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8-31
叶光凤
(云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云南 昆明 650500)
●语言学研究
中式英语的认知文化模式解读
——以中英FAMILY的表达为例
叶光凤
(云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云南 昆明 650500)
英语在词汇的使用上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能适应世界各国使用的词汇在不断的产生。而中西认知文化模式的差异导致相同的文化关键词所体现的文化认知模式不同。针对“家”这一文化关键词在中西方认知文化模式中的差异,在认知社会语言学视角下作进一步的阐释,并为中国学生的中国式英语学习找出认知文化理据。
认知社会语言学; 认知文化模式; 家; 中国式英语
在认知社会语言学兴起之前,对世界英语变体的研究主要局限于社会语言学,仅仅从社会取向来研究。随着认知社会语言学兴起及世界英语变体的研究受到广泛关注,国外学者主要关注世界英语的发展状况,其研究重点是各种世界英语变体。大多数学者从语言学、社会语言学等角度研究世界英语及世界英语变体。首先国外的各种研究没有明确指出研究的是中国英语或中式英语,随着对亚洲英语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对中国英语的研究比较感兴趣。在2002年时,《World Englishes》杂志出版了一期题为“English in China: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的专刊,内容主要涉及语言政策、语言教学改革和高等学校人文主义和文化教学等。世界英语研究专家、社会语言学家、香港大学的教授Kingsley Bolton于2003年出版了一本名为“Chinese English: a sociolinguistic history”(《中国英语——一部社会语言学史》)的专著,书中综述并讨论了大量描述和分析中共英语的历史研究、语言学研究及社会语言学研究。还探索了英语在中国大陆不同历史时期的地位以及1997年以来新的发展动向。
国外很多学者在研究时并没有严格区分中国英语还是中式英语。而国外涉及对语言及语言现状的认知文化模式研究,主要有:2008年,Wolf &Polzenhagen 以非洲英语和英国英语为目标语料库,总结分析了非洲英语变体中非洲社团模式的文化概念化认知;Wolf 对香港英语的文化概念化研究;2009 年,Wolf & Polzenhagen 则从英语的英、 美变体和非洲变体中亲属关系的隐喻概念化,强调社团群体意识的非洲集体注意文化模式和个体独立性的西方个体主义模式及其冲突[1]。Sharifian(2008)结合了人种学的研究方法考察了澳洲土著英语和盎格鲁——澳大利亚英语中 home的不同文化模式和概念差异[2]。但从认知社会语言学视角研究中式英语的较少,本文将在认知社会语言学视角下对中英FAMILY的认知文化模式作简要的解读。
国内由于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使用英语的人增速,但所说英语并不被本族语者理解,一些学者开始关注中国式英语的研究。李文中从中国英语的构成、特征和文化意义三方面分析中国英语与中国式英语的相互关系,并对中国式英语的形成根源、主要表现作了初步探索[3]。孙骊通过回顾英语在世界范围的使用状况和各国学者对英语变体的研究,提出中国外语界也应该关心“英语在中国的使用”、“英语和中国环境的结合”等问题,实际上提出了中国英语的定位问题[4]。文秋芳提出双层英语的假设,认为只有国际化与本土化的有机结合才能确保英语成为跨国、跨文化交际的有效媒介,让英语共核和本土化共同为英语交际服务[5]。何自然等学者曾强烈建议从语用学和翻译学的角度来学习中国式英语[]。
虽然大多数的学者都研究中国式英语,但是大多数都是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很少有学者从认知社会语言学角度去挖掘文化认知的根源。
认知社会语言学中的认知文化模式具有浮现性、开放性和动态性,接下来将对认知文化模式作一定的阐述,并就中西“家”的不同文化寓意作简要的阐述。
(一)认知文化模式的特性
1、浮现性文化认知
Sharifian认为浮动性文化认知指的是一个文化群体而不是个体的复杂的认知系统[2]。文化的认知,特别是文化知识,是一个浮动性的系统,指的是不同的文化群体成员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概念上的交互。它逐渐发展成为一个文化群体的复杂的知识系统。因为各种各样的社会因素,同一个文化群体中的成员可能会有一些共性,也存在差异[2]。
认知语言学与其它学科间的跨学科研究,概念上扩展了认知,如认知的社会语境,认知与文化和语言的交互作用。然而由于认知不仅是个体的,还是群体的。在一定文化情境下,文化群体的成员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上互动而产生浮现性的文化认知系统。
2、开放性文化认知
文化认知是从认知文化群体中的成员间的互动而显现出来的,不同的文化群体间的文化认知是不同的,不同并不意味着各个文化群体间是孤立存在的,它们之间仍然需要一定的交流与沟通,这就需要不同文化群体间以接纳包容的态度去吸收借鉴传播其它文化群体与本文化群体的特征。随着社会的发展,各个文化群体间的开放程度也会有一定的差异,文化认知的开放性也就会受到一定的社会因素的影响。开放性的文化认知同时也能促进各个文化群体间文化交流与传播,在全球化这个大背景下,开放性的文化认知更能促进各个文化群体间的发展。
3、动态性文化认知
文化认知是从认知文化群体中的成员间的互动而显现出来的,是区别于其它文化群体的独有特征,也是区分不同文化群体的关键,但是并不意味着文化群体成员间的交互而产生的认知是固定不变的,它会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类的认知而具备动态性。文化与社会是密不可分的,一定的文化反映了一定的社会现象,一定的社会现象也导致了文化的差异。文化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而变化,对文化的认知也会相应的发生变化,因此文化群体成员间的互动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社会的发展和人类的认知都会使文化认知具备动态性的特征。动态性文化认知也反过来反映了社会的发展和人类认知的变化。动态性文化认知也要求人们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各个文化群体间的特征及文化群体间成员间间的互动,并就其异同作出一定的文化阐释。
(二) 文化认知的内容:概念化和语言
周红英曾论述到文化认知包括两个方面,即文化概念化和语言。文化概念化指不同文化群体对世界的独特的识解方式,包括对经验的图示化、范畴化和建立不同认知域映射的心理模型(即隐/转喻)[7]。
根据Gitte Kristiansen和Rene Dirven认为“概念化”具备许多人类认知的形态,而这些形态是感知和概念化过程的结果。被人们普遍关注的概念化指的是意象图式、范畴化、隐喻和模型。人类概念化是多维度的,因为它们的形成来自不同的身体体验、环境以及文化体验,目的是帮助理解和组建新的体验。然而文化体验也包括所谓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可能会影响人们日常生活中概念化的事物以及环境。据此,人类的行为、思想和情感等都受到概念化的影响,可从概念化的角度识解[8]。由于处于一定文化群体,这些概念化的识解受到社会和文化因素的影响。因此,它们属于文化概念化,也是文化认知的一部分,具有浮现性和动态性。
文化概念化反映在许多方面,如词汇层面、句法层面和语用层面。词汇方面指不同的文化群体因其独特的文化内涵和因素,会产生具有特色的词语来描述独特的文化,反映一定的文化习俗、文化规范。Sharifian和 Wolf & Polzenhagen在世界英语变体的认知社会语言学研究中分别以 home 和 family为关键词考察了不同文化语境下家文化模式的差异[7]7。Sharifian结合了人种学的研究方法考察了澳洲土著英语和盎格鲁-澳大利亚英语中 home的不同文化模式和概念差异。然后对不同的文化模式对人类概念化的作了对比,揭示了基于语言特下的文化概念化[9]。
(三)认知文化模式
认知文化模式,字面可理解为认知模式和文化模式的结合。认知语言学中,认知模式指属于特定领域的认知语境。它们并不是普遍的,而是依赖人们所成长和生活的文化环境。文化给我们提供了我们所能体验到的所有情境。也就是说,认知模式依赖于所谓的文化模式。因此认知文化模式这个术语,同时包含了能对语言变异产生影响的认知和文化元素。
1、认知文化模式定义
如前文所述,文化认知不是个人的,而是具有浮现性特征的复杂认知系统。即尽管大脑负责概念化与语言的产出,但是最终浮现性程度是在文化群体或语言社团的层面。文化认知包含两个方面,即文化概念化和语言。因此文化概念化也超越了个人认知,是基于社会和文化构建的。
文化模式可能包含一个意象图式、范畴和隐喻网络。同时文化模式是基于文化概念化的概念,即文化范畴、意象图式和模式。当意象图式的复杂达到一定程度时,就叫“文化模式”,它能覆盖意象图式、范畴和隐喻。并且因为文化间的差异,有不同的文化模式来识解这个世界,通过不同的语言和语言变体来理解这个世界。
在认知社会语言学中,对世界英语的研究已经证明语言的扩展所导致地方性的变体将会产生隐喻和转喻的认知风格。这些研究的结果不仅阐述了认知语言学在语言的浮现性的论点,而且也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语言、认知和文化以及三者之间的关系。
2、认知文化模式和语言变异
就全球化和英语的受欢迎程度而言,英语变体的研究已经成为这个时代促进国际交流的需要。尽管英语词汇和语法在众多英语变体中仍处于核心地位,但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来看,这些英语变体的系统包含了独特的文化模式。Sharifian曾指出尽管最基本的人类行为、观点和情感能被超越个人认知的基于社会和文化构建的概念化识解[2]。文化模式作为文化概念化的重要形式,体现在语言的许多方面,比如词汇、句法和语用层面。不同语言的词汇概念化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文化规范、语言和本族语者的体验。
文化模式是语言变体的基础。语言不仅具有表达功能,还具有认知功能,是一个民族思考和心理活动概念的工具。语言背后总会隐藏着一些东西。若文化没有社会传承的习俗和信仰,语言就不能存活。由此可知,文化和语言间的密切关系是: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同时也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既有共性也有不同,任何语言都不能承载世界上所有的文化内涵。但每种语言会承载本民族的文化特色。在文化概念化形成的情况下,任何特别的文化都会提供一些特别的文化体验。因此,文化模式间的关系有必要作进一步的解释,语言和文化的关系也需作进一步的分析。不同的文化模式决定了语言中不同的表达方式。当一门外语进入当地文化,本族语者心中的文化模式将被强加在语言的学习和使用上,由此可知,语言变异可能会发生。
语言变体实例化文化模式,首先语言变体反对语言模块理论并且强调语言和人类基本的认知能力的相互关系。其次根据认知语言学,语言系统和语言使用间的关系是辩证的和交互式的。人们使用语法去创造正确的和可理解的语言,且具体的语言使用的例子能够实例化语言系统或者语法。语言的基本原则能够从实际使用的例子中抽象化而来。实际使用的例子可表明语言系统也是动态的。Tummers, Heylen & Geeraerts认为就社会语言学而言,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10]。反之,社会也对语言产生巨大的影响。语言使用者的不同阶层,社会地位,教育,民族和国家等都会导致语言形式的不同,最终产生语言变异和语言变体,主要体现在发音、语调、语法、词汇甚至语言使用方面。
因此,基于用法的变异研究在认知社会语言学中确切的反映了社会对语言的影响--那就是语言的社会变异。这就要求用实证和具体方法来研究语言,而不是一直在传统方法上固守不变。
近年的研究已经展示了众多的英语变体的特征能实例化揭示不同文化体验的文化模式。比如Sharifian 结合人种学的词汇联想法考察了澳洲土著英语使用者和澳大利亚标准英语使用者对共核词汇home的概念化。其研究发现,这个文化关键词在两种变体中所蕴含的文化概念化并不相同:澳洲土著英语中home的概念化范围囊括了大家庭(extended family)的成员或者有频繁接触的社团成员,具有典型的土著文化特征,而盎格鲁——澳大利亚英语使用者的概念化则局限于居住的房屋、居家物品、室内活动等,反映了西方文化语境下典型的home认知模型[7]。
3、认知文化模式和文化关键词
文化关键词,通常是从语料库中得出,是语言或者语言变体中具体文化概念化的表面形式。比如,英语单词FAMILY仅仅是习惯于用来代替本土词“家”,具有高度的社会文化语境下的意义并且意义的复杂性形成了“家”的象征价值。同样“家”的象征意义也包括在中式英语和中国英语中。文化关键词在文化中的重要作用能够反映该词所蕴含的文化意义和文化。而认知文化模式则用于分析文化关键词。
英语单词FAMILY是文化关键词之一。在不同的英语变体中,许多语言学家已经在文化概念化和文化模式方面来研究英语单词FAMILY。比如Sharifian通过实证研究已经证明了“家”在土著文化中是一个广泛的社会关系网络,比西方核心“家庭”的概念更广。
(一)在中国人心中“家”的大意
在中国人心中“家”是一个中心概念。为了理解中国的生活方式和社会,你必须知道“家”对他们到底意味着什么。
“家”是中国人生活中的中心,因此无论他们是政府工作人员还是商人,他们总是把“家”放在第一位,并且对“家”给予最大的重视。中国人无穷扩大“家”的结构和“家”的概念去识解与他们的解释相一致的社会现象。他们使用“家”的道德标准去解释社会道德标准。如果一个人对工作较负责,他们会说工作是他的“家”。当描述和平时,他们会说世界是一个大“家”。由此可知“家”是社会,社会是“家”。这两个概念没有什么不同。甚至很多专家、学者还有领导人的演讲中经常说到“家”是社会的缩影,社会和国家是由众多的“家”组成的。
在中国人心中“家”这个复杂概念所包含的概念化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A. 居住的房屋;(这就是我的家)
B.由婚姻关系和血缘关系联系在一起的家庭成员间的相互关系;(我家有五口人)
C.家庭成员间的相互责任和义务;(你们是一家人,要相互帮助)
D.必备的家居用品和设备;(这里什么都没有,哪像个家呀)
E.为家庭成员提供物质和家庭上的保障;(饮食、娱乐和游戏等)
F.家庭成员对家庭的责任、价值观念等;(他很顾家)[9]
(二)中西“家”的认知文化模式的对比
在英语中,“家”的认知模式包括英语单词“home”和FAMILY。“Home”和FAMILY 在认知模式和扩展模式下有不同的原型意义。西方文化把核心家庭视为“家”的原型,强调家庭成员的婚姻关系和血缘关系,价值观念和情感[1]。对于西方人而言,个人和“家”有着自然的关系,但是个人和集体仅仅是契约关系。个人主义在西方是备受尊崇的。它被认为是一种美德甚至是一个国家民族身份的象征。西方文化的思想核心是个人意识:每个个体追求的是人身自由和个体的独立。因此西方人缺乏中国风格式的集体主义的归属感。在他们的意识当中,“家”和集体主义间有着很长的距离。西方人很少能够融合FAMILY范畴的原型特征,就“家”的关系而言,价值观念、行为和情感进入他们生活中的其它社会空间,但是能够映射出一些非人类生活世界“家”的隐喻认知模式的一些特征。正如“home”的概念范畴,和“家”的概念范畴是不同的,和它的原型意义是有关联的。
从认知角度来说,“家”认知模式被延伸到集体主义。“家”和集体主义都是想对你独立的实体,某种程度上存在概念的相似性。从这个观点来说,“家”的原型意义是通过隐喻映射原理而扩展的。作为相对独立的范畴或者认知域,“家”和集体主义没有本质的联系。Dirven强调认知域的概念距离依赖于具体文化语境中认知主体对客观事实的识解,还有认知主体和认知客体间的交互作用[11]。而概念认知的不同也有其文化方面的原因:集体主义和“家族化”连接着“家”的概念和集体主义的概念,“家”的概念和集体主义的概念距离相对较近,直到被归入同一认知域。因此,我们能推断在中式英语中“家”的主要概念化是“集体主义”就是“家”。“家”的意义范围通过概念化认知而被扩展,比如隐喻和转喻,远远超出了西方“家”的范围。
(三) 在中式英语使用中“家”的认知文化模式
Lakoff认为人类通过与外部世界交流而产生的认知模式组织和呈现他们的概念系统。认知模式是知识构建,抽象于人类的生活经验。因此它是理想化的,并且被四种主要的组织原则所建立,即命题结构、意象图式、隐喻和转喻映射[11]。认知模式明确了在一个社会群体中被人们所分享的基本意义或原型意义。认知模式并不是普遍的,而是依赖于人们成长和生活的文化环境。可知认知模式最终依赖于文化模式。即在两种文化中,特别是两种距离较远的文化,认知模式也是不同的。
“家”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包括许多的命题。整个中国文化建立在“家”的概念上。“家”的文化——众多的以“家”为导向的系统,建立在血缘关系上的行为、思想和态度,还有地理关系成为中国文化特点的重要参考,并且对中国人的行为和价值观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语言是文化的一个部分,因此文化的不同会导致语言变异。因此,当英语的传播速度加快,必将受到当地文化的影响,从而导致英语的变异。在世界英语的研究中,认知社会语言学已经开始研究这种现象。从上述论述中,我们已经了解到在中国“家”的主要概念化是“集体主义是家”,然而在英语中,“家”的概念化主要是指“核心家庭成员就是家庭”,不仅如此我们还知道在中国文化中“家”的意义范围远远超出西方文化。当英语学习者学习英语时,文化模式间的差异一定会对“家”的概念化产生巨大的影响。
本文主要阐述了以下三个方面,第一,阐述了中国式英语的概念,并且简要综述了中国式英语研究的状况。第二,阐述了世界英语变体在国际国内的一些研究现状,表明本研究具备一定的研究意义,促进中西方文化的和谐发展。第三,对认知文化模式作了一定的阐述,并就认知文化模式下中西方“家”概念化的不同作了一定的解释,目的是让大家在学习英语及理解英语时,不要被误导。同时在中西文化交流时注意不同的文化关键词在不同文化模式下的意义。了解“家”在中西方文化中的不同意义能够减少交流间的障碍,促进中西方文化间的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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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search on the Cognitive Cultural Models in Chinglish——Taking FAMILY Expressed in Chinglish and Western English as an Example
YE Guang-fe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Kunming 650500, China)
English vocabulary use is not stay the same, the words adapt to the various countries’ use are continuously produced. However, the differences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ognitive culture models cause the different cultural cognitive models of the same cultural words. For the cultural key word of “FAMILY”, the different cognitive culture models will be further illustrated under the viewpoint of Cognitive Sociolinguistics and find out the cultural evidence of Chinese students’ learning of Chinglish.
Cognitive Sociolinguistics; Cognitive Cultural Model; FAMILY; Chinglish
2016-09-27
叶光凤(1992— ),女,云南富源人,在读研究生,主要从事认知语言学、二语习得和应用语言学研究。
H319.3
A
2095-7408(2016)06-008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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