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旅游影响研究：进展及政策启示

陈玲玲

(金陵科技学院人文学院, 南京 江苏 211169)

生态旅游是一种可持续的旅游形式，但随着全球范围内生态旅游的普及与流行，复杂多样的生态旅游发展现状与结果导致其能否实现真正的可持续发展一直备受争议。保护主义者认为，在很多国家和地区，生态旅游已经帮助其实现了消除贫困和保护自然资源的双重目标[1-2]。但是，在实践过程中，生态旅游时常被当作一个“流行语”来吸引游客，忽视了社区发展和土著居民[3]；并产生了环境退化、野生动物栖息地破坏、社区内经济不平等、不稳定等负面影响[4]。那么，就当前的发展而言，生态旅游究竟是可持续发展的有效工具，还是招揽游客的标语？是发展良药还是自陷困境？针对这些问题，本文从生态旅游造成的影响入手，对2006—2016年在JournalofEcotourism、TourismManagement等期刊上发表的与生态旅游研究领域相关的论文进行内容分析，选取的论文主要关注不同地区的生态旅游在生计活动和自然保护过程中对经济、社会和环境产生的影响。通过对文献内容的分析来加深对生态旅游影响因素的复杂性的理解，并在此基础上对未来生态旅游发展及政策制定的启示进行分析，以期为我国生态旅游的相关实践及健康发展提供参考和借鉴。

一、生态旅游对经济的影响

(一)提供就业和创收

在保护区发展生态旅游为环境资源的开发利用提供了一种替代性选择[5]。在很多农村社区以及一些热带地区和发展中国家的土著社区，因为承诺能够提供就业、商业机会以及技能发展，生态旅游被看作有潜力的经济发展救助方式和获取更好生存条件的手段[6]。例如，生态旅馆、露营地、民宿、餐饮、交通、向导服务以及礼品商店等可以为当地人民带来直接的经济收益[7-10]。

Mustika等[11]研究发现，印度尼西亚巴厘岛北部罗威纳(Lovina)地区的观鲸旅游业比任何其他产业都更有利可图。对菲律宾的普林塞萨港地下河(Puerto Princesa Subterranean River)国家公园研究发现，生态旅游已经成为该地区大多数家庭的经济来源。与生态旅游产业相关的受访者表示，生态旅游的积极影响主要是促进了他们的生计发展，更高的收入促使人们放弃了原有的职业而参与到生态旅游中来[12]。而在生态旅游目的地工作的人们又将额外收入用于购买消费品，对这些消费品的需求又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

(二)引发收益分配不公

尽管生态旅游在提高地区经济水平方面发挥了作用，但其仍然受到很多批评与质疑。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减贫之间的矛盾是一个复杂的命题，很多学者认为生态旅游加剧了人口的贫困化，从而破坏了生物多样性保护事业[13]，尤其是生态旅游并不能解决收入分配不均的问题[4]。Hsu和Lin[14]以台湾台江公园为例，在建立包括22个因子的分析框架研究基础上指出,不同群体之间有明显的利益冲突。作者认为将当地社区融入生态旅游应成为主要战略，也是未来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的主要责任。Coria和Calfucura[13]则指出，很多社区居民受到资源和技能的束缚是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因此生态旅游不应被视为是社区发展的唯一来源，更好的方法是采取其他的无害行动与之补充。

(三)生态旅游在减少森林依赖中的失败

Hussain和Badola[15]对印度东海岸的毕塔坎尼卡(Bhitarkanika)保护区的36个村庄324户家庭进行调查后发现，即使是非法的，生活在红树林地区的贫穷村民依然非常依赖红树林资源，并且保护区附近的村庄对这些资源最为依赖。Dhakal和Thapa[16]研究发现，在尼泊尔奇特旺(Chitwan)国家公园的缓冲区地带，越接近缓冲区边界的居民越依赖非法资源开采，同时，木材砍伐还为偷猎者创造了寻找包括犀牛在内的野生动物的机会。

二、生态旅游对社会-文化的影响

(一)有效促进社区参与、赋权

生态旅游可以通过提供经济、社会和政治上的利益来为当地社区赋权。生态旅游通过直接提高当地居民的生活水平来赋予他们社会-政治权利，从而促进不同文化和人权之间的尊重，并通过改善基础设施、卫生条件以及旅游发展带来的环境意识和教育等间接方式来促使人们对环境保护持积极态度[5]。尤其是社区能够参与从规划到执行、监控的发展全过程，则对生态旅游的成功和可持续管理大有裨益[17]。Liu等[18]于1999—2007年对中国卧龙自然保护区的220户家庭进行了持续性调查，发现直接参与旅游活动的家庭从9户上升至60户，另外还有2/3家庭从旅游发展中获得了间接的收入利益。不过，Sutawa[19]也指出，赋权会产生双向影响。当赋权增强了自尊和自信，一些居民就会认为这是一种无限制的自由，从而忽视了其他相关者的利益而试图获取更多好处，这就会在可持续发展道路上引发更多的问题。

(二)生态旅游与文化进步的不确定性

Cobbinah[20]指出，在加纳的卡昆(Kakum)保护区，由于地方旅游相关机构并不十分了解生态旅游的概念，导致文化保护、社区参与等生态旅游原则是缺失的。在哥斯达黎加的曼努埃尔安东尼奥(Manuel Antonio)和蒙泰韦尔德(Monteverde)地区，随着游客和移民的增加，酒精消费量和药物滥用情况增加，犯罪率提高，尤其在蒙泰韦尔德地区，日益提高的消费价格导致本地人被排除在旅游设施和部分沿海地区之外[21]。

(三)生态旅游与强制移民

在部分地区，为了国家公园的创建，很多人被迫搬迁，流离失所。Cernea和Schmidt-Soltau[22]认为，强制移民(displacement)不仅包括土地征用造成的物理性搬迁，也包括因为限制性政策导致本地社区的拒绝进入，这不可避免地加剧了贫困，极大地破坏了当地人的生计，并造成大规模的土地损失、食品不安全、当地人无家可归、罹病率增加等一系列问题。文中，作者指出，喀麦隆达哈(Dja)生物圈保护区、喀麦隆可鲁普(Korup)国家公园、中非共和国僧伽江-恩多基(Dzanga-Ndoki)国家公园等保护区(公园)的土著社区得到了部分安置；而在喀麦隆类波克(Lobéké)国家公园、喀麦隆本巴贝克(Boumba Bek)国家公园等，则完全没有任何安置政策，导致当地人对生态保护持不满和冷漠的态度。

三、生态旅游对环境的影响

(一)保护生物多样性

Salvador等[23]认为生态旅游在拯救动物和脆弱生态系统方面提供了切实的帮助，它通过为居民创造可持续的收入来源，从而保护了亚马孙上游地区大型哺乳动物的多样性。哥斯达黎加托土盖罗(Tortuguero)地区通过保护濒危物种绿海龟来发展生态旅游，增加了当地社区的收益并改善了土著居民的生活，居民反之更加珍惜和保护海龟[2]。Reimer和Walter[10]表示公园门票、捐赠和环境保护税共同构成了生态旅游的经济收益，并直接用于生态保护。Nyuapane和Poudel[5]通过关注尼泊尔奇特旺(Chitwan)国家公园，发现旅游和生物多样性保护之间纵横交错的复杂性，指出随着经济收入的增加，人们将越发以这些自然资源为荣耀并倾向于更好地保护资源。

生态旅游贯彻可持续旅游的发展原则，主要包括减少环境影响从而减少生态足迹，以及通过直接的植树造林、栖息地恢复或经济收益等帮助生态保护[24]。例如，印度毕塔坎尼卡(Bhitarkanika)保护区的红树林极大地保护了村民免受飓风、洪水等灾害。当地人非常重视红树林的功能，并愿意参与红树林的恢复及保护[25]。

(二)生态旅游与环境资源保护的冲突

生态旅游在对环境资源的保护方面并不是万能的。Dixit和Narula[26]、Chin等[27]分别对印度马达夫(Madhav)国家公园、印度尼西亚峇哥(Bako)国家公园进行研究，提出垃圾、植被破坏、土壤侵蚀等环境条件将极大影响游客的旅游体验。Gu等[28]指出，在中国九寨沟，由于旅游人数的持续快速上升，已经导致该地水体藻类增加，持续富营养化，湖泊沉积物增加，钙华退化，并对生物多样性造成巨大威胁。由于没有控制游客数量，该地区的生态退化仍在继续，自然资源保护与地方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成为影响九寨沟可持续发展的最大问题。观鲸旅游一直被视为是可持续的、非消费性的，但它对物种保护却存在巨大的威胁[29]。Martin[30]持相同的观点，认为以鲸鲨观赏为基础的生态旅游的发展对鲸鲨的行为、栖息地生态环境都有严重影响。

随着旅游人数的增加，越来越多针对生态旅游最为基本的环境批判是，生态旅游通常会消耗大量的资源。以南极邮轮旅游为例，Eijgelaar等[31]指出，2007年南极旅游人数较2000年翻了三倍。这种旅游的卖点是在目的地消失之前唤醒人类的环境保护意识，因此被认为是负责任的旅游。然而，研究发现南极旅游活动结束后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旅游者环保意识得到提升，反而这种旅游活动产生了更多的温室气体。

四、基于生态旅游影响的政策与管理启示

从目前生态旅游的发展及其对经济、社会-文化、环境造成的影响来看，生态旅游成功的案例证明，有组织的生态旅游能够使当地人通过就业和商业机会获取经济收益，实现经济增权，从而有机会改善基础设施、卫生设施，提升当地人民的教育水平等，实现社会增权。当地人生活水平的提高也促进了其对自身文化的尊重，并帮助他们参与到促进文化和政治增权的项目和行动中来，这有利于保护生态环境，对生态旅游产生积极的态度。这个过程即是通过将生物多样性变为创收资源，为环境资源的开发利用提供了一种替代性的选择，进而实现了环境保护的目的。因此，这些成功的案例表明，生态旅游和自然资源保护之间能够实现相互依存。

相反，很多生态旅游地由于不遵循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原则，在生计活动与自然保护联系过程中仍有各种问题和矛盾，如管理缺失或监管不到位，依然依赖砍伐环境资源为生，直接导致地方自然保护的失败；又如，随着游客的增多，部分生态旅游地产生拥挤、犯罪、文化侵蚀、疾病风险增加等社会问题，以及造成大量资源消耗并对野生动物行为产生影响等环境问题。因此，需要通过进一步的努力改进生态旅游规划，弥补政策实施或管理过程的缺陷，从而实现既服务于当地居民利益的实现又保护环境的目标。

(一)正确认识经济增权与保护之间的动态关系

经济增权在生态旅游地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改善社会-文化和环境保护留下了很大空间。这是因为，经济水平的提升是社区人民最关心的问题，也是确保地方支持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最重要因素。但是，也有观点认为，获得参与管理在内的社会利益与经济利益共同成为促进生态保护的要素。例如，Stronza和Pêgas[32]发现，海龟生态旅游能为巴西沿海社区带来经济利益生态保护的结果，而秘鲁的生态旅游为当地社区增加了经济效益，同时参与生态旅游管理不仅实现了地方管理的目标，也激发了保护生态的集体行动。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尽管案例表明，对社区的经济增权能促进生态保护行为，但是这些研究有可能是在旅游地生命周期中相对较早的阶段进行的。经济增权的消极影响可能随着旅游发展和旅游人数的增加而发生变化。因此，应根据旅游地的实际发展情况，关注与研究当地生态旅游的经济增权与保护之间的动态因果关系，及时调整发展政策，以避免经济增权的措施与保护结果产生错位。

(二)重视社区居民的作用

生态旅游的长期可持续发展离不开社区居民的支持，当居民对生态旅游持有积极的态度时，将对生活质量改善及基础设施建设等经济影响持有积极的期望[33]，并且社区居民的环境知识以及感知的社会和文化影响都会对其参与生态旅游有巨大影响。很多成功的案例也证明，以社区为基础的旅游可以为当地人谋取更多的利益[34]，但需要更多的沟通与信任管理；如果有正确的经营和管理，以社区为基础的旅游发展能够促进自然资源保护并通过参与旅游活动增加社区居民的收益。因此，政策制定者应关注社区居民在经济、社会和文化各方面的发展需求和收益。

(三)进行科学规划、可持续管理与评估，保障生态旅游的可持续性

重视非政府组织和科学研究机构的作用，制定科学、合理的生态旅游规划是保障生态旅游可持续性的重要基础。这是因为环境、政府、游客、社区、旅游开发商和运营商是生态旅游发展的主要利益相关者，而这些利益相关者决定了规划过程有多重选择相互影响与制约，从而在多方面影响相关利益者的感知及利益。因此，生态旅游规划要在遵循生态旅游发展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基本原则的基础上，权衡多方利益，有效引导目的地健康发展。

采取各种技术对生态旅游目的地进行可持续性管理与评估，能够更好地为环境保护提供指导方针[35]。目前也已有很多方案、认证计划等用以评估生态旅游的环境、社会和经济影响，例如哥斯达黎加的可持续旅游认证、澳大利亚自然与生态旅游认证、瑞典的大自然之最等[36]。这些生态旅游监测和评价工具将促进生态旅游地的可持续管理[37]。

五、讨论

本文以2006—2016年生态旅游影响相关英文文献为基础，对生态旅游发展产生的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方面主要的积极与消极作用进行了阐述，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如何通过政策的改进来减小生态旅游的负面影响，实现生态旅游地的可持续健康发展。

就研究本身而言，当前大多数有关生态旅游及其影响的文献都是定性研究，主要利用描述性分析来获得结论。由此，建议融入定量方法，用以评估生态旅游影响的动态变化；同时，可以借助“3S”技术(遥感技术，RS；地理信息系统，GIS；全球定位系统，GPS)尤其是RS和GIS技术为生态旅游地的环境动态提供基本信息。

就影响结果而言，生态旅游对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的影响是复杂多样的。生态旅游的最终目的是实现自然资源保护和提高人类福祉的双赢，因此尽管目前生态旅游在发展过程中难免会遇到各类问题和漏洞，但并非不能实现健康发展的生态旅游目标。在此过程中，要正确认识经济增权与保护之间的动态关系；重视社区人民在参与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对生态旅游地进行科学规划、可持续管理与评估，从而保障生态旅游的可持续性。只有结合当地人民的发展需求来研究如何保护生态环境，并关注所有可能引发当地生计活动与自然资源保护之间的矛盾，才能成为一个成功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