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农就业与提高农民收入的全域旅游思考

张 娟，顾婷婷，王 琴

(金陵科技学院人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38)

当前，我国经济正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农民持续增收难度加大。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即《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意见》提出，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要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在促进农民增收上获得新成效。因此，本文从全域旅游的角度，研究农民非农就业、农民增收与旅游业的关系，提出增加农民收入的对策。

一、文献综述

农民增收问题一直以来都是学界的研究重点。学者们普遍认为，现代农民增收的主要渠道是非农就业，如何扩大非农就业和扩大非农就业的影响因素成为研究的主要内容，例如，人力资本对非农就业的影响[1-2],国家政策层面的影响因素如土地产权变化[3]、加快城镇化进程[4]、发展农村保险与金融[5-7]等对非农就业的影响。

旅游业是综合性劳动密集型行业，其在增加农民收入方面较其他行业有先天优势。目前，学者们更多地从乡村旅游的角度研究旅游对农民收入的影响[8-9]。相关研究发现：乡村旅游的发展与农民收入的增长整体上呈现出一致性，但扶贫效果并不明显[10]；外出打工对农民增收影响显著，而为农家乐提供农产品对农民增收影响有限[9]。在研究的基础上，学者们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如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提高农村贫困人口的素质及参与能力，提高旅游企业经营管理水平和完善利益分配机制等[10]。

二、研究对象

本文以南京市江宁区、高淳区、溧水区、六合区为研究对象，利用纵向数据计算七个非农就业类型对农民收入的贡献指数；通过横向比较，剖析非农就业类型与农民收入的关系。上述四区的建制历史相似，均从县级建制变为市辖区建制，其中撤县设区最早的是江宁区，成立于2000年，其次是六合区，成立于2002年，高淳区和溧水区都成立于2013年；四区乡村人口众多，占当地人口的比例大，从2015年的统计数据看，六合区乡村人口占比最大，达24.8%，其次是江宁区，达23.8%，再次是高淳区，最后是溧水区；四区都有近20年的连续统一的数据，统计口径一致，具有较强的可比性。

三、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一)数据及来源

本文研究的非农就业类型包括工业(J1)、建筑业(J2)、交通运输仓储业(J3)、信息传输业(J4)、批发零售业(J5)、住宿餐饮业(J6)、金融保险业(J7)等七类。农民收入用农民人均可自由支配收入代替，主要由农民工资性收入和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构成，不考虑占比较小的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所有非农就业人数、农民人均可自由支配收入、农民工资性收入、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的数据均来自历年《南京旅游统计年鉴》。

(二)研究方法

主成分分析法往往被用于大型研究，成为一个中间研究环节，用于解决数据信息浓缩问题。主成分回归分析是用原自变量的主成分代替原自变量做回归分析。这些主成分保留了原指标的绝大部分信息，主成分间相互正交，解决了多元线性回归中的共线性问题。主成分回归分析能够充分利用数据信息，有效地提高模型的抗干扰能力[11]。

主成分回归分析分为两个步骤。首先，设有n个样本，测得j项指标(j

本文利用主成分回归分析法对非农就业与农民收入的数据进行分析，获取标准化回归系数。根据各成分的贡献，推导出七种非农就业类型与三种农民收入之间的关系矩阵，得到非农就业变量系数以及非农就业贡献指数，计算公式如下

(1)

式中，ej表示第j项非农就业类型的非农就业变量系数，m表示主成分提取后选取的主成分数，j表示非农就业类型数，Wji表示第j项非农就业类型的旋转成分贡献，Fi表示第i个主成分，i=1,2,3…,m。

(2)

式中，ECIj表示第j项非农就业类型的非农就业贡献指数。ECI的临界值为1/n，本研究中n=7，则ECI大于0.14的非农就业类型就被认为是影响农民收入的重要类型，对提高农民收入影响较大。

四、四区农民收入比较

(一)农民人均可自由支配收入比较

从2009—2017年的数据来看，四区中农民人均可自由支配收入最高的是江宁区，其次是高淳区，这两个区的农民人均可自由支配收入均高于全市平均水平；六合与溧水基本相当，但都低于全市平均水平。不考虑货币因素，单从收入数值看，农民人均可自由支配收入保持高速增长，但2015年后增速放缓(图1)。其中，农民工资性收入持续快速增长，且增速远高于家庭经营性收入的增速；家庭经营性收入只在高淳区保持持续增长，其他三个区以及全市最近几年总体上甚至出现大幅缩减现象。

图1 农民人均可自由支配收入

(二)城乡收入差距比较

本文通过计算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指数来比较四区的当地城乡收入差距。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指数是当地城镇居民人均可自由支配收入与当地农民人均可自由支配收入的比值，数值越大，差距越大。研究发现，四区的城乡收入差距指数都低于全市平均水平，其中，溧水和高淳城乡收入差距较小并有逐年降低的趋势，而江宁和六合城乡收入差距在四区中相对较高，但也在逐年减小(表1)。

表1 当地城乡收入差距指数

总体来看，四区中，江宁区农民收入高，但城乡收入差距大；高淳区农民收入高，城乡收入差距小；溧水区农民收入低，城乡收入差距小；六合区农民收入低，城乡收入差距大。

五、非农就业贡献指数

(一)非农就业的主成分提取

对上述七个变量进行主成分提取，KMO检验和Bartlett’s球形检验结果见表2。由Bartlett’s球形检验结果可以看出，显著性均小于0.005，说明变量间具有较强的相关性。KMO统计量均大于0.7，说明各变量间信息的重叠程度较高，可以做因子分析。

公因子方差表示各变量中所含原始信息能被提取的公因子所表示的程度。由表3可知，所有变量的共同度都在80%以上，可见按照默认数量提取出的这几个公因子对各变量的解释能力是较强的。

表2 KMO检验和Bartlett’s球形检验结果

表3 公因子方差

各成分的方差贡献率如表4所示。江宁区前两个主成分的累积方差贡献率超过90%，而其他三区及全市各提取一个主成分，累积方差贡献率均在84%以上。分别对各区提取出的主成分进行方差最大旋转，旋转后的成分贡献如表5所示。

表4 方差贡献率

表5 旋转成分贡献

(二)非农就业贡献指数的计算

主成分标准化回归系数、对回归系数进行t检验的结果以及显著性检验结果如表6所示。标准化回归系数绝对值越大表示对模型的贡献越大，对预测指标越重要。根据公式(1)和公式(2)分别计算出非农就业变量系数和非农就业贡献指数，见表7和表8。

研究发现：非农就业类型总体上促进了农民收入的增长；非农就业类型对农民收入来源影响的差异不大，同一地区、同一非农就业类型、不同农民收入来源的非农就业贡献指数相似，非农就业变量系数仅在数值上略有差异，但变化特征基本一致。

表6 主成分标准化回归系数及其T检验结果

表7 非农就业变量系数

表8 四区及全市非农就业贡献指数

(三)非农就业贡献指数特征分析

由表7、表8可知，四区以及全市的非农就业贡献指数在农民人均可自由支配收入、农民工资性收入和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等方面的差异不大，而非农就业变量系数在这三方面仅数值略有差异，但变化特征基本一致，这表明行业内容的影响要大于从业形式的影响。因此，下文只分析非农就业贡献指数在农民人均可自由支配收入中的差异。

江宁区的非农就业贡献指数差异最明显。信息传输业(J4)、住宿餐饮业(J6)、金融保险业(J7)的贡献指数依次是0.27、0.23、0.27，明显高于均值0.14，而其他非农就业类型的贡献指数都较低，不超过0.1。

从非农就业贡献指数看，工业(J1)在高淳、溧水、六合以及全市都表现为重要类型，在过去二十多年时间里，为当地农民增收做出了重要贡献；建筑业(J2)只在溧水表现为重要类型；交通运输仓储业(J3)在四区表现一般；信息传输业(J4)在江宁表现为重要类型；批发零售业(J5)在高淳、溧水表现为重要类型；住宿餐饮业(J6)在江宁、六合、全市表现为重要类型，J6的非农就业变量系数在溧水是负数，表明在该地住宿餐饮业可能并未有效带动农民增收；金融保险业(J7)在四区和全市都表现为重要类型。

综上，创新型第三产业门类，如金融保险业，对农民增收贡献大；劳动密集型第三产业门类，如住宿餐饮业，对部分地区农民增收贡献较大，可以继续关注；传统第二产业门类，如建筑业、交通运输仓储业，对农民增收贡献并不大并表现出一定的地方差异性。

六、思考与建议

(一)推动旅游与创新型第三产业门类融合，提高农民参与旅游业的质量

全域旅游产业观认为，旅游业应在产业融合中与其他产业共同发展。本研究表明，第三产业有助于提高农民收入，减小本地城乡差距，但第三产业内部具体行业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并不一致。例如，住宿和餐饮业是旅游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地区发展旅游业并引导农民参与旅游业可以提高农民的收入。但浅层次的、低效能的参与并不能有效提高农民收入。若要发挥旅游业的经济影响效用，还应从产业融合和分享旅游市场的角度大力发展适合本地的创新型第三产业门类。

创新型第三产业门类，如金融保险业、计算机服务与软件业，能有效提高农民收入。周冬发现，互联网在农村地区的推广和使用可以显著促进农村非农就业，拓展农民收入来源，进而促进农村发展[13]。肖龙铎等肯定了金融在增加农民收入中的作用，而这一作用的发挥更多地得益于金融在扩大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方面的积极影响[7]。

旅游与创新型第三产业门类的融合，可以是旅游+金融、旅游+保险、旅游+计算机服务、旅游+互联网等，其中能吸纳非农就业的“旅游+”应能保证就业的稳定性，并能提高工资水平，增加农民收入。旅游目的地政府部门应从政策倾斜、税费下调、土地流转等方面鼓励和推动旅游与创新型第三产业门类的融合。大中型旅游企业应考虑跨行业融合与合作，例如与金融企业合作，构建旅游+金融企业综合体，以提高旅游项目投资的有效性，增加投资收益，降低投资风险，实现旅游资金的合理流动，吸纳更多非农就业，提高非农就业质量。对于小型旅游企业而言，一方面要积极融入区域性“旅游+”产业融合集群，成为吸纳大多数非农就业的终端；另一方面要结合自身优势，从目标集聚的角度，借助旅游+互联网、旅游+计算机服务，为游客提供个性化定制服务，吸纳非农就业，推广产业融合下的当地多品类旅游产品，提高农民收入。

(二)以市场为导向，开展面向农民的非农就业技能培训，提高农民从业能力

全域旅游管理观认为，应改变以部门为核心的行业管理体系，构建起以旅游领域为核心的社会管理体系，推动旅游由行业管理向社会管理转变[14]。基于旅游与创新型第三产业门类融合的建设，建议通过党委、政府的领导和管理，构建城乡统一的就业机制，健全以促进就业为目的的教育培训机制[15]。以市场为导向，就地开展提高农民非农就业技能的社会教育和培训，通过政策倾斜、转变工作方式来降低机构组织培训和农民接受培训的各项成本，提高农民参与培训的积极性和满意度；鼓励社会组织参与农民技能培训，拓展农民参与培训的渠道，提高社会组织参与培训的能力。此外，政府应与用工企业积极合作，开展“订单式”培训，实现培训上岗一体化。

(三)跳出空间束缚，从广域角度思考旅游与创新型第三产业门类的融合，多方面增加农民收入

全域旅游空间观认为，产业应与空间相结合，以空间经济系统发展理念来推动旅游产业升级[14]。在立足于本地旅游系统、吸纳农民就地就业、增加就业数量、提高从业质量的同时，对于旅游与创新型第三产业门类的融合发展，政府、企业、农民都应有“广域”思维。例如，放眼于互联网可触及的“域”，创新政企、企企合作方式，打破农村地区产业融合发展局限，尝试跨区域产业融合与合作，扩大综合旅游产品的宣传，增加综合旅游产品的销售，实现本地综合旅游产业增收，进而带动农民增收。在旅游的社会管理体系构建方面，也应放眼于互联网可触及的“域”，获取更多优质的教育资源，搭建互联网培训平台，提高农民从业能力，让更多农民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