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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古典和歌的美学特征(上):以张蓉蓓《古今集·日文序》的误译为契机

时间:2024-08-31

辽宁师范大学 闫 茁

《古今和歌集》,简称《古今集》,是日本第一部敕撰和歌总集,成于平安时代(794-1185)的大约905年,二十卷,收录和歌一千一百余首。这部广泛表现了日本人价值取向的歌集对后世的和歌、散文、文艺思想乃至思维方式都产生了巨大影响,被奉为日本古典文化之中枢。直至明治时代(1868-1912)因受崇尚直言表达和歌居多的《万叶集》的著名歌人正冈子规(1867-1902)有失公允的贬斥而有所贬值时止,《古今集》作为和歌艺术的典范,一直雄踞于诸多歌集之首,长达千年有余。

《古今集》附有汉日文序各一篇。《汉文序》虽抄袭了我国的《毛诗序》,但已初具日本特色,《日文序》更是把这一特色推向了极致,成功地构筑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和歌理论,从而成为一篇影响深远的古典歌论。

目前,《古今集》的汉译本有两种:一是杨烈先生根据金子元臣著《古今和歌集评释》(东京明治书院,1927年版)译出的译本,一九八三年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一是张蓉蓓女士根据小岛宪之、新井荣藏校注的《新日本古典文学大系5古今和歌集》(岩波书店,1989年版。以下简称《新大系》)等底本译出的译本,二〇〇二年由台北致良出版社出版。至于两篇序文,杨氏译本仅附《汉文序》,《日文序》付阙。与此相比,张氏译本堪称完备,全书汉日文对照,两序兼收并附译文,一册在手,省事方便。据笔者陋见,《古今集·日文序》全文的汉译实始于张氏。据此可以断言,张氏对于我国日本文学研究的发展做出了一定贡献。

然而美中不足的是,张氏的《日文序》译文存在多处误译,尤其可惜的是,这些误译主要出现在第一段共四句的前三句中,涉及到和歌本质的这三句的内涵,便因此而面目全非、原意尽失。日本德川时代(1603-1867)的学者香川景树(1768-1843)在其名著《古今和歌集正义》中写道:

此三句凡一百三十字,通古达今,不仅为此序之要,且为斯道之准绳,循于此者则歌也,悖于此者则非歌……历代诠释斯道者无不基于此说,而后世为一己之说者亦莫能外。

由此可知,《日文序》前三句乃千古名言,需要准确理解,不能出现舛误。因此,笔者不揣求疵之嫌,兹就张氏的误译加以分析,并以此为契机,以《日文序》为根据,进一步探讨和歌的美学特征,以图这篇古典歌论以及《古今集》全集乃至和歌本身能够得到更确切的理解。

一、误译的分析

《日文序》第一段前三句的原文如次:

(一)やまと歌は、人の心を種として、万の言の葉とぞ成れりける。(二)世中に在る人、事、業、繁きものなれば、心に思ふ事を、見るもの、聞くものに付けて、言ひ出せるなり。(三)花に鳴く鶯、水に住む蛙の声を聞けば、生きとし生けるもの、いづれか、歌を詠まざりける。(序号和专名号系笔者所加,以便行文和标错。下同)张氏的译文:

(一)和歌,乃以人心为种,成万言之叶也。(二)世中之人、事、业皆繁,心有所思、所见、所闻者,借词抒发。(三)听花间莺啼,水底蛙音,凡世间万物,皆可咏歌也。(原书为竖体繁体字,笔者改为横体简体字)

《日文序》的断句方式因人而异,各有不同,而《新大系》的断句方式在各版本中尤为琐碎,令人难得要领,张氏的《日文序》译文以及《古今集》译歌便是以这个版本为主要底本而成。

句(一)没错,错在句(二)和(三)。为行文方便,先看句(三)。

张氏的译意是:人们可以“莺啼”、“蛙音”等“世间万物”为素材来创作和歌。此为误译,因为「いづれか、歌を詠まざりける」(孰不歌吟)的主语不是“人”,而是「生きとし生けるもの」,即“有生之物”。这种解释似为定论,仅举张氏可能参考过的小泽正夫的现代日语译文以证之:

花間にさえずる鶯、清流に住む河鹿の声を聞いて下さい。自然の間に生を営むものにして、どれが歌を詠まないと申せましょうか。

因此,句(三)的意思应是“只要听一下花间的莺啼和水面的蛙鸣,便可得知,有生之物哪个不在歌吟?”

再看句(二),前三句的关键在此一句,张氏的译文有三处错误;前两处源于断句的琐碎冗繁,第三处在于动词「付けて」的理解不当。先看前两处。

就前半句,即「世中に在る人、事、業、繁きものなれば」的断句特点而言,在不很了解《日文序》旨趣的情况下,像张氏那样把它译为“世中之人、事、业皆繁”实属正常,不足为怪。张氏的译意是“人”、“事”、“业”三者“皆繁”,亦即“人”、“事”、“业”并列为主语,“繁”为谓语。此为误译一。实际上,“世中之人”才是主语,“事、业”和“繁”是谓语――主谓结构作谓语,因此应为“世中之人,事业皆繁”。

在译句(二)的后半句时,可能是受到前半句“人”、“事”、“业”三者并列这一断句的影响,张氏把「心に思ふ事を」、「見るもの」、「聞くもの」三者也看成了并列关系,将之译成“心有所思、所见、所闻者,借词抒发”。此为误译二。实际上,三者不是并列关系,而是宾补关系,即宾语「心に思ふことを(把心中所思)」和补语「見るもの、聞くものに(在见闻之物上)」。

句(二)的第三处误译在于把动补词组「…ものに付けて…」理解为“借词”。而此处的动词「付けて」的意思不是“借”,而是“假托”,所以「…ものに付けて…」不是“借词”,而是“借物”。因此,后半句的完整意思应是“心有所思,则假托于所见所闻之物而抒发”。这种解释亦为定论,再举小泽正夫的译文以证之:

この世に暮らしている人々は、さまざまの事件にたえず応接しておりますので、その心に思うことを見たこと聞いたことに託して言い表したものが歌であります。

据上所述,句(二)全句的意思应是“世中之人,事业皆繁,心有所思,则托之于所见所闻之物而抒发”。

综观《日文序》的各种译文(选段),这三句的标准译文乃是郑民钦所译:“(一)和歌者,以人心为种,发而为万般言语。(二)人生在世,诸事纷繁,心有所思,则托之于所见所闻之物而形诸语言。(三)听莺啼花间,蛙鸣水上,有生之物,孰不歌吟。”

本文所论和歌之美学特征便寓于第二句中的后半句,即“心有所思,则托之于所见所闻之物”这一短句。在此,我们要问句中的“物”是什么样的“物”,“思”是什么样的“思”?此问的答案便在《日文序》自身,那便是“托思于物”与“真意秘藏”。

二、“托思于物”与“真意秘藏”

在论述和歌的历史时,《日文序》写道:

文中的四个词组「花を添ふ(借于花)」、「細石に喩へ(喻于石)」、「筑波山に掛けて(托于筑波山)」和「富士の煙に寄そへて(假于富士之烟)」便是对「付けて」――“假托”一词的进一步阐发。四个动词――「添ふ」、「喩へ」、「掛けて」、「寄そへて」意思相近,分别为“假借”、“譬喻”、“假托”、“凭借”,四者可以「付けて」一词而统之。而“花”、“石”、“山”、“烟”等自然景物即为“心有所思,则托之于所见所闻之物”这一短句中的所谓“物”。在此,可将和歌的第一种美学特征定义为“托思于物”。

进而言之,“托思于物”,乃是指和歌的表达方式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的,不是直言的,而是委婉的,不是显露的,而是隐蔽的。《日文序》所论之理想的和歌,便是运用各种修辞手法把人事假托于自然景物之中,间接、委婉、隐蔽地表达出来的诗语形式。《日文序》的歌论便建立在这种以“托思于物”的间接表达方式为核心的美学特征之上。通过这种间接表达方式表达出来的结果,便是一歌兼具两意,即表面歌意与歌外寓意之意境的形成。表面歌意的解读全在词语的把握,词典在手即可成功解读。与此相反,歌外寓意则富于动态性、主观性和相对性,解读时既要参考以「(歌序)」为主的语境――该歌所吟的时间、地点、场合和相关人物,更要具备听于无声、见于无形的敏锐的直觉能力――因为《古今集》和歌的作者们均是些听于无声、见于无形的行家里手,否则只能徒见自然景物之假象在眼前,不见万般人事之真情隐于其背后。

我们再看“心有所思,则托之于所见所闻之物”中的“思”是什么样的“思”?

(1)難波津に咲くやこの花冬籠り今は春べと咲くやこの花

歌意: 难津江边梅,冬日苦凋零。如今春已到,绽放应尽情。

寓意: 皇子大鷦鷯,让贤已有年,而今时已到,理应践帝祚。(笔者译,下同)

(2)安積山影さへ見ゆる山の井の浅き心をわが思はなくに

歌意: 安积香山影,见投山井中,浅心如浅井,不是我襟胸。

寓意: 世人浅陋心,常似山浅泉,妾心虽浅陋,岂敢不忠君。

歌(1)据传系定居日本的百济人王仁所作。表面歌意:难波津一带的梅花,冬天蛰伏枝头,而到了春天,便绽放香满园。歌外寓意:大鷦鷯皇子啊,时机未到时,您没即位;而今不同,时机已到,您应登基。歌中的“难波津”系皇子居地,代指皇子。此歌的背景是:第十五代应神天皇生皇子多人,他嘱立菟道稚郎子为太子,大鷦鷯皇子辅佐,大山守治理山林。天皇死太子继位时,大山守阴谋篡位,皇子获悉后禀报太子。太子周密准备一举剿灭了叛贼。皇子平叛功高,太子有意让位,皇子坚拒不受,二人互让,三年未决。王仁对此深感不安,于是歌献皇子,暗中谏劝他出掌皇权。后太子死,皇子继位,是为传说中的第十六代仁德天皇。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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