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额尔古纳河右岸》的原始文化认同与现代性反思

王腾远

（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 北京 100083）

一、对鄂温克原始文化的认同

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分为“清晨”，“正午”，“黄昏”，“半个月亮”四个部分。如果将整部作品比作一首交响乐，“清晨”和“正午”无疑是充满了抒情性和歌唱性的奏鸣曲，节奏轻快浪漫，作者用了大部分的篇幅来描述鄂温克族人诗意的原始生活，来表达对于这种原始文化的认同感。

首先，在宗教信仰方面，鄂温克人信仰萨满教，这是一种以“万物有灵”为思想核心的原始宗教。文本中多次提到鄂温克人对自然的崇拜与敬畏。诸如，他们相信火中有神，因此“不能在火里吐痰，撒水，扔不干净的东西”，被称作“玛鲁王”的白色驯鹿不能随意骑乘；树有树神，山有山神……鄂温克先民在狩猎工具落后、生产力极端低下的情况下生存艰难，对自然有着相当程度的依赖，因此对自然万物既崇拜又敬畏。万物有灵的意识，同时又是鄂温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必备条件。这种敬畏又亲密的关系使他们懂得感恩与节制。

“万物有灵”同时又是鄂温克人精神归属感的根据所在，自觉将自我归入自然的一员，接受万物平等。他们在山林中的生活寂静，但并不寂寞。然而，在下山定居之后，那些远离部族的年轻人从城市返回山中，竟会顿觉寂寞难耐，甚至无聊。这是丧失了与自然万物的联结，丧失原有灵性的表现。他们想方设法在原始文化中寻找精神的归属，使灵魂得到滋润。由此可见现代人精神危机产生的原因之一便是与自然失去联结。迟子建说：“我向往天人合一的生活方式，因为那才是真正的文明之境。”[1]作者赋予万物有灵的萨满教浪漫的乌托邦色彩正是为了表达对于人与自然紧密联结的原始文化的认同与向往。

其次，鄂温克族人的性与爱单纯美好。文本中讲述了许许多多的爱情故事。林克与达玛拉，伊万与娜杰什卡，妮浩与鲁尼，还有尼都萨满的暗恋。不论是悲剧还是喜剧、幸福抑或不幸。这所有的爱与恨都如此强烈质直，不掺杂任何功利算计和心机的角逐，爱得炽热也恨得入骨，这也是原始文化强大生命力的显现。而现代人在绝大部分的情感中却是行走在爱与恨之间广阔的灰色地带，这一地带遍布着捆绑人灵魂的物欲色欲。文中多处性爱场面的描写纯净又唯美。“希楞柱里也有风声，风中夹杂着父亲的喘息和母亲的呢喃，这风声是父亲林克与母亲达玛拉制造的”，“那是最缠绵的一次亲昵，也是最长久的一次亲昵，我的身下是温热的碱土，上面是我爱的男人，而我爱的男人上面就是蓝天”。原始世界里的性爱健康自然，没有丝毫的猥亵，是在严苛的生存环境下对生命孕育的美好祝福。

最后，是鄂温克原始文化中的生死观。小说描写了许多死亡：达西死于复仇，林克死于雷击，达玛拉死于舞蹈，金得死于爱情，果格力死于坠树，瓦罗加死于熊的袭击……“我已经说了太多死亡的故事，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因为每个人都会死亡。人们出生是大同小异的，死亡却是各有各的走法。” 小说中除了作为叙述者的“我”，作者几乎为每一个出场的人物都安排了死亡的结局，充满了宿命的味道。他们出生，成长，经历或长或短的人生之后又重归自然。“ ‘灵魂不死’是萨满教的核心观念之一，按照萨满教的灵魂观，人死后灵魂各有归宿，或升天或归山或入地。”[2]这其中蕴含了鄂温克族对生命的独特认识：生命是神给予的，神灵有权决定何时将他们收回，他们平静的接受宿命的安排。因此，鄂温克族人在面对死亡的时候，表现出更大的坚强和坦然，悲而不伤。当外来的电影放映员感叹：“你们这里真是世外桃源啊”，瓦罗加叹了一口气说：“哪里有什么世外桃源啊”。鄂温克人也有自己的悲伤与忧愁，在严酷的生存环境中，不得不承受死亡突如其来的威胁与悲痛。悲痛之后，依然要充满希望的面对生活，这是鄂温克族人的坚韧之所在，也是”灵魂不灭”赐予他们对待生死坦然平和的态度。正如叙述者所说：“但我想生命就是这样，有出生就有死亡，有忧愁就有喜悦，有葬礼也要有婚礼，不该有那么多忌讳。”

二、碰撞中的现代性反思与精神重建

库柏在《发明原始社会》中说：“图腾制构成理性主义的基础神话，同时也提供了一个象征的惯用词，诗人们可以凭借他去追思一种更自然的时代，那时人的精神与自然和鸟兽同在，神话与诗性智慧也是普遍存在的，性欲本能不受禁止，这是人类学家的伊甸园；与之相对现代世界则是荒原。”[3]

小说中的鄂温克族人是指驯鹿鄂温克人，史称“使鹿部”，“公元前两千年居住在外贝加尔湖和贝加尔湖东北部的尼布楚河上游的山林苔原高地，18世纪迁至额尔古纳河右岸的大兴安岭，并从此世代生活在古老的原始森林中，被群山环抱，极少与外界接触，较完整的保存了古老的生产生活方式。”[4]然而当小说中“黄昏”部分来临时，伐木工进驻大兴安岭，从此山林的寂静被撕开一个裂口，现代文明涌入，自由的游牧民族被迫下山定居。

当鄂温克人离开世代生活的原始森林，来到荒原一样的现代世界他们不得不面对理性的约束。在哈贝马斯关于现代性的定义中，“理性称为真理之源，价值之源，从而也成了现代性安身立命的根本。”[5]激流乡的政治制度是理性，法律是理性，整齐划一的乡镇街道是理性，对驯鹿的科学养殖方法是理性，看不到星星的四四方方的水泥房子是理性。海德格尔认为“人是被‘抛’到世界上的，是被一种存在的‘敞开状态’中来，即身不由己的受到他所处的生存环境的摆布，人在这种敞开状态中，在被摆布、被制约的条件下展开自己生存的可能性，展开自己生存的内容。”[6]鄂温克人被抛到以理性为根本的现代社会中不得不经受本我被压抑、本真生活沦落所造成的分裂。

当这支古老的民族真正开始在现代社会中生存时，原始文化与现代文明发生剧烈碰撞。这种碰撞，犹如历史模型，清晰地再现了现代文明将人异化的历史进程。“原始人犹如儿童，原始人是未被驯化的我们自己，我们本我的力量，力比多的，非理性的，暴力的，危险的，原始人是神秘者，与自然融合是自然之和谐的一部分；原始人是自由的，生活在最低‘文化水准’，而我们则处于‘高水准’”[7]。他们代表了本我，不受压抑与复杂的欲望驱使，自由而舒展的本真存在，他们虽处于文化上的“低水准”，但并未遭遇精神贫瘠所带来的虚空，不知寂寞为何物。当人有一天感觉到寂寞的时候，便是被放逐，再也无可复归自然的世界。然而当他们脱离了原始传统被放逐到现代社会，收走了猎枪，离开了森林与驯鹿，曾经根植于内心的精神依托被迅速瓦解，灵魂被抽空。

文本中，沙合力受利益的驱使贩卖黑材被关进了监狱；索玛耐不住寂寞，到处找男人幽会，去激流乡做流产，“这个民族面临着退化的命运”。2008年一份关于鄂温克族生存现状的调查显示纯正血统的鄂温克狩猎民族仅剩60人，酗酒过度是导致鄂温克人数骤减的原因之一。“酒赐予了鄂温克族勇气和力量，但过量饮酒却在侵蚀这个民族的骨髓和灵魂，一份研究数据显示，实行定居四十年来，因酗酒导致直接死亡14人，因酗酒后失控而导致直接间接死亡共61人，年均死亡1.5人，而且大多数是青壮年，目前猎民总数才 230多人”[8]。按照鄂温克人的说法，没有猎枪他们可以喝酒，但没有了驯鹿就真的一无所有了。猎枪与驯鹿代表的不仅仅是他们的原始文化元素，更是一种与自然的联结所在，失去了猎枪与驯鹿意味着失去了与自然的联结。当精神被放逐，被有形的乡镇与无形的体制压抑之后，他们只能选择酗酒来进行自我麻痹。

这种碰撞与分裂在伊莲娜身上体现的最为明显。她是鄂温克族从大山里走出来的第一个大学生，毕业后留在城市里做美术编辑，后来成为了一名画家。在城市生活中经历过两次失败的婚姻，酗酒，反反复复来往于城市与山林。“在山里住上一两个月就会心烦意乱，嫌山里的生活太寂寞，跟外界联系不方便，待烦了就返回城市”，然而过不了多久她又会回来，厌恶城市的喧闹浮躁，更向往山中的清流小溪、星星、花朵。但过不了一个月，又会因为没有电影院、没有书店、没有酒馆、没有电话而烦躁并酗酒，内心矛盾痛苦。比起一般下山定居的鄂温克猎民及后代，受过高等教育在现代城市生活多年的伊莲娜无疑具有更多现代人的特质。但她又是在鄂温克部落中长大，鄂温克族原始文化赋予她原初的记忆，并扎根于意识深处，构成了对世界最初的认知。海德格尔将现代性归结为“源于存在的遗忘而导致的由于技术统治人而不是人统治技术，所造成的‘无家可归’的状态。”[9]。电影院、书店、酒馆、电话，这些现代社会中出现的技术和设施占据了伊莲娜大部分的精神世界。失去它们就会感到寂寞，深陷其中又感到虚无。伊莲娜在城市与山林之间反复来往，正是现代人“无家可归”的生存状态的具体表现。

越来越多的现代人凭借原始文化的力量“去解脱沉陷于消费社会物质主义枷锁中不能自救的灵魂，抵抗由现代性负面效应所导致的心理失衡和精神危机。”[10]伊莲娜于痛苦和矛盾中终于辞了职带着行李回到山中。“她说她厌倦了工作，厌倦了城市，厌倦了男人。她说她已经彻底领悟，让人不厌倦的只有驯鹿、树木、河流、月亮和清风”。她最终选择了回到自己的部落，作为灵魂的救度。伊莲娜的真实原型是一位叫做柳芭的鄂温克族画家。在2000年一个关于柳芭的访谈中，主持人问道她离开森林在城市生活这么多年，觉得自己变化最大的是哪个方面？柳芭说：“变得虚伪”。柳芭所说的虚伪或许不仅仅是指人际关系，更包含着对待生存的态度上。工业社会将越来越多的现代人异化为机器，而原始文化中则包含着顺应人性的存在方式。浮夸的现代生活让她离本真的自我越来越远。伊莲娜在自己的部落中结束了挣扎，重获平静，选择了与自己的人性不相违的自由而本真的存在。这样的情节安排是作者暗示的一条艰难而自然的回归之路。

[1]迟子建，胡殷红.人类文明进程的尴尬、悲哀与无奈——与迟子建谈长篇新作《额尔古纳河右岸》[J].艺术广角，2006(02).

[2]曾娟.浅析《额尔古纳河右岸》中的萨满文化[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05).

[3]库博.发明原始社会（第 121页）.转引自叶舒宪.文学与人类学——知识全球化时代的文学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46.

[4]卡丽娜. 驯鹿鄂温克人文化研究[M].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06：11.

[5][6]陈嘉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十五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7]叶舒宪.文学与人类学——知识全球化时代的文学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59.

[8]廖杰华，顾展旭.纯正血统鄂温克狩猎民族仅剩 60人[N].广州日报，2008-11-5.

[9]陈嘉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十五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79.

[10]叶舒宪.文学与人类学——知识全球化时代的文学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