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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文心雕龙·通变》篇审视中国当代文学之发展现状

时间:2024-08-31

宋碧云

宋碧云/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在读硕士(陕西西安710100)。

刘勰在《文心雕龙·通变》篇中提出一条文学艺术发展规律,即“变则可久,通则不乏”。这就意味着生活于公元五六世纪的刘勰已经注意到文学创作不能墨守成规、“千篇一体”“千人一面”,只有善于运用“通变之术”才能使文学永葆活力、延续生机。

这不禁令人联想到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现状,当代文学从新中国成立以来经历坎坎坷坷的发展,不得不使人反思。“十七年”文学多表达红色内容,如柳青的《创业史》、杨沫的《青春之歌》、梁斌的《红旗谱》等,虽具有史诗风格但习惯于用政治手段解决文艺问题。到了 “文革”文学这个问题就更加突出,“八大样板戏”和浩然的《金光大道》,其根本任务是努力塑造伟大工农兵的英雄形象,可以说塑造的就是“千人一面”的“高大全”文学形象。此时,我们不难看到文学创作逐渐陷入僵局,不再有新的文学形式、文学风格脱颖而出,文学只是一味地赞美与歌颂。

直到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文革”宣布结束以后,文学才在新一轮的思想解放运动中得到解放。随着西方文艺思潮的重新引进,文学不再以“政治”为中心,不再一味地是政治的附庸与工具,它开始强调人的重要性,转向以“人”为中心的发展道路。随之进入 “新时期”文学,“新时期”文学不仅恢复了现实主义传统(如“伤痕”文学),而且深化了现实主义传统(如“反思”文学),更加重要的是开拓了现实主义新体裁(如“文化寻根小说”),还创作了一些具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特征的小说(如“新写实小说”“先锋小说”)等等。可以说,新时期文学标志着当代文学在一定程度上的复苏,对前期文学所形成的僵局进行反思,欲要改变文学之发展僵局。虽然其初衷是非常好的,但仍没有改变文学创作的囧境。

20世纪90年代以后,市场经济制度的确立使整个社会呈现开放态势,文学现象迭起。90年代的文学在“多元”外衣的掩饰下卖弄写作技巧,同时各种取消判断意义的“新”派作品不断登场,把对身体的描摹作为“身体叙事”“私人话语”登上大雅之堂并且大吹大擂。90年代所谓的多元化格局与其说是文学形态的进步,不如说是文学整体形象的倒退。此时,80年代文学热出现的那批作家很多都已隐退到幕后,,虽然他们并没有彻底打破文学发展的僵局,开创出一条文学发展的希望之路,但至少他们留下了还能读一读的作品,其中还有几篇优秀之作。而当今市面上的严肃纯文学作家还在坚持创作的根本就不多,出现了网络作家、下半身写作、青春文学等等质量不高的作品。此时此刻,我们不得不反思一下,当今文学创作的真正意义在哪里?

纵观当代文学的发展,“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不断地围绕着“文艺为政治服务”的线索发展,从而导致文化荒芜,文学创作走向了穷途末路的僵局。“新时期”文学早已意识到这种僵局束缚了文学发展,并试图打破这一僵局促使文学多元化发展,但是为什么当今文学的创作走向了无意义呢?这不得不说新时期以来文学中的改变只是“讹变”,并没有做到“通变”。因为如果只知道反对前代作品,所有文学都刻意求异避同,这也不能展现一个时代的创造力、想象力。反而显得整个时代的文学轻薄浮躁,没有深度。这个时期的文学正如刘勰《通变》篇中提到的“魏晋浅而绮,宋初讹而新。从质及讹,弥近弥淡”。当今文学之所以轻薄浮躁,原因就在于当今文学“竞今疏古”,追求新奇的风气愈来愈成为风尚,所以才导致当代文学处于“风昧气衰”的局面。刘勰曾说过:“名理有常,体必资于故实;通变无方,数必酌于新声。”“通变无方”的确是指文章的新变无穷,但这并不是指毫无目的地随意乱变。如果当代文学的发展只追求新变,那只会让文学的道路越走越窄,加速文学的衰敝而已,那样力图追求的改变也只能成为“讹变”而已。所以当今文学要获得强大的生命力,必须做到刘勰所说的“通变”。

那么刘勰所说的“通变”是什么呢?当代文学欲要达到通变又应该如何做呢?刘勰在《通变》篇中对通变的要求是“斟酌乎质文之间,而隐括乎雅俗之际”。也就是说,看到历代文学由质朴趋向文华时,不能完全顺着这个趋势走,要在质朴和文华之间加以斟酌,要既有质又有文。在文辞气力上要矫正雅俗两方面的偏颇,雅的不要偏于古而不适于今,俗的不要偏于今而又讹浅,从而做到通古而不泥古,化今而不竞今。从刘勰对通变的要求来看,完全可以看得出为什么当代文学处于当今这种停滞不前甚至倒退的局面。当代文学要么质朴、要么文华,根本没有达到质与文、雅与俗的统一。“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固守质朴,不允许文学有一丝一毫的新发展,进而导致文学生命力几近枯竭。然而,“新时期”文学及其90年代以来的文学试图改变,但它们完全顺着由质朴向文华这个趋势走,例如当今文学为了求新变而采用西方的各种创作方式,为了迎合商业经济发展而创作畅销文学,这样不仅消解了文学的崇高意义,而且也否定了社会人生价值。虽说当今文学有纷纭复杂的文学形式,但其并没有真正的内涵。

当代文学欲要讲通变,首先应做到“先博览以精阅,总纲纪而摄契”。文艺创作者首先应广博地浏览和精细地研读群书,即要求文艺创作者博古通今,抓住历代经典文学创作的纲领和要害并加以吸收。黄侃也强调过:“博、精二字最要”(《文心雕龙札记·通变》),这是因为在“博览”和“精阅”中可以学习古人,酝酿创新。我们当今文学不能再盲目追随市场经济的需要而发展了,不能再玩耍“文字游戏”了,那样只会产生“讹变”,使文学趋向解散,趋向衰亡。其次,文艺创作者应“凭情以会通,负气以适变”,作家就是依靠内在的性情和气势来对文学进行通变。“凭情以会通”就是说作家对文学传统中的各种精神、文体、法则、技巧皆能会而通之于心;“负气以适变”就是指作家能乘着旺盛的气势适应文学上各种不同的变化。因此,范文澜认为“凭情”二句“尤为通变之要本”。文艺创作者不仅要有渊博知识的积累,更要具备独特的才情。因为创作不能墨守成规,一味地因袭传统,创作需要作家特有的才情驱动,它才能生生不息、永葆活力。所以文学如果徒守“传统”而不加以新变,那么文学便渐渐枯竭以至于僵死;如果只追求新变而排斥“传统”,那么文学便欲趋诡诞新奇,终不免衰敝消亡。

众所周知,当代文学发展现状即对文学传统的颠覆和对人生价值的否定,不得不使我们感到担心和焦虑。我们不管什么时候都不能遗弃传统与精髓,应始终坚持文学是为我们的民族生命而创作的,应始终怀着真诚与求索的心、希望与忧患的情怀坚持文学创作。我们的文学再也不能这样盲目地发展下去,需要停一停脚步,回顾过去、反思现在。我相信当今文学的停滞是暂时的,当它彻底地进行“通变”之后,必定会重新崛起,走向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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