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理运用信息技术促进高校教学变革*——访澳大利亚科廷大学副教务长吉尔·唐尼女士

陈凌珏，金慧

（上海外国语大学教育信息化国际比较研究中心，上海200083）

合理运用信息技术促进高校教学变革*
——访澳大利亚科廷大学副教务长吉尔·唐尼女士

陈凌珏，金慧

（上海外国语大学教育信息化国际比较研究中心，上海200083）

科廷大学作为澳大利亚最佳科技大学之一，其居高的学术排名、高质量的课程和创新的教学方式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2016年6月，由教育部教育管信息中心和上海外国语大学共建的教育信息化国际比较研究中心学者对澳大利亚科廷大学副教务长吉尔·唐尼（Jill Downie）女士进行了专访。吉尔·唐尼2013年授命担任澳大利亚教学办公室全国高等教育专家小组成员，2015年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邀请参与高等教育信息化未来项目（ICT in Higher Education Foresight Project），现任澳大利亚科廷大学副教务长，其主要研究兴趣为教学的创新与变革，致力于应用信息技术并尝试新兴的教学模式以推动高等教育领域的教学改革。在访谈中，吉尔·唐尼立足于澳大利亚科廷大学教学改革方面的实践，探讨了包括教学方式的转变、教师信息技术素养的提升、教师的角色定位、学习评估等方面的问题。

教学变革；教学方式；教育信息化

教育信息化国际比较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中心”）：尊敬的吉尔·唐尼女士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您能和我们分享一下澳大利亚教育信息化的现况吗？

吉尔·唐尼：你们好，我也非常荣幸接受贵中心的访谈。这些年澳大利亚的教育信息化在不断发展，许多大学多年前就已经开设了在线课程或者项目，目前已经实现让大部分的学生通过在线的方式进行学习，只有很小一部分学生采取面对面授课的方式。以科廷大学为例，目前拥有60,000名学生，超过一半以上的学生都有在线学习的经历。目前，澳大利亚的大多数大学都已经开展了混合式教学，并将信息技术融入课程和教学评估中。38所大学中大约有6到8所大学在引领着教育信息化进程，科廷位列其中。在科廷大学，很多学生希望通过视频的方式观看所有的讲座和授课内容，我们一年中会使用大约1,500,000份视频资源。我们改变了传统的教学方式，为学生提供交互式学习，大约83%的课程采用了翻转课堂模式。在翻转课堂中，我们试着颠覆传统教师一味教授的授课模式，让学生开展合作式学习，培养他们的问题解决能力和批判性思维能力。总而言之，在澳大利亚，许多大学都在教育信息化发展中不断前进。

中心：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邀请参与的“信息技术在高等教育中应用的预见项目（ICT in Higher Education Foresight Project）”的国际专家组的成员之一，您能介绍有关这个项目的一些情况吗？

吉尔·唐尼：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15年3月开展此项目，参与此项目的成员来自于世界各地，包括巴西、英国、美国、中国等多个国家。我们花了整整两天时间讨论各个国家在信息技术发展中的问题及所面临的挑战，然后把这些问题汇总为十大全球性的问题。主要问题包括社会契约问题，探讨高等教育的社会价值存在于何处，即教育和教育信息化的社会契约性；其次是各国是否接受成为高等教育生态系统的成员，以促使各成员间能够互帮互助，维护教育生态系统的稳定；另外，学习的有效性以及资格证书的认证问题也非常重要。从长远来看，学习将不再是内容的学习，因为内容无处不在，而学习将是关于评价、有效性和可靠的反馈，即具备高整合性、高质量和真实性评估，因此，对于高校而言，需要提供的是资格证书。在澳大利亚东岸有一所非常棒的高校，学生如果希望申请硕士学位，这所高校的做法是在开学初提供给学生一门有关该学位的课程，待毕业时再提供一门此类课程，而其余的过程都只是颁发资格证书和徽章，即学生需要向学校提供每一模块的学习成果。该所大学从不教授学生任何内容，学生需要通过MOOCs进行自学从而获得这些徽章或证书。现在澳大利亚的高校都往这个方向迈进。我们曾在《高等教育2030》中提到了这种商业模式，此种商业模式该如何运用从而使高校或者企业能够继续生存，学生应该为学习支付哪些费用等问题都是值得我们进行深思的。目前这种商业模式对于所有人而言都是公平的，每个人都有机会进行学习，因为其提供的内容是开放的。

高校授予学生资格证书前需要做的是拆分课程内容（Unbundling the content is part of Credentialing）。换言之，高校提供给学生小规模的课程或者迷你模块，之后学生会选择他们的学习内容，不同的学生可能会选择不同的学科，因而高校可能会提供一些世界通用型课程，比如学士学位的课程或者硕士学位的课程，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每个人的学习内容相同，每个人会根据个人不同的需求而选择不同的内容，开放教育资源策略正好支持了这一点。

我们还提及了教师信息技术能力培养的问题。未来的学习条件，即学会学习、学会思考，学生不仅仅是学习课本内容和运用数据，更应是学习如何分析以及如何合乎道德地使用数据。我曾看到一份数据，某公司在推特上发布说在过去的2年内生成了全世界90%的数据，按照这速度，至2020年数据将增长4300%。面对如此庞大的数据我们该如何处理是非常复杂的问题，特别在中国，每位学生都拥有一个身份识别代码，将面临处理庞大的数据进而分析学生需求的问题。

最后一个议题是关于机器是如何改变我们需要学习的内容，包括机器学习比如AlphaGo、谷歌翻译以及对于使用机器学习而引发的评估问题。这些问题都是该项目的目标，目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在制定相应的政策。

每个国家都有其自身的挑战和问题，所以为世界性问题提供一个解决方案并非易事，因而就得反复推敲现有方案。举个简单的带宽技术的例子吧，不丹是个多岩石的国家，你不能强制要求不丹拥有移动技术，因而对于该问题需要反复思考相关对策。

中心：我们了解到您曾经担任澳大利亚国内高等教育教学办公室专家组成员，您能向我们介绍下这个机构的主要工作吗？有什么正在运行的项目吗？

吉尔·唐尼：该机构由来自澳大利亚不同大学的6名成员组成，建议澳大利亚教育部关于教与学的一些事项，主要工作涉及质量保证、学术诚信、围绕网络、作弊、澳大利亚英语语言熟练度、毕业生就业能力等多方面。一些申请人会向高等教育教学办公室申请资金，成员们阅览了申请书之后会拨给他们一定钱款以支持他们进行教学研究，与此同时，申请人也会申请全年的研修项目基金，但是他们必须提供草案，其中需要包括哪些人将参与该研修项目、该项目最终的成果的创新之处等。成功的申请人将使用该项资金开展研究，同时可能还需要与来自不同高校的专家进行合作，最终可能需要将研究成果推广至澳大利亚所有高校。正是由于每项申请项目成果的不同，澳大利亚才能够在信息技术促进教学领域发展神速。

中心：作为科廷大学的校领导之一，科廷大学有无制定一些政策或者策略来促进教育信息化呢？

吉尔·唐尼：在科廷的教学领域，制定了“为了明天的学习（“Learning for Tomorrow”）”战略，旨在于改变传统教师授课的方式，改变传统课程模式，开发相应的基础设施和其他正式或非正式的学习空间，以帮助学习者学习。总体而言，随着我们逐渐将信息技术融于教育以促进教学质量和学习的过程中，我们制定的策略、政策和程序也将发生相应改变。

中心：关于教育信息化，您认为应该更加关注哪个方面呢？信息技术基础设施、提高教师和学生的信息技术能力还是教学转型？

吉尔·唐尼：就基础设施而言，我们现在做的是改变现有的物理设备，同时为教师提供专业化的发展性学习。在科廷大学，我们拥有79个基于技术的合作性学习空间，以便于我们将教育传播至世界各地。对于改变现有的物理设备与为教师提供专业性发展，两者我们同时并行。在改变物理环境和基础设施的同时，也为教师提供专业化发展机会，提高他们的信息技术能力，这会使改革变得更加容易，而现实中确实很多教师也正在接受并进行着改变。

提高教师的信息技术能力是个整体性的问题，关于这点我们正在使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教育信息化框架的相关内容。至于教师需要什么信息技术能力以及如何提升该信息技术能力，框架中也提给出了答案。教育领域应该注重理解教育信息化、课程和评估、方法论、信息技术、组织和管理以及教师专业化学习。教师知识获取模块应该包含技术素养、知识深化和知识创造三个维度。如果想要改变传统的教学方式，实现学习者的合作化学习并且培养他们的批判性思维，那就有必要促进教师的信息技术能力的提升。

我们为教师提供专业化发展，为新进教师提供四大模块便于其尽快了解科廷，内容均有关于如何进行教学，如何改变传统的教学方式。我们还为教师提供同伴互评机制，即教师能够相互观察工作，你需要敞开大门欢迎其他教师进入，使他们了解你是如何进行教学的（面对面授课、在线授课、讨论材料或课程学习资料等），之后他们会给你反馈。所以总体策略就是提高教师的信息技术能力，包括内部驱动力和外部驱动力。

中心：您能介绍下，在新时期推动教师专业化发展的重要因素包含哪些吗？

吉尔·唐尼：关于这一点，《在地平线报告》中已有提及。在科廷大学，我们已经开始实施翻转课堂，让学生带着自己的电子设备进入课堂，开展非正式学习、学习空间等，而现在的关注点是衡量学习效果，所以我们目前在做的就是学习分析。关于促进个性化学习，我们必须思考如何建设游戏平台，从而使不同学习者通过该游戏平台学习后会产生不同的感受。

关于创客空间，迄今为止我们已经进行了很多有关虚拟现实和心理现实（mental reality）的尝试，同时与相关产业进行合作将其运用至学生学习过程中。在未来的4-5年内，这些技术将会成为热点。关于自适应技术，我们的游戏平台已体现了该技术，我们正往这个方向迈进，但是步子很小，因为需要使用互联网大数据来解决问题。

关于教学，我们也努力进行着改革，就比如MOOC，我们怎么能够持续让学生来支付相关费用呢？该商业运作模式可能维持一段时间，但是不可能在未来的20年、30年甚至50年也如此运作，就像柯达，如果我们不进行改变，那可能在某一天我们就会被时代所淘汰，所以我们必须进行创新性改变，并加强机构间的合作。学生如果希望同时从你我的学校获得学位，我们必须思考如何展开校际合作，满足学生以及时代需求。

中心：科廷大学正在运行一项技术加强学习项目，您能否与我们分享下此种新模式是如何提高学习的呢？

吉尔·唐尼：我们已经将众多技术引入教学中，我们发现学习的互动性越强，学生就越积极主动地参与学习，学习效果就越好。如果使用技术进行交互，同时又能够提供即时反馈，那么学习效果会更佳。为了实现该目标，我们开发了我们的游戏平台，将课程模块整合入我们的游戏平台中，学生可以在平台上进行学习，就像玩游戏一般。

在该游戏平台，学生可以选择并将模块进行自由搭配组合，回答问题。测试是其中的一部分，但是其体现的交互性是学习极其重要的版块，而且对学生进行的评估并不是安排在课程结束之际，而是置于整个交互过程中的任何时间段，只要学生做出了决定，就可对其进行过程性评估。学生进行完评估之后，会得到许多评估分数，根据这些分数，你能够告诉他们是否做出了正确的决定，从而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该平台的课程内容由课程专家开发而成，而游戏开发者和媒体开发者则帮助专家将内容整合入游戏，他们之间互相合作，寻找出那些学生可能做出决定的得分点。建立该游戏可能会花一段时间，但是该游戏是可升级的，这也就意味着学生能够升级自我学习。在学生做出决定之后，就会获得评估分数，我们通过数据分析技术，回顾学生在哪些得分点上做出了决定。该平台的确改变了学习，促进了学习，主要是因为它使学生更好地进行了交互。

中心：据了解，科廷大学打算在2017年上线一种新型MOOC，该课的特点是什么？你对MOOC的发展有什么期待吗？

吉尔·唐尼：是的，该门交互性MOOC叫做矿业业务（The Business of Mining），该课程涵盖了游戏、学生间的交互，非常有趣，目前我们已在我们所有的MOOC课程设计中都融入了这些理念。在打造数字品牌的时代下，目前已经有22,000位学生选择了该门课程，其中60%的学生表示他们想要更多地了解科廷大学并在科廷大学学习，所以你需要让你的学生爱上你的MOOC，同时让学生有机会能够进入你的大学修习有关硕士学位和学士学位的课程或者其他小规模的课程。通过来自不同国家学生进行在线学习，你就能够获取相关数据并进而进行分析，了解哪些人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学生，你可以通过授予他们奖学金的方式让他们来你的学校学习。MOOC实现了全民学习，通过提供高质量的教与学促进平等与公平教育。

我认为MOOC这件事具有两面性，它是一种吸引学生的策略，但是我认为它也是一场数字革命。内容已经不是关键了，许多学生课前就进行了MOOC学习，之后回到课堂展开翻转课堂式的学习模式，虽然说他们可能并不喜欢这种模式，但是他们的确是学得更好了。他们带着问题来到课堂，与教授进行探讨，这就是更好地学习，更深入地学习。我认为那些不参与数字革命、仍保持传统教学的大学，它们在未来无法成功。可能会有一些大学或院校关门，我觉得这是有可能的，如果你不变革的话，你将会被淘汰。

在我看来，如果你是高校的领导或想引领高校发展的话，你必须支持变革，并进行推进，尝试一些新技术。除此之外，我认为合作也十分必要，我们现在正与亚利桑那州立大学（EdX的合作伙伴）合作，让学生第一年完全通过在线的方式学习美术课程，之后他们回到科廷大学进行在线学习和实际操作，随后再在EdX平台上学习8个单元，我们会对学生的学习进行评估，之后会根据评估结果授予其美术学位和亚利桑那大学和科廷大学的徽章。所以，我们需要不断思考如何创新性地使用信息技术，因为未来的学生不仅仅需要的是科廷大学的学位，他们可能需要有一段时间在中国学习，一段时间在科廷学习，因而我们必须提供灵活的方法，从不同角度进行思考未来的学位需要如何设置。

中心：我们注意到澳大利亚十分注重质量保障和评估，您认为它在教育中起什么作用呢？如何设计整个评估过程以保证学习的有效性呢？

吉尔·唐尼：真实的质量评估非常重要。如果你进行在线学习，我怎么知道是你在做评估而不是你的朋友替你做呢，这就涉及了评估的真实性，我们必须确定你没有作弊。为了证实这一点，我们使用视频进行一定程度的监管。在不久的将来，一个有关于此的项目将上线，能够获悉是否是学生本人在做评估。如果学生让他的朋友进行评估，而结果却显示是学生本人，系统会成功加以识别，知道该学生是在作弊。就教学质量而言，所有的这些都十分重要，如果你以评估和资格证书吸引学生，那么你就必须要确保你所在的大学确实拥有高质量的教学和评估保证体系，当然其中也会面临着许多挑战，这都是我们需要去思考和解决的。

中心：谢谢您的分享。再次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编辑：王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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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673-8454（2017）09-0001-04

本研究受2015年度上海外国语大学校级重大科研项目“中国与英联邦国家教育信息化战略比较研究”（项目编号：KX161068）基金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