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8-31
梁新军(上海外国语大学 文学研究院, 上海 200083)
●文学研究
试论海子《太阳·七部书》的“世界性价值”
梁新军
(上海外国语大学 文学研究院, 上海 200083)
作为民族诗人的海子,其诗歌虽是以汉语的形式存在的,但却与丰富博大的西方诗学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其宏大的“大诗”追求也是力图要调和诗与哲学的千年之争,完成维柯式的“诗与真理的合一”。海子的诗歌确实深受德国浪漫派等西方文学的影响,然而海子诗中所体现出的天才般的创造性、强烈的“陌生化”的美学效果、和复杂深刻的人类性内容也是不可否认的。海子不仅是民族诗人,还是“世界诗人”,其诗歌也是“世界诗歌”,其《太阳·七部书》具有一种无可辩驳的“世界性价值”。
海子; 《太阳·七部书》; 世界诗歌; 世界性价值
歌德说,“诗是人类的共同的财产”[1](P.4)。在歌德的关于“世界文学”(Weltliteratur)的语录中,几乎每段话中“世界文学”的具体内涵和所指都是不同的,因此歌德的世界文学观念颇为复杂。具体而言,要想弄清每一条语录中的世界文学的具体所指,就要做出条分缕析的辩证考察。在《歌德论世界文学》的第六条中,歌德说“我们所说的‘世界文学’实际是指,充满朝气并努力奋进的文学家们彼此间十分了解,并且由于爱好和集体感而觉得自己的活动应具有社会性质。”[2](P.4)这里歌德实际上表达了两个意思:一是文学家们要熟知世界范围内的文学经典,要了解别的伟大文学家的生平和作品;二是文学家们要有社会性追求,即要追求“人类性理想”,不能只沉浸在自己的小世界中,要寻求与人类共同理想的契合。简单说来,这里歌德的“世界文学”内涵是指“那些有世界性追求的文学家们的作品里所体现出的世界性价值”,或者说“是一种对文学的世界性价值的明确的追求意识”。这种追求既是一种对作品的世界范围内广泛流通的追求,更是一种对作品本身的“世界性价值”的执着追求。
何为作品中的“世界性价值”呢?歌德在他的语录里没有明确地表述,然而我们可以从他的语录中归结出至少这样两点:1.“世界性价值”首先体现在作品中的广博的外来思想文化资源上(不能只仅仅具有本民族的思想文化资源),也即是要鲜明地体现出世界文学资源的互文性。因为只有如此的作品才有可能存在广泛的“世界性因素”,获得被世界各民族广泛接受和喜爱的可能。一个作家的阅读视野够不够宽广、心胸够不够具有人类情怀、其作品是不是体现出了强烈的对人类困境的深思、是否能给人以强烈的思想启发和价值追问,这都反映着一个作家的境界以及他的作品的整体的艺术思想水准;2.“世界文学”主要是指具有“世界性”的文学作品,这样的作品先验地就具有“世界性价值”。“世界性”具体体现在作品中的那些一般性的能为各民族所接受和认可的艺术性特质。这些特质可以包容对过去的文学传统与惯例的沿袭,但是细究下来却发现也体现着作家本人的巨大独创性。与此同时还体现着作家所属的民族文学的独特特色。如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就属于典型的具有“世界性”的文学作品。因为一方面,它与果戈里的小说《狂人日记》有明显的承继关系,另一方面还体现出了鲁迅本人的独特的艺术创造性,同时也体现了民族小说的传统特色(如开篇题记中的文言文叙述)。因此这样的小说就体现着“世界性”。这种“世界性”具体来说,即是既具有与世界上其他民族文学的互动性(互文性的借鉴吸收和继承关系),也体现了作家本人的艺术独创性,同时还体现了本民族的具体生存境遇和文化传统特征。这样的多元统一的“世界性”,才是真正的“世界文学”的内涵。
那么了解了此两点内涵后,我们可否分析下海子的诗歌中是不是具有此两类“世界性”特征呢?下面我们具体展开论述下。
我们知道海子生前阅读过大量的西方文学作品,在金松林的《悲剧与超越:海子诗学新论》一书中所列出的海子生前所读书籍里,西方文学竟达几百部之多[3](P.284-310)。而且,在海子为数极少的文论里(主要是《诗学:一份提纲》),通过对几十位西方大文学家的纵论,以及言简意赅的犀利评判,我们也可以得知海子的阅读视野是有多么宽广。进一步地,从海子的几百首诗歌中,我们也能直接感受到其所受的西方文学传统的深厚影响(虽然说这样的影响丝毫也未能抹杀其天才般的独创性)。
海子生前最热爱的文学家之一是歌德。海子追求“大诗”的强烈愿望,也是得益于歌德的影响,我们可以从《太阳·七部书》中的诗剧体形式感受到诗剧《浮士德》的影响。此外,海子极为推崇以歌德为代表的德国浪漫派的诗歌传统。某种程度上,海子的“大诗”追求正近似于歌德所谓的“世界文学”,即作为“人类共同财产的诗”。海子说,“我的诗歌理想是在中国成就一种伟大的集体的诗。我不想成为一名抒情诗人,或一位戏剧诗人,甚至不想成为一名史诗诗人,我只想融合中国的行动,成就一种民族和人类的结合,诗和真理合一的大诗。”[4](P.扉页)海子这里说的较明确,他其实所谓的“大诗”正是指歌德的“作为人类共同财产的诗”,也即是歌德心中的那种理想的“世界文学”。因此,我们基本上可以把海子的这种对“大诗”的追求称之为一种典范意义上的诗歌领域中的对“世界文学”的追求。海子的“大诗”主要是指经骆一禾所汇编西川订正的七部长诗《太阳·七部书》。如果对这部长达四百页的长诗有所了解的话,我们可以说海子的“大诗”追求基本上是实现了——海子的《太阳·七部书》不仅反映了其对“世界性”(或人类性)的强烈的追求,而且还体现了世界各民族文学的巨大杂融性,更体现了海子本人对诗歌的独特的领悟和非凡的创造力。可以说这部“大诗”基本上完全符合歌德的世界文学的“世界性价值”内涵的第二条。虽然海子的诗歌还暂时没有获得被各民族广为接受和认可的地步(这涉及到诗歌的“可译性”及世界性传播和接受问题,下文将专门论述),然而其诗的“世界性”追求,其所体现的潜在的“世界性价值”确是毋庸置疑的。
众所周知,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国门打开以来,中国作家的世界性追求便被彻底激发了出来。由于国门大开,外来的文学资源汹涌而来。当时国内的各种先锋文学、实验文学可以说都得益于外来文学的影响(当然,具体的影响痕迹或许很难求证,但是激发了国内作家的世界性追求确是无须怀疑的事实)。在诗歌创作界,这种世界性追求体现得最为强烈的也许就是海子了。虽然说其他诗人中也有不少人有很强的世界性追求,如北岛就被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Stephen·Owen)在90年代初认定为“世界诗人”,其诗歌属于“世界诗歌”[2](P.233)。然而海子的诗歌同样具有强烈的“世界性”,甚至某种意义上,比北岛的诗歌更具“世界性”。海子的诗歌,从其追求“世界性”的那种决绝的姿态和明确性上,在中国八十年代以来的新诗人中无人能出其右。北岛、顾城、舒婷,乃至后来的诸多流派中的诗人(如江河、杨炼、西川、骆一禾、昌耀、韩东、于坚、以及其余众多的女诗人),他们诗歌作品中所体现出的“世界性追求”都不及海子的强烈而直接。事实上,海子的“大诗”追求也得益于其前辈诗人昌耀、杨炼、江河、乃至骆一禾等人的启发。但如果说前辈们都是铺垫的话,那么到了海子这里,其对“大诗”的追求(即诗歌中的强烈的“世界性意识”)就几近于疯狂而痴迷了。海子对《太阳·七部书》写作的重视程度远远大于对抒情诗的重视。他认为,“诗有两种:纯诗(小诗)和唯一的真诗(大诗),还有一些诗意状态。”[4](P.1037)海子这里,显然极为看重他的所谓的“唯一的真诗”即“大诗”[ 这个观点在其著名诗论《诗学:一份提纲》里也得到了有力的体现,具体参看《诗学:一份提纲》的相关章节,西川编《海子诗全集》1038—1067页。]。这个观点在骆一禾和西川那里也得到了确凿的验证。《太阳·七部书》就是骆一禾为海子整理、汇编和命名的,后来西川根据自己的新认识重新做了修正[ 具体参见《海子诗全集》中骆一禾所写的代序一《海子生涯》,以及西川的《编后记》中对“太阳·七部书”的重新整理的相关言论。]。海子的《太阳·七部书》,体现了蔚为大观的世界性的文化内容和思想资源:仪式诗剧体、小说体(《太阳·你是父亲的好女儿》)、抒情体(《太阳·大扎撒》)、寓言式故事内容、史诗与悲剧合一形态、各种中西文化的意象(如金字塔、尼罗河、太阳神庙等)、各种综合性艺术手段和深广复杂的内容,可谓万象集于一体。总之,宏大的人类命运主题、复杂的悖谬性的思想内涵、艺术形式的兼容并包(各种诗体的综合运用)、中西方各种文化意象的杂糅结合,整部长达四百页的《太阳·七部书》,确实包容了形形色色的世界性内容,这无不昭示着其强烈的世界性因素,及其博大的世界性价值。
此外,在海子的众多的抒情短诗中,他还讴歌了十几位古今中外的文化艺术巨人,屈原、歌德、叶赛宁、梵高、荷尔德林、但丁、荷马、塞万提斯、尼采、兰波、耶稣、马雅可夫斯基、安徒生、梭罗、莫扎特、托尔斯泰、卡夫卡、萨福等,几乎将西方的文化巨人们都囊括在内。显然,这又一次说明了海子本人的文化视野的广阔性。而且,这也基本能说明海子的精神和诗歌内涵乃至于诗歌形式必然会在某方面受到这些中外艺术巨人们的影响(虽然具体的影响过程尚需细致考证)。也唯有如此,海子的诗歌才显出了那么丰富深沉的思想的含量。这种思想含量尤其在他最为珍视的《太阳·七部书》中体现得最为彻底。洋洋洒洒的《太阳·七部书》,可谓海子全部生命能量的大爆发,海子几乎把他作为一个诗人的全部心力都用到了《太阳·七部书》的疯狂创作上。也正是此种不顾一切的倾注了整个生命能量的自杀式创作,才造就了《太阳·七部书》的蔚为大观的思想艺术含量。可以说,《太阳·七部书》最完满地体现了海子那宏大的“诗与真理合一”的“大诗”追求,也彰显了其诗歌的巨大的“世界性价值”。
哈罗德·布鲁姆(Harold·Bloom)在《西方正典》里对文学经典的定义或许最能说明海子诗歌的“世界性价值”。他在评价西方历来的二十六位经典作家时,指出他们的经典性特质是“陌生性”。他说“对于这二十六位作家,‘我试图直陈其伟大之处,即这些作家及作品成为经典的原因何在。答案常常在于陌生性(strangeness),这是一种无法同化的原创性,或是一种我们完全认同而不再视为异端的原创性’”。[5](P.2)在专门评价莎士比亚时,他这样说道,“他让我们不论在外地还是在异国都有回乡之感,他的感化和浸染能力无人可比,这对世界上的表演和批评构成了一种永久的挑战…”[5](P.3)。我们从海子的“大诗”也能看到一种出奇的“陌生性”,即传统诗歌中和中国20世纪以来的新诗中都不具有的独特的创造性。这不仅是悲剧体的诗剧形式,更是纷繁缤纷的各种文化意象,以及沉郁错落的诗歌新语言如同莎士比亚一样,海子的诗歌中所反映的人性的叛逆与回归主题,也有着巨大的“感化和浸染能力”,也对世界上一切表演性质的文学构成了一种永久的挑战。此外,海子的这七部“大诗”所力图反映的主题之一正是“神性与人性的爱恨纠葛”[5](P.5).而且,在其诗歌中所体现的那种“形而上的焦虑感和撕裂感”,也正显示了它作为强有力作品的特质[ 在《西方正典》的“序言与开篇”第6页中,布鲁姆说,“强有力的作品本身就是那种焦虑”。]。布鲁姆说“传统不仅是传承或善意的传递过程,他还是过去的天才与今日的雄心之间的冲突,其有利的结局就是文学的延续和经典的扩容”[5](P.7)。我们在海子的《太阳·七部书》中时时都可以看到那种雄伟诗歌抱负的显现,以及试图超越“传统”的过程中的那种难以避免的紧张感和痛苦感。《太阳·弑》《太阳·断头篇》《太阳·土地篇》中的那些极为浓丽的意象的复杂交织、那些神秘的情节和人物的疯狂行动、那些恐怖的各种各样的死亡意象、那些生与死的极端对立的人性悖论等,都不仅体现了海子的矛盾挣扎的精神世界,也体现了海子对“大诗”理想的焦虑,以及努力超越前人的决绝行动的痛苦感。海子的确是一位渴望永恒的诗人,如同中外历史上那些伟大的诗人一样,他诗中的那种随处可见的紧张和焦虑以及巨大的痛苦感,正是这种渴望永恒的反映。
宇文所安(Stephen·Owen)指出诗歌的“可译性”是“世界性”的应有内涵。在一篇评论北岛英译诗歌的书评[6](P.28-32)中,他对所谓的“世界诗歌”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他认为北岛的诗歌具有“可替换性”,因为其诗“并非依赖于具有明显中国特色的韵律、词汇或音乐效果,而是由一种最容易翻译成外国语言的诗歌媒介构成,即意象”[6](P.28)。继而他把北岛英译诗歌作为“世界诗歌”的典范例证。而假如我们以此标准考察海子诗歌的话,也会发现同样具有一种明显的“可替换性”(可译性)。
海子诗歌首先是自由体的诗歌形式,没有格律和韵脚的束缚,形式极为自由;其次是明晰的现代语言,而且多用西方式的意象化语言。海子本人明确表示不喜欢中国传统的经典诗歌(在内容和形式上都不喜欢),认为那充满了文人趣味[4](P.1047)。他在诗歌观念上可以说属于西化派,这种观念不仅十分强烈,而且带有很强的反叛色彩。由新文学的现代诗人开创的中国新诗范式(自由体的、使用意象化语言的白话诗),无疑是在学习西方诗体形式的情势下才得以萌生发展的。到了80年代,这种新诗传统又在朦胧诗及之后的第三代诗中获得了延续。因此相比于古典诗歌而言,这种新诗显然具备更直接、更强烈的“世界性因素”。它们无论在诗体形式、语言、意象的普遍性上,还是在修辞手段上都更为接近世界性的诗歌范式[ 此处“世界性的诗歌”主要指以强势欧洲语言存在的现代诗,尤其是以英文形式存在的现代诗。宇文所安认为这是世界诗歌的客观形态,虽然背后隐藏着文化权力间的不平等,然而却是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见《“世界”文学经济中的中国文学》中对宇文所安言论的引述,载于《世界文学理论读本》第215—232页。]。因此,新时期诗歌天然地具有某种“可译性”。在这其中,海子的诗歌则具有更大更明显的“可译性”。海子的诗歌是典范的自由体,不讲形式上的韵律和节奏,语言也是普遍可译的语言,其比喻象征类修辞乃至意象都大多效法于西方诗歌传统(比如荷尔德林诗歌、歌德《浮士德》、但丁《神曲》、《圣经》等)。正是海子这种“西化”的诗歌观及普遍性的诗体形式,使得他的诗最接近“世界诗歌”[ 实质上这里宇文所安的“世界诗歌”跟歌德的“世界诗歌”内涵极为相近,似乎是宇文所安对歌德的世界诗歌做了进一步的阐发。]的标准。尤其在《太阳·七部书》这部“大诗”里其“世界诗歌”的特征体现得最为明显。然而,海子诗歌深受西方诗歌传统的熏染并不意味着其独创性就打折扣了,事实上影响与独创从来都是缠绕交织的,而这也恰恰是经典文学的特征。
总之,海子的诗歌具备较强的“可译性”显然是一事实。海子的诗如若译成西方语言(如英语这种准国际性语言),不仅不会对西方读者造成很大的阅读障碍(最起码不会造成《红楼梦》外译本式的接受困境,也不会有中国现代新诗比如闻一多的那种新格律诗的翻译困境),反而,其外译本可能会产生即熟悉又陌生的接受效果,即既有熟悉的“本土传统”,又有某种妙不可言的“异域特色”。总之种种方面上来看,海子的诗歌尤其是《太阳·七部书》这部“大诗”,显然接近宇文所安所谓的“世界诗歌”,而这也正有力地体现着其诗歌的“世界性价值”。
海子的《太阳·七部书》力图展现人类深层次的生存困境,即“人类本质的悲剧性”。这种主题也显然昭示着其巨大的“世界性价值”。
在谭五昌的《海子论》中,他认为“海子的史诗却从未有意地张扬过“民族精神”,更多地流露出对于一种‘伟大的人类精神’的刻意追求。”[7](P.3)另一论者也指出,“他把自己的理想一步步地由抒情和戏剧上升为史诗乃至大诗,使得这一目标极为宏伟地被明确为伟大的集体的诗’,从而在根本上超越了东西方的界限”。[8](P.23)海子的《太阳·七部书》所反映的宏大的人类性主题,确实堪称“超越了东西方的界限”,也确实堪为对“一种‘伟大的人类精神’的刻意追求”。在《海子论》中,谭五昌总结了海子“大诗”的三个主题:一是反抗人类现实生存的非人道性质(以《太阳·断头篇》中的“断头战士”形象为例),二是拯救人类的堕落的灵魂(以《太阳·土地篇》为例),三是追求人类的至善和完满即“太阳”式的生命境界(以《太阳·弥赛亚》中的“太阳”意象为例)[7](P.3-4)。如此的总结的确是精确凝练的,基本上概括了海子“大诗”的主题内涵。我们从中也可以看出海子“大诗”所力图表现的正是人类的悲剧性命运以及对此命运的反抗。这一宏大而深刻的主题,无疑体现着其诗歌的“世界性价值”。
除了谭五昌概括的三个主题外,海子“大诗”其实也存在着更为深刻的主题。这种主题即力图反映出“人性内部的撕裂与挣扎”,以及其背后的人类深层次的生存困境。“大诗”中尤其以《太阳·断头篇》为代表,确实强烈反映出了人类的悲剧性生存处境。也正是这种生存处境与光明理想间的剧烈矛盾,才造成了海子诗歌在精神维度上的巨大张力。这种张力在长达四百页的《太阳·七部书》中体现得极为彻底。海子作为具有巨大抱负的天才诗人,某种角度上他所追求的所谓“大诗”,正是要试图实现人类在精神维度上的自由生存,实现人性、神性、与人所固有的兽性之间的调和,实现海德格尔式“天地人神”的最高和谐状态。海德格尔崇尚“诗意地栖居”、“返回大地”、“返回人自身”的生命哲学,这种哲学观与海子的诗歌主题有着巨大的关联:海子的诗歌很大程度上就表现出了这些复杂深刻的人生理想(当然是以高度艺术化的方式呈现的)。然而,由于人性固有的悲剧性本质,海子的那种“太阳”(完美人性与和谐生存的象征)追求也必然不可实现。这造就了其诗歌中巨大的两极化的张力:身处于绝望之处境,反抗绝望,而这种反抗又是无望的,无望中坚持反抗,如此循环,直至永恒。这深刻地揭示出了人本身的悲剧性本质。在绝望与反抗绝望之中所造成的精神上的撕裂感,也正是这部“大诗”的感人至深的力量所在。在整部“大诗”中,还始终弥漫着一种痛苦的悲剧性氛围,这种氛围也正是海子大诗的艺术魅力。
诗歌艺术的最高境界,是融思想于形式,也即哲学与诗的统一。西方哲学史上自苏格拉底、尤其是经过柏拉图的明确发难之后,“诗与哲学之争”是一个千百年争执不下的传统。然而在海子这里,他的诗歌理想之一即是,完成诗与哲学的统一,以实际的诗歌行动终结诗与哲学的战争。海子力图证明诗歌本身就是一种哲思,或者说哲学的最高境界就是诗。在海子的《太阳·七部书》里,哲思,诗,悲剧完美地融为了一体。这也正是海子不愿意说自己的“大诗”是史诗的缘故。因为“大诗”是史诗、悲剧与哲学的合体。海子的高明之处也正在这里。
说到海子“大诗”的追求问题,就不能不谈到充满神秘性的“海子之死”,以及其与海子诗歌追求的关系。尽管世俗层面上的“海子之死”已如火如荼地争论了二十多年,然而,形而上意义上的“海子之死”也许更值得深入探讨。因为它恰恰昭示着海子诗歌的某种永恒性追求。海子之死,显然是一个悲剧(在世俗意义上则是惨剧),然而,也是一首“诗”。海子通过其最后的“终极之诗”,即“海子之死”,实现了在人世上作为一种社会身份存在的终结,也宣告了其全部诗歌的最后完成。没有“海子之死”,海子的诗歌王国是不完整的。有了这最后一首无声的、不诉诸文字的“终极之诗”,海子的诗歌王国才蔚然成形浑然一体。从此海子的诗歌王国,才有了永恒存在的可能。因为这个“王国”是完整而独立的,是一种不借助于其他力量的艺术存在。海子的“诗歌王国”也因此显出了某种永恒的价值,昭示着人类某种持久不灭的关于“存在”的意义。海子之死、存在、与诗歌的永恒意义,在这里完成了统一,实现了汇合。
20世纪中国新诗史上有着不少宏大追求的诗人。然而,能在人类性与个人性、能在诗与哲学、在人性与神性、兽性之间寻求调和共存、力图表现出如此深刻内容的诗人却是寥寥无几。海子诗歌尤其是其《太阳·七部书》在整体上所显示出来的原创性、形式美学上的“陌生性”、以及复杂深刻的主题,可以说体现着真正的文学经典的品质。
“究天人之际,成一家之言”,某种程度上,司马迁的那种对人类历史真理及人性真理的宏大的“史诗性”追求也正在海子的“大诗”里得到了完美的再现。海子以其气势恢宏的《太阳·七部书》实践着他那雄伟的艺术理想——类似于司马迁的“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民族史诗式的“大诗”。这种“大诗”正是为了揭示人性的真理乃至人类历史的真理。而在其深层次上,这两种真理是相通的。
本文主要是论证海子的“大诗”《太阳·七部书》的“世界性价值”,所采用的标准是哈罗德·布鲁姆的文学经典观,即审美与思想并重的综合性标准。本文认为海子“大诗”的极具感染力的“美学结构”及所反映的极具人性深度的“思想材质”,强烈彰显出了其诗的“世界性价值”。海子诗歌的艺术性是强烈的,其所表现的深刻的人性内容也是令人战栗的。他的“大诗”如《太阳·断头篇》、《太阳·诗剧》、《太阳·弑》等所体现出的不同于中国新诗传统的天才般的创造性、神奇的美学魅力无疑蕴含着巨大价值。用哈罗德·布鲁姆的话说“这是一种无法同化的原创性”[5](P.2)。可以说,海子的“大诗”以其“惊世骇俗的陌生性”,“直接战胜传统并使之屈服于自己”[5](P.21-23)。海子的“大诗”,所体现的审美力量是具有穿透力的。虽然对一些习惯了优雅抒情短诗的读者来说,如此的长诗确实充满了“陌生性”,然而,以此种极度陌生化的形式写作神话性质的大幅量的“悲剧体”史诗,的确是需要巨大勇气的。哈罗德·布鲁姆说“…经典的全部意义在于使人善用自己的孤独,这一孤独的最终形式是一个人和自己死亡的相遇。”[5](P.24)海子是孤独的,海子后期的“大诗”也是孤独的。而且海子的孤独最终导致了海子与“自己死亡的相遇”。但海子的“大诗”虽然孤独,却还没有死亡,也将不会死亡。
[1]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 歌德论世界文学[J]. 查明建, 译. 中国比较文学,2010,(2):1—8.
[2]大卫·达姆罗什. 世界文学理论读本[M]. 刘洪涛, 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3]金松林. 悲剧与超越:海子诗学新论[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4]西川. 海子诗全集[M]. 北京:作家出版社,2009.
[5]哈罗德·布鲁姆. 西方正典[M]. 江宁康, 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第2版).
[6]Stephen Owen. What is World Literature?:The Anxiety of Global Influence[J]. The New Repubic, Novem-Ber19,1990:28—32.
[7]谭五昌. 海子论[J]. 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3):1—12.
[8]黄亦兵. 从抒情到叙事——新时期中国文学的话语转型[D]. 北京大学,1993.
On the universal value of Haizi’sTheSun:SevenBooks
LIANG Xin-jun
(Institute of Literary Studies,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83, China)
Haizi, as a Chinese poet,whose poems exist in Chinese language,but they are closely related with western poem’s tradition. Actually, His aspiration about the “great poem” states clearly that he try to end the war between the poetry and the philosophy, and realize Vico’s “the unity of poetry and philosophy”. Indeed, Haizi’s poems be influenced by western literature to a great extent, but there is still a fact here that their great creativity,powerful aesthetic effect, complex and profound human content is undeniable. in a word, Haizi is not only a Chinese poet, but also a “world poet”. His poetry is the “world poetry”.TheSun:SevenBookshas an indisputable “universal value”.
Haizi;TheSun:SevenBooks; world poetry; universal value
2014-08-27
梁新军(1988— ),男,河南周口人,在读研究生,主要从事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
I207.22
A
2095-7408(2015)01-004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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