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罗姆和贺拉斯翻译模式对比研究

范秋月

(云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云南 昆明 650500)



●教学改革与实践研究

杰罗姆和贺拉斯翻译模式对比研究

范秋月

(云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云南 昆明 650500)

杰罗姆和贺拉斯翻译模式对翻译理论的发展及其实践均产生了重要影响。通过对杰罗姆和贺拉斯翻译模式及其在实践中的运用进行对比分析，指出尽管此两种翻译模式均强调翻译的忠实性，且其忠实的对象各有不同，但其旨归却是一致的，即在翻译过程中，为了成功、有效地完成交流，必须充分考虑历史和文化因素。

杰罗姆模式； 贺拉斯模式； 历史； 文化

一、引言

自1978年始，翻译研究已历时多年，然其真正的突破始于20世纪90年代《翻译，历史和文化》论文集的发表。也正是从那时起，翻译研究正式地实现了文化方向的转变，学者们也随之把翻译研究的对象重新定义为原文化及目标文化中的文学及非文学标记的口头文本(Bassnett and Lefevere,2001:11)。此外，单词“translation” 源于拉丁语，其中trans-and fero 意味着“翻译”或“传达”(cited in 杨,2014:79)。由此可见，翻译首先就是一个对话的过程，而在其中，历史和文化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毕竟，翻译绝非是产生于真空之中抑或能于真空中所接受。且就翻译而言，人们已经意识到了历史及文化情境的重要性 (Bassnett and Lefevere,2001:2)。因此，翻译研究不仅仅是研究翻译本身，而更应注重历史因素及文化互动。为此，Bassnett 和 Lefevere 提出了他们见之于有效的三种翻译模式：杰罗姆模式、贺拉斯模式和施莱尔马赫模式 (Bassnett and Lefevere,2001:7)。且此三种翻译模式都被证明对不同时期不同文化下的翻译研究有着莫大的帮助 (Bassnett and Lefevere,2001:8)。

此文旨在对杰罗姆和贺拉斯翻译模式及其在实践中的运用进行对比分析，指出尽管此两种翻译模式均强调翻译的忠实性，且其忠实的对象各有不同，但其旨归却是一致的，即在翻译过程中，为了成功、有效地完成交流，必须充分考虑历史和文化因素。

二、杰罗姆模式和贺拉斯模式

(一)杰罗姆模式

杰罗姆翻译模式源于圣·杰罗姆 (c.331-c.420 AD)，其拉丁文圣经对大约两百年前的西方翻译设定了一些被普遍认可和尚未被公开承认的标准。此翻译模式强调文本须被尽可能忠实地翻译为另一门语言。一本好的词典即可保证其忠实度。该模式以翻译主要的神圣文本为特色，即圣经。翻译此类文本需要做到极大的忠实，而最初的忠实即是字对字的翻译，即译文的字需与原文的字一一对应，且译文的字需写在原文所译字的下方。然而，为了提高翻译的忠实度，除去其他因素的影响外，杰罗姆模式也不能仅只考虑语言层面的忠实，这种忠实仅适合于圣经一般的神圣性文本 (Bassnett and Lefevere,2001:2)。然而，如今，圣经这一神圣文本的影响力已大不如前，现如今的忠实准则不再是呆板、机械的字对字的翻译，而是能为翻译者所选择的策略性翻译，即译者能自由选择其所确认的忠实翻译准则 (Bassnett and Lefevere,2001:3)。

(二)贺拉斯模式

贺拉斯翻译模式源于古罗马著名诗人、批评家贺拉斯 (65 BC-8 BC)，其问世实则要早于杰罗姆翻译模式。贺拉斯所提及的“忠实翻译”(fidus interprets)区别于忠实于文本的杰罗姆模式，转而强调对“顾客”/“读者”的忠实，当然也仅限于贺拉斯时代的顾客或读者。故而当时的译者必须按时完成任务并获得作者与读者双方的认可才可得之信赖。为此，对于口译者而言，他需使用两种语言在原作者和读者之间进行协商；而对于笔译者而言，他需在顾客/读者和两种语言间协商。由此可见，“协商”(negotiation ) 是贺拉斯模式里的一个重要概念，它较之传统的忠实对等(equivalence) 有所不同(Bassnett and Lefevere,2001:3—4)。因为相较于杰罗姆模式，贺拉斯模式中不存在神圣的文本，但却有优势语的存在，且协商最终总是倾向于优势语的，而当时的优势语即是拉丁语(Bassnett and Lefevere,2001:4)。

三、杰罗姆模式和贺拉斯模式的比较

杰罗姆和贺拉斯翻译模式各有不同，正如区和陈 (2010:220)所指出的，杰罗姆和贺拉斯翻译模式都强调忠实的重要性，但各有侧重，其中最显著的区别还在于其所忠实对象的不同。首先，毫无疑问，忠实和绝对的对等是杰罗姆翻译模式的核心概念，确切而言，其忠实的对象即是文本。然而，尽管贺拉斯翻译模式也坚持忠实的翻译原则，但却区别于前者。并非是忠实于文本，贺拉斯翻译模式的忠实对象是其顾客/读者。尽管如此，提及翻译实践，两种翻译模式却是具有共性的，即两者都立足于“情境”(context)，而非仅只考虑其忠实的对象。毕竟，翻译并非是凭空产生或欲被凭空接受的, 而是要立足于历史和文化两大情境(Bassnett and Lefevere,2001:3)。著名翻译理论家Nide (1954:56) 则明确说明要做到真正成功的翻译，熟知两种不同的文化要远比掌握两门语言重要得多。此外，何 (2004:6)也强调到“跨文化交际过程中，译者深受其意识形态的影响，而意识形态是与历史、文化密切相连的。

四、两种模式在翻译中的运用比较

杰罗姆模式坚持翻译实践中的绝对忠实，即一个文本必须以字对字的形式被译为目的语。以下便是杰罗姆模式下的中英互译例子，从中不难看出翻译离不开历史和文化。换言之，不考虑历史和文化背景的翻译，要想实现成功、有效的交流是相对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根据杰罗姆翻译模式，“班门弄斧” 应译为‘to show off one’s proficiency with the axe before Lu Ban’，然而，这样的译文会使不了解中国历史、文化的读者感到不解。相反，如果译者考虑到相对应的历史、文化因素，将其译为‘to show off in the presence of an expert’, ‘to teach a fish how to swim’ 或 ‘to teach one’s grandmother how to suck eggs’，这样的译文将更能为读者所接受。由此可知，翻译与历史、文化是密不可分的。此外，在公共场合，人们经常会看到这样的标语：“请勿吸烟！”； “请勿停车！”；“请勿吐痰！”，且其对应的译文为： ‘No Smoking, please!’， ‘No Parking, please!’ 和‘No Spitting, please!’。然而，考虑到文化因素，一定程度上，这样的译文是不被西方读者所接受的。因为在西方，‘No+doing’即意味着“禁止”，故而此类标语中是不会出现‘please’这样的词汇的 (刘,2013:51)。与此同时，按照杰罗姆翻译模式，“用心去爱！”应译为‘love with the heart’，然而，就西方文化而言，这样的译文是不合理的，因为，西方文化下，“用心去爱！”的习惯表达为：‘love with the stomach/ love with the liver’ (张,2012:32)。此外， “阿弥陀佛！”、“鸿门宴”等例子也不能简单地按照杰罗姆模式来进行翻译，而应充分考虑其所对应的历史文化背景，相应地译为：‘God bless my soul!’和‘Hong Men feast (with a trap for the invited)’。英译中亦是如此，如：‘to carry coals to New Castle’ 并不能按照杰罗姆模式直译为：“运煤到纽卡索”, 而应充分考虑其所暗含的历史文化因素，译为：“多此一举”。同样的，考虑到我国的历史文化背景，‘a red letter day’不应译为“一个红字的日子”，而应译为“所期盼或值得纪念的日子”；‘green-eyed monsters’也不应译为“绿眼怪兽”，而应译为“眼红或红眼病”。故而，面对此类翻译，为了达成成功、有效的交流，译者应充分考虑译本所对应的历史文化因素。

贺拉斯翻译模式强调在两种语言及顾客/读者间进行协调和折中来获得最终成功的交流。以下便是贺拉斯模式下的中英互译例子，同样，要达到成功、有效的交流，贺拉斯翻译模式下的译者也需充分考虑历史和文化因素。鉴于贺拉斯翻译模式及西方文化，“他穷得像叫花子。”译为 “He’s poor as a church mouse.” 将更显适当。“气壮如牛”也更适合译为“as strong as horse”，而非‘as strong as ox’。与此同时，“拍马屁”被译为“lick one’s boots” 要比译为“pack the horse’s buttock” 更能为读者所接受 (杨，2014：71)。“雨后春笋”和 “多疑之人”分别译为： ‘to grow like mushrooms’ 和 ‘doubting Thomsa’ 也更显贴切和生动。

英译中亦是如此，‘Justice has long arms.’ 并非按照杰罗姆模式直译为：“正义有长胳膊”，而应选用贺拉斯翻译模式，并结合其所对应的中国历史文化背景，译为“天网恢恢，疏而不漏”；‘Nothing is impossible to a willing mind.’ 译为“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有志者，事竟成。”亦是如此。此外，如若了解西方历史文化，‘John is tall as I am the Queen of Sheba.’ 和 ‘He went west by coach and succumbed to the epidemic of gold fever in Nevada State.’则应分别译为“要说约翰个头高，没那回事。”和“他乘马车到了西部，卷入了内华达州的淘金热。”而非“约翰高得就像我是西巴皇后。”和“他乘马车向西，患了内华达州的黄金发烧流行病。”

五、总结

从以上两种翻译模式及其运用实例的对比分析中不难看出，对于不同翻译模式下的译者而言，认识到翻译与历史、文化因素的密切相关性是至关重要的。尽管此两种翻译模式均强调翻译的忠实性，但其忠实的对象各有不同，杰罗姆模式强调的是对翻译文本的绝对忠实，而贺拉斯模式则要求译者通过协商来达到对顾客/读者的忠实。然而，考虑到此两种翻译模式在翻译实践中的运用，我们可以发现尽管两种翻译模式的忠实对象各有侧重，但其旨归却是一致的，即翻译是不能和历史文化因素相分离的。因为译者不仅需要完成对译本的翻译，还应使其译文在所对应的文化环境中发挥行之有效的作用 (Bassnett and Lefevere,2001:4)。 然这里所指的文化环境即是我们上文中所提到的两大翻译情境(context)：历史和文化。首先，翻译与历史总是息息相关的，在许多情况下，历史的重要作用表现为：越多的人了解其历史，事实就会变得愈加明了。因此，在最近十年，有关翻译历史的许多文本已被出版，且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我们想要研究文化历史，哲学、文学和宗教历史，很大程度上，人们更应研究过去所做的翻译 (Bassnett and Lefevere,2001:6)。可见，历史与翻译是密不可分的。其次，值得注意的一点是翻译技巧上的转变也并非是随意发生的，它们与不同时代、不同文化下的翻译方法是息息相关的 (Bassnett and Lefevere,2001:12)，从中即可窥见翻译模式的转变和选择也与历史和文化有着至关重要的联系。总而言之，为了加深国际间的相互了解，为了促进不同文化间的交流、提高翻译技巧和达成有效、成功的交流，任何翻译模式下的译者都应充分认识到翻译与历史和文化的和谐共存。

[1]Nide, Eugene. Customs and Cultures[M].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54.

[2]Susan Bassnet & Andre Lefevere. Constructing Cultures-Essay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1.

[3]何昌邑. 论翻译标准与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关系[J].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04,(6)：6—7.

[4]刘婷婷. 哲罗姆、贺拉斯、施莱尔马赫三种翻译模式的比较和实用案例[J]. 兴义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13，(1)：49—52.

[5]区林， 陈燕. 论"杰罗姆模式"和"贺拉斯模式"的主要异同——以大学英语翻译教学为例[J]. 思想战线(人文社会科学专辑)，2010,(82) ：219—220. [6]杨丽丹. 浅谈三种翻译模式的差异[J]. 德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4，(1)：70—74.

[7]杨文新. 从传播学的观点研究哲罗姆和贺拉斯翻译模式[J]. 德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4,(1)：79—83

[8]张丹亚. 杰罗姆模式和贺拉斯模式对比研究[J]. 咸宁学院学报，2012，(1)：31—32.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Jerome Model and the Horace Model

FAN Qiu-yue

(T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Kunming 650500, China)

Jerome model and Horace model exert a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both the development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 theory. The paper aims to make a comparison between Jerome Model and Horace Model in terms of their respective translation model and their application in reality to come to the conclusion that although these both translation models are obedience to the fidelity criterion, and the objects they are faithful to are disparate. Whereas, in any case, their intentions are consistent-to submit to history and culture in translation so as to achieve the communication effectively and successfully.

Jerome model; Horace model; History; Culture

2015-04-01

范秋月(1992— )，女，云南宣威人，在读研究生，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

H315.9

A

2095-7408(2015)06-008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