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农村毒品问题治理研究

秦总根

（广东警官学院 侦查系，广东 广州 510440）

一、问题的提出

从中国裁判文书网查询Y省的中级法院2020年下半年二审判决的毒品犯罪案件，在查询到的252份判决书中，共判决了324人涉毒犯罪，其中身份明确为农民的高达167人、无业人员68人、务工人员13人，还有40多人没有明确职业。从这些二审判决的人员中可以看出，明确身份为农民的高达51.5%，农民涉毒犯罪占比高、其形势还是非常严峻的。而我国长期以来的禁毒工作主要以城市作为主阵地而展开，对农村的毒品问题缺乏关注。推动农村地区毒品问题的有效治理，有效遏制农村毒品问题的发展、蔓延，是当前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极其重要的一环，是一项重大任务，极具挑战性。

我国政府高度重视“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而“毒品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相关的研究主要从毒品治理体系、毒品治理能力及毒品治理策略等维度而进行。毒品治理体系的研究主要涉及治理机制、治理主体和治理效果三大核心要素[1]，认为治理体系本质上就是制度体系[2]；近年来，意大利、美国、日本、丹麦等国家都纷纷对毒品治理体系进行调整、革新，成效已得到显现。[3][4]当前我国也在进行改革尝试，并形成了多种毒品治理样本模式[5][6]，然而，包括我国在内的许多国家仍面临禁毒体系不健全、禁毒主体职责不清、社会化程度不高、禁毒立法保障不完善[7][8][9]等挑战，政治、经济、文化、管理、技术等多方面因素对毒品治理体系功能的实现存在着影响。[10][11]毒品治理能力的研究主要涉及禁毒执法能力、毒情防控预警能力、合作/联动能力、利用智能科技能力、人民群众参与毒品治理的能力等方面[12][13][14]，研究认为治理能力其实就是治理主体的能力或治理各主体间能量的合力[2]；毒品治理制度因素及治理主体（官员、公民等）的素质对治理能力水平形成直接影响。[1]多年来，经过禁毒界理论与实务部门的不断探索、实践，世界范围内的毒品治理策略逐渐从“减少供给”向“减少供给和减少需求”的平衡综合施策转变[15][16]，将人文关怀的理念逐渐融入禁毒尤其是戒毒工作中[17][18]，毒品治理方式正逐步由刚硬式向刚柔并进式转变。

通过文献梳理显示，全球毒品问题正由“单向治理”“碎片化治理”向“综合治理”转化，而社会治理现代化理论的初衷是通过善治的价值导向，促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提升来应对社会问题。当前，我国毒品治理体系仍不健全，治理能力亟待提升，并得到了学界的关注。但相关研究仍缺少将“现代化理论”融入毒品治理的研究中，尤其是对农村毒品问题的治理，理论界与实务界关注甚少。而在我国新农村建设、城镇化建设快速推进的当下，农村社会正在发生深度蝶变，其毒品问题的治理更需要与时俱进、跟上时代发展步伐，将农村毒品问题治理与国际治理现代化有机融合，才能更好地促进毒品问题治理的效果和可持续性，为全面实现乡村振兴提高有力的保障。

二、当前农村毒品问题的现状

近些年，随着我国毒品治理工作的有力推进，禁毒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国内涉毒违法犯罪得到遏制，毒情形势持续向好态势进一步巩固。然而，涉毒分子为逃避打击、维持生存空间，便将毒品市场转向不易被查获的小城镇与农村地区，导致农村频频出现毒品违法犯罪现象，广大农村的禁毒工作呈现出严峻形势。

（一）农村涉毒情况

1.毒品犯罪问题严重

从2014年开始，我国开始以年度毒品形势报告的形式，每年都发布执法部门抓获毒品犯罪嫌疑人员数据，2014年至2020年抓获毒品犯罪嫌疑人员分别为16.9万名、19.4万名、16.8万名、16.9万名、13.74万名、11.3万名、9.2万名，其中只有2015年具体公布了农民和无固定职业人员毒品犯罪嫌疑人员数据，占被抓获毒品犯罪嫌疑人员总数的78.9%。[19]尽管其它年份没有列出抓获毒品犯罪嫌疑人员中农民所占的数量，但从2015年的占比来推测，农民涉毒犯罪的数量不在少数，这可以从《最高人民法院发布2020年十大毒品（涉毒）犯罪典型案例》[20]中得到一定的佐证，在十大毒品（涉毒）犯罪典型案例中，农民和无业人员参与毒品（涉毒）犯罪的人数超过一半。从中可以看出，农民涉毒犯罪占比较高、形势还是非常严峻的。

2.外流贩毒频繁发生

根据2020年《中国毒情形势报告》，我国国内毒品制造呈现萎缩之势，在国内毒品消费市场所占份额明显下降，毒品主要来自境外、绝大多数来自“金三角”地区，这些来自境外的毒品大多数是通过外流贩毒人员走私入境、然后扩散到全国各地的。当前外流贩毒人员大多来自云南、贵州、四川、重庆、广西等省市，主要集中在我国经济不太发达、人口密集、自然条件恶劣的农村地区，他们将毒品扩散至上海、广东、江苏、浙江、福建等经济较为发达以及毗邻毒源地的云南、新疆等地。[21]从《中国毒情形势报告》公布的数据[19]，我国2017年、2018年、2020年抓获的外流贩毒人员分别为3万名、2.44万名、1.1万名，经过我国持续不懈的整治，外流贩毒人员呈现出下降之势。然而，这些外流贩毒人员不再像从前那种单人贩运、孤军奋战，现已发展成规模的贩运，他们结成一个个贩毒网络，而在贩毒过程中分工明确，中介、指挥、运输、分销、资金流转层层分开，毒品经过多地流动，多人、多次的转手倒卖，表现为外流贩毒网络层次多、链条完整且长，具备了较强的反侦查意识和能力，具有组织化、规模化、团伙化的形式。公安部2018年指挥多省侦办的“5·24”专案[19]，就是一宗典型的外流贩毒集团形成完整贩毒链条的案件，团伙的首犯、主犯在幕后遥控指挥，“马仔”、从犯直接接触走私运输毒品，团伙内部分工明确、层次分明，具有明显的组织网络架构。

3.吸毒现象大量存在

许多农村村民缺乏毒品知识，难以认识到毒品危害的严重性，导致“毒品黑手”借机伸向农村，毒品犯罪向农村逐渐渗透和蔓延。我国发布的《中国毒品形势报告》中，2015年在明确登记职业信息的吸毒人员中农民占17.3%。[19]随着我国禁毒力度的不断加大，城市禁毒能力的增强、禁毒效果的提高，犯罪分子在城市涉毒犯罪的能力下降，其涉毒犯罪的触角在不断向禁毒力量薄弱的农村地区延伸，致使农村毒品问题日渐严重，农村吸毒人员比重正在逐渐增大。加之当前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向城市转移、流动，在人员双向流动过程中，毒品随着人员的流动从城市向农村地区流动、扩散，尤其是在新冠疫情肆虐的当下，一些涉毒的农民工回流农村，把外地一些新的贩毒手法和吸毒方式带回户籍地，推动当地农民吸毒人数的增加。当前，吸毒贩毒由娱乐场所向农村婚丧嫁娶、逢年过节聚会等场所转移，在居民住宅、汽车内、养殖场、鱼池棚子、废弃屋舍、果地瓜棚、荒郊野外等地吸毒，流动性和隐蔽性强，打击难度大，在一些农村地区毒品甚至已经泛滥到“农村办红白事，都会约着一起吸个毒，发毒品就像发烟一样”的地步，令人触目惊心。

（二）农村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屡禁不绝

基于我国各地的农村派出所每年都会实施种植毒品原植物的巡查工作，当前国内大面积非法种植毒品植物基本禁绝，没有出现类似2014年发现铲除非法种植罂粟436.4万株、2015年发现铲除非法种植罂粟306.1万株、2016年发现铲除非法种植罂粟116万株这种一年发现铲除上百万株的现象[19]，但部分地区仍存在零星非法种植问题，屡禁不绝，例如湖北省五峰县采花乡[22]、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23]、山东省平邑县魏庄乡区[24]等地先后发现并铲除多处毒品原植物罂粟。目前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的主体以老人居多，也有少数中年妇女；种植地点大多在常人不易察觉的偏僻地方，有的与相类似的花草、药材混杂种植，使人误以为是花草或药材；有的则种在自家墙院角落里；有的选择在山林沟坡、鸡舍猪圈或草堆旁，有的还将罂粟与油菜一起混种、一起管理，罂粟未开花之前与油菜的外形相似，从远处很难分辨；也有的在农田里与其它农作物一起套种，除在开花结果时容易被人发现外，一般情况下则有较强的隐蔽性。而毒品原植物具有繁殖速度快，生命力顽强的特点，禁种工作一旦稍有松懈，就会在很短时间内泛滥。

（三）新精神活性物质悄然潜入

基于严厉的打击和大力的宣传，人们对常见的毒品都提高了警惕，犯罪分子为了能成功让人放松警惕、诱骗人们吸食毒品，不断变换毒品的式样包装，这不仅给禁毒工作带来了新挑战，也让人防不胜防。尤其是在农村，村民既对一些新东西好奇、感到新鲜，而又缺乏识别、认知的能力，导致“毒品下乡”顺利成行。为吸引消费者、迷惑公众，毒贩子更是不断更新升级毒品包装，变换毒品样态，“蓝精灵”“神仙水”“咔哇水”“彩虹烟”“恰特草”“笑气”“小树枝”“奶茶”“跳跳糖”等多种形式的新精神活性物质在农村地区悄然登场、不断涌现，有的甚至制作成巧克力、糖果、饼干等零食外形，让其披上“花式”的外衣，不断迷惑那些善良的村民，即使上瘾后，旁人包括其亲人也不会想到是毒品所致，这就给防范“花式毒品”带来更多困难和挑战。比如广西多地一度发现制贩氟胺酮案件[25]；2021年广东某地青年开始疯狂痴迷于一种淡黄色或透明无色的“咔哇水”[26]，对他们的毛发、体液、血液标本用传统的六大类毒品检测试剂进行检验，结果全部呈现阴性，但吸食者普遍出现谵妄、抽搐、手抖、癫痫等症状，好几个人在出现戒断反应时直接失去意识、昏迷甚至死亡，与前几年市场上风行一时的“咔哇饮料”相比，这种“咔哇水”的危害性明显增大，而吸食者却毫无察觉。新精神活性物质悄然潜入农村，使原本毒情日益严峻的农村遭受更大的挑战。

（四）衍生出多种社会问题

随着农村与城市之间交往的日益快捷、方便，农村与城市之间的人员流动也越来越多，在带动农村经济发展、改善农村社会面貌的同时，也为农村地区的发展增添了许多危机，“毒品下乡”就是其中的副产物。毒品在农村肆虐，严重影响农村社会生态、经济发展，衍生出诸多社会问题。在不良毒品文化的冲击下，一些没受到正确“三观”教育的村民，自身缺乏抵抗诱惑的能力，而一味盲目的跟风高消费、追求物质享受，把吸食毒品当作是高消费、身份的象征，结群成队从事涉毒违法犯罪行为，给农村社会埋下了严重的安全隐患；不少吸毒人员由于无固定经济来源，为筹措吸毒资金，胆大妄为进行抢劫、抢夺、偷盗、扒窃等违法犯罪活动，衍生“两抢一盗”等犯罪行为，而农村警力不足、打击处理常常难以到位，严重危害社会治安和社会稳定，以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有的因长期滥用合成毒品后，大脑受到严重损害，引发精神类疾病和暴力违法犯罪行为，严重危害公共安全；有些农村吸毒者常年吸毒花销巨大，后期负担不起高昂的吸毒费用，便走上“以贩养吸”的不归路。

三、国家治理现代化与农村毒品问题治理的内在逻辑关联

农村毒品问题治理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之间既互相促进、完善又相互统一，它们之间存在着内在的逻辑关联，主要体现在：

（一）农村治理现代化与国家治理现代化是相互促进的统一体

党的十九届四中、五中全会中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宏伟目标，这也是我党新时期的重大战略任务。农村是我国的根基，国家治理体系中农村治理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离不开农村治理的现代化，它直接影响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两者之间紧密相连、密不可分。[27]农村治理现代化对农村的稳定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也能有效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一步完善、走向深入。党的十九大以来，农村治理的发展越来越受到关注和重视，十九大的报告中专门提出要健全“三治合一”的乡村治理体系的建立，创新、变革农村治理方式，为农村的振兴、发展提供更多的资源。吸引、促进更多的发展资源向农村转移，真正落实好这些国家的重大战略部署，无疑会对农村治理现代化起到有力的保障和推动作用。然而，当前我国农村基层组织涣散、农村自治弱化等问题制约着农村社会的发展，需要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来解决农村治理中面临的困难和挑战。将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有效的贯彻、落实到农村治理现代化中，为农村发展、建设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条件，会有力的推动农村的发展振兴；同时，农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提升，治理现代化得以推进与实现，也会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推进奠定建设的基础，两者是相互促进的统一体。

（二）农村毒品问题治理现代化是实现农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农村毒品问题治理现代化是实现农村治理现代化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它是农村治理成败的标志。当前，我国农村治理已经取得了可喜的进展，然而，随着我国禁毒斗争稳步推进，城市禁毒人民战争取得了新成效，而毒品问题正悄悄地向禁毒力量薄弱、地理环境易于隐蔽的农村地区渗透、转移[28]，农村毒品问题已逐渐成为农村治理现代化的瓶颈，也日趋成为推进、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的短板，为此，国家禁毒办在2021年《中国毒情形势报告》[19]第一次专门提出将“农村毒品问题治理”作为禁毒工作的重点任务。其实，农村在我国社会、国民经济发展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分量，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9]，我国农村常住人口为55162万人，占全国人口的39.40%，农村占国土面积94%以上，“农村治，百姓安，国家稳”，农村治理的好与坏不仅决定着农村社会的发展、繁荣和稳定，也体现着国家治理的整体水平。推动农村地区毒品问题的有效治理，促使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和满意度得到有效提升，是全面实现乡村振兴、助推农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力保障。

（三）国家治理现代化为农村毒品问题治理起着导航指引作用

在新时期，农村毒品问题治理还存在许多问题，而国家治理现代化则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和依据，同时，也为农村毒品问题治理走向现代化起到导航指引作用。当前，我国国家治理的发展势头良好，与国家和社会的发展要求高度吻合[30]，对农村毒品问题治理起到了有力的促进作用。为了使国家治理现代化得到有效推进，完善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在提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这一目标之后，我国在民主化、规范化、效能化和法治化等方面进行了有力的推进、提升，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不仅实现了治理有效，而且切实提升了我国的综合国力，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大幅度的改善、提高，稳步进入小康社会，从中可以看出，国家治理现代化犹如航灯，为我国农村毒品问题治理指明方向，将指引我国农村毒品问题治理朝着现代化方向发展、前进。

四、农村毒品问题治理面临的困难和挑战

近年来，为了促进农村农业发展、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党和政府下大力气实施各项强农惠农政策，推进乡村振兴、新农村建设，为我国现代农村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31]然而，毒品也在农村不断发展蔓延，这无疑会延缓乡村振兴、新农村建设发展的步伐，对农村毒品问题进行大力、有效的治理无疑成为当务之急。而在当下，新农村建设发展中的各种矛盾日渐凸显、复杂，各种新情况和新问题又层出不穷，农村毒品问题治理面临着种种困难和挑战。

（一）基层组织松散

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和农村城镇化建设不断推进，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普遍提高，农村居民也渴望过上城市生活；一些城市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顺势进入农村，城乡居民思想观念、生活习俗上的差别也在不断缩小，农民昔日那种人与人交往的感情砝码已经逐渐被利益原则所取代。[32]受到利益至上思潮的影响，一些村干部将主要精力集中在个人的致富方面，而对农村社会问题疏于管理，村组织形似一盘散沙，缺乏干事业的干劲。村干部不能起到应有的带头作用，对村里的工作不想管、不善管、不敢管。在笔者对一些村庄的调查过程中发现，有些村庄已出现了群体性毒品犯罪的苗头，执法人员进村抓人、需要村干部带路时，他们敷衍塞责、不敢担当，担心遭受打击报复，自己的利益受损。

另一方面，在城镇化进程加快过程中，农村“空心化”问题加剧，农村乡镇、村庄实行撤并后，村干部减少，工作量增加，人员未增加，导致一些基层乡镇农村，村组干部心有余而力不足。而当前农村中大部分现任村干部年龄普遍偏大，思想陈旧，社会治理理念欠缺，对新鲜事物接受程度较低，政治敏感度不够，对于新时代农村振兴、农村治理缺乏了解认识、毒品问题治理知识积累少，无法将党和政府发布的最新治理政策落实到实处、发挥其有效价值，致使乡村发展跟不上社会发展节奏，难以带领村民建设美丽乡村。为了发展自身经济，农村中越来越多的青壮年选择进城务工、经商，有能力有抱负的年轻人选择在包容性大的城市打拼事业，村里考出去的大学生也不愿回乡创业，从而造成村委会成员人才缺失、中坚力量不足，村中发展年轻的新党员受到影响，选拔人才难度加大。农村基层组织缺乏凝聚力、号召力，人心四散，基层组织涣散，后备干部缺乏，使得治理能力低下。农村毒品问题治理水平难以跟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步伐，给其毒品治理带来了极大困难和挑战。

（二）农村自治弱化

根据我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制定本法是为了保障农村村民实行自治，由村民依法办理自己的事情，发展农村基层民主，维护村民的合法权益，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然而，由于工业化、城镇化建设的不断快速推进，城乡差距也在不断拉大，为了得到更多的发展机会和改善自身的经济条件，许多青壮年农民纷纷进城务工，老弱病残、妇女儿童等群体便留守在村中，由此导致大量“人走房空”现象的出现，“空心村”便应运而生。在城市化进程不断加速过程中，“空心村”现象日益凸显，农村人口数量及结构的不合理性问题日趋突出[33]，村民政治活跃度不断下降。乡镇政府不能充分发挥带动作用，民主机制不健全、村民参与意识不强。村中开展民主议事等活动时，大多村民都不愿意参与村里的各项活动，村民往往假借农忙等理由逃脱，参与的村民表达意愿不高，大多数情况都是听组织者发表意见；加之农村高素质领导干部的缺乏，其自治得不到应有的保障，导致农村自治的弱化。这种弱化现象的产生对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造成直接危害，党领导村级组织的方针、政策、村务得不到有效执行，直接威胁到我党在群众中的威信甚至执政地位，对整个社会的稳定也构成了直接的冲击，在社会控制力极度弱化的地方毒品问题便乘隙而入、沉渣泛起。在农村自治弱化的背景下，我党的“共同富裕”等执政理念难以得到有效贯彻执行，相反村民之间的贫富差距与日俱增，加之农村地区缺乏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村民生活在迷茫之中而又得不到正确的思想观念的引导，农村毒品问题治理工作变成了演“独角戏”、难以得到村民的广泛响应，致使毒品问题治理工作举步维艰、难尽人意。

（三）经济发展失衡

***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强调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34]针对这一矛盾，国家不断推出对农村社会的多项改革，进行新农村建设、实施乡村振兴，现确已取得了不小成就。然而，农村经济领域存在着社会保障、二次分配等不均衡的状况，经济发展出现失衡，农村社会分化严重，部分村民心理也就随之失衡。而许多留守在农村的村民既无教育背景又无一技之长，但又有对物质财富的强烈追求，他们将自己的命运与那些既与自己的地位相近、又不完全等同于自己的人和群体进行反向的比较，看到生活在同一村子相同身份的人比自己强、比自己富，心理失衡的村民于是寻求赚快钱、追求一夜致富的路子，走上涉毒违法犯罪的道路。而对于农村戒毒人员，其社会网络主要在本村，乡镇、农村地区本身就业资源非常少，村内不良的舆论氛围会对戒毒人员的就业产生负面影响，导致戒毒者在村内的生活常常处于边缘地位，仅仅村内的舆论就会使戒毒人员难以再次通过熟人网络找到工作，在心理和社会关系等多方面都不能融入到当地社会，生活往往容易陷入困顿。经济发展不均衡，戒毒人员融入社会难，无形中引发、助推了毒品的渗透蔓延。可见，毒品问题往往与经济、贫困问题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带动农民脱贫致富、脱贫不返贫，解决好因毒致贫、因毒返贫、因毒致孤、因贫涉毒等问题，实现共同富裕，是在治理农村毒品问题中必须要解决的重大挑战。

（四）法律意识淡薄

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背景下，人们的精力主要集中在经济建设方面，而与之相对应的思想道德、法制、文化建设却没有得到同步推进，不少农村领导干部只注重经济建设，而把法治建设当作是可有可无的任务；加上一些村干部服务意识、法治意识不强，自身法律意识欠缺，做群众工作不主动、不深入、不细致，脱离群众；政府基层组织与群众信息传递的渠道不畅通，缺少对法律法规的解释和宣传工作，也没有做好对群众思想的说服引导工作。受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等条件的限制，大部分农民文化水平较低，法律意识、法治观念非常淡薄，对违法行为容易产生主观认识错误，而单纯的获利倾向很容易触犯法律底线，并使得涉毒行为容易迅速的在农村熟人社会中产生群体效应，导致一些地方的毒品问题愈演愈烈。此外，农村地区禁毒工作本来就相对薄弱、落后，禁毒重视程度、禁毒队伍建设、禁毒工作经验、禁毒整体联动等方面还很欠缺，面对毒品犯罪向农村地区加速渗透之势，农村毒品问题治理工作的挑战性将会进一步加大。

（五）农村警力普遍不足

在农村毒品问题治理过程中，公安民警是一支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而当前广大农村地区，受经济条件、交通、自然环境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警力配置普遍不足。笔者调研农村派出所的现状时发现，农村派出所警力不足是常态，其中一个派出所，辖区面积140多平方公里，山区面积超过70平方公里，辖区人口超过4万，而正式民警只有7名，加上辅警，也就十多人。这与西方国家万分之二十至四十的警察比率相距甚远。所谓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派出所每天都要处理几十起警务、非警务事务，只要有人报警就得出警，尤其是在节假日期间，大量务工人员返回农村，从交通管理到治安查处，接警出警、调解纠纷、治安巡逻防范、户籍管理、群众走访等等，派出所全体人员都得一一应对，众多、繁杂的事务使他们常常顾此失彼、禁毒工作也就无暇顾及，而许多不法分子常常利用这个时间节点进行毒品交易。警力不足，打击犯罪的力度就会下降，相应地不法分子对在农村犯罪的预期收益就会比城市高，犯罪成本下降，犯罪发生的概率增加，这就形成一个恶性循环，无疑给农村毒品问题治理增添了新的挑战。

五、农村毒品问题治理现代化的行动路径

毒品问题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直接危害社会治安，对社会的和谐稳定构成极大威胁。[35]56***总书记强调指出，“要加强党的领导，充分发挥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完善治理体系，压实工作责任，广泛发动群众，走中国特色的毒品问题治理之路，坚决打赢新时代禁毒人民战争。”毒品问题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是一项复杂、艰巨、长期的社会工程，习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为完善农村毒品问题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在开展农村毒品问题治理工作中，需要运用国家治理现代化理论，更新毒品治理理念，创新毒品治理方法，从组织、技术、民间等多方面寻求行动路径，以更精准、科学的手段，把各项治理措施落到实处，有力推动农村毒品问题治理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

（一）组织路径：以农村基层党组织为引领完善“三治”融合机制

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建设平安乡村、实施乡村振兴的重要路径，而进行农村毒品问题治理是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毒品问题能否得到有效治理，关键在党。[36]为此，必须大力加强农村党组织建设，不断增强党组织的凝聚力和创造力。事实证明，凡是党组织领导力不强、号召力不足、组织涣散、治理不力的地方，往往也是容易出现严重毒品问题的地方。加强农村党组织建设、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是构建高效的毒品问题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的先决条件；而对当前农村党组织能力水平低下、后继无人、创新能力不强等问题，需要运用治理现代化的理念和开放的思想，将新时代的新乡贤[37]、驻村干部以及大学生吸引到农村基层组织中，增强基层组织活力；向发展不足、毒品问题治理低效的乡村派出第一书记，整顿涣散软弱的基层组织，增强党的领导；把农民工、机关企事业单位中的优秀人员充实到村两委；要积极培养后备干部，大力在优秀的农村青年中遴选、培养入党积极分子，给他们压担子、搭梯子，定期开展教育学习；配齐配强村党支部书记，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把党建引领内嵌于毒品问题治理的各环节、全过程，提升党建引领力，为农村毒品问题治理做好组织保障。

“乡村治、百姓安、国家稳”，而自治、法治、德治（以下简称“三治”）是社会治理的基本方式[38]，自治能增强活力，法治提供保障，德治则弘扬正气。[39]有了强有力的党组织作后盾，在农村毒品问题治理过程中，还需要积极利用现代技术和治理理念，将“三治”有机融合，发挥“三治”合力优势，通过全过程民主的建设，确保农村毒品治理战略有效实施。

1.发挥自治基础作用，增强自治的吸引力

自治是“三治”的基础，是乡村治理体系的核心内容。当前，农村人口流动加速，对村民自治造成了冲击，许多外出务工人员有参与村务的想法，却因信息资源不能够及时传达等原因而难以实现。这就需要农村基层党组织积极主动作为，创新村民自治方式，利用当下先进的通讯技术，创造条件引导外出务工人员积极参与村务，充分发挥他们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增强自治的吸引力。当地政府还要统筹构建农村毒品问题治理体系，充分调动乡村、社区、单位、学校等的积极性，大力开展“无毒乡村（社区）”“无毒学校”“无毒家庭”等创建活动，实行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自我发展”，引导村民自觉与毒品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通过村民自治方式的变革和治理体系的构建，实行全过程民主，促进农村毒品问题治理取得成效。

2.发挥法治保障作用，提高村民的法制意识

法治是毒品问题治理的保障，当地政府要综合运用国家、省、市、县的相关法规文件，结合本地的实际对毒品预防、毒品管制、戒毒康复与管理服务、法律责任等制定出符合本地毒品治理需要的相关规定，为当地毒品问题治理提供强有力的法律保障；要积极介入“村规民约”建设，将有关禁毒法律法规融入农村社会的传统乡规民约中[40]，潜入村民心中，将“不涉毒”变为村民的自觉行动。例如，广东的一个乡村经村民协商同意，订立村规民约，将遵纪守法、毒品治理等内容列入村集体产业股权分红的考核指标，有力地配合支持基层党组织、提升了社会治理能力。此外，还要切实加强基层农村干部的法治观念，提高他们的法治素养，增强法治为民的思想意识，提升依法行政和依法治理的能力；村民是毒品问题治理中法治化的主体，要加大对村民的法治教育，不断增强村民的法治思维，使村民能够知法、守法、用法，将法治运用到自己生活中。通过发挥法治保障作用、提高村民的法制意识[41]，达到有效治理农村毒品问题、保护公民身心健康、维护社会秩序的目的。

3.发挥德治教化作用，激发正能量的传播

德治作为最古老的一种社会治理手段，有时就像春风化雨、润物无声一样，改变和净化着老百姓的内心。[42]在农村毒品问题治理过程中，要深入推进农村德治建设，提升德治水平，营造良好的、浓厚的毒品治理社会氛围，积极开展禁毒宣传教育。运用多种途径、多种方式，探索行之有效的宣传教育路径，发动全社会共同参与，促进全体村民对毒品危害的认识；充分利用当前村民喜欢使用的微信公众号、抖音、快手等现代传播手段开展常态化宣教工作；动员各种社会化力量对吸毒人员、高危人群进行道德感化教育，使其从内心认识到毒品问题的危害，彻底远离毒品。将法律与道德、法治与德治的功能有机结合，结合本村实际，把现代法律、传统道德、公序良俗相融合，充分有效的发挥法律的规范作用和道德的教化作用，弘扬道德主旋律、激发农村正能量的传播，扫除农村毒品问题的阴霾，把广大农村建设成美丽、和谐、充满活力的幸福家园，从而更好提升农村毒品问题治理效能，助力乡村振兴。

（二）技术路径：引入高新技术创新管控追踪机制

随着社会的快速转型，农村社会正在不断走向开放，传统的毒品问题治理方式难以应对多元化的、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现实，需要抓住当前信息化战略发展的重大机遇，善用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高新科技，将技术优势与制度优势结合起来，推进农村毒品问题治理的科学化、智能化。例如，提高农村的网络覆盖面，为后续实现农村毒品问题治理的现代化、科学化、智能化打下坚实基础；加强村民尤其是村两委班子信息化、智能化方面的知识技能培训，普及信息化的应用；打造集电子政务、电子村务、电子商务于一体的村级综合信息服务平台，利用信息服务平台结合本村当地情况发展现代农业、绿色农业、乡村旅游和农村电商，宣传党的农村工作方针政策、法律法规、毒品治理等知识，村民也可借助平台了解村务、参与村务、热心村务、及时掌握市场，学习相关禁毒、农技以及农产品等方面知识，充分调动村民关心、关注自己村庄建设的积极性，营造人人都为村庄发展出主意、作贡献的氛围，同时村民也可以依托信息服务平台对乡村治理活动尤其是毒品问题治理进行监督。农村毒品治理能力提升要依靠乡村智能信息建设，通过毒品问题治理方式的创新，实现农村毒品问题的治理能力的提高。

针对当前城乡交流日益密切频繁、城镇化建设的步伐不断加快的现实，农村毒品问题治理需要根据新情况、新变化构建管控追踪机制，形成“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直接到户、覆盖全员”的治理格局。[43]一是构建网格化的毒品问题治理模式。在抗击新冠疫情中，我国通过建立大量的网格社区迅速、有效的控制住了疫情的蔓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从中可以看出网格化管理的良好效果。建立网格化的毒品打击防控体系，将毒品治理的触角向乡镇、村组的末端延伸，不仅可以起到提高基层的治理责任和防控能力的作用，还可以动员和吸纳更多的社会化力量参与进来，为农村毒品问题的治理营造出良好的社会共识和氛围。广东某县在这方面做出了有益的尝试，该县运用网格化管理理念，将禁毒责任纵向压实县、镇、村、组四级而横向压实禁毒成员单位，把全县按地域划分为大、中、小三级网格，对各个地域、行业、人员全部实行网格化管理，开展“权责一致、罚惩共担”的捆绑问责，使得重点部位、重点行业、重点人员得到有效的治理管控。该县网格化的毒品治理模式取得了很大成功，得到了国家禁毒办的认可并在全国推广使用；二是加强农村巡防体系建设。将农村巡防体系纳入到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智慧乡村”规划之中，完善人防、物防、技防建设，构建“空中监控—路面巡逻—村内联防”的新方式。同时，充实农村警力，大力推行“一村一警”，对涉毒行为形成强有力的威慑力；三是建立外流涉毒行为的追踪预警机制。面对当前追踪监控机制所面临的人口流动加大困境，在流入地和流出地之间建立外流贩毒人员预警追踪平台，及时评估、研判外流人员贩毒犯罪的风险，适时的采取处置措施。而对吸毒人员的管控，积极开发手机APP软件，建立吸毒人员管控信息平台，打破时空、地域界限，实现吸毒人员“人员一网管控、信息一网流转、动态一网感知”，实现心理矫治、就业指导、普法禁毒宣传教育“点对点”、“键对键”交流，大力提高吸毒人员的管控率，提升对吸毒人员的管理服务水平，助推农村毒品问题治理走向现代化。

（三）民间路径：培育农村禁毒民间组织带动思想文化建设

农村民间禁毒组织是农村毒品问题治理的重要抓手和力量[44]，在毒品预防、禁毒防艾、戒毒人员回归、戒毒人员康复、无毒社区创建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能有效提高农村问题现代化治理能力。我国台湾地区特别注重培养民间禁毒组织，这些组织在毒品戒治、戒毒人员回归社会、降低复吸率等方面发挥出独特的作用、取得了很好的成效。[45]因此，要立足农村社会实际，通过政府扶持，积极培育符合农村毒品问题治理现代化要求的禁毒民间组织。政府在培育农村民间禁毒组织成长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具体工作为：一是在培育农村民间禁毒组织的政策方面给予扶持。政府可以就促进农村禁毒民间组织发展方面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和规划，将组建民间禁毒组织的门槛适当降低，简化登记审批手续，制定激励约束措施，指导民间禁毒组织的建设，并在必要时提供及时的服务。同时，鼓励民间禁毒组织吸纳已经戒除毒瘾人员，以实现戒毒人员再就业的愿望；二是在农村民间禁毒组织的成长过程中给予财政方面的支持。政府可以为禁毒民间组织的组建、发展直接提供启动资金，对他们一定时期的经营活动和业务收入实施减免税收政策，还可以对向农村禁毒民间组织捐款的企业和个人减免税收，或者向农村禁毒民间组织购买相关服务，为当地毒品问题治理做好相关工作；三是在智力支持方面，政府可以邀请高等院校和科研教育机构，为农村民间禁毒组织成员进行业务技能方面的培训，提升其政治思想和业务素质，与此同时，鼓励禁毒志愿者积极参与农村民间禁毒组织的工作，为民间禁毒组织的成长和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氛围。农村民间禁毒组织更能紧贴群众、深入群众、了解群众，有利于村民自我服务的新格局，将对政府的农村毒品问题治理工作起到有力的补充作用。

当前，社会上的毒品亚文化思潮在不断蔓延，大有向农村发展之势。毒品亚文化是引发毒品问题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46]在农村毒品问题的治理过程中，防范毒品亚文化的侵袭，就必须占领思想文化战线上的阵地，为此，依托培育的禁毒民间组织带动农村思想文化建设，为农村毒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和保障。一是加强农村思想建设。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的基础就是要重视思想建设，基层党组织要在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下，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组织本村党员、村民学习党和政府的系列文件精神，促进村民思想观念的转变、政治觉悟和爱国热情的提高，为农村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政治思想文化保障；二是加强农村道德建设。打破当前农村原本淳朴的生活方式和单纯的邻里关系的一个重要因子就是道德建设的缺失，而涉毒分子的乘隙而入，进一步破坏了农村道德建设。因此，各地基层政府应通过多种形式，大力弘扬乡村社会传统美德，传播正能量，营造出“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老乡不能害老乡”的社会氛围，使农村形成风清气正的良好社会风气；三是盘活农村民间文艺团体，充分围绕农村民间技艺、民间戏剧、民间习俗中的地方特色文化以及禁毒戒毒有关的历史故事，挖掘乡土文化人才、打造乡土文化队伍，建立起接地气、有效果、多层次、高覆盖的文化禁毒模式，打造出有地方特色的禁毒文化来传递禁毒意识，丰富充实村民的闲暇生活，从而实现农村毒品问题治理成效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