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美的离合：《过故人庄》与《游山西村》之比较

雷晶晶

(陕西理工大学文学院, 陕西 汉中 723001)

孟浩然、陆游是唐、宋两朝诗歌创作巨擘，由于历史条件和生平经历的差异，二人在情感状态、思想状况以及审美趣尚等方面，都有着明显的区别。然而，时隔约五个世纪的两位诗人，在农村记游题材的诗歌中，却表现出鲜明的互文性特征。譬如,孟浩然《过故人庄》与陆游《游山西村》在结构、取象及意图等方面，都具有高度的相似性。但是，由于诗歌自身生命力的要求，二者在意象和情趣上也显现着深刻的个性差异。本文拟从诗歌语言形式角度展开精微细致的修辞分析，通过分析、比较二者在结构、取象、意图和情趣上的离合，以期对同类农村记游题材诗歌有进一步的探索，对不同文人在相同题材叙抒的差异上有进一步的发微，并求教方家。

一、线性结构：时间艺术的感性显现

艺术作品的内容和结构往往受到创作题材的规定和限制。《过故人庄》与《游山西村》同属农村记游题材诗歌，均表现出鲜明的线性结构。所谓线性结构，是指诗歌的叙抒依据事件的先后发展顺序，在诗人的视角下呈直线型渐次展开，空间随时间的顺延依次实现转换，叙抒在事件的行进中一气呵成。

从诗题上看，“过故人庄”与“游山西村”具有强烈的互文性特征，即二者在内涵或形式上有内在的逻辑关联。从语言形式上看，二者同为动宾结构，且语意近似。“过”和“游”都预示着主体从一个(常居的、较为熟悉的)环境区域，走向另一个新的(暂居的、相对陌生的)环境区域，最终又需回到来时的常居环境当中。“过故人庄”与“游山西村”两个诗题的语言形式和结构意义相似，为诗歌创作活动在思维上划定了大致相同的范围。值得一提的是，正是暂停的、相对陌生的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刺激着诗人的创作神经，为其带来新鲜的素材，激发诗人的创作灵感。诗人视线停留的地方，就是事物刺激其日常钝感神经、诗性发生、诗心纵横之处。这就为这两首诗题近似的诗歌留下了个性创作的空间。实际上，二者在语象、语意和语势上有诸多叠合，换言之，其从形式到内容都有高度的相似性。那么，为什么诗人面对不同的材料，即鄂西北的田庄与浙西北的三山乡，却有近乎同质化的叙述？这正是本文关注的重点。

从结构上看，《过故人庄》与《游山西村》皆从首联农庄主人邀客起始：“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1]115，“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2]。“邀”与“留”两个动词共同陈述了创作主体的活动原点，同时又呼应诗题所隐含的暂居。颔联概画拜望的村庄况貌：“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1]115；“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2]。自然环境的状貌在颔联中显示出来。颈联具写农人的活动：“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1]115；“箫鼓追随春社近，衣冠简朴古风存”[2]。前者是主体零距离参与的闲话农事图，后者是主体保持距离静观的箫鼓春社图。一静一动，折射出创作主体不同的审美取向。尾联“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1]115和“从今若许闲乘月，拄杖无时夜叩门”[2]都表达了将要再次归来的愿望。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过故人庄》与《游山西村》二者结构上高度契合。类似的结构反映了人类情思的相通、暗合。情思的相通在诗歌史上并不鲜见。究其原因，在于客观的现实社会条件的限制。中国古代农村，自然形态的变化和社会形态的发展十分缓慢，在一个相对稳定的自然社会条件中，人们的情感思想发生偶合是很自然的事情，这是人类情思相通、暗合的客观原因。而从深层次上来看，情思的暗合又实在是受制于“公共话语资源的有限甚至匮乏”[3]。公共话语是指“文学言说活动中可资取用的语言与题材等资源”[3]。“诗人们在相同的诗语、诗材中获取创作资源，就难免存在诗句暗合的可能”[3]。因而在这类以农村记游为题材的诗歌中，既是“记游”，自然首先要交代其起因，继而写村庄的景物与人事，最后以还将再来的心愿表示对友人邀请、招待的感谢，表达对农村生活的喜欢，从而既实现了诗歌的交际功能，也承载了言情言志的自我表现的要求。

诗歌是时间的艺术。“因为诗的媒介是在时间上相承续的语言，动作正是在时间直线上先后承续的。”[4]29因而，线性结构最契合诗歌艺术表达的本质要求。线性结构使得诗歌能够充分发挥其时间性的艺术特质，伴随着时间的线性流动，叙事和抒情起伏开阖，线索明晰，首尾自足，自然顺畅。值得一提的是，诗歌的线性结构借重和选择不同的物象来表达诗人的态度和情感，以有限的语言材料之间的相互映射来暗示作家的体验和认识。因此，不同的物象构成线性结构上的辐散点，并持有和线性结构类似的情感基调，形式结构与情绪结构互相支持。从结构上的类似也可以发现，五言律诗《过故人庄》和七言律诗《游山西村》在叙抒功能上也相类，换言之，诗歌在形式因素上的差别并不影响二者情感内容上的交通。

二、农村形态：不同主体的文化需求

诗歌在反映诗人审美趣尚和精神追求的同时，也是诗人凭借艺术解脱人生的过程。《过故人庄》与《游山西村》以游记的形式和结构，通过对农村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构画，营造了恬淡浑朴、简率自足的田园生活氛围。诗人在创作诗歌的过程中，陈述了自己的情感倾向和精神意向，这是以农村生活为题材的诗歌的表达范式。而文人创制此类诗歌的动机和文化意义值得关注。

以农村生活为题材的古代诗歌创作自《诗经》时代就已开始。在《诗经》时代，十五国风中的农村生活图景是在“男女相从而歌”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文化背景下创造出来的。“男女相从而歌”，说明创作主体的群众性；“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诗歌的节奏契合了主体的情感心理节奏。以诗歌表达情思意向，是诗歌的天然使命和主体的天然要求，因而诗中的农村形态具有写实、再现的倾向。《诗经》后较有名气的文人，除晋时的陶渊明外，基本上没有人长期切身地从事过农业生产活动。或者说，《诗经》后的文人在创作以农村生活为题材的诗歌时，并不是以农人的身份而是以他者的角度有选择性地观照农村生活。总体上看，根据创作动机的不同，文人的“选择性观照”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出于补察时政或道德教化的目的而创作的有关农村的诗歌，譬如白居易的《观刈麦》[5]、李绅的《悯农》[6]。这类诗歌往往以旁观者角度再现农事，侧重写农事的苦辛，反映苦乐不均的社会状况，隐含着创作主体的政治意图。从对象的角度出发来看，此类诗是为他人立言。另一类则是站在诗人自己的立场，虚构其农村见闻和感受。这类诗歌往往侧重表现创作主体理想中的农村生活形态，本文所探讨的两首诗歌都属于此类。这类诗歌的文化意义往往与诗人的生平志意密切相关。

《过故人庄》是孟浩然隐居鹿门山时期应邀拜访有感而作。诗人淡然写出由“绿树”“青山”围合的村庄，自然环境的天然“封闭”使得友人村庄远离车马尘嚣，而其中的人、物、事也无外乎“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之类，无关于荣禄利名。“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的愿望，则是循着自然的节奏而发生的人事活动。“自然”是《过故人庄》最突出的特征，这种“自然无为”的旨趣与孟浩然隐逸的人生选择无疑志同道合、相互印鉴。因此可以说，《过故人庄》是孟浩然隐逸生活的另一种形式，是其“岩扉松径长寂寥，惟有幽人自来去”[1]203隐居生活的补充。这种农村生活没有弃绝红尘，不问耕织，而是置身于尘世伦理之中，躬耕自足，不知秦汉，而能自我修炼。这种生活形态类似于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无独有偶，陶渊明在《归园田居》其二中也有与“把酒话桑麻”相似的表述：“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7]众所周知，弃官归田园是陶潜身处乱世对自由生活的选择，孟浩然也无疑将生活的情思寄托在此处。因而，《过故人庄》是孟浩然理想的隐逸生活的诗意呈现。

《游山西村》创作于宋孝宗乾道三年(1167年)初春，时陆游正罢官闲居在山阴(浙江绍兴)。在主人的盛邀之下，陆游感受到了乡民的浑朴。颔联历来被认为是描写人生命理转换的绝响，这不能说与陆游自身的经历没有关系。陆游深受忠君爱国思想的熏陶，在危如累卵的南宋成长，他立志杀敌收复山河，然而受主和投降派的打压，导致他此次离官归山。愤懑的情绪在游山西村途中被悄然置换，其根因在于，诗人发现了自然景象与人生命运之间所存在的某种巧合关联。“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明花暗又一村”，这是绝处逢生的欣喜，是死而后生的勇毅，于是他再一次对人生燃起了更大的信心。在山西村中，诗人捕捉到了祭祀活动的热闹，农人朴拙的意趣，他希望在闲暇时间，能乘月常游。无疑，游山西村是陆游“闲时”消遣的一种选择，是穷途中的安慰力量来源。不同于孟浩然将全部的人生意趣投放于“故人庄”上，陆游的“山西村”更像是其人生的加油站、缓冲区，农村生活对不同的个体具有了不同的意义。然而，其共性都在于，诗人通过对农村生活的选择性观照而获得了精神慰藉，并在静观这种慰藉中，诗人意识到自我的存在和挣扎，并在观照这种被投映的自我的有限中，获得对生存困境的安抚，对生存方向的进一步明确，此即由形象得解脱。

三、诗歌境界：意象与情趣的交织融合

诗歌的演变过程就是不断寻求新的生存路径的过程。寻找新的生存路径，就是寻找新的视角和材料、营构新的意象和情趣的过程。朱光潜在《诗论》中认为，“诗的境界是情趣与意象的融合”[4]48。不同的境界是不同诗歌艺术实质的感性显现。《过故人庄》与《游山西村》题材相类，结构相近，然而这两者却显现了不同的境界。尽管五言律诗《过故人庄》与七言律诗《游山西村》的叙抒功能相类，但由于语言形式的限制，二者仍表现出一定的差异。语言形式限制了对同一材料的描写，使其显现出详略之间的差别，影响了诗人情趣与意象之间的融合程度。五言律诗中的材料在七言律诗中有了更进一步的修饰和拓展，从而使得相同的材料能够表现出不同的情趣。如表1中所列出的“酒”被拓展为“腊酒浑”，“绿树”被置换成“柳暗花明”，“村”被修饰为“又一村”。从语言的修辞上说，两个文本具有很强的指涉性。但细读文本，其材料的同质，对情趣的塑造影响甚微。换言之，二者在情趣和意境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游山西村》中的“腊酒浑”点出了喝酒的时节以及酒的性质，细节再现了农户的生活，也暗示了农户同腊酒一样浑朴的性格，与下一句的“足鸡豚”并置对照，衬托出好客热情的人文环境。同时，相对密集具体的修饰辞，也使得《游山西村》更加贴近现实中的农家氛围，带出一片厚朴的意境。与《过故人庄》中一字带起的“酒”相较，后者更接近诗人的主观表现。“把酒话桑麻”，疏朗阔达的胸次氤氲于杯酒相接的谈笑之间。颔联中对村舍的勾画，《过故人庄》使用横向平面铺展的叙抒技法，让“绿树”与“青山”围绕的“村”庄直接跃然纸上，是印象式的；而《游山西村》则使用纵向遮隐延伸的呈现方式，在“山重水复”“柳暗花明”的流动中，牵引出置于崎岖道路前方的村落，是描写式的。前者带来疏落简淡的境界，后者则表现出幽隐厚拙的意蕴(表1)。

表1 《过故人庄》与《游山西村》相似材料的对比

如上所述，七言律诗相较于五言律诗能较多展开对材料的绘饰，更适宜再现对象，与此同时，受分散对象不同性质的影响，也相对容易分散主体情意的加持，情趣往往躲藏在意象背后，意象被堆砌在台前。五言律诗则由于语言形式的限制，不得不较多裁剪对象的性质，在创作主体对材料有意识、有指向性地剪裁、筛选、变形、放大中，诗人的主观情趣较多地被表现出来。但这并不是说七言律诗《游山西村》在对客观对象的表达中更少地灌注了诗人的主观情趣，而是说五言律诗的裁剪和放大程度更大，运用主观意志更多，而灌注于表现对象中的主观情趣反倒萧散铺平在对象整体之中，审美感受偏重整体的统一，又因为其情趣平均的分散而显得淡然和阔大。由于形式因素的影响，导致诗人对同一材料(意象)有了不一的感知(情趣)。《过故人庄》表现出疏朗阔大的情趣，而《游山西村》则表现出厚朴沉着的意趣。

应该说明的是，诗歌语言形式对情趣意境的营建确有一定的影响，但这并不否定创作主体在征服语言媒介过程中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也就是说，无论是五言诗歌还是七言诗歌，其意境的最终呈现并不完全由诗歌形式决定，更多的是受到诗人的个性气质、情感思想等影响，而诗人选择什么样的语言形式来表达自己的诗心，也是一个不断选择的过程。形式与内容恰到好处的结合，即语言材料的形式恰好能够表现主体情意，则是判断一首诗艺术成就高低的标准。

综上所述，《过故人庄》与《游山西村》受农村记游题材影响，表现出相近的线性结构，其契合了诗歌为时间艺术的实质，使得动态的叙抒具有完整流畅的艺术效果。由于孟浩然、陆游生平志意的游离，二者在艺术解脱人生上表现出一定分歧。农村生活是孟浩然另一种理想的、永恒的隐逸生活形态，对陆游来说，则是现实中获得暂时的安抚和慰藉的精神地带。由于形式因素的影响，意象和情趣的融合在两首诗中也显示出了差异。《过故人庄》中情趣大于意象，意象淹没于情趣之中，侧重诗人的主观世界，表现出疏朗阔达的境界；《游山西村》中意象大于情趣，情趣隐藏于意象背后，侧重表现意象的形态，表现出浑朴沉着的境界。这两者之间明显的区别，也说明了不同创作心理需求对构建多样农村形态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