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北京大学图书馆发展中的一个重要时期（1919～1937）

阚 莉谷俊松

（1.浙江师范大学田家炳教育科学研究院 金华 321004；2.浙江省松阳县民族中学 丽水 323000）

近代北京大学图书馆发展中的一个重要时期（1919～1937）

阚 莉1谷俊松2

（1.浙江师范大学田家炳教育科学研究院 金华 321004；2.浙江省松阳县民族中学 丽水 323000）

对1919～1937年这一近代北京大学图书馆发展中的重要时期进行研究，分析北京大学图书馆从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启蒙与学术并重到南京国民政府前期地位的提高与功能的强化，认为其反映了近代大学图书馆功能随时代变迁而演变的事实。

国立大学 图书馆功能 北京大学

自京师大学堂设立图书馆以来，北京大学图书馆已经存在一百余年。民初，大学图书馆在传播新知识及引进新思想方面的作用较为突出。1917年，蔡元培主政北大，开始着手进行一系列改革，不仅使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中心，还将北大改造成一所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机构，其中的改革措施包括图书馆在内的新式学术体制的建立。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至抗战前10年，政治相对稳定，是高等教育发展的“黄金时期”，大学开始专注于学术研究这个本质任务。本文通过研究北京大学图书馆在这两个时期功能的演变，试图对这一时期大学图书馆功能演变的历史作一探讨。

1 新文化运动时期：启蒙与学术并重

1.1 积极参与新文化运动，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阵地

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展，各种新思潮不断涌现，反映各种新观点、新思想的书籍、报刊迅速增多。图书馆作为输入知识、开启民智、推动社会进步的教育机构的功能进一步受到重视。

（1）购置进步书刊，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1918年至1921年间，北京大学图书馆订购的国内外进步刊物有10余种，有关马克思主义及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的书籍40余种。为了使这批进步书刊得以广为人知和有效流通，图书馆经常在《北京大学日刊》上进行宣传和介绍，并专门开辟了时事报刊阅览室和介绍苏联革命经验的专题阅览室，将学校收藏的有关俄国革命问题的参考书集中陈列在第四阅览室，以方便查阅和参考。

北京大学图书馆是第一所利用书刊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图书馆，许多进步青年学生在这里阅读书籍，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相互交流心得体会。不少人后来成为革命事业的骨干。突出的代表就是毛泽东，在李大钊的影响和指导下，毛泽东开始接触、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为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他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正是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期间阅读马克思主义书籍时建立的。许多其他进步青年也和毛泽东一样，受到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影响，北京大学图书馆为我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的造就做出了贡献。

（2）北京大学图书馆是当时进步活动的中心。李大钊是我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最早向我国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其担任北大图书馆主任期间，不少激进的学生常到图书馆来请他介绍宣传新思想的书籍，和他讨论、研究各种新思潮。

1920年10月，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当时称北京共产党小组)就是由李大钊主持，在北大图书馆主任室成立的[1]。这是当时比较重要的共产主义小组之一，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出了贡献。同年，李大钊指导下的北京大学社会主义研究会和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也相继成立。它们和少年中国学会、《每周评论》编辑部等革命组织，都以北京大学图书馆为主要活动地点。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出于需要，建立了专门的马克思主义文献收藏室，取名“亢慕义斋”。“亢慕义斋”既是藏书室，又是会议室，当时的进步团体经常在这里集会、活动。“亢慕义斋”虽不隶属于图书馆，但和北大图书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图书大多通过图书馆购买，李大钊在其运行中担任重要的领导。

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帮助学生出版了《新潮》、《国民》等宣传新思想的刊物。《新潮》是由新文化运动时期北大“新潮社”主办的，主办人有傅斯年、罗家伦、杨振声等。旨在通过宣传新思想造就具有新思想的新国民，其影响力堪比《新青年》，甚至有过之。这样一份有影响力的杂志的办公地点就在北大图书馆。

作为新文化运动发源地的北京大学，除了积极参与马克思主义事业的传播，还热心于当时的平民教育工作。北京大学图书馆专门成立了“通信图书馆”，参与到社会改造运动中来，借助通俗读物的流通和传播，达到开发人民大众智识的目的。他们希望借助读物，改造下层民众的精神世界，以弥补新文化运动传播范围的局限性。

1.2 整顿改革以适应新形势

民初，不少学者已经把大学图书馆看做学术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李大钊认为图书馆是研究学问必不可少的工具，是教育的重要辅助机构。蔡元培把图书馆作为学校“革新之起点”。他认为学术研究与图书馆关系异常密切，“为研究学问计，最普遍的是图书馆。”[2]基于这种认识，他抱着“扩充图书供学者研究之用”的宗旨，对北大图书馆进行了诸多整顿和改革。

（1）改善馆舍条件，充实馆藏图书。民国初年的北大图书馆，和北大的情况一样，虽有所发展，但整体上处于一种落后状态。当时的北大官僚习气浓厚，学术氛围腐朽，在这种状态下，图书馆的发展也就很少会受关注。无论是馆藏，还是管理都不能满足读者的需求，甚至引起“望馆生厌”的情绪。

为了改善条件，这一时期，图书馆由马神庙搬迁到了外滩红楼，馆舍条件大大改善。新的图书馆建立了中文杂志、报纸、西文和日文杂志、中外书籍和教员阅览室6个阅览室，并设立了21个书库，建立起一套新的读者服务体系。1920年校评议会通过章程，“研究所之阅览室，并入图书部……各种研究，在图书馆或实验室内举行。”[3]图书馆为学术研究提供了场所。

在李大钊主持北大图书馆期间，大量采购书刊，丰富了图书馆的馆藏。截止到1917年底，图书馆已有藏书147 170册，其中中文137 260册，日文1 580册，西文8 350册，中外杂志120种[4]。1923年，藏书已达184 008册（中文书约140 000余册，西文书26 356册，日文书2 480册，杂志15 170册），订有杂志近600种，中外报纸40种左右[5]。在图书增加的同时，北京大学还增加了教学用书副本，从藏书结构上看，西文书籍和西文杂志的比例逐渐增高，适应了学校学术发展的需求。馆舍的建设和藏书的积累为教学和科研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2）制定规章制度，调整机构和工作人员队伍。民国初期的北京大学图书馆，由于没有强有力的工作条例和规章制度，无论是工作人员管理还是读者借阅工作都十分混乱。借书逾期，据为己有是多年积弊，严重影响了书籍的流通。为了纠正此风，李大钊修改旧规，采取限期借阅来提高流通率，采取孤本书只阅不借和实行寄存书等措施提高图书利用率。他还在《北京大学日刊》上连续发布图书馆主任告白，催缴图书。同时，还对借书逾期者征收违约金，对工作人员加强督促，逐步改变了多年的积习。此后几年，对借阅规则又进行了多次修订，使借阅制度日趋合理完善，减少了违章现象。

图书馆制定了《北京大学总务处图书部试行条例》，加强了内部管理，使内部工作开始走向正轨。1919年，北京大学成立了图书委员会，图书委员由各系有名望的学者担任，如1920年的图书委员有顾孟馀、李大钊、马衡、孙国璋、陈世璋、陈启修、朱希祖等[6]198。委员会的设立对图书馆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为图书馆提供了组织上的保障。由于这段时期馆藏中大量外文书籍的增长引起了藏书结构的变化，原来的管理机制越来越不能满足藏书管理的需要。图书馆把原管理、阅览、理书、书目编订4个室，调整为购置、登录、编目、典藏4课，并具体分配了每课的职责。为将图书馆办成“教育机关”和学术性的机构，李大钊主张聘用文化层次较高的“助教式”人员为图书馆工作人员。

这一时期，北大图书馆不仅仅是学术资料信息中心，而且还通过设立研究室、咨询室、参考室等专门机构，直接为学者从事学术研究提供处所和便利条件。然而，由于时局动荡，文化教育事业处境艰难，大学的学术研究实质上处于奠基时期。北大图书馆在这一时期传播了新思想，为学术研究初步奠定了物质基础。

2 南京国民政府前期：地位的提高与功能的强化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的十年，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迅速，成为“民国以来教育学术的黄金时代”，学术研究成为大学发展的特质之一。作为文献资源中心，图书馆的建设和发展受到了极大重视，藏书量增长迅速，各项制度得以继续完善，为学术研究提供了必要的文献资料和丰富的学术信息，成为现代学术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2.1 图书馆地位的提高

1930年代之前的北京大学图书馆只是总务处下辖的几个部门之一。1932年，北大制订了《国立北京大学组织大纲》，改设校务会议作为全校最高权力机关。校务会议由教授代表、校长、各院院长、各学系主任、教务长、秘书长、图书馆长等组成。这样，图书馆就直接置于校长领导之下，图书馆长的地位与各院院长、教务长和秘书长地位平行。这时候图书委员会的委员也都是由名教授组成。1931年的图书委员会由蒋梦麟任委员长，委员有毛准、樊际昌、刘复、李四光、马裕藻、赵万里、杨廉等18人[6]201。从人事安排中，可以看出当时图书馆的受重视程度和地位之高。

图书馆还对内部的组织机构进行了调整，把原来的购书、登录、编目、典书4课调整为事务股、购贮股、中文编目股、西文编目股和阅览股5股，并对各机构的相应职能做了细致分配。这样就形成了一个由馆长、主任、股长构成的三级管理体系，适应了图书馆工作的变化，提高了工作效率，促进了图书馆功能的有效发挥。

2.2 图书经费提高，馆藏得以丰富

图书是研究学术最重要的工具。出于研究的需要，学人对藏书的需求和呼吁一刻未止。1930年代，出于追赶学术前沿的需求，急切需要学校订购西方最新资料。1933年北大国文学会举行全年大会提出三个议案，其中之一是“催图书馆添购新书”，可靠、稳定的经费则是图书馆正常运行和功能发挥的前提和保障。1920年代因经费经常性短缺，造成图书馆发展的不稳定。1931年，北京大学争取到了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的“合作款项”，基金的目的就是为了提升学校的学术研究水平。从1931至1935年间，双方每年各出20万元，作为北大发展的基金。这笔款项主要用在了图书仪器的购置上。这为北京大学图书馆提供了稳定的经费保障。北京大学图书馆每年的购书经费都能维持在6万到10万之间，较1920年代有了很大的提升。

充裕的经费大大充实了馆藏，据1933年统计，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有图书176 988册(其中中文129 972册，西文44 306册，日文2 710册)，另有杂志204种、221 654册，地图160册。至1934年，馆藏图书已达239 323册（其中中文162 463册，西文64 734册，日文12 126册），另有杂志420余种。到1936年，确定馆藏图书总数为244 440册，其中中文书177 477册，外文书66 963册[7]。丰富的馆藏为学者的研究工作提供了可靠的资料保障，为北京大学步入学术正轨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

为了学术研究的需要，北大图书馆购书还比较强调专门性。杂志是学术前沿成果的最佳平台。30年代的北大特别重视学术杂志的订购工作，投入大量经费并有详细规划。据1934年《北平晨报》记载，“添购全份外国杂志。关于购书计划，特别注意杂志，本校图书馆有英德法三种文法之定期杂志三百余种，合中日文杂志在内，共计四百余种，计每年杂志订购费约在一万以上……”[6]1974学术杂志经费的数目已达到全部图书经费的1/9到1/6。

随着藏书量的增大，北京大学对藏书也进行了整顿，把以前分散在各院系的藏书集中收藏到图书馆。丰富的馆藏为学者的研究工作提供了可靠的资料保障，为北京大学步入学术正轨奠定了基础。

2.3 新建馆舍，改善学术环境

由于缺少一个舒适、实用的馆舍，阅览参考不便，导致藏书流失、馆舍利用率低等问题长期存在。据《北京大学日刊》记载，“当时积欠未还的图书馆图书已超过四千册，个别人借书已达到二百本之多。”[8]64

1931年图书馆从红楼搬到松公府，尽管仍然简陋，但与红楼相较条件已改善很多。良好的阅览环境吸引了更多的读者来馆借阅。为方便教师研究，图书馆还建有专供教师研究之用的研究室24间。为了研究便利，多个研究所搬入松公府接近图书馆，便利于文献资料的获取。图书馆落户松公府，本就未作为长久之计，兴建新馆的计划已酝酿多年。只待有了充足经费，便可开工兴建。1930年代后，图书馆有了固定的经费，后又得中华教育基金会“合作款项”，为建馆筹集了足够的资金。新馆于1935年建成。新馆中暖气、卫生、电气等设施，均采用了当时最先进的设计和设备[8]189。全馆共分4个阅览室、可容纳近500个读者，增加了可容纳72人的教授研究室24间，可容纳28人的特别阅览室2间，整个图书馆可藏书30万册。新图书馆的建成，使北京大学图书馆的服务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和完善，达到了国内一流水平，在国际上也处于先进水平。

2.4 提高业务水平，完善读者服务

这一时期，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各项业务工作大多已经专业化和学术化，分类、编目、采访、流通等技术方法与世界先进国家相比已经没有很大的差别。为了解决图书积存问题，改进了分类编目制度，对常年积存的图书进行重新编目整理。1935至1936年，就重编中文图书5 000余种，西文图书5 200余种[8]192。新馆建成后的一年内，反映全部馆藏的完整的卡片目录体系也建立了起来。这两项措施使藏书规范化和体系化程度大大提高，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学术研究的专门化，便捷了学术资料和学术信息的搜索与查找。

新馆建成后，北大图书馆调整藏书方针，对全校藏书实行集中收藏。这样不仅方便了管理，而且便利了读者的查找和借阅。北大图书馆馆际互借范围也扩展至北平各大学图书馆及北平图书馆。为读者的参考和研究提供了不少便利。蔡尚思是学者中成长得益于图书馆的典型。就读于北大时，他以“孔子哲学”为研究题目。他回忆说：“我名为在北大研究所研究，其实却是在北大图书馆读书。北大老师对我的益处，远远不如北大图书馆对我的益处。所以我说：北大图书馆是学生的老师，也是老师的老师。”[9]正因如此，蔡氏将图书馆誉为“太上研究院”，视其为比大学和研究院更重要之学术文化机构。

对作为中国现代学术中心的大学及其从事学术研究的大学教授来说，大学图书馆与其学术研究关系甚为密切。中国现代大学学术研究水平的提升，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大学图书馆之良善。这一时期北京大学图书馆各方面的改善，为师生营造了一个良好的学习和研究的环境。

3 小结

图书馆功能的演变是社会变迁下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生产力的发展是图书馆变迁的根本原因，也是其功能演变的根本原因；社会变迁过程中对图书馆的需求则是图书馆功能演变的直接动因。

辛亥革命之后，社会性质骤变，大学的办学方针和培养宗旨也重新定位。北京大学是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图书馆也积极参与到这一运动中来，利用书籍报刊宣传新思想，传播马克思主义，在深层次上开启了民智，发挥了启蒙功能。这一时期是中国学术体制转型期，依据西方理念创建的现代大学，日益成为中国现代学术研究的中心。尤其是自蔡元培改革北京大学以后，大学学术研究日益提升，大学图书馆作为文献资料中心，其发展受到高度重视，开始成为学术化大学的重要机构。1930年代以后，图书馆的建设回归到为大学学术发展服务上来。这是国立大学发展的趋向，也是国立大学图书馆功能的必然走向。

［1］萧超然.北京大学校史1898-1949（增订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145.

［2］中国蔡元培研究会.蔡元培全集（第4卷）［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264.

［3］中国蔡元培研究会.蔡元培全集（第3卷）［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175-176.

［4］陈源蒸，张树华，毕世栋.中国图书馆百年纪事：1840-2000［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25.

［5］北京大学总务处.国立北京大学概略［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部，1923：56.

［6］北京大学校史研究室.北京大学史料（第2卷）（1912-1937）［G］.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7］北京大学图书馆藏书之统计［J］.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36，12（1）：23.

［8］吴 晞.北京大学图书馆九十年记略［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9］蔡尚思.蔡尚思文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184.

（责任编校 骆雪松）

The Important Period in the Development of Peking University Library: 1919～1937

Kan Li1,Gu Junsong2
1.The K.P.Ting Institute of Educational Science,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Jinhua 321004,China；2.Zhejiang Songyang National Middle School,Lishui 323000,China

The present article studies 1919～1937,the important period in the development of Peking University Library and indicates that its function developed from enlightenment during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period to academic services in the early stage of the Nanjing National Government period,which reflects the change of the function of modern libraries with the times.

national university;function of a library;Peking University

G250

阚 莉，女，1988年生，2012级高等教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大学文化、高等教育理论，发表论文2篇；谷俊松，男，1987年生，中学教师，研究方向为教育史、基础教育，发表论文1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