以为主者交记明白，并分给钱文，以示格外周济之意”④。截至1877年的5月份，李提摩太“统计归国捐项，并各西国士商捐赈，经第共收到银一万三千八百三十五两，先后分赈益都临朐昌乐潍县送温暖过四县，凡官赈不及之处，奇穷极苦之人约二万”⑤。

山西省的灾情较山东有过之而无不及。巡抚曾国荃在1877年的一份奏折中曾这样描述：“晋省去年秋收本歉，冬雪又稀，入春以来，雨泽葕期，粮食昂贵，贫民挖食草根树皮……省南灾重粮缺，不特无树皮可挖，抑切无粮可购，哀鸿遍野，待哺嗷嗷”⑥。李提摩太在日记中也对灾情作了具体记载：“城门口旁边堆放着一大堆被剥光了衣服的男尸，一个叠着一个，好像在屠宰场看到的堆放死猪的样子”，“今晚在客栈里听到易孩而食的事，因为他们不忍心吃掉自己的孩子……”③。“丁戊奇荒”在山西导致了“饿殍遍野，十室九空，赤地千里，活人相食”的凄惨境况，饥饿肆虐，人口亡失，全国死亡人数达一千多万，受灾人口估计在一亿六千万到两亿之间。

鉴于李提摩太在山东赈灾活动中的丰富经验，他受“山东赈灾委员会”所托于1877年11月赴晋负责赈灾工作。李氏自带赈银2000两，根据地方官事先统计的需要救济之人名单，挨家挨户每人发放500文，赈济效果令人满意。1878年3月，在原山东赈灾委员会基础上成立的中国赈灾基金委员会曾委派内地会的特纳、长老会的怀特和循道会的李修善前往山西协助李提摩太开展赈灾活动，带白银3万两，在太原城救济约16万2千人，随后深入乡村，援助了约4668个家庭2万余人，每人发银300-600文。李提摩太还通过赈灾委员会在英国各大报纸刊文记载山西灾荒，受到积极回应，共募集赈银113,320两，在重灾区平阳府城乡各地救助100,641人，共直接放银52,745两，他还在太原城设立男女孤儿院各一所，共救济了334个孤寡老人和822个孤儿⑦。李提摩太赈灾助贫、匡时济世的善心好意得到了官民的普遍认可，逐渐改变了在华传教士最初的“鬼子”形象，而被老百姓尊称为乐善好施的“大人”。

二、互动博弈，西化求解

由于对传教士的先天性怀疑和敌视，清政府刚开始对传教士参与赈灾活动是抵制的，大臣瞿鸿礼就认为，外国人放赈，“其事虽在情理之中，而其居心则险不可测，彼盖知近畿等省，灾苦甚深，敏多愁困，乘间而为收拾人心之际，且得窥我虚实，肆其诛求以逞志于我也”⑧。当李提摩太提出希望到山西救灾时，朝廷就指示曾国荃和凃宗瀛“悉心酌度，婉为开导，设法劝阻”⑨。陕西和河南等地也以“间有官宪与西人不合”为由，阻止传教士入境赈灾。在中国农业经济的传统社会里，灾荒多会带来社会动乱，民变是朝廷最担心的后果，李提摩太在回忆录中就提到他曾两次拒绝山东灾民要他带头造反。同时朝廷还担忧传教士利用赈灾活动宣传基督教，而教会的盲目扩张也使得教民鱼龙混杂，会引发与普通百姓之间的矛盾冲突。光绪二年江南地区出现了“妖术”恐慌，很多都认为是传教士和中国教民在幻惑人心，晚清政府碍于传教士受条约保护，不能公开打击，只得严令加强保甲制度以防范动乱，对传教士参与赈灾更是心存疑虑，百般劝阻。

李提摩太在1875年初刚到青州时，并不为中国人所喜欢接受，甚至一度租不到房子，他通过观察与请教，主动改换儒服，戴上假辫子，才逐渐站稳脚跟。当时青州霍乱肆虐，李氏则免费发放自带的大量奎宁丸，治好了很多人的病，取得了当地人的信任。同时，他还帮助一位司库成功戒除烟瘾，并依风水为其甄选身后茔田，逐渐接触官府并最终建立了良好关系，因此李提摩太在山东青州的救灾工作基本没有受到官方的干涉。这种不干涉也要归功于巡抚丁宝桢，他体恤民情，救灾积极，非常尊重李提摩太，对其提出的“从朝鲜和日本进口谷物、开挖煤矿、修建铁路、为穷人提供就业机会”的。建议也是虚心接受，并向清政府转提“以工代赈”的建议。但是在昌乐赈灾时，由于赈款不足，李提摩太优先救济当地秀才，引起了地方官员的怀疑，认为他在收买精英和蛊惑百姓造反，于是暗示并默许饥民抢夺赈款。李提摩太只得直接来到衙门，以维护稳定为由要求县令驱散抢钱民众，并接手发放赈款工作。在山西的赈灾工作开始也不顺利，曾国荃也认为他是为窃取民心，因而故意为难。曾明知天主教和新教关系不睦，仍让隶属新教的李提摩太将赈银交与天主教处置，李提摩太明智务实地放下教派分歧，与天主教士协商合作，并将两派会谈报告和赈灾计划交给曾审阅，使得曾不得不派官员辅助赈灾，但其提出的救灾策略还是没有得到曾的重视。李提摩太时刻小心谨慎，力避政府误会。他发放现银而非物资，多先登记灾民数量和受灾程度，然后让大家在打谷场排队坐好，再依次发放赈济，或者让灾民排队从他身边经过领取银两，同时在手上盖印以防重复领取，这样邀请到场的官吏看到的都是井然有序的安宁场面，盛赞李氏做法的周全。

除了亲冒风险深入灾荒一线赈助灾民外，李提摩太还深刻思考荒灾的根本原因与防灾救灾的“救国良策”，积极与官府沟通，献言献策。第一，以工代赈。李提摩太反复强调以工代赈的好处：灾民得工价可养生命；国家得以工成，如作路平坦，则商客稳定通行；如挖浚河道，则舟船易于驾驶；倘系运河，皇粮运北，又可便捷。不独灾民借工做而得命，国家又得生财，发心办公筹款济用者亦必获福于无涯矣⑩。第二，兴建铁路。李提摩太认为应该从提高科学技术和发展生产力的视角认识救灾活动，主张兴建推广铁路。“愚自京郊邸回晋，在张家口雇觅一骡载一千一百里，脚银七两。如有铁路，只费银八钱……前遇荒年，天津斗粟价银不过半两，及运至蒲州，价值四两八钱，如用铁路救荒，岂不甚易？”⑪第三，富国养民。李提摩太提倡广开利源，主张用机器殖财增富，重视工商业的发展。“复借机器以利土产，机器取土产，事半功倍，至捷至便，省工省费，机器与土产并售，获利愈广，富足日增”⑫。第四，广问西学。李提摩太认为中国要富强，第一莫先于教，认为改革的动力来自当政者，为此，他为中国设计了引进和学习西学的教育计划：从士绅中挑选精壮者十人，遣派西国，观看教法、矿法、钢法、路法和机法；选派聪明年少儒生三五十人至西国读书学话，回国后即可在中西书院以华文教西学；科试之年，策问增西学一条，中试者取。

清政府自己也开展赈灾工作，但其重要弊端是缺乏有序性和协调性，发放中心一般在人口集中的城镇，而人口稀少的偏远地区则无人问津，另外官员腐败还导致赈济的粮款分发不公正，中饱私囊现象屡禁不鲜。传教士引入的西式救灾机制以科学慈善和公正分配作为追求目标，具有一整套完善的调查、放赈、稽查为主体的救灾程序。传教士赈灾助困还对江南的绅商有一定的触动启发作用，增强了他们社会责任感，纷纷加入救灾行列，大规模的义赈活动兴起，弥补了政府赈灾力量的不足，逐步形成了近代新的赈灾意识、赈灾方式和赈灾机制。晚清政府与传教士的博弈互动，最终认可了传教士作为赈灾施行者的合法地位，总理衙门曾在感谢传教士山东赈灾的文函中说：“代为道谢各处西人捐资寄送山东分赈灾民一事，函中之意，有本衙门于华字各新报，见其各处各国官商捐寄分济山左灾黎，如此显明眷念周备，不分畛域，深为感佩等语。”⑬

三、归因宣教，圣俗协商

传教士来中国的首要职责还是传播基督教福音，赈灾是途径，传教是目的，传教士在赈灾过程中总有一种天然内在的宗教情怀。在19世纪里，绝大多数传教士都采取传统的巡回宣讲教义的方式直接布道，这既是《圣经》中耶稣和使徒们使用的方法，也是教会在派遣传教士时规定的主要任务，他们一般被称为基要派（Fundamentalist）。19世纪七八十年代，神学界开始兴起以社会福音为特点的现代神学思想，重视上帝的内在性，不仅关注人的精神需要，而且关注物质需要，主张在人间建立“上帝之国”。以李提摩太为代表的传教士面对传教遇到的种种困难，以赈灾为契机，积极参与各种社会事务，强调传教活动的人道主义目标，致力于改善人的现世生活，他们一般被称为自由派（Liberalist）。李提摩太在1876年前的传教效果并不佳，皈依的教民极少，甚至吃饭住宿都成问题，很多中国人斥责他为洋鬼子，朝他投掷碎石土块，甚至在他门上涂抹上各种污秽肮脏之物。“丁戊奇荒”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我既不能为保全自己而离开这里，也不能拥有任何财富，因为可怜的民众正在忍受着饥饿——正是为了他们，上帝才派我来这里。”③“夫耶稣教士离国至华，素报以仁爱之心，恪守救助之法，最要者传圣道，次者爱人知己，济贫之事，亦由斯意来也。”輥輲訛李提摩太看到官员率领民众在庙里跪求祈雨时，便准备了几张黄纸写的海报，上书若想求雨，最好抛弃死的神鬼，追求活的上帝，按照上帝的戒律和要求生活。在发放赈银时，李提摩太也向灾民散发教会的宣传手册，取得良好的效果，一年之内就有两千余众对基督教产生兴趣，并在数十个赈济中心定期举行礼拜，遍及山东各地。他深刻领悟到，“中国人也许不接受写在纸面上的基督教的真理，但当他们陷于困境时对他们提供的帮助，却会成为我们宗教之动机的不容反驳的证据。”③

李提摩太以基督教和西方文明两个视角审视这场荒灾，力探酿成灾难的根源。他指出，中国儒教徒的高傲自大、僧侣的懒散庸碌、道士与风水先生的迷信无知，是造成千万人走向死亡的元凶。从1881年11月伊始，李提摩太以“中西友”的笔名，在《万国公报》上连载他自己编撰的《近事要务》，献言献策，以求根治中国的灾荒。“鉴于导致灾荒的许多本可避免的原因由于人们的疏忽依然存在，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帮助中国的最好办法，就是推进广学会所追求的启蒙工作”③。他在《广学会启》中说：“劝捐赈济只救目前之灾，而不能救其灾之本源。今广学会之设，则可探其致灾之本源而救之。”，“为今日计彼言事者，不以泰西之法为然，即责其另筹养民之策。”輥輳訛李提摩太主张传教对象应“自上而下”，即首先在士大夫阶层传教，然后扩大到普通民众，“必从导引官绅入手，绅知基督教之善，小民自观听一倾也”輥輴訛。他先后结交了李鸿章、张之洞和翁同龢等人，担任《时报》主笔，主持广学会，创办山西大学堂，译述西学，宣传变革，在一定程度上既满足了洋务派救国图强的需要，也与维新派的政治变革思想不谋而合。

“丁戊奇荒”中的积极赈灾为李提摩太树立了“道德伟人”形象。倘若只考虑到赈捐银两和接济灾民的数量，李提摩太等人的努力无异于杯水车薪，但若考虑到他忍辱负重出生入死在千万异国民众奄奄待毙时伸出援助之手，无论他出于什么动机，他的乐善好施之言行都值得肯定。“他们不远万里，风尘仆仆，来到中国，深入穷乡僻壤、绝域边陲，去中国士大夫不愿取得地方，行中国士大夫不能行的义务，以启蒙为天职，以救济为己任，其无远弗的开拓激情、有教无类的宣传热忱，表现出西方近代文明的光辉一面。”輥輵訛诚然，中国人在灾荒的打击下，出于摆脱生活困境的求生本能，对宗教的信仰具有极大的趋利性。费孝通先生曾有过透析：“我们对鬼神也很实际，供奉他们为的是风调雨顺，为的是免灾逃祸。我们的祭祀有点象请客疏通贿赂。我们的祈祷是许愿哀乞。鬼神在我们是权利，不是理想，是财源，不是公道”輥輶訛。

注：

①林乐知.山东省旱灾[N].万国公报(第5册)，台北：华文书局，1968.3300.

②李提摩太.西教士劝捐书[N].万国公报(第6册)，台北：华文书局，1968.1639-1640.

③李提摩太.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M].李宪堂,侯林莉,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85；129-134；82；105；201.

④李提摩太.述山左青郡临朐左近济荒颠末[N].万国公报(第6册)，台北：华文书局，1968.3936-3938.

⑤李提摩太.寓青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五月十七日来札[N].万国公报(第6册)，台北：华文书局，1968.3906.

⑥[清]储大文.山西通志,卷八十二，荒政记[EB/OL].搜韵网.

⑦Paul Richard Bohar.Famine in China and the Missionary:Timothy Richard as Relief Administrator and Advocator of Nation Reform[M].New York: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2:107-110.

⑧瞿鸿礼.请防外患以固根本疏[A].王云五.道咸同光四朝奏议[Z].台湾：台湾商务印书馆，1970.3473.

⑨朱寿朋.光绪东华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4.583.

⑩李提摩太.灾宜设法早救[N].万国公报(第12册)，台北：华文书局，1968.4132.

⑪ 李提摩太.富晋新规[N].万国公报(第 17册)，台北：华文书局，1968.10795.

⑫ 引自万国公报(第 14 册)，台北：华文书局，1968.8615.

⑬ 引自万国公报(第 6 册)，台北：华文书局，1968.3818-3819.

輥輲訛李提摩太.赈捐略述[N].万国公报(第 8册)，台北：华文书局，1968.5148.

輥輳訛李提摩太.论放赈不如防灾[N].沈云龙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七十八辑，台湾文海出版社,1972.916.

輥輴訛李提摩太.广学会第十四届年报纪略[N].万国公报(第33册)，台北：华文书局，1968.20767.

輥輵訛顾思齐.回到李提摩太的时代[N].《南方都市报》，2005-09-26.

輥輶訛费孝通.美国与美国人[M].北京：三联书店，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