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徽州传统社会救助研究

柏家文

（1.安徽大学，安徽合肥 230039；2.铜陵学院，安徽铜陵 244000）

明清徽州传统社会救助研究

柏家文1，2

（1.安徽大学，安徽合肥 230039；2.铜陵学院，安徽铜陵 244000）

明清时期，徽州水旱蝗疫等自然灾害频发，使传统徽州社会宗族内外产生了众多贫民。为济贫饥民于倒悬，徽州官府、宗族、绅商各界采取了灾前预筹与灾时救助相结合，形成了参与社会救助的资助者多，受众广，救助措施全的较为完整的社会救助体系，促进了传统徽州社会的稳定和正常持续的惯性发展。

明清；徽州；社会救助；体系

明清时期的徽州，人多地乏，自然灾害频发，贫民饥民众多，徽州社会各界为救贫饥民倒悬之苦，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社会救助体系，使传统徽州社会始终相对稳定，未致酿成民变。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试从其参与救助的主体、受助的客体及救助措施入手，分析明清时期徽州传统社会的救助体系，总结其成功经验与不足，以资裨益于当今的社会救助。

一、社会救助的主体

明清时期参与徽州社会救助的资助主体既有官府、宗族又有徽商、地方士绅等的积极参与与组织。

据有关研究显示：官方在徽地的社会救助一个主要方式就是各类善堂机构和各种预备仓、常平仓的设立。这些官仓在明前期较为兴盛，明代自朱元璋时代就开始在全国建立了一套较为完备的仓储体系，徽州各县也陆续在永乐年间建成了各种预备仓、廉惠仓，每县预仓不下4所，休宁县竟达15所，积谷数在明弘治前达到高峰，全府预仓积谷达23万多石①。但由于官府仓储制度的积弊，明中叶以后官仓腐败严重，官方社会救助逐渐式微。如嘉靖四十年绩溪县一个生员在给县令的上书中说：“廉惠、仁济二仓所收寺产银多被侵渔，民无实惠。”②除直接备仓赈济外，官府还通过“劝谕”、奖励“义民”的方式鼓励绅民参与官府组织的赈济活动。乾隆十六年，歙县旱饥，知府何达善劝谕两淮盐商“捐粜”高达六万金，“买谷积贮建仓六十间”。③嘉靖《黟县志·人物·义行》记载：正统九年，胡彦本出谷1200石，“赐刺劳以羊酒，旌为义民，仍免本户杂泛差役三年。”景泰六年，胡志广出谷600石，“建尚义坊”。弘治初，孙昌出谷1000石，“旌表尚义之门，建坊里闾，赐以冠带”。官方的旌表鼓励，推动了广大绅民赈灾的积极性。

宗族是徽州传统宗族社会救助的主要承担者。深受理学熏陶，宗族观念浓厚“东南邹鲁”，救济贫困族人对宗族来说是敦宗睦族的基本要求。正如歙县潭渡黄氏所说：“族人乃一本所生，彼辱则吾辱，当委曲庇覆，勿使失所，切不可视为途人，以忝吾祖。”④清代同治年间，祁门武溪陈氏族规也规定：“族内之人有贫富不等，如鳏寡孤独之辈，族中有余饶者当拯助之。”⑤为救助族人的不同困苦，宗族内部提供了包括义田、义仓、义屋、学田、义冢等多种类型的救济措施。清道光祁门石坑张为镇，“尝捐赀修祠，又输义田数十亩以恤族之孤寡。”⑥清代婺源庠生江源进，“置……义丰仓，以贮仓谷，公之村内江、滕二族及异姓佃民。”⑦清龙山贡生程涵辉，“尝念族中子弟无力从师，文风未振，捐田二十亩倡兴义学。”⑧除对内部族人实施救助外，某些宗族也对族外村人乡人予以赈济。前文庠生江源进建立义丰仓赈济族人的同时兼及“异姓佃民”。清橙阳江公寅亮，“捐置新马坟山地以为义冢，村人德之。”⑨

徽商也是参与救助的重要力量。徽商因其有雄厚的资本且出于朱子桑梓之地，他们自幼读朱子之书，取朱子之教，秉朱子之礼，皆敦宗睦族，愿意出其余资来捐输赈济。明天启新安商人程春宇在其《士商类要》中写道：“凡处宗族，当以义为重。盖枝派虽远，根蒂则同。仁人之恩，由亲以及疏，笃近而举远，岂可视之如路人邪？昔范文正公为参知政事，所得俸禄必与宗族人共享之。尝曰：‘吾不如此，将何面目见祖宗于地下。’又立义田以周宗族之贫乏者，是岂不可以为万世亲亲者法哉！”⑩这是一个商人亲睦宗族内心的典型展露。休宁商人程维宗“从事商贾，货利之获，多出望外……且增置休歙田产四千余亩，佃仆三百七十余家。有庄五所：其曰宅积庄，则供伏腊；曰高远庄，则输两税；其洋湖名曰知报庄，以备军役……；其蒇干名曰嘉礼庄，以备婚嫁；其杭坑名曰尚义庄，以备凶年。”（11）如此类“贾有余财”而乐善捐输之贾者“比比焉”。

地方士绅也积极参与社会救助，且地方士绅多为社会救助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他们一方面通过经费资助，另方面亲自办理。明代国子生江九皋“性孝义，慷慨卓荦，同兄九万重修合郡节烈祠，给槥、赈济、置义冢、赡孤贫，义举甚多。”（12）清代歙县东门官僚士绅许登瀛“置义田，设义学，乍兴一族，泽被三党。族中节妇孤儿，与出嫁守志，以及贫乏无依者，生有月粮，寒有冬衣，死有棺衾，葬有义冢，嫁有赠，取有助，莫不一一均沾其惠。”（13）

在明中叶官府救助渐衰后，宗族、徽商和地方士绅是明清时期徽州社会救助的积极主要承载者，为解广大贫饥民倒悬之苦做出了重要贡献。

二、社会救助的客体

明清徽州是一个宗族社会，宗族社会社会的基本单元，社会各层次的救助不仅针对宗族内部贫困族人，而且兼及族外一般贫民。

宗族内部贫困族人是其主要受助者。传统徽州社会是宗族社会，宗族观念浓厚，为敦亲睦族，多数宗族义举均针对族内贫民。因而，族内贫民成为宗族救助的主要对象。乡镇志《岩镇志草·义行》中记载了明代该镇一些乐善好施族人对族内贫民的赈济。潘增寿“捐资济贫，置义屋以居族人之无栖止者，义声传于遐迩。”辛勤振家的佘文义“置义田以养族之不给者，义屋以屋族之无庐者，义塾以教族之知学者。”少时孤苦，经商自立成家的汪元恂，“念族繁而无依者众，于镇西颖水之南筑室以居之。”乐善好施，见义必为的方尚本对“族之无归者”，“置屋十余楹，田数十亩……而衣食之”。《橙阳散志·人物·义行》记载清代江承珍置田以赈族人，“置祀田四十亩、义田八十亩以给宗族贫困，公田十亩、文田三十亩。”雍正年间，江学因“郡邑荐饥，岁征积滞，族中贫窭，时迫催科，出己赀六百缗以济其困”。

族外一般饥民贫民也是受助的重要对象。尤其是官府救助，面向社会一般贫民，不局限于某个宗族，即便是宗族救助也时常有兼及族外众人的。清婺源县庠生江源进置义丰仓亦“公之村内江、滕二族及异姓佃民”。歙县人许禾“轻财好义，家族乡党多赖之。”（14）如上文提及的佘文义在赈济其族人的同时，“又市隙地数十亩为义冢，以安乡人之不充葬者”。（15）万历戊子年间，吴文光“糜粥以饲饿者，散钱米以活里人，施棺槥以掩道殣”。（16）这里“乡人”“里人”皆是邻里乡党之一般社会贫民。

三、救助体系

明清时期社会救助措施较为齐全，形成了较完备的体系，可归纳为灾前预筹和灾时赈济两个方面：

其一，灾前预筹，表现为建立各种济善局、同善堂、济养院类救助机构，设立各种形式积谷济民的预备仓；兴修水利以备旱涝等。

各类善堂局院等救助机构的设立历史悠久，至宋代“尤为切至”，较前代亦规模宏远。沿至明清，官民参与，机构纷立。（17）预备仓的设立在明代始自明代洪武年间，官民均有参与，仓储体系较为完备的，诸如预备仓、常平仓、义仓、社仓等均有大量设立。至明弘治年间休宁县官办常平仓达15所，徽州全府积谷竟有23万多石，已有相当规模。但明中叶后因官仓的积弊式微而有民间资本介入的社仓、义仓渐兴。清代预备仓之设立规定，“由省会至州郡俱建常平仓，乡村则设社仓，市镇则设立义仓”。（18）作为清代官办仓储的常平仓主要设立于市州，然而由于乡村僻远，临灾开仓赈济又须“详报踏勘，往返察验，未免后时”。（19）而设于市镇乡村“积谷留本镇备赈，永免协济外郡”（20）的社仓、义仓，乃补常平仓后时之不足。因而，明清时期社仓、义仓均得以更加较为普遍的推行，成为徽州灾前筹备灾时赈济的重要手段。

兴修水利是防治旱涝确保农业有较好收成的有效措施。明清时期徽州地区有许多堤坝塘堰的修建。《中云旱塘录》中记有清婺源人王云峰公修建中云梅岭塘堰的经过：“公倡捐首事，度水势所浸，得田五千四百余亩，募谷二升分里人收其入。时康熙二十八年己巳一阴月也。八月始浚，间有怠沮，公乃请于官。十一月凿石筑堤购田治圳，逆塘坑之流而入焉。明年三月蒇事，费五百贯三千文。”

其二，灾时救助。传统徽州故地，临灾救助，措施齐备：开仓散谷、设义宅、输粟平粜、施粥、施药、施棺、置义冢、借贷、输金纳税、补还积谷等不一而足。

开仓散谷。常平仓、义仓、社会等各种仓储之设立都是为了丰年积谷，歉年散谷。清代婺源江湾庠生江源进，“置大厦为义丰仓，以贮仓谷，公之村内江、滕二族及异姓佃民，丰积歉散。”（21）

输粟平粜。每遇饥荒，官绅商民皆有输粟捐米，减价平粜。《沙溪集略·祥异》中记载，歙县沙溪崇祯十二年“旱饥，里人捐米赈济”。“康熙十一年旱荒，民掘地肤、蕨根以食，死者载途，知府曹公鼎望运米平粜助赈，知县孙公继位，设糜全活数万人。里中亦批捐米石，减粜设粥，周济族人。”“乾隆十六年辛未夏秋冬三时，亢旱，赤地千里，民饥食寡，斗米五钱，知府何公达善、知县王公鸣劝谕捐赈减粜。”亦有商人平粜，民国《婺源县志·人物·义行》记载了商人程一庆在岁饥之时，“减价平粜，远近至者日数万人。”

施粥。设粥厂赈济是历代常见的社会救济方法，其源头可追溯到《礼记·檀弓》中记载的战国时代，卫公叔文子“为粥与国之饥者”，（22）至明清沿用不废。《沙溪集略·祥异》中记载明万历十年，歙县“大饥，斗米一钱八分，知县彭公好善助赈，里中煮粥赈济。”明代徽邑橙阳江公东会，“轻财尚义，戊子岁凶，煮糜赈饥，全活甚众。”（23）明崇祯十四年，大饥疫，道殣相望，歙邑南丰吴苣“同叔父震吉倡捐为粥，食饿者，全活数千人”。（24）清嘉庆休宁商人汪社生“……天寒施粥于路……，敦善不怠”。（25）

设义宅。为救济流离失所的贫民，多数富户大族设立义屋义宅以居之。歙县鲍公立然，“弃举子业，与兄业鹾于杭。里中营广厦数处，任族人居之，不居其值。”（26）上文“捐资济贫，置义屋以居族人”的潘增寿、佘文义、汪元恂等亦皆如此类。

施药、施棺、置义冢。徽地多水旱，并常伴疾疫。尽管自明代全国就有惠民药局的普遍设立，但不可能满足社会需求，因而每遇贫病疾疫众多灾民常无药可施，无棺可敛，无以置冢。新安医学昌盛的徽州故地，众多名医在平常悬壶济世的同时，每遇疾疫流行便开馆施药，绅商大族亦有施棺及义冢之置。名医张明徵“世精岐黄，业授太医院官，后回籍开馆施药……四方踵至，应之不倦。”（27）明代婺源大族曹某，“施药、施棺、施汤茗，岁以为常。”（28）清代橙阳江允暐“岁施槥数百口，以济急难”。（29）因受传统“死事如生事”观念的深厚影响，“自唐宋以来，邱墓松楸世守勿懈”的徽州绅民在施药施棺的同时，捐资购地，设立义冢，且较官府义冢兴盛。仅歙县便有义冢多家“朱氏义冢，在歙县二十七都汪村，……环溪朱克绍捐资买地为之。……于氏义阡，在歙东赵家坦，新安卫千户于明捐己赀买山地一十余亩，遇有贫难不能葬者，皆给棺葬之。有司为之立籍。鲍氏义冢，在二十二都富亭山，檀越鲍珍捐资买地五亩，缭以墙垣一听贫民无地者葬焉，无棺者给之。”（30）

借贷、输金纳税、补还积谷。输金借贷是借贷的一种重要形式，明天顺年间歙人许积庆，“委财利为外物，九族贾而贫者多惠贷，不望其息。”（31）清乾隆十七年荐饥，候选道吴镳“输金赡族之贫者，凡三月，全活数千人”。（32）义仓社仓除丰积歉散的功能外，亦有借贷功能。徽州各地的义仓、社仓多取法于朱熹，“然仿朱子之意而不泥其法，与邑中常平相辅而行。常平主积以备歉，社仓主贷以利农，取息不多，春夏之交农民籍以济乏，而无告贷偿息之苦。”（33）此外还有替族人纳税供役，“代输本图积逋”，（34）补还积谷（即替贫者补还多年积欠的租谷）的。如上文提到雍正年间，橙阳镇江学为族人济科，“郡邑荐饥，岁征积滞，族中贫窭，时迫催科，公出己赀六百缗以济其困”。即是输金替族人缴纳积科的例证。

四、余论

明清时期，传统徽州社会参与救助的资助者面广，既有官府郡县，又有宗族、绅商，官方与民间相结合。救助措施较为齐备，常态化的救助与临时性赈济相结合，形成了较为完备的救助体系，适应了各种不同类型贫困者的求助需求，为现代社会救助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在尚存在大量社会贫弱群体的当今时代，社会救助不但不能削弱而应得到重视和加强。要建立起措施齐全制度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常态化的救助与临时性的赈济相结合，官方保障与民间救助相配套，借鉴“劝谕”、嘉奖等方式吸引民间资本介入。严密和完善管理制度，加强对官办保障机构的管理与监督，防止舞弊行为的发生，提高救助的社会效果。

注：

①周致元.《明代徽州官府与宗族的救荒功能》[J].《安徽大学学报（哲社版）》2006,（1）.

②（嘉庆）《绩溪县志》[M].卷3《食货·积贮》.

③（民国）《歙县志》[M].卷3《恤政》.

④（雍正）《歙县潭渡孝里黄氏族谱》[M].卷4《潭渡孝里黄氏家训·亲睦》.

⑤（同治）《祁门武溪陈氏宗谱》[M].卷1《新编凡例》.

⑥（道光）《祁门县志》[M].卷30《人物·义行》.

⑦（21）（乾隆）《婺源县志》[M].卷23《人物志·义行》.

⑧（光绪）《婺源县志》[M].卷35《人物十·义行八》.

⑨（12）（23）（29）《橙阳散志》[M].《人物·义行》.

⑩（天启）《士商类要》[M].卷4《和睦宗族》.

（11）《休宁率东程氏家谱》[M].

（13）（乾隆）《重修古歙东门许氏宗谱》[M].《许氏阖族公撰观察蘧园公事实》.

（14）（乾隆）《重修古歙东门许氏宗谱》[M].卷9《许禾传》.

（15）（16）《岩镇志草》[M].《义行》.

（17）（22）王卫平，黄鸿山.《清代江南地区的乡村社会救济》[J].《中国农史》2003,（4）.

（18）（20）《清朝通志》[M].卷88《食货略八》.

（19）《清朝文献通考》[M].卷35《市籴四》.

（24）（32）《南丰志》[M].《人物·义行》.

（25）（嘉庆）《休宁县志》[M].卷14.

（26）《歙县新馆鲍氏著存堂宗谱》[M].卷2《人物》.

（27）（28）（民国）《婺源县志》[M].卷11《人物·义行》.

（30）（弘治）《徽州府志》[M].卷5《恤政》.

（31）（歙县）《许氏宗谱》[M].第5册，《诰封奉政大夫坦斋许公行状》.

（33）（光绪）《婺源县志》[M].卷16《食货志·储蓄》.

（34）唐力行.《徽州宗族社会》[M].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

Study on Traditional Relief of Huizhou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Bai Jia-wen1，2
（1.Anhui University，Hefei Anhui 230039，China；2.Tongling University，Tongling Anhui244000，China）

Owing to the frequent natural calamity,many paupers inside and outside the clans emerged in Huizhou region.In order to support the basic living conditions of them,local governments,patriarchal clans,gentry and Huizhou merchants took a series of measures that a relative complete social relief and aid system was come into being.This promoted the social steady and normal sustaining development of Huizhou region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Ming and Qing dynasties；Huizhou region;social relief and aid；system

C913.7

：A

：1672-0547（2012）03-0076-03

2012－04－13

柏家文（1975－），男，安徽枞阳人，安徽大学历史系在读博士，铜陵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徽学，近代皖江经济、文化。

安徽省高校优秀青年人才基金项目《明清时期徽州民间社会救助体系研究》（编号：2012SQRW161）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