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大地上的农业全书——昭通农业地名探析

傅奠基

(昭通学院 管理学院， 云南 昭通 65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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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大地上的农业全书
——昭通农业地名探析

傅奠基

(昭通学院 管理学院， 云南 昭通 657000)

昭通农业作为中华文明的组成部分，有着悠久的而独特的历史。千百年来，广大农民在昭通大地上辛勤劳作，他们的奋斗与梦想，痛苦与喜悦，以及饱暖饥寒等各种人生际遇，都在地名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意蕴丰厚的农业地名，是昭通区域文化的宝贵遗产，值得珍视和传承。

昭通地名； 土壤田地； 水源水利； 农业物产

农业立足土地，安济苍生。在近万年辛勤耕耘中，不仅哺育了人类，而且成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基础。中国古代，农业不仅被看成衣食之源，而且也是国富民强的决定性因素。《吕氏春秋》云：“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

天地生养万物，劳动改变世界。千百年来，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负青天的广大农民，在昭通大地上辛勤劳作，他们的奋斗与梦想，痛苦与喜悦，付出与收获以及饱暖饥寒等各种人生际遇，在地名中都留下了深刻的烙印。昭通丰厚的农业地名是宝贵的区域文化遗产，值得后人珍视和传承。

一、安身立命的第一产业——昭通农史地名

昭通农业有着悠久的而独特的历史。《华阳国志》载，生于朱提(昭通)的蜀王杜宇“教民务农”。传说杜宇死后魂魄化为催耕的布谷鸟。蔡襄诗云：“布谷声中雨满犁，催耕不独野人知”。杜宇不仅被蜀国奉为农神，也为巴人所尊崇，号曰“杜主”。时至今日，在昭通市的一些县区中还有川主庙、土主寺等地名，均为民间祭祀杜宇的历史遗迹。

1995年，考古人员在距昭通市区以东约20公里的贵州威宁县中水镇发现装有大量碳化稻谷的两个土坑，经碳14检测，这些稻谷距今已3 100年左右 。2004年，考古人员又在距中水汉墓群大约3公里处的鸡公山上发掘出300多个土坑，其中80%出土有碳化稻米。属于西南地区发现的最早的旱稻农业实物遗存。 中水夜郎遗址汉朝时期属于朱提县。中水出土的大量稻米遗迹，足以证明3 000多年前的滇东北地区，不仅进入了农耕社会，而且有用稻谷随葬的习俗。

春秋战国时期，居于昭通境内的僰人即以种植水稻、姜、蒟和经营荔枝园著称。《太平寰宇记·卷七十九》载：“僰在施夷中最贤者，古所谓僰僮之富，多以荔枝为业。园植万株，树收一百五十斛。”1989年发掘水富张滩土坑墓出土的文物，证实了巴文化已深入到今云南水富境内。 墓葬中的陶罐、陶器盖、陶釜、陶豆，以及陶纺轮、铁斧等器物，反映了这些居民的农耕生活特征。《华阳国志·巴志》载，巴人活动等范围“东至鱼复(今奉节)，西至僰道。”巴人的农业，则有一首古老的歌谣：“川崖惟平，其稼多黍，旨酒嘉谷，可以养父。”

秦汉之际，朱提地区的僰人已在利用“千顷池”、“龙池”等水利资源种植水稻。西汉时期中原移民大量进入南中地区，并传入铁器及牛耕等农技。西汉末年文齐曾任犍为南部都尉。《华阳国志·南中志》云：“先有梓橦文齐，初为属国。穿龙池，溉稻田，为民兴利。”贵州赫章县可乐镇西汉墓葬中出土5件陶屋模型，其中3件为干栏式建筑，房屋呈长方形，分上下两层，上层为居室，底层系碓房，内有一座用于舂米的脚踏双碓。证明司马迁记载的夜郎、靡莫、滇、邛都等部，“耕田，有邑聚”的情况属实。而靡莫、夜郎部分位于今昭通市境内。

两晋南北朝时期昭通境域内因战乱而残破不堪，“仓无斗粟，众无一旅，官民虚竭”。朱提民众“或入交州，或入永昌、牂牁。”永嘉五年后，僚人大批北上。《水经·漾水注》云：“李寿之时，獠自牂柯北入，所在诸郡，布满山谷。”直至唐宋时期昭通境内僚人与乌蛮仍交错杂居，中原王朝只能对他们实行羁縻统治。其中僚人“尽力农事”，是一个农耕民族，而乌蛮则属于半牧半耕的民族。《蛮书》载，滇东北区域的东爨乌蛮“邑落相望，牛马被野”，南诏地区则是“土俗唯业水田。种麻豆黍稷”，且“蛮治山田，殊为精好”。

元代昭通少数民族的农业仍有一定规模，元人李京《云南志略·诸夷风俗》谓：“土獠蛮，叙州南，乌蒙北皆是……常以采荔枝贩茶为业”。元朝推行土司制，并实行大规模的屯垦，既有军屯，又有民屯。其中乌蒙路有屯军5700户(名)，垦田143 945亩，分别约占全省屯户的23.15%和屯田亩数的27%，名列全省首位。 此外，乌撒、乌蒙两路，“泉甘土肥，宜育马、羊”，畜牧业也较为发达。元、明、清时期乌蒙马都曾作为贡品输入朝廷。

明朝朱元璋派大军远征云贵后，留下部分将士屯垦戍边，随即又征发百万移民进入云贵垦荒屯田，这些移民的居住地被称为屯堡。如镇雄的张基屯(明初军屯，头领叫张基)、陈贝屯(军屯首领名陈贝)等均为诸姓军官带兵屯戍的地方。此外，还有头屯、中屯、稍屯、屯上、屯口、大屯口、小屯、孙家屯口等地名。后来一些与屯垦无关的居民点也以屯命名，如永善鸡爪屯、双屯、利乐屯、普石屯，巧家半边屯、下水屯、干屯，大关陈屯湾、红石屯，昭阳区水屯、老鸦屯，绥江上屯、中屯等。

明清时期，原产美洲的玉米、甘薯、马铃薯、花生和烟草等作物，先后引入我国。不仅迅速改变了各地的农作结构，而且对社会经济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它们同样在昭通大地上生根发芽，留下了众多地名：

苞谷山、包谷箐、包谷沟、黄包谷地、罗家包谷地，洋芋坪、洋芋地、洋芋山、洋芋沟、洋芋塆、洋芋沟梁子、洋芋地坳口；

红苕包、红苕塆、苕湾、苕深沟，花坪子(产花生)、花生地，烟坪、烟地、烟坡、烤烟房、烟棚子、烟地堡、烟地坪、烟坪子、烟地沟、烟地湾、四台烟地。

上述带烟字的地名中，晚近者多是因种植烤烟、旱烟(如烟地坪)而得名，较早的地名则是因栽种过鸦片烟(俗称大烟)而得名，如鲁甸大烟地。

清朝康乾时代，实行了一系列有利于农业发展的措施。尤其是雍正朝改土归流后，云贵总督鄂尔泰极为重视恢复农业生产，他上奏朝廷的对策为：“逃亡及被胁从者，概令招抚……，复给与田土，助与耕牛，资以谷种，俾得各安生业。” 如“老改坪”，即因清朝时期将坡地改为平地而得名。在“湖广填云贵”的移民大潮中，大批汉族农民进入昭通，官方及民间均积极兴建渠堰陂塘，并广泛应用筒车、龙骨车、桔槔、笕槽等汲水引灌工具，水利和农业得到了较快的发展。这些在昭通地名中都留下了众多的印迹：

大水车、车子湾(水车)、车子坝、车坝、筒车坝、高笕、卷槽湾、高卷槽、石笕槽、笕槽边、笕槽沟、笕槽湾、涧上、大枧(枧同笕)、过水桥、水碓溪、水碓沟。

昭通先民们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开荒种地，最先关注的是草山、荒坡。为此，留下了许多相关地名：

白草坪、灰茅坪、青草坡、黄草坝、红草坪子、杂草沟、草子地、百草梁子、扯草坪、臭草坪、白蒿坪、茅草坡、芭茅坡、芭茅山，荒山、荒草坪、荒地上、荒坪子。

刀耕火种这一古老的耕作方式在昭通留下了众多的地名。如：镇雄县白头火地，放火烧荒，柴草未能烧尽(“白头”为方言，即未燃尽之意)；关火地，原名光火地，放火烧荒，因忌讳“光”故谐音为关。永善县死火堆梁子，山梁上草堆着火后，又自行熄灭。还有：

火烧地、火地、大火地、小火地、火烧岩、火烧坡、火烧箐、大火坝、大火地垭口、火地头、四火地、火厂、火山等。

从昭通带“火”字的地名中，还可以发现当时的取火技术及引火材料。火柴发明前的几千年间，火镰一直是人类主要的取火工具。“火镰圈”这一地名就是因为在此生产过火镰而得名。昭通地名中有许多“火石”打头的地名，记载着这一古老的人工取火技术在人类生活中的重要性：

火石沟、火石坳、火石地、火石岩、火石坪、火石坡、火石梁子、火石湾子、火石垭口、火石洞梁子、火石洞偏偏、火石塘、火石塆等。

火石也称燧石，与铁制火镰碰击就会迸发火星。要让短暂的火星变为持续燃烧的火焰，还需要特殊的引火材料——“火草”。火草为草本植物，叶片背面有一层白色绒状物，撕下晒干后就成为火镰的极佳引火之物——火绒。昭通各县区都有“火草”打头的地名：

火草、火草坪、火草坪子、火草老包、火草地、火草山、火草坪梁子、羊火塆(野火草俗称“羊耳朵草”)、火草梁子。

昭通也有几处叫火柴厂、洋火厂的地名。虽然火镰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但火镰、火石、火草却在昭通地名中留下了真实的记忆。火草不仅是引火材料，而且可食用，老百姓还利用火草纤维的韧性捻线织布做成火草褂子，故又名棉花草。

二、衣食之本的深切记录——田地土壤地名

人类定居后，以农业为第一产业，土地是百姓赖以生存的基础。刘熙《释名》说：“田，填也，五谷填满其中。”昭通乡镇地名中，以该地突出的土壤特征作为命名依据的就有高田乡、水田乡、艾田乡、田坝乡等13个乡镇。此外，昭通全市还有数量众多的土壤地名：

黄泥坡、黄泥堡、黄泥坳、黄泥埂、黄泥包、黄泥巴地、黄泥田、黄沙庄、黄土坡、红泥、红泥坡、红田、红地头、红沙地、红沙坡、红沙偏、红沙湾等。

上述地名，准确无误的揭示了昭通广泛分布的地带性土壤是亚热带森林植被条件下形成的黄壤、红壤。但是，在同一生物气候带内，由于地形、水文、成土母质条件不同以及人为耕作影响等因素，除地带性土类外，往往还有非地带性土类分布。昭通土壤地名中也有大量的例证反映了这一现象：

黑泥地、黑泥巴地、黑泥坝、黑泥沟、白泥地、白沙地、白沙坡、花泥巴、油沙地、马血泥、石田、盐沙地、沙坝、沙田、大沙地、烂泥田、烂田湾、烂田坝等。

民谚曰：“千年田地八百主”。除土壤的理化特性之外，土壤的归属更是老百姓安身立命之本。农业社会中，土地被认为是家庭财富中最有保存价值的东西。因此，昭通大地上出现了许多带有姓氏，表明田地归属的地名：

邓家田、余家田、钟家田、肖家田、海家田、唐家田、高家田、管家田、郭田塝、毛家田、董家田、董家田坝、杨家田坝、王家田坝、任家田坝、巫家田坝；

安家地、郑家地、朱家地、蔡家地、冯家地、鲍家地、陈家地、管家地、杨家地、代家地、朱家大地、陈家大地等。

在这些家族田地中，镇雄“同管田”则记录了老百姓将田地视为命根子的独特心态，该田原为赵氏养老田，要求后裔不得分割，要同耕同管，故名。从生产关系角度看，土地占有制度及其相应的赋税政策等，都直接制约着农业生产的发展水平。如清代的土地分为官田、民田两大类。因此，在昭通地名中除民田、民地之外，也少不了官家田地的身影。诸如：

官田、官地、官坝田、官田坝、官火地、官地塆、官地头、官山坪、官家坪子、官家梁子、官家垭口、官家岩洞、官家老林、官寨梁子、官山坪梁子等。

民田主要在地主与农民之间进行分配。故民田较之官田更多地体现出按田地自然属性划分的特点。著名的《九章算术》就以“方田”开篇，主要目的就是为了丈量田地面积。如正方形称方田，矩形称广田或直田，二等边三角形称圭田，菱形称斜田，不等边四边形称四不等田。因此，田地的形状、位置、面积、数量等也经常被老百姓用作命名的依据：

方田、长田、长田湾、长地、方方地、四方地、海田、田头、田嘴、田垭口、田心、田中间、田尾巴、田边、尾巴田、横田、立田、梯子田、插花地、大田、小田、一锄地、三块田、三坵田、三台地、六块田、七块田、九块田。

在丈量土地的过程中，许多不规则的田块，也引起人们的关注。出现了团田、圆田、弧田、环田等名称：

环田、转转田、五环地、团田、圆田、园田、圈田、湾田、月田、月亮田、月亮地、坳田、扇子地、马鞍田、石旮旯、茶杯田、簸箕田；

羊角地、尖角地、三角地、四角地、六角坪、八角湾、九角塆、坡角、山角、倒角、道角、角沟、扁担角、三岔地、岔角田、小大田(大小不一的许多水田)等。

奇形怪状、三尖八角的“畸零地”，既难以丈量，又不便耕种，但这些“旮旯地”，在惜地如金的农民眼中，依然是不可割舍的“宝地”。巧家县甚至有余家石旮旯这一地名。

土地的买卖、租赁、田产的分割等是农业时代人们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昭通一些地名的来源就包含了这方面的传闻，如公鸡坪子，据说有人卖了一只公鸡买得这个坪子而得名；一马地是用一匹马所换；银方坝，用银子所买；壹烧，袁家将土地以一坛烧酒的价卖给王家而得名。威信留半坡，该地原为三兄弟所有，但在出售此坡时，意见不统一，最终决定卖一半留一半，故得此名。还有：佃地(地主向佃农出租之地)、三七地(地主佃农以三、七分成)、三十份(三十家人于此平分土地)、比泥沟(三家人按比例分配土地)、鲁甸七脚半，系一张姓人家，将家产分为七份(脚)半，故名。

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的主要经营方式是租佃制度，但除正租外，地主们无不巧立名目征收各种额外地租。如民国时期，彝族土目除要农民交固定地租外，逢年过节还要佃户送牛、羊、鸡等。这些在昭通地名中亦有清晰的记录。如：狗鸡寨，百姓每年都要送狗、鸡给当地土目而得名；彝良献鸡，据说清朝时，一潘姓人家向当地土目租地，约定送鸡、猪肘各一只，总重30斤为租金，而佃主错记为30斤的鸡、肘各一只，后来土目反悔，打官司时潘家要求返还30斤重的鸡而胜诉得名；水富白咸坝，因白姓人家极为吝啬，担心帮工们多吃菜肴，便加重盐分，故名。昭通地名中也有免交租税的记录，例如镇雄的米粮地，过去因土地贫瘠免征皇粮，故称“免粮地”，后改为米粮地。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传统耕田农具种类可分为耕种用具、施肥用具、灌溉用具、收获用具与运输用具。昭通地名中的农具也一应俱全：

锄头沟、抬担梁子、扁担石、扁担角、弯刀卡、刀口塆、白刀岭、簸箕坎、簸箕坝、簸箕寨、筲箕坪、筲箕塆、包兜岩、撮箕河、撮箕口、扁桶山、桶子沟，碓窝坪、碓窝堡、碓臼坪、打厂坡、打场坪子等。

犁作为重要的耕田工具，在地名中也留下了清晰的印迹。如盐津犁辕坝、枷担沱(牛轭)、枷担塆等。昭通地名中另有小铧田、铧头山 、铧匠寨、铧头嘴、铧尖坝等地名。除了犁、铧、轭之外，昭通还有碾子塆、磨盘山、磨子岩、磨盘石、磨槽塆、腰磨岗、打磨冲等地名。

农业要想获得成功，除水分外，还必须具备肥力。诚如农谚所言“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过去常用的农家肥料有人畜粪便，油枯饼(菜子饼、烟子饼、桐子饼)，灰屑类(石灰、煤灰、草木灰)，绿肥(秧青、肥田草)等。故昭通亦有一些粪肥地名：

石灰窑、石灰坳、灰厂塆、灰棚子、煤灰包、灰包上、灰包顶、灰堡山，牛屎坪、牛粪坪、马尿洞、羊粪田、猪屎坝、猪屎沱、大粪沟等。

彝良奎香的白籽坪，位于高寒山区，土壤贫瘠，因缺乏肥料只能把种子直接撒到地里，当地人称之为“点白籽”，故名白籽坪。昭通土壤田地地名中，亦不乏赞美土地肥沃，夸耀出产丰富的。如良田、米团包、万担坪梁子、富家山、饱甑寨、龙富坝、宝山、安乐村等。有的干脆以黄金直呼其名，如彝良金子槽(土肥庄稼好)；大关金盆，地形似盆，出产丰富。肥田沃土固然使人感到骄傲和自豪，但现实中还有更多的薄田瘠地需要辛勤耕耘。如：

大荒地、二荒地(轮歇地)、大二荒、荒土坪、荒山、大荒坝、大荒坡、荒冲、荒田、大皮坡、生地塆、瘦老包、瘦大地、瘦坪、瘦坪子等。

1.2.1 纳入标准 ⑴所有入选患者均经MRI、X线检查及术中关节镜探查确诊；⑵无其他软组织损伤；③均伴有不同程度的膝后侧酸胀、膝关节不适、行走或上下楼梯时膝关节局部交锁、弹响等临床表现。

古语云：“力能胜贫”。盐津县普洱镇的龙拖田，传说有僰人夫妇，终身辛勤修埝造田，感动了地脉龙神，现身施法，终于把荒地变成了良田。

三、生命之源的高度关注——水源水利地名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水是自然环境最为活跃的组成部分，也是人类安身立命的第一要素。昭通水源地名不仅数量众多，而且类型丰富。如：江、河、沟、溪、泉、水、海子、井、塘、池、渠、堰、闸、水库、潭、滩、凼、洞、孔等区分水源类型的常见通名一应俱全。昭通全市因水源而得名的乡镇共有蒙泉、北闸镇、大水井、盘河、雨河、洛泽河、崇溪、龙海、海子、双河、小河、两河、干沟等23个乡镇。除此之外，全市因水源而得名的许多地方，其名称中所蕴含的水文信息更为丰富多彩。不仅反映了自然水体，也纪录了人工水源；还有地表水和地下水的差异。一些水源地名还对水体大小、流量等作了定性的纪录。如：

大河沟、小河沟、大水河、大水沟、小水沟、大海子、大窝凼、小窝凼、大水塘、小水塘、大闸、小闸、龙潭、大龙潭、龙塘、双龙潭等。

水温、水色、味道、泥沙、污物等理化性质不仅是人体五官经常能感觉到的，而且也是人们辨别水质好坏的重要指标，因而许多地名都记录了相关的水文特征：

温泉、热河、热水溪、热水洞、冷水洞、冷水河、凉水井、臭水井、锈水井、迷浑水、米潲水、赤水河、红水田、白水江、白水洞、黄水河、细纱河、马尿河(水中含铁锈)、盐水、漩塘、烂池、黑污池、沙池等。

昭通水源地名的丰富性还表现在，许多地名对河床、落差、流速、地下水压等水文地质现象都作了生动直观的说明：

冒水井、冒水龙搪、冒沙井、冒水孔、冒水冲、落水孔、落水洞、天池、葡萄井、开水沱、大白水、陷泥海子等。

此外，还有不少地名对水源地的环境特征、用途，以及周围的动、植物状况和其它标志性特点也进行了一定的描述：

在昭通水源地名的研究中，不能不提到水井的重要性。井为人类提供了可靠的水源保障，是居民点最重要的公共设施之一。井因其极端的重要性，往往成为一村乃至一乡的标志。如井底、井底坝等。全市水井地名随处可见：

四方井、白龙井、一碗井、双眼井、七眼井、吊井、马蹄井、水井垭巴、水井边、水井垭口、水井坳、水井塝、水井沟、水井包、水井街、官水井、保家凉水井等。

昭通地名还记录了许多“为民兴利”的塘坝、闸堰等水利工程。如昭阳区的胜天河，是一人工渠道，原名龙宫阴河，后取人定胜天之意，改为胜天河。利济河为清代至民国时期昭通城重要的灌溉及饮用水源；蚂蟥闸，乾隆二十四年，周、耿两姓共建；洒渔大堰，原名下洒渔官沟，建于1851年。此类地名还有：

官闸、官沟、小坝塘、沿闸、柳树闸、老干闸、双包闸、裕丰闸、焦家闸、田家闸、孙家闸、戚家闸、高家闸、戈家堰塘、破闸、吉塘、黑堰塘等。

水对人类生活及农业生产的重要性，还可从昭通众多“干”字打头的地名中窥见一斑：

干河沟、干溪沟、干海子、干塝、干塆、干垭、干冲子、干水井、干窝口、干田坝、干田湾、干田头、干田子、干沙坝、干塘子、干洞子、干岩腔、干树林等。

鲁甸县有一处叫挖水的地方，考其来历，是因为雍正年间(1730年前后)，人们定居此地后，因缺水到处挖井寻泉而得名。

四、物阜民丰的梦想追求——农业物产地名

人类衣、食主要来自于种植业，麻、丝、棉是解决人们衣着与御寒的主要原材科，其重要性堪与食品比肩。此外，还有油料、染料、药材，以及蔬菜、水果、香料等作物，随着社会进步，地位也在不断提高。昭通全区因植物物产而得名的乡镇有荞山、荞麦地、苞谷垴、茶木、李子、板栗、小草坝等29个乡镇。

(一)民以食为天——五谷杂粮地名

昭通地形复杂，垂直差异显著，气候类型多样，各种粮食作物都能找到适合的生长地点。其品种之丰饶，不用更多的文献资料，只要看看先民们因辛勤耕作而留在大地上的记录——众多的五谷类地名，就足以说明问题：

五谷、五谷地、五谷山、五谷塆、五谷湾、五谷庙、谷场，白米、米田、米坡、米山坡、米粮坝、米团包，米湾寨、小米寨、小米地、糯米沟、新谷子、谷子寨；

大麦地、小麦地、麦坪、麦地埂、麦地湾、富家麦地沟、傅家麦地、绿豆埂、小豆地、豆坡、豆地湾、豆林湾、豆泥湾、蚕豆街、豆芽沟，麻地坪、麻园、麻山。

除五谷之外又有六谷、八谷、九谷之说。其实，五谷为各种粮食作物的泛称，又有“百谷”之称。昭通地名中不仅有“五谷地”，还有“六谷山(种植苡仁米)”。秧田、秧田冲、秧凼、秧草坝、秧塘等地名，记录了水稻育秧移栽的情形。就产业关联而言，有种植就有加工和销售。昭通确有许多加工粮食的面房、粉厂、酒坊及店铺地名：

磨房、面坊、面房沟、粉房沟、粉场沟、粉坊塆、粑粑厂、巴巴场、面汤塆、炒面沟、新米行、炒米坡、粮店、粑粑店、锅巴厂、瓜子厂、豆腐沟、豆花铺。

酒厂、酒房、酒房头、酒房寨、酒坊寨、酒坊沟、甜酒坪、天酒坪(露天煮酒作坊)、作坊、王作坊、新作坊、夏家作坊(酿酒)。

在一些高寒山区，荞麦、燕麦等更是老百姓赖以为生的基本口粮。荞麦、燕麦地名在昭通也有广泛分布：

大荞山、荞山梁子、大荞地、红花荞、苦荞地、苦荞地梁子、大荞、云荞村、地荞棚子、荞坪子、大荞子坪，燕麦地、大燕麦地、燕麦冲、燕麦沟、青稞麦地。

荞麦最突出的优点是生长期短，只需60天即可成熟，为重要救荒作物。昭通杂粮类地名还有高粱、苏麻、毛稗等：

高粱地、苏麻地、苏麻坝、苏麻田、苏麻湾、苏麻湾垭口、苏子箐、苏田，毛稗地、稗子地、毛稗屋基、茅稗、毛稗田、毛稗沟、毛稗坪、茅稗湾、米稗湾。

镇雄县芋荷坪(芋荷即芋艿，叶似荷，球状地下块茎可食用亦可入药)以及威信芋荷沟两处地名，说明芋头也是昭通百姓杂粮之一。仓储、积谷、救荒等问题也是农业社会中不可忽视的任务。如清代，镇雄州城设兵米仓25间；常平仓(贸易仓，谷贱时增价而买，谷贵时减价而卖)7间；社仓(军民共立的义仓，捐粮贮存，以济饥荒)6间 。这些农政措施在昭通地名中也有反映。如：

官仓、官仓嘴、官仓坝、官仓坳、官仓梁子、官房(官府库房)、仓寨、仓房、仓头、仓脚、仓盈村、旧仓湾、老仓屋基、仓房、仓屋基、仓房上等。

鲁甸龙树上、下仓房，即因龙云家的仓房而得名。威信仓上，则是因为该地人家富裕，每年都有余粮借给别人，故名。永善沙仓，原为沙滩，改成耕地后，以粮食满仓之意命名。

(二)桑麻济苍生——麻棉桑蚕地名

昭通先民的衣被原料，除了动物皮毛之外，植物纤维原料主要以麻类为主，另有棉花与蚕丝等。其中麻的种类很多，常见者有大麻、苎麻、亚麻、黄麻、青麻、红麻等。大麻，亦名“火麻”(威信县就有一处叫火麻岗的地名)。雌株叫“苴”，籽可食用，或取油照明，雄株称“枲”，取皮纤维。过去在昭通苗族村寨中大麻是必须种植的经济作物。苎麻属多年生宿根植物，由地下茎和根系形成强大的根蔸，俗称兜麻。昭通以麻字打头的地名有230余个，其中记录各县区植麻的地名有上百处。如：

麻地、麻地坡、麻地坪、麻地包、麻地湾、麻地塆、小麻湾、麻湾头、麻地岩、麻地厂、麻地坳、麻地垭口、麻田、麻园、麻园山、麻园沟、麻秧林、观音麻岩等。

《诗经·东门之池》曰：“东门之池，可以沤麻”。麻杆收割后还需将其茎或已剥下的麻皮浸泡在水中，使之自然发酵，部分脱胶后才能获取优良品质的纤维。沤麻的“麻窝”、“麻塘”、“麻凼”在昭通地名中也有丰富的记录：

麻窝、双麻窝、麻窝头、麻塘、麻塘头、小麻塘、小麻窝、上麻窝、麻窝凼、麻窝荡、麻窝塘、麻凼坡、麻洞坡、锅底麻塘。

麻沤透后，将其皮与秆茎剥离，在水里反复漂洗，晾干后即得到柔软坚韧的麻纤维。再经过“绩麻”、“纺线”、“煮线”、“牵纱”等程序，便可上机织布。在男耕女织的时代，麻关乎一家人的冷暖，故出现了许多带姓氏的麻窝、麻塘地名。如：安家麻窝、刘家麻窝、朱家麻窝、邓家麻塘、汪家麻塘、赵家麻塘、宗家麻湾等。鲁甸大拖麻，因火麻长势良好，收获时，只能扛起一端，拖着走而得名。并由此衍生出中拖麻、下拖麻、小拖麻(村子较小)等方位地名。昭通记录其他麻类植物的地名还有：

葛麻坪、荨麻箐、芭麻坝、藿麻塘、藿麻湾、藿麻沟、禾麻沟、荷麻湾、何麻湾、玄麻窝、悬麻溪、竹麻湾、桐麻树、割麻塆、掉干麻坪子等。

《本草纲目》云：“荨麻，一名毛荨，川黔诸处甚多”。葛是豆科纤维作物，块根含淀粉，可食用，茎皮纤维可织葛布，《诗经》中多次提到葛。在昭通地名中也有葛藤坪、葛藤坪子、葛藤塝、葛藤湾等地名。衣料的变迁，居然在昭通形成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地名——麻布院子。该地原为资财丰厚的安、海两家居此，人称绸缎院子，后家道中落，改穿麻布衣服，遂名。当然，也有种麻致富的例子，彝良县“麻地佬”，就是因为一富裕人家，将其土地全部种植元麻出售而得名。“相逢但喜桑麻长”，昭通地名中也留下了一些桑蚕地名。如：

桑树湾、桑树坪、桑树坝、桑树沟、岩桑湾、岩桑坳、桑登垇、岩桑沟、马桑林、马桑坪、马桑坳、马桑寨、马桑湾等。

镇雄蚕子山明确无误地表明，栽桑养蚕是密不可分的。虽然历代地方官员“劝课农桑”的记载不绝于史书，但过去寻常百姓栽桑养蚕，多数只是作为维持生计或脱贫致富的产业，绫罗绸缎是常人穿不起的。如宋人张俞《蚕妇》所云：“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

清人檀萃《滇海虞衡志》说：“草棉自宋元间，至今衣被天下，自有棉花，桑、麻渐就荒废”。巧家有四个“大花地”，都是因种植过棉花得名；彝良棉花坡则因试种棉花未成得名。此外，还有棉花地、棉花坡、棉湾、棉纱湾等地名。棉分草棉、树棉、木棉三种。《南州异物志》云：“五色斑布似丝布，吉贝木所作。”北宋时泸州等地仍为斑布产区，斑布甚至为当地僚人的主要衣着。郭声波认为，在草棉尚未传入的时代，这种由“吉贝木”绵毛织成的“斑布”，只能是木棉布，其种植、纺织技术应当是从乌蛮地区传入。 对此，绥江县恰好有一处叫“棉花树”的地名，提供了一丝线索。

昭通地名中还有利用其它植物纤维编制蓑衣、草席的记录。如蓑衣沟(龙须草较多)、蓑衣塆、蓑衣坪、蒲草湾、蒲草溪、蒲草凼、蒲草塘、蒲草坝、通草湾(即水葱草，杆条可编制席子)等。蒲草种于水田中，秋后刈取，悬于屋檐下凉干即可编织草席蒲扇等。镇雄恰有一处叫蒲扇地的。灯芯草，除剥芯燃灯外，还可以其茎编制草席。与之相关的地名有：

灯草田、灯草坪、灯草坝、灯草村、灯草湾、灯草塘、灯草坪梁子。

丝、麻织成绸缎、布匹后，多数还需印染方能剪裁缝制为色彩鲜明的衣被。令人惊叹的是，这最后的工序，居然在昭通地名中也有真实的记录。如：刷布岭(染坊)、染房坡、染坪、染坊坡、染房、染房头、染窝、苍布湾、裁缝坝等。甚至可以从地名中发现昭通先民最常用的染料颜色及作物品种：

蓝田(种植蓝靛)、蓝厂、蓝厂塆、蓝厂头、蓝靛土、靛塘、靛塘湾、靛塘塆、靛塘沟、靛塘子，栀子花坪、栀子铺。

《大一明统志》谓：“靛，府县俱有。”此外，栀子既是药材也可提炼栀子黄，发酵后还可生产栀子蓝，蓝黄可以复配出各种绿色。

(三)乡土的滋味——油料蔬菜地名

对植物的利用除五谷杂粮、棉麻纤维之外，还包括油料、香料、水果、饮料、蔬菜等。过去乡村常见的植物油有菜油、烟油、茶油、蓖麻油、豆油、花生油、芝麻油、核桃油、葵花油、桐油、枧油等多种，这些油料作物，绝大部分在昭通地名中都有记录：

油菜坪、油菜坡、油菜坝、菜籽塆、菜籽山、菜籽地、菜籽坪、菜子沟，芝麻田、芝麻湾、油茶树、茶地坡、茶地湾、茶园，兰花地、兰花籽地、兰花子地、

核桃林、核桃园、核桃窝，桐子厂、桐子坳、桐子塆、桐子埂、枧子树、大枧(乌桕)、大枧滩、枧子山、枧子坪。

永善烟子厂即因设油榨房，加工大烟子油而得名。另据民国时期的学者陈国钧调查，“生苗的山上茶油树很多，家家都有栽种，都会榨油。” 既然种植了油料作物，自然少不了与之配套的榨坊、油坊等加工地名：

油塆、油房、油房沟、油坊沟、油坊坪、油坊塆、油坊头、油坊坝子、打油坪(办过油坊，打油即榨油之意)、新油房等。

过去植物类油料的生产，均是以传统的手工压榨方式进行，而榨房是任何一家作坊的标志。故昭通还有不少带有“榨房”字样的地名：

油榨坊、榨坊、榨房、下(上)榨房、干榨房、新榨房、烂榨房、郑家榨房等。

昭通地名中有众多的菜园地名，如：大菜园、甘菜园、菜地坡、菜地湾、南菜园、东菜园、后菜园、菜盆子、菜园坳等。而具体蔬菜类别也堪称丰富多样：

菠菜坪、芹菜湾、韭菜地、韭菜坪、冷菜坪、南瓜地、葫芦坪、土瓜地、葱子沟、良姜坝、蒜地、蒜台沟、苦蒜地、黄萝卜地、洋禾塆、辣子沟、茴香沟、茨菇凼等。

昭通百姓追求甜蜜生活的地名有糖厂、糖房、糖房沟、糖房坪子、大糖房等。事实上，昭通地名酸甜苦辣咸五味俱全：

酸枣树、酸草塆、甜酒坪、甜竹林、甜竹塝、苦菜园、苦李寨、苦茶树、苦皮埂、苦桃、苦竹、苦竹溪、苦皮树、辣子坝、白咸坝、涩梨树等。

昭通地名的酸甜苦辣，不仅反映在作物原料中，就连生活中贫富差异的人生百态也一并记录在案。如李豪塆(豪绅李家居此)、老肥寨、老肥寨子、土老山(当地老百姓称有钱无势的殷实人家称为土老肥)、人富沟(住户生活富裕)等。大关苦寨湾这一地名，则反映了咸丰年间老百姓的悲惨境况；新粮富，是因为原来较为贫穷，后粮食产量提高，生活富裕而改名。

此外，还有因灾荒、瘟疫导致搬家的地名。如永善烂山记载了1946年农民所种洋芋受病害全部烂掉的史实；“空寨子”则因发生瘟疫后，居民迁移一空而得名。封建时代，赋税繁重，灾害频繁，老百姓生活很艰辛，采野菜充饥成为常事。昭通地名中，仅过去穷苦百姓挖蕨根充饥的“打蕨沟”就有19处。其余还有：

蕨芨埂、蕨芨湾、蕨芨坪、蕨蕨坡、蕨基坪、蕨箕坡、大蕨坡、白泡儿梁子、泡儿坪、红子坪(红子俗名“救兵粮”)、红子坡、红子林、红籽坪、卷耳山、豆子岩、折耳根坪子、老包皮(嫩叶可食用的植物)、白脚菜湾等。

蕨是人类饥荒时的粮库，《本草纲目》载：“其根紫色，皮内有白粉，捣烂，再三洗澄。……野人饥年掘取，治造不精，聊以救荒，味即不佳耳。”苗族学者龙绍讷曾作《蕨粉赋》，描述饥民采蕨为生的心酸场景，被誉为“悲歌一曲为黎元”。

结语

纵观历代帝王的农业政策，主要包括安置流民，鼓励垦荒，兴修水利，颁行田制，指导生产，以及组织屯田，储粮赈灾，减免租税等内容。昭通农业地名的深厚底蕴和丰富内容可谓令人惊叹，举凡农田、水利、仓库，作物的耕种、收获、贮藏，蚕桑、纺织、漂练、染色、制衣，食品加工、酿造、榨油，野生植物采集，以及积谷救荒等其他杂项都留下了或多或少的印迹。昭通大地上成百上千个农业地名，也是对广大劳动人民艰苦奋斗、辛勤耕耘的最好纪念。

历代封建统治者和思想家都强调“以农为本”，虽然农业被提到至高无上的位置，但农民却毫无尊严可言，官吏豪绅甚至视他们为“草民”、“野人”。封建帝王们唱了两千多年“以农为本”的高调，实质上都是在变着法子剥夺农民，黎民百姓始终挣扎在温饱线上。就历史的真相而言，对其评价不宜太高。即便如此，对中国农民坚忍不拔的毅力，忍辱负重的品格，勤劳智慧的精神却不能低估，他们参天化育的历史功绩，应得到崇高的赞誉与尊重。

[1]贵州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贵州省志·文物志[M].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50.

[2]姚曼， 兰岚. 威宁中水考古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EB/OL]. 新浪网，2006-05-22.

http://news.sina.com.cn/c/2006-05-22/08268992020s.shtml

[3]云南省昭通市文物管理所， 云南省水富县文化馆. 云南省昭通市水富县张滩土坑墓地试掘简报[J]. 四川文物，2010，(3)：3—8.

[4]吴宏歧. 元代农业地理[M]. 西安：西安地图出版社，1997：101.

[5]昭通旧志汇编编辑委员会. 昭通旧志汇编(一)[M].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6：781.

[6]镇雄县志编纂委员会. 镇雄县志[M].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7：265.

[7]郭声波. 四川历史农业地理[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231.

[8]陈国钧. 生苗的食俗[G]//贵州省民族研究所. 民国年间苗族研究论文集(第20集)，1983：205.

[9]陈金吉. 悲歌一曲为黎元——读龙绍讷的《旋粉赋》[J]. 黔东南民族师专学报(哲社版)，1997，(2)：55—58.

The Agriculture Book in the Land——A Probe into the Agricultural Place Names in Zhaotong

FU Dian-ji

(School of Management, Zhaotong University, Zhaotong 657000, China)

The agriculture in Zhaotong, as an integral part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has a long history with the unique character. For thousands of years, the farmers in Zhaotong have been toiling on this land. Their struggles, dreams, sorrows, joys, as well as their various life sufferings such as cold and famine, have been deeply imprinted in the place names. The rich implicature of the agricultural place names is a valuable heritage of Zhaotong's regional culture, which is worthy of cherishing and passing down.

the place names in Zhaotong; the soil and the farmland; the water resources and the water conservancy; agricultural products

2015-09-09

傅奠基(1966— )，男，云南昭通人，教授，学士，主要从事区域历史文化地理研究。

K297.74

A

2095-7408(2015)06-0022-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