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秦国的地理环境对秦文学的影响

延娟芹

(西北民族大学文学院，甘肃兰州 730030）

论秦国的地理环境对秦文学的影响

延娟芹

(西北民族大学文学院，甘肃兰州 730030）

春秋战国时期秦人的主要活动区域在今陕西关中和甘肃东南部一带，这里表里山河，又有多处重要关隘，易守难攻。而我国西北部自古就散居着许多戎狄部落，秦人长期与戎狄杂处。这样的地理环境，形成了秦文化开拓进取、尚武好战、崇尚实用的特征，在文学方面的表现是，多以战争、车马为描写对象，追求宏大的审美趋向，突出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质直朴实的风格特征。

地理环境；秦文学；影响；特点

地理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活动的舞台，它影响着人类的生存方式和文化形态。在人类社会的早期阶段，人们对自然的依赖更为突出，地理环境对文化、文学的影响也更加明显。

本文所讨论的秦文学，是一种泛文学，即各种文章体裁，只要表现出语言之美，能起到陶冶性情的作用，都视为文学。秦文学，从时间讲，包括春秋时期、战国时期、秦王朝时期三个阶段。从地域讲，春秋、战国时期的秦文学，属于地域文学，秦代文学则是全国性文学。

有关秦文学的文献主要有《尚书·秦誓》，《诗经·秦风》，石鼓文，《左传》《国语》中所载秦人辞令，秦简中的文学篇章，《诅楚文》，《秦曾孙骃告华大山明神文》，《商君书》，《吕氏春秋》，李斯的散文、刻石文，秦代歌谣。

文学和文化既有联系，又有各自不同的内涵。文化背景是文学产生的肥沃土壤，文学又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学和文化（主要是精神文化）常常表现出相近的特征，因此本文在论述秦文学的特点时，也兼及秦人的其他精神文化艺术类别，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秦文学的特点。

一、秦国的地理环境范围及特点

秦国是周平王东迁时（前770年）始封国。在封国之前，秦人主要活动于今甘肃礼县附近。秦襄公二年（前776年）秦人越过陇山，迁到今陕西陇县附近。秦文公时，继续东移，到达今陕西宝鸡、岐山、凤翔一带。此后，秦人的主要活动范围就在陕西关中和甘肃东南部一带，这一局面一直持续到战国秦惠王时期。战国时期，秦人的势力逐步东扩，先后越过黄河，统一了山东六国，建立了大一统的秦王朝。尽管战国以后秦人势力范围大大扩张，但是因为秦人在甘肃东南部、陕西关中一带生活时间较长，对秦文化产生重要影响的也主要是这一区域，因此，我们在讨论秦文学产生的地理环境时主要讨论这一区域。

秦国偏处西北，表里山河，东有黄河，中有华山，南有秦岭，又有多处重要关隘，高山、黄河形成了自然屏障，易守难攻。这样的地理形势，在战争中的优势就非常明显，《左传》中记载的大小战役达几百次，但是在秦国国内的战争却很少。战争没有给秦国带来严重破坏，这为秦国发展生产提供了相对安定的环境。此外，秦国在战争中能够占据有利地势，居高临下，免于四面受敌。关于这一点，古人早已指出，如汉代的贾谊曾云:“秦地被山带河以为固，四塞之国也；自缪公以来，至于秦王，二十余君，常为诸侯雄；此岂世贤哉，其势居然也；且天下尝同心并力攻秦矣，然困于崄岨而不能进者，岂勇力智慧不足哉，形不利，势不便；秦虽小邑，伐并大城，得厄塞而守之。”[1]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陕西方舆序》中说得更直接:“陕西据天下之上游，制天下之命者也；是故以陕西发难虽微必大，虽弱必强，虽不能为天下雄，亦必浸淫横决酿成天下之大祸。”[2]

在关中盆地和中原之间，有一条著名的通道，古称函谷关（在今河南灵宝市），这是我国古代联接东西方的主要交通要道。这条道路群山夹峙，地势险要，异常艰险，“函谷左右绝岸十丈，中容车而已”。[3]“东自崤山，西至潼津，通名函谷，号曰天险。”[4]函谷关是古代兵家必争之地。春秋时期的小国虢国就位于函谷关附近，晋献公假虞伐虢，正是出于控制函谷关的目的。清代学者顾栋高曾经感叹:“（晋）最得便利者，莫如伐虢之役，自渑池迄灵宝以东崤、函四百余里，尽虢略之地；晋之得以西向制秦，秦人抑首而不敢出者，以先得虢扼其咽喉也。”[5]顾氏虽是就晋国而论，其实也指出了秦国地理环境的特点。

在我国古代西北地区，散居着许多游牧部族。如商周间有鬼方、昆夷、熏鬻，西周时有玁狁，春秋时有戎、狄，战国时有胡、匈奴。这些非华夏部族，古籍中习惯统称为“西戎”“戎狄”。与戎狄杂处，是秦人在地理环境方面的一个重要特点。

二、秦国的地理环境对秦文学的影响

秦国的地理环境对秦文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秦文学多以战争、车马为描写对象

秦人尚武好战，已成为学界共识。这除了与秦人欲发展壮大甚至开疆拓土的心理有关外，秦人周边散居着大量的戎狄部落，也是重要原因。

戎狄部族的特点是，生活迁徙不定，以畜牧、狩猎为主，食畜肉，衣皮革，擅长骑射和攻占侵伐，尚功利，以战死为荣。没有文字，不知礼义，婚姻较为自由随意。

秦国自封国后，与戎狄的斗争就从未间断。据《史记·秦本纪》载，秦宪公二年，“遣兵伐荡社。三年，与亳战，亳王奔戎，遂灭荡社”。“武公元年，伐彭戏氏”。武公“十年，伐邽、冀戎，初县之”。穆公元年，“自将伐茅津，胜之”。到穆公三十七年，取得了称霸西戎的决定性胜利。

与戎狄长期的对峙、战争，培养了秦人尚武好战的习俗。对此，班固曾有论述，《汉书·地理志》载:

天水、陇西，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室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故《秦诗》曰“在其板屋”；又曰“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及《车辚》《驷驖》《小戎》之篇，皆言车马田狩之事；汉兴，六郡良家子选给羽林、期门，以材力为官，名将多出焉；孔子曰：“君子有勇而亡谊则为乱，小人有勇而亡谊则为盗。”故此数郡，民俗质木，不耻寇盗。[6]

朱熹亦有相关阐述:“秦人之俗，大抵尚气概，先勇力，忘生轻死。”[7]

秦人尚武的现象至后代犹然，古人常云关西出将，关东出相，关西多将帅与此有一定关系。

《诗经·秦风》十首中，四首与战争、车马有关。《无衣》是一首军中战歌，士兵们同仇敌忾、奋勇杀敌的精神充溢全诗，反映了秦人的典型特征，这在《诗经》中属首例。《小戎》用“赋”的手法极为细致地描写了秦国的战车、战马、兵器，笔意铺张，以见军容之盛。《驷驖》记秦君打猎，而古人打猎本身就兼有军事演习性质。《车邻》也有描写车马的诗句。

春秋时期秦国的另一组诗歌石鼓文，共十首，叙述了秦君打猎的全过程，如猎前准备、出行情况、打猎场景、猎后祭祀，组诗对每一环节都作了细致的描写，甚至连猎车的装饰、弓矢的颜色都做了描绘，尤其是《田车》《车工》《銮车》三首，集中描写了当时激烈壮观的田猎场面。这十首诗歌是当时秦国国君一次正式的大型田猎活动的真实记录。

秦国音乐与文学类似。秦国的传统音乐，可分为两种。一种是继承了西周的庙堂乐，节奏舒缓，庄严肃穆，主要用于祭祀等正式典礼；另一种是秦人日常生活中的自由歌调，结构简单，声调高亢，风格朴野，被称为“秦声”。可以说“秦声”正代表了秦国音乐的风格。从乐器来看，瓮、缶等打击乐器是秦人的常用乐器，这类乐器的特点是，乐音简单高亢，节奏鲜明，粗犷豪放，尤其适于战争中激发士兵斗志时演奏。秦人的生活与战争紧密关联，这种高亢昂扬的音乐在秦国的盛行与流传，与此有一定关系。先秦乐器的演变轨迹是，最早是用于庙堂祭典的打击乐器，后吹奏乐器逐渐出现，而战国流行的婉转动听、优美复杂的新乐，则主要使用弹弦乐器。但是在秦国，打击乐器始终没有完全被其他乐器所取代，打击乐器能够与其他种类的乐器共存于秦国，正是由秦国音乐的特点决定的。

（二）追求宏大的审美趋向

根据地理学理论，我国地势由西到东形成三级台阶。第一级包括长江中下游平原、华北平原等平原地带；第二级为秦岭、黄土高原一带；第三级为青藏高原。秦国处于第二级台阶。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大都分布在华山以东，秦国的西面再没有与之匹敌的国家，秦人欲扩张，自然会将目光注视于东方。当秦人把视线投向遥远的东方时，就会发现，中国西高东低的地势，使得秦国似有俯视天下的气魄。这对秦国统治者形成了一种心理暗示，想要称霸并最终统一全国，让全天下人都向自己俯首称臣。可以说，地理环境强化了秦人开疆拓土、称霸天下的决心，这从秦国都城的布局就可以看出。秦国都城一般不筑城墙[8]，这与东方国家明显不同，秦人采取的是主动出击的防御措施，御敌于千里之外，以攻为守，体现了秦人的积极开拓精神。

秦人的开拓性，表现在多方面，如秦人对待迁都问题。秦国君主并不安于现状，而是锐意进取，只要有利于收复、扩展领土，秦人当迁都则迁都，决不迟疑。秦自非子居犬丘，至孝公定都咸阳，共迁都六次。从秦人由西向东的迁都走向以及迁都的目的可以看出，嬴秦民族是一个具有不断开拓进取精神的民族。伴随着秦国都城的不断迁徙，秦国的疆域也随之不断扩大。

秦人极为强烈的开拓性、尚武好战的特点，使得秦文学艺术普遍以大以多取胜，体现出有意追求宏大壮观、雄伟气魄的审美趋向。以《吕氏春秋》为例，《吕氏春秋》在《序意》中明确指出，编辑此书的目的是“上揆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天、地、人是古代思想家、哲学家探究的重要命题，而《吕氏春秋》却要把这三者都论述清楚，气魄不可谓不宏大。书中通过阴阳五行思想将天地人贯穿起来，将整个宇宙作为一个统一的系统进行论述，天、地、人既是这个大系统中的一部分，又具有各自的体系和特点。与其他诸子著作只阐述某一方面（如天道、人道）的问题不同，《吕氏春秋》中的内容包罗万象，不但广泛吸收了诸子百家中的各家思想，与政治有关的其他内容如逻辑、教育、音乐、养生、农业、天文、历法等等也无所不包。在论述具体问题时，作者常常追根溯源，贯通古今，显示了开阔的视野，似有吞吐宇宙的气魄。

秦代的刻石文也以宏大为美。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数次去全国各地巡游，声势浩大，影响深远，这一行动本身就是大一统皇威的体现。每一篇刻石文在颂扬始皇帝统一全国的伟大功绩时，也反映了大一统时代蓬勃向上的精神，七篇刻石文合为一组后，雄伟的气魄就更加明显。

秦国的音乐也体现出宏大的特点。《左传》中季札对《秦风》的评论是“此之谓夏声。夫能夏则大，大之至也，其周之旧乎！”[9]。“夏”有“大”的意思，这是就《秦风》的音乐风格而言。

秦人的陵墓、建筑、雕塑等，表现唯大尚多的特征最突出，如秦代修建了大型宫殿阿房宫。陕西凤翔的雍城遗址，曾经是秦国的重要都城，雍城作为都城达二百五十年之久。目前在凤翔发掘的秦公陵园，是目前我国发掘的先秦时期最大的墓葬群，共发现秦墓三十二座，仅南指挥村一号陵园的秦景公大墓占地就达二万多平方米，比同时期其他诸侯国的陵墓要大得多，甚至比商代的帝王陵墓要大好几倍。[10]

最能反映秦人宏大审美趋向的是震惊世界的秦始皇兵马俑坑，目前一号、二号、三号坑共出土陶俑超过八千件，这些陶俑身高都达一米八左右，陶俑数量之多、型制之高都史无前例。

秦文学艺术总有一种不可阻挡的力量和气势，一种一往无前的精神，表现的是阳刚之美，这与秦人追求宏大的审美趋向有直接关系。

（三）突出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

与戎狄长期战争，加之封国较晚，基础薄弱，严酷的现实环境，使得秦人形成了重实用的风尚。面对现实，接受现实，从而根据实际情况脚踏实地奋斗，成为了秦人的生存准则。

秦人的实用性突出表现在对待其他文化的态度上。诗书礼乐是自西周以来文化的重要内容，更是划分贵族平民的重要标尺，东方诸国无不以此津津乐道。对这些先进的文化，秦人有意学习效仿，并且取得了明显成效。但是对于西周以来占绝对地位的宗法制度，秦国却并没有接受。春秋时期周天子名存实亡，诸侯国内大族之间权力的争夺、倾轧，卿大夫家臣权力的日渐扩大，成为各国共同面对的棘手问题，鲁国、晋国、齐国等当时有影响的国家，问题尤为突出。这些社会矛盾，秦国国君自然清楚。因此秦在建国后并没有重用世家大族。总观春秋战国，秦国没有出现如其他国家一样握有重权的世族，导致秦国无世族。秦人在吸收东方文化时从实用的角度进行了扬弃。

秦国对人才的选择也体现了实用的原则。战国时期广泛招揽人才的国家比比皆是，最突出的是齐国的稷下学宫。从学术派别来看，稷下汇聚了当时几乎所有的主要学派。但是细细考察可以发现，秦之士人与东方国家士人还是有差别的。东方国家士人表现出较多的书卷气，秦国士人明显地积极参与政治的具体运作，如商鞅、张仪、甘茂、范雎、李斯等。虽然他们大多来自东方，但是一旦进入秦国，就会与政治紧密结合。这些客卿之所以能够接近秦王并且得到信任，大都靠事先经过精心揣摩的一段说辞或者一套使国家在短时期内由弱变强的可行性方略。若得到秦王首肯，就会将其方略付诸实施，客卿的加官进爵也与其对秦国政治的贡献直接关联。秦国士人与东方士人作用的不同，与秦国国君以及整个秦国社会对士人的选择、功利性期待有很大关系。那些保持相对独立不能直接干预政治的士人，在秦国是没有多大发展空间的。这些士人为秦灭六国作出了无法估量的贡献，由此可见实用风习对秦国政治的影响。

实用性原则反映在文学艺术中，就是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这种手法，是春秋战国时期北方大部分诸侯国共同的创作倾向，但秦文学体现这一特点尤为突出。以《秦风》为例。《秦风》十首的主旨，《毛诗序》常以“刺康公”“美襄公”等说明，虽不免过于拘泥，有附会的意味，但十首诗歌都因具体事件引发而作，却是事实。《黄鸟》刺穆公人殉，《渭阳》与康公送重耳回国有关，《无衣》《小戎》反映秦人好战，《驷驖》描写打猎，《车邻》反映秦君生活片断，《晨风》刺秦君弃贤人，《权舆》是没落贵族自伤，《终南》赞美、劝谏秦公。只有《蒹葭》较为特别，诗中描写深秋景象静谧、清冷，所追求的伊人缥缈不定，整首诗歌诗意朦胧，凄婉缠绵，与《秦风》中其他九首颇不相类，是《诗经》中难得的佳作，现代学者多解作情歌或思慕贤人之作。其实，这首诗是以秦地自古相传的一个神话传说为本事，这个神话传说中的女性主人公是秦人始祖女修，即后来牛郎织女故事中的织女。这首诗“是诗人以牵牛（牛郎）的口吻表现对织女企慕和追求的情节的”[11]。秦人出于对始祖女修的纪念歌颂，创作了这首诗歌。由此可见，《秦风》都与秦人政治生活密切相关，秦人平时关注的都是与自己有切身利害关系之事，至于文人们的风花雪月、附庸风雅，一般不会进入秦人视野，这造成了《秦风》题材突出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

秦国的散文也具有鲜明的政治功利性，都是针对现实问题而作，像《秦誓》是秦穆公针对战争惨败悔过，《诅楚文》是战前诅咒敌国，希望秦国能够胜利，《为吏之道》是教育官吏的守则，《商君书》与变法、制订法律条文有关。最突出的是《吕氏春秋》，此书综合了各家思想，综合的原则就是有利于政治。秦文学中出现了一篇浪漫主义的作品，即《志怪故事》，但这个故事的写作也有明确的现实针对性，这是邽丞赤向御史上报的一件事，他上报这件事的目的，简文最后做了说明:“丹言:祠者必谨骚除，毋以淘海祠所，毋以羹沃腏上，鬼弗食矣。”[12]告诉世人祭祀鬼怪时的注意事项，是邽丞赤讲述此事的目的。

出土的秦国器物也具有现实主义的特点。从总体而言，秦器物的风格是简洁、朴素、明快、敦实，在这些器物上实用与艺术相统一，但实用是第一位，艺术以实用为前提。[13]

（四）质直朴实的风格特征

秦人追求质直古朴，不尚奢靡华美。从秦国始封为诸侯国，到秦统一全国，秦人的历史始终与战争相伴随。秦人不得不节约有限的资源，来应付战争，反对奢华、倡导简朴成为秦人一贯的主张，如秦人禁止酗酒，这一点得到了考古材料的证明，秦出土器物中酒器较少，食器居多，说明秦人很少使用酒器，一般只在重大庆典、犒劳将士、宴享宾客时才饮酒。

秦国周边散居着许多戎狄部落，这些部落以游牧经济为主，社会发展整体落后于中原，文化中残留着较多的粗犷、朴拙甚至野蛮的成分。秦人受此影响，也崇尚古朴质实。朱熹在《诗集传》中曾指出:“其民（指秦民）厚重质直，无郑卫浮糜骄惰之习。”当代学者也有类似论述，认为秦人从戎夷文化中吸收的“淳德”与西周的“文德”不同，秦人的“淳德”率直、古朴，以实际利益为重，不重视西周“文德”的仪式规范和繁文缛节。[14]

秦地民风淳朴，表现在文学艺术中就是形成了质朴的风格，文艺作品重在表现生活的原生态，体现出一种粗犷的朴素美。

秦国诗歌古朴率真，没有过多的修饰。如《秦风》对战争、车马的描写，石鼓文中田猎场面的热闹、清新、欢快，甚至《车邻》中那位国君也平易近人，没有国君的威严，反而如生活中的挚友，这些都是现实生活的直接再现。就表现手法言，与其他诸侯国的风诗相比，秦国诗歌以使用敷陈其事的“赋”的手法为主，比兴较少。《车工》《小戎》等诗，几乎就是微型赋。方玉润曾曰:“（《小戎》）三章写戎器，刻画典奥瑰丽已极，西京诸赋迥不能及，况下此者乎！”[15]他的话不免有些夸大，但是却说出了本诗使用“赋”的特点以及对汉赋的影响。石鼓文中《銮车》《田车》写打猎时的盛况，《汧殹》《作原》叙述种植嘉木，整治原场，描写水中游鱼之乐，汧水两岸的物产，都是通过细致真实的叙述，为我们再现了当时的情景，读后使人如临其境。这与其他诸侯国的风诗大量运用比兴手法，追求含蓄蕴藉不同。秦国诗歌的质直古朴的风格与“赋”的大量运用有关。

但只用“赋”的手法也有缺点，如作品不够含蓄，缺乏想象。秦国诗歌很少描写那些虚幻不实的场景，多是对现实生活的直接叙述；使用抒情性词语较少，多是方物名称词语。诗歌中没有虚拟，没有夸饰，没有气氛的渲染，没有情感的酝酿，一切是那样的自然真实。这种写法使得诗歌过多拘泥于现实，缺少了抒情性作品的韵外之致，限制了读者阅读作品时自由想象的空间，诗歌没有了含蓄蕴藉的韵味，这是秦国诗歌的不足（只有《蒹葭》一首例外）。

秦国的其他艺术门类，也表现出质朴的特点。在陕西凤翔秦公一号大墓出土了金兽、金鸟、漆木猪等，在陕西铜川枣庙村秦墓中出土了泥马、泥俑等。金兽、金鸟造型逼真，漆木猪形体介于猪与兽之间，用黑、红色漆彩绘，陶牛、石俑、泥马、泥俑的造型也古拙质朴。这些作品的共同特点是仅仅外形相似，作为艺术品，其气韵却不够生动。[16]秦国的美术作品与秦文学呈现的总体特征完全一致。

秦文学质直朴实的风格，与其追求宏大雄伟的审美趋向看似矛盾，其实不然。秦人崇尚实用，文学艺术也质朴粗犷，是基于发展经济、提高军事实力的考虑，而经济、军事的发展，最终都是为统治者的称霸统一服务。功利实用是统治者的政治野心在国家政策中的反映，而国家的政令又进而影响了整个社会风俗。追求宏大则是统治者的政治野心在文化上的表现，与他们好大喜功的心理相一致。

以上具体阐述了秦国的地理环境对秦文学的影响。一种文学风格的形成，是地理环境、政治制度、社会风俗、人的主观性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虽然不能将秦文学特点的形成都归因于秦国的地理环境，但毫无疑问，秦国的地理环境对秦文学有一定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参考文献：

[1]贾谊.新书[M].卢文弨，校.北京:中华书局,1985:5.

[2]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

[3]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3393.

[4]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3:158-159.

[5顾栋高.春秋大事表[M].北京:中华书局，1993:495.

[6]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0:1644.

[7]朱熹.诗集传[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91.

[8]王学理.“秦都咸阳”与“咸阳宫”辨证[J].考古与文物，1982，(2).

[9]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0:1163.

[10]陕西省考古学会.陕西考古重大发现[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59.

[11]赵逵夫.滋兰斋文选[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122.

[12]何双全.简牍[M].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2004:41.

[13]王学理.秦物质文化史[M].西安：三秦出版社，1994:360.

[14]刘宝才，梁涛.论重功利轻伦理的秦国文化[M]//祝瑞开.秦汉文化和华夏传统.上海:学林出版社，1993: 16-26.

On the Influence of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on Qin literature

YAN Juan-Qin
(School of Literal Arts,Northwest Minzu University,Gansu Lanzhou 730030,China)

Qin people during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lived in today’s Guanzhong Shaanxi and southeast of Gansu.With many mountains,rivers and important passes,this area is easy to hold,but hard to attack. There are also Rong and Di tribes lived around this area.Such geographical area makes Qin culture carries features as pioneering spirit,worship of war and favor of pragmatism.With the simple and pragmatist writing style,there are many descriptions about wars,chariots,horses and great scenes in Qin literature.

geographical location;Qin literature;influence;features

I206.2

A

1009-6051（2017）02-0060-08

10.13950/j.cnki.jlu.2017.02.007

责任编辑：曲筱鸥

2017-03-10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地域文化背景下的秦文学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0XZW007）

延娟芹（1973—），女，山西中阳人，西北民族大学教授，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先秦两汉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