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成人之道”教育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陈光连，潘赐璇

(金陵科技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苏 南京 211169)

荀子论教育之原理，皆就人类本能而言，如耳目口心之爱好，皆“感而自然，不待事而后生之者也。夫感而不能然，必且待事而后然者也，谓之生于伪”(《荀子·性恶》)。所谓“必且待事而后然者也”，一为礼义之教，二为习俗积靡的影响。荀子说：“注错习俗，所以化性也。”(《荀子·儒效》)故教育所事，即以圣王所制礼义之化，道德主体之强学思虑，师法君师之化导。故荀子教育思想之归趋在于成人，使人皆出于善，合于治，并推之君子、圣人，必须藉此种种“师法之化，礼义之道”(《荀子·性恶》)使其化恶为善。如此成人过程，荀子谓之“化性起伪”。可见，荀子思想学说以性恶论为中心，他的教育思想以“化性起伪”为枢轴，贯穿其中的是积学成善、礼乐教化、君师教导的成人之道。

一、积学成善：学以成人

荀子的教育思想非常重视积伪。如他所说：“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荀子·劝学》)其教育思想的目的，是使人养成言行一致的德操，而这需要积伪不息，通于神明而参乎天地的状态。“积善成德”即要使人终身为善，日臻于圣人，因而从积伪的内涵来体察，其所蕴含的即是为学之道。“故木受绳则直，金就砺则利。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故不登高山，不知山之高也；不临深谷，不知地之厚也；不闻先王之遗言，不知学问之大也。”(《荀子·劝学》)由于荀子从性恶说，自然不承认人性中含有任何善的成分。人虽然具有“可知之质，可能之具”，但必须务学求本，自强不息，如此才能超越人性中固有之材性，变化气质，日趋至善，长迁而不复返其初，除恶就善而达于致治致善的境地。性恶论认为教育应当由外力所致，人之材质不是先天注定而不可移的，而是由后天人为的功力来决定的。真积力久，随之而化，安于积习，自然不复其初。正如“木直中绳，輮以为轮，其曲中规，虽有槁暴，不复挺者，輮使之然也”，也是同样的道理。

荀子教育思想的基本出发点是认识人性善恶之由来。要由恶而善，变化气质，归于正理平治，必须仰赖知以导行，由知而行，又必须隆礼务本，审察参验，博学日新。故学问广博，知识自然明澈，而知识明澈，行为自然正常，行为正常，然后化性起伪而归于至善。人性虽恶而不知礼义法度，但经过学问的陶铸以及知识的化导，便能除恶就善，从而建立正理平治的社会。荀子说：“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荀子·劝学》)荀子在此取譬设喻反复阐明为学之重要性。在人性本初方面，君子与小人并没有什么差等，而后天产生如此之人生分际，原因在于后天修为的为学之有无。学而时习，以礼定分，以义制行，便成为君子，反之则成为小人。故就成人之道而言，我们探究其所以然之道理，在于化性起伪，伪起而不复返其初之结果。

荀子教育思想之本质在于化性起伪，在于改变人先天之恶性，施之礼法而使其逐渐成善之过程。而关于教育之价值，荀子认为主要包括增进智慧、提高政治地位和提高经济地位三个方面。“我欲贱而贵，愚而智，贫而富，可乎？曰：其唯学乎！彼学者，行之，曰士也；敦慕焉，君子也；知之，圣人也。”(《荀子·儒效》)由此出发，荀子强调了教育对人的发展所起的作用。他认为君子“所以异而过众者，伪也。……凡所贵尧、禹、君子者，能化性，能起伪，伪起而生礼义。……所贱于桀、跖、小人者，从其性，顺其情，安恣睢，以出乎贪利争夺”(《荀子·性恶》)。荀子特别指出：“干越夷貉之子，生而同声，长而异俗，教使之然也。”(《荀子·劝学》)可见，荀子认识到后天的教育与学习是成人的关键所在。荀子多角度论证“涂之人皆可以为禹”是对孔子“有教无类”以及孟子“人皆可以为尧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对于教育的社会价值，荀子指出：“不富无以养民情，不教无以养民性。……立大学，设庠序，修六礼，明七教，所以道之也。”(《荀子·大略》)所谓“六礼”是指冠、婚、丧、祭、郷和相见六个方面的礼节。所谓“七教”是指父子、兄弟、夫妇、君臣、长幼、朋友和宾客七个方面的教育。可见，荀子极为重视教育的社会价值在成人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为学成人之目的是“终乎为圣人”。但这一学习目的并非荀子首先提出的，而是自孔子以来儒家思想家所共同提倡的。荀子说：“圣人也者，道之极也。故学者，固学为圣人也，非特学为无方之民也。”(《荀子·劝学》)荀子的圣人思想已经打破传统的亲亲、贤愚、贵贱等级局限，因为“涂之人百姓，积善而全尽谓之圣人”(《荀子·劝学》)。荀子的通过学习而成圣的人人平等的教育思想，对后世影响十分深远。明清启蒙思想家所推崇的“圣人可学而至”思想便是对荀子“然而亦可以成圣也，不学不成”教育思想的继承与发扬。

如何成为圣人？荀子主张求知而力行。因为知是行的主义，行是知的实践。只有达到“明觉精察，真切笃实”的程度，才是知行合一的最高境界。他说：“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真积力久则入，学至乎没而后止也。故学数有终，若其义则不可须臾舍也。为之人也，舍之禽兽也。”(《荀子·劝学》)荀子在这里反复阐明为学之途径与做人之目标。“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是就为学的途径与方法而言；“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是就做人的目标与意义而言。而如何达到这样的目标，实现人生之理想？荀子认为最有效的途径在于行上，即专勤精进，以求其贯彻而已。“真积力久则入，学至乎没而后止也”，他这种笃实刚健奋发求进的决心，是学者成人的基本要求。为学必须达到“发愤忘食，乐以忘忧”的程度。因为人性是恶的，必待礼而后分，学而后化，日就月将，才能由恶而善，变化气质而归于至善。

为学而成人之境界在于全尽与能粹。“伦类不通，仁义不一，不足谓善学。学也者，固学一之也。一出焉，一入焉，涂巷人之人也。其善者少，不善者多，桀纣盗跖也。全之尽之，然后学者也。君子知夫不全不粹以为美也，故诵数以贯之，思索以通之，为其人以处之，除其害者以持养之。”(《荀子·劝学》)以上是荀子所以教人之准绳，也是学以成人之目标与境界。“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夫是之谓德操。”(《荀子·劝学》)一个善于为学的人，必然能够贯通伦类，做到仁义纯一，达到全、尽、粹之三者而后已。他的基本为学之方法，在于诵数群书，使其积累贯通，成为全粹的学问，进而思虑通达，设身处地，取法古人，守法力行，以期达到全、尽、粹的地步，是为学者成人所向往的目标境地[1]。

二、礼乐教化：化以成人

在荀子的教育思想中，要实现德操之熔铸、成人之理想、道德人格之完善，就必须具备礼乐的基本工夫。礼乐是儒家用以修身治国所不可缺少的基本要素。荀子也将礼乐视为教育的重要内容，依荀子说，礼乐教育是用以约束情欲、改正情欲生活冲动的[2]。因为人在日常生活中，都有极复杂且多方面的欲望冲动，如荀子云：“故说豫、娩泽、忧戚、萃恶，是吉凶忧愉之情发于颜色者也。歌谣、傲笑、哭泣、啼号，是吉凶忧戚之情发于声音者也。” (《荀子·礼论》)如此多方面的吉凶忧戚之情，如何化凶为吉，化忧为愉，使之合于礼义规范，那就非借重礼乐教化不可。

就“礼”的教育意义而言，荀子在《礼论》中说道：“凡礼，始乎棁，成乎文，终乎悦校。故至备，情文俱尽；其次，情文代胜；其下复情以归大一也。”礼所要教导人的是，藉由礼的表达，使人情文俱尽，而情胜文或是文胜情均非中道，其最下的是情质而礼无、意诚而礼疏。这也正是孔子所说的“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礼文如果不是要表达其情，则会失去礼本身所具有的意涵。透过礼传达其情，自有其分际，荀子说：“礼者，以财物为用，以贵贱为文，以多少为异，以隆杀为要。文理繁，情用省，是礼之隆也。文理省，情用繁，是礼之杀也。文理情用相为内外表里，并行而杂，是礼之中流也。故君子上致其隆，下尽其杀，而中处其中。”(《荀子·礼论》)藉由财物表达情意，以文饰来分别，以异制来表上下，礼文的隆简以恰当为贵。而君子就能掌握什么时机该表达什么样的礼，使其不失时宜。人在学习礼的过程中，就是在学习在适当的场合与时机下，透过礼以合宜地表达其情，达到所谓文质彬彬，然后达到君子的境界，这也就是荀子所谓“礼”所给予人的教育意义。

就“乐”的教育意义而言，荀子认为人生来就具有情欲，要想培养德操、修养人格，就必须以礼制分，以乐和性，使情欲获得正当的调剂。而音乐有启发美感、陶冶德性的功用，正当的音乐，既可以使人不纵恣淫乱，又可以激发人的善心，宣泄人的情绪，复归于正理平治，而且还可以陶冶情性，化感人的性灵，进而使人实现崇高的人格。荀子云：“夫声乐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故先王谨为之文。乐中平则民和而不流，乐肃庄则民齐而不乱。民和齐则兵劲城固，敌国不敢婴也。如是，则百姓莫不安其处，乐其乡，以至足以二矣。然后名声于是白，光辉于是大；四海之民，莫不愿得以为师；是王者之始也。”(《荀子·乐论》)荀子反复阐发音乐的功用，认为其与礼一样，具有同等的重要性。礼在约束于外，乐在约束于内，感人功深，化人敏速，使人的性情归于中和而不流于偏激。“乐中平则民和而不流，乐肃庄则民齐而不乱”，音乐不仅能陶冶人的性情并使其归于善，而且还能使百姓“安其处，乐其乡”，悉心接受教化，进而铸成完善的人格与完美的德操。

荀子透过对礼乐字义的重新探讨，从人性的角度出发，重新审视了礼节欲、乐导情所发挥的“化性起伪”的教育功用，重新看待礼乐，在礼崩乐坏的时代，赋予礼乐重振的生机。荀子说：“先王之道，礼乐其盛者也。穷本极变，乐之情也；著诚去伪，礼之经也。”(《荀子·乐论》)故“同异”之辨，吉凶之趋避，需用乐以发和，使欲合于中。礼以节人，使欲不至于滥。此“管乎人心”之教，在求“美善相乐”(《荀子·乐论》)。此为荀子以礼乐教化人性的基本功能。乐主美，礼主善，故曰“美善和乐”(《荀子·乐论》)。礼乐教育是用礼乐由外而内地陶冶性情，荀子云：“礼者，乐之准也。”(《荀子·致士》)故“先王贵礼乐而贱邪音，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荀子·乐论》)。

礼乐在荀子的诠释中全然褪去了巫觋色彩，予祭祀文化以理性化的合理解释，进而构建出情文俱尽的礼乐文化。荀子也勉其在上位者能修其礼，正其乐，使人人能接受“乐行而志清，礼修而行成”的良好的礼乐教育。如此，则“民和睦而天下顺焉”的景况将不再只是遥不可及的理想。荀子对礼乐存在意义的重新审视，给我们提供了思维的一丝线索，也同时开启了我们教育的另一扇窗[3]。

三、君师教导：教以成人

荀子说：“学莫便乎近其人。礼乐法而不说，诗书故而不切，春秋约而不速。方其人之习君子之说，则尊以遍矣，周于世矣。故曰：‘学莫便乎近其人。’”(《荀子·劝学》)荀子强调“习君子之说”，深切体会“五经”所描绘的人和事，把“五经”的论说化为感性形象，并使它们所反映的道义精神在一种生动的文化教养环境中走进人的内心，达到沦肌浹骨的效果，“五经”的道德养分就会参与组建人的内心存在。可见，荀子十分重视君师的师法之化导。

“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荀子·礼论》)“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国将衰，必贱师而轻傅。”(《荀子·大略》)可见，荀子把君师提高到与天地同等的重要地位，认为君师是国家的根本，能否尊师重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国家的治乱兴衰。孔子曾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孟子言：“一正君而国定矣。”(《孟子·离娄上》)董仲舒则确信：“夫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饬也。五者修饬，故受天之佑，而享鬼神之灵，德施于方外，延及群生也。”(《汉书·董仲舒传》)

中国古代教化理论将君师自身道德的完善和道德教化作为施教育民的关键所在。这种“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的治道，显然是伦理感召式德教之道，其主要通过身教来体现教育要求，使受教者在潜移默化中接受熏陶。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又曰：“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语·子路》)孔子是将德化治道寄托在君子自身的修为上，强调上下君民在伦理道德感应上的良性互动。而荀子则以礼作为师法之化之德纲。荀子认为：“上无君师，下无父子，夫是之谓至乱。”(《荀子·大略》)又曰：“人无君师，则隆性也，有师法，则隆积矣。”(《荀子·儒效》)如果没有师之教化，人的恶性就会任性而行，而有了师之教化，日积月累，就能化导本性，改恶为善。君师若能修正其身，那些欲正其身者便会模仿其样，并依附于他。正如荀子所说：“上者下之师也，天下之和上，譬之犹响之应声，影之象形也。故为人上者，不可不顺也。”(《荀子·强国》)因而，荀子所说的“君者仪也，民者景也，仪正而景正。君者槃也，民者水也，槃圆而水圆”(《荀子·君道》)(久保爱注：槃与瀊同，沐浴器也[4])，“君者，民之原也，原清则流清，原浊则流浊”(《荀子·君道》)，“上好下化”(《荀子·解蔽》)，“上好羞而民暗饰矣，上好富而民死利矣”(《荀子·大略》)等，都旨在强调君子自身的端正是民德归厚的先决条件。在荀子看来，君师具有优良的道德，是民众德性涵厚的关键所在。只要人们还有优良伦理生活的追求，君师就应当自觉修养自己的德性品质，“夫师以身为正仪，而贵自安者也”(《荀子·修身》)。否则，“简礼贱义者其国乱”而“天下去之”(《荀子·议兵》)。

综上，荀子的君师之化，旨在依靠“在上位者”的表率作用，带动百姓遵守社会规范，矫治社会风气，纯清礼风民俗，即“主者，民之唱也；上者，下之仪也”(《荀子·正论》)。荀子强调“主者”和“上者”自身垂范的必要性：“上宣明则下治辨矣，上公正则下易直矣。”(《荀子·正论》)孔子对周礼传统的继承，侧重的是礼的内在的功能，即给身处乱世的人提供了精神超越之路，在人格塑造过程中起着引领作用。而依赖于主体的道德自觉，荀子强调只有通过外在的师法教导，才能解决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因人性之恶而引发的各种纷争，才能培养人格高尚的经国之才，实现社会人伦秩序的稳定，进而凝化于心，形成自己的德性。诚如李景林所言，“儒学的文化意义是‘教化’，其在哲学思想上亦特别注重一个‘化’字。这个‘化’的哲学意义，就是要在人的实存之内在转变、变化的前提下实现存在的‘真实’，由此达到德化天下，以至参赞天地之化育的天人合一”[5]。但是，师法之化的功用能否发挥还在于施教客体之内心选择。荀子言：“世俗之为说者曰：‘尧舜不能教化，是何也？’曰：‘朱象不化。’是不然也。尧舜，至天下之善教化者也。”(《荀子·儒效》)朱，指丹朱，是尧的儿子；象是舜的弟弟。二人都以顽劣著称。荀子认为，人们的先天禀赋一样，在同样的自然天性的基础上，可以培养成尧、舜，也可以堕落成桀、跖，这要看后天的教育熏陶和个人的道德修养。荀子曰：“情然而心为之择，谓之虑，心虑而能谓之动，谓之伪。”(《荀子·解蔽》)又曰：“故治乱在于心之所可，亡于情之所欲。”(《荀子·正名》)尧舜虽然善于教化，但朱和象还是恶性难改，这不是尧舜之过，而是朱象逃避，不愿接受教化。其根本原因是朱象在现实世界，内心无所“自止”，随心所欲，逐情逐欲，忽视自身的德性修养，是他们内心选择的结果。故而荀子说：“然朱、象独不化，是非尧舜之过，朱象之罪也。”

四、结语

荀子所论教育的本质是什么？这是一个从古至今人类所面临的道德教育难题。现代学者较有影响的观点之一是，教育就是对人的多样性的尊重和个性的培养。但本文认为这种观点本身就是对教育精神和教育本质的极大误解。对此，黑格尔认为，“教育的绝对规定就是解放以及达到更高解放的工作”[6]。黑格尔批评了关于把教育作为对人的质朴本性进行腐蚀的观点以及把教育仅仅看作满足个人需要的功利性思想，他从精神的高度认为，教育的本质就是实现个体与外在的实体的统一。其实，荀子对教育本质的探讨给我们理解黑格尔关于教育的论述，尤其给我们理解教育的本质提供了很好的注脚。可以说，荀子始终将其教育思想置于个体的欲望的冲动与成人成圣的激烈矛盾冲突之中，而这种冲突决定了教育的本质就是把人从本初的自然质朴的冲动中解放出来，从而获得与外在的礼义规范一致的普遍精神。人通过外在的礼的约束而成为一个普遍性的存在，而这种普遍性是与社会所提倡的价值观相统一的。如此，个体才能获得一种精神的教养，使人的主体道德主观性获得一种普遍的性质。因此，教育的本质或根本任务不是培养人的个性，而是通过学以成人、化以成人、教以成人的曲折的化性起伪过程来获得一种与人的本质相一致的教养。“教育就是要把特殊性加以琢磨，使它的行径合乎事物的本性。”[6]在荀子的教育思想中，他时刻提醒人们要以学来培养德性，以礼来涵养性情，以乐来陶冶情操。这即是黑格尔所谓的对人的特殊性进行如琢如磨的解放过程，其以仁为最终的实体皈依。荀子所谓“仁义礼，三者皆通”即是如此。教育的目的绝不只是提供生活的技能，更不只是为了实现人的主观愿望。教育是将人从自然生物性和个别性中解放出来的神圣事业，这才是教育的真谛[7]。可以说，荀子“成人之道”教育思想对当今人们理解教育的本质以及解决现代教育的文化矛盾都有着重大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