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谊礼治思想溯源

贺春健

贺春健/长春教育学院副教授，硕士（吉林长春130061）。

礼是中国古代政治和思想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礼”的起源要追溯到原始时期的祭祀仪式，在仪式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尊卑、亲疏、贵贱、主从等被社会所公认的一系列所谓礼的关系。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礼”又引申为宗法制度中的行为规则，形成了一整套以区别尊卑、贵贱、亲疏为内涵的意识形态。在氏族体制渐渐解体，新的意义上的国家诞生过程中，“礼”也由宗族内部扩展到国家的政治生活领域，演变为依靠“亲亲”、“尊尊”的精神，维持统治阶级统治的政治制度，形成了“以礼治国”的政治观念，并进一步发展为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核心政治思想，构成了一套完整的“礼治”理论体系。从孔子创立儒家学说开始，以礼治国就成为儒家政治主张的核心组成部分。贾谊继承并发展了儒家的礼治思想，形成了自己的礼治思想体系。

刘歆《移让太常博士书》说:“在汉朝之儒，唯贾生而已。”可见，贾谊受儒家影响最深，他的礼治思想更是主要来源于对荀子隆礼重法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关于贾谊的师承尚存有争议，但一般认为，贾谊对荀子思想的承继通过以下两条途径:一条是荀子——李斯——吴公——贾谊;另一条是荀子——张苍——贾谊。贾谊18岁被召置河南守吴公门下，据《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记载，吴公“与李斯同邑而常学事焉”，而李斯“从荀卿学帝王之术”，由此可以说吴公是荀子的再传弟子，贾谊从学于吴公，是荀子的三传弟子。从另一条线来看，战国末期张苍曾师从荀子，汉初受汉文帝重用出任汉相，而贾谊是张苍的主要门生。唐人陆德明所撰《经典释文序录》在谈到《左氏传》的源流时指出:“左丘明作《传》以授曾申。申传卫人吴起，起传其子期。期传楚人铎椒。椒传赵人虞卿，卿传同郡荀卿名况。况传武威张苍，苍传洛阳贾谊。”按此推知，贾谊又是荀子的再传弟子。无论从哪一条来看，贾谊思想的源流都追溯到了荀子，“荀子的‘礼论’思想成为贾谊建设社会秩序的指导思想”[1]。

荀子生活在战国末年，经过长久的诸侯争霸、社会动荡、兵革战乱之后，社会呈现出人们普遍渴望安定和平、追求统一的趋势。荀子清醒地认识到结束分裂割据状态已经成为人们的共同要求和愿望，在这种崇尚统一的文化传统和渴望安定的时代心理下，他积极寻求重建社会秩序的有效途径。并最终创立了以“隆礼重法”为特色的政治学说。

在荀子的思想体系中，礼是处于核心地位的。荀子从内在人性的视角对礼的发生、演变进行了阐述:“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荀子·礼论》）情、欲是人性的外在表现，荀子洞察到人的本能冲动与社会原则冲突的症结其实在于人的欲望的无限与社会财富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礼义以规范的形式为人们划定了各自的活动范围和欲求的限度，规制人的行为，以调节人的自然欲望与现实之间的矛盾，使人们的欲求在不同的程度上得到有效的满足，进而维持社会生活秩序的平衡和稳定。

荀子认为人与动物的根本差别在于“能群”，即人是有群体组织的社会动物，而“能群”的根本条件是“分”。“故人之所以为人者，非特以其二足而无毛也，以其有辨也。夫禽兽有父子而无父子之亲，有牝牡而无男女之别，故人道莫不有辨。辨莫大于分，分莫大于礼。”（《荀子·非相》）由此，荀子提出“明分使群”（《荀子·富国》），就是明确上下职分、建立等级分明的社会组织结构，从而实现良好的社会秩序。荀子主张将礼义作为区分等级身份的标准，而物质资源的分配应依据等级身份和社会分工进行，“先王案为之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贵贱之等，长幼之差，智愚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载其事而各得其宜。”遵守礼制秩序是任何等级身份的人的社会职责，人与人各安其分、各得其所，是人性尊严的体现。

荀子面对的是宗法关系日渐消解，天下重新统一成为历史必然趋势，面对的是转型时期价值理念丢失，人性解构的现实。国与“家”发生裂痕到最终分离，血缘伦理不再与政治生活的要求相一致，而是与政治组织原则发生了冲突，单纯的自然性本能情感很难发挥积极的政治作用，荀子作为一个更具有现实主义品格的政治理论家，对于随着封建制解体而产生的新的政治结构的新要求有着更敏锐的探察。贾谊与荀子所处的历史境遇是有着内在一致性的。文帝元年，积极网罗天下人才，在吴公的举荐下，22岁的贾谊被文帝重用，成为当时最年轻的博士。这时的贾谊多次向文帝上疏，主张实行礼治，“谊以为汉兴二十余年，天下和洽，宜当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兴礼乐。乃草具其仪法，色上（尚）黄，数用五，为官名悉更，奏之。”（《汉书·贾谊传》）在此期间，他阐发了一系列改革政策的独到见解，主张以礼治国，意图将汉王朝的体制纳入规范化、秩序化的轨道，强化中央集权，重整社会秩序。因此，荀子的礼治思想成为贾谊所汲取的重要思想资源。

荀子曰:“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荀子·君道》）他将君子视为“法之原”，这是“有治人无治法”的人治思想。在《新书·制不定》中，贾谊讲述了黄帝和炎帝这对亲兄弟的故事，二人各占有一半天下，黄帝要实行号令，炎帝不听，结果二人大战于逐鹿之野，场面惨烈。借黄炎二帝之战，贾谊是要说明像黄帝这样的圣君，如果缺乏制度的约束，也会造成政治的失序，“夫地制不得，自黄帝而以困”。他主张以礼为主导来构建政治法律制度，将礼的内容制度化、法律化，这样才能“天下不乱，社稷长安，宗庙久尊，传之后世，不知其所穷”。贾谊礼治思想中对制度的强调体现了对荀子思想的超越，“实现了儒家礼治思想由观念化存在向制度化存在的转换，打开了儒家理论思想与封建政治融合的局面”[2]。

先秦时期，百家争鸣，诸子皆以其一家之言为绝对正确，但到了汉初，思想家开始有目的地吸收各家思想，为己所用，出现了思想融合的趋势。

汉高祖到汉文帝初年这一时期，如何维护和巩固中央集权的统治秩序成为政治上亟待解决的问题，刘邦惧怕那些在反秦起义和楚汉战争中战功卓著的功臣功高震主、尾大不掉，因此，接连不断地以平定叛乱为名对异姓诸侯王用兵。此外，对匈奴的征战也给汉军造成惨重的损失。频繁的战争给尚待恢复的汉初经济雪上加霜，人民在战乱中流离失所，他们渴望安定的生产与生活，这样就形成了上下求治、人心思定的社会情绪和社会思潮。秦王朝推行极端的法治，将一个建立仅十余年的统一帝国推向了崩溃，这给秦汉之际的思想界带来极大的冲击，也迫使汉初统治者进行认真地反思，寻求适应形势的治国之道。汉初黄老之学外具宽舒清静而内行严厉法治，对于统治者重建社会秩序、应对各种尖锐复杂的政治和军事斗争来说有顺应时势的长处，从汉惠帝至武帝之前的半个多世纪，黄老思想一直占主导地位，为维持政治上的安定、恢复和发展经济起到重要作用。《史记·儒林列传》中说:“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孝景，不任儒者，而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故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贾谊的《道德说》、《道术》、《六术》三篇著作具有儒、道结合、由道家思想向儒家思想转化的特点，集中体现了黄老思想对贾谊的影响，但是，贾谊“引用黄老思想的目的也是为了更好地补充和修饰儒家思想，使儒家思想具有时代的适应性;不仅黄老思想在他们的著作中不占主要地位，而且即便他们引用黄老思想，许多也是用儒家思想折射了的，是在儒家的立场上重新解释了的”[3]。贾谊思想的主线仍是儒家思想，他积极地吸收道家思想，是试图把道家的自然之道与儒家的社会伦理联系起来，为自己的思想找到一个本体论的基点。

注 释:

《贾谊新书》是贾谊文著汇集，为西汉后期刘向整理编辑而成，是目前研究贾谊政治思想的主要文献资料。本文中有关贾谊礼治思想的原文均引自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贾谊新书》。

[1]金春峰．汉代思想史[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95．

[2]于传波．试论贾谊的思想体系[J]．中国哲学史研究，1987（3）．

[3]金春峰．汉代思想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