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与赋形：美国李清照词英译的女性形象塑造及启示

季淑凤

(淮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安徽淮北 235000）

翻译与赋形：美国李清照词英译的女性形象塑造及启示

季淑凤

(淮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安徽淮北 235000）

李清照是中国古代杰出的女词人。李清照词在美国翻译传播的过程中凸显了众多特殊的女性形象——“醉妇”“荡妇”“怨妇”，这是被美国文化过滤、构建之后重新塑造的形象。因此，我们应该再度思考与重新定位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形象塑造与译者模式。反思该案例可以看出，“走出去”的中国文化塑形应该坚持“和而不同”的原则与中外翻译家合作的机制。

美国；李清照词；翻译；赋形；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

一、引言

在中国词坛，李清照以卓越的词作与词论成就而享有“婉约词宗”的美誉。放诸男权极度膨胀、女性地位式微的中国封建社会加以审视，李清照更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寥若晨星、非同寻常的著名女词人。“在整个女性词史上，她（李清照）也是最为出色的词人。”[1]无论咏物还是记事，无论抒怨还是忧国，李清照“所写出的女子……具有全面生动的女性形象。”[1]因而，李清照词中的女性形象极具特色，状写的多是介乎于现实与虚幻、才情与爱情、率真与高贵之间的女性隐喻，以其丰富、深邃的内涵，给读者留下了想象与阐发的空间。

近一个世纪以来，在新诗运动与女性主义思潮的双重影响下，李清照及其词中的女性形象极大呼应了美国读者的阅读诉求，李清照词在美国“得到全面翻译，李清照位居美国最受欢迎与重视的‘中国十大词人’之首”[2]。据笔者统计，共有28位译者在美国翻译出版李清照词。其中，美国译者23位，中国译者5位。他们具有不同的文化身份，既有肯尼斯·雷克思罗斯（Kenneth Rexroth）、詹姆斯·克莱尔（James Cryer）、戴维·辛顿（David Hinton）等诗人，又有宇文所安（Stephen Owen）、华兹生（Burton Watson）、倪豪士（William H.Nienhauser）等汉学家，还有许芥昱、欧阳桢、叶嘉莹、孙康宜等华裔学者，更有来自中国大陆的冰心与王椒升、台湾的胡品清以及香港的钟玲与何赵婉贞。译介数量与影响方面具有代表性的美国李清照词选译情况简述如下:许芥昱在《李清照词》一文（The Poems of Li Ch’ing-Chao:1084-1141，1962）中选译李清照词17首；欧阳桢翻译的李清照词15首入选著名汉诗文集《葵晔集》（Sunflower Splendor:Three Thousand Years of Chinese Poetry,1975）；库克与文森特·迈克休（C.H.Kwock&Vincent Mchugh）在《有朋自远方来:天朝汉诗一百五十首》（Old Friends From far Away:150 Chinese Poems from the Great Dynasties,1980）中英译李清照词21首；朱莉叶·兰朵（Julie Landau）在断代词集《春外集:宋词》（Beyond Spring:Tz’u Poems of the Sung Dynasty,1994）中选译李清照词15首。美国李清照词英译的全集共有5部，具有典范性。何赵婉贞的《“人比黄花瘦”:李清照生平与作品》（More Graceful than Yellow Flowers:the Life and Works of Li Ch’ing-chao,1965）选译李清照词43首；胡品清的《李清照评传》（Li Ch’ing-Chao,1966）译介李清照词54首，是全球著名的“特怀恩世界作家丛书”（Twayne’s World Authors Series）之一，拥有广泛的读者；雷克思罗斯与钟玲合译的《李清照词全集》（Li Ch’ingchao:The Complete Poems,1979）翻译李清照词50首。美国汉学家安吉拉·荣·巴兰笛（Angela Jung Palandri）赞誉道:“该集将诗人雷氏对李清照的‘迷恋’诠释得淋漓尽致，正是他卓越的诗人禀赋，塑造了李清照词译文中迷人的年轻女子形象”[3]；克莱尔的《梅花:李清照词集》（Plum Blossom:the Poems of Li Ch’ing-chao,1984）翻译李清照词55首。美国东方学学者斯图亚特·萨金特（Stuart Sargent）高度赞扬道:“克莱尔的李清照词翻译非常出色，是他译文中的女性形象为李清照词赢得了美国读者的喜爱”[4]；王椒升的《李清照词英译新编》（The Complete Ci-poems of Li ch’ing-Chao:A New Translation,1989）英译李清照词55首，其中10首入选美国颇具权威性的《哥伦比亚中国古典文学选集》（The Columbia Antholog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ture，1994）。这些译者从不同文化视角，共同塑造了李清照词在美国的女性形象，“在‘他者’视域中，使得美国李清照词英语译介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5]。

那么，基于其女性形象多重阐释的事实，李清照词传播到美国之后，与异质文化的碰撞、交流、融合之中，其译文的女性形象是被复制了还是改变了？若是后者，或兼而有之，其重构的女性形象为何种样态？应该如何评判翻译中的“赋形”？这对于中国文化输出有何意义与影响？在此，笔者拟以雷克思罗斯、克莱尔、胡品清等代表性译者的李清照词全译本的译文为例，对此做一次系统的论述。

二、翻译与赋形：美国李清照词英译塑造的三种女性形象

李清照词在汉语文化中塑造的女性形象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侧影投射。然而，当李清照词“旅行”至美国文化圈，被异质文明场域中的文学接受时，译语文化因素造成的文化过滤（或曰文化劫持）和文学变异表现得尤为突出，从而导致译文的“塑形”，最为直观的改变即译文中女性形象的变迁。这种通过李清照词英译文本表现出来的“他国”形象，是美国受众（译者与读者）对中国古代女性的感悟“从‘再现式想象’上升到‘创造性想象’，……是主观与客观、情感与思想混合而成的产物。”[6]

美国李清照词英文译本塑造出三种“典型”女性形象:“醉妇”“荡妇”与“怨妇”。

（一）饮酒抒怀的“醉妇”形象

“女词人最常用、也最容易使用的消解悲剧人生痛苦的办法之一是饮酒。”[7]在存世的易安词中，近乎半数为“涉酒”词，共计27首。在畅饮“淡酒”“绿蚁”“琥珀”之后，李清照或“沉醉”，或“酒醒”，塑造出情感奔放而又多愁善感的宋代女性形象。在美国，英译的李清照词中同样显现了“醉妇”形象:有的嗜酒如命，有的醉酒微酣。

雷克思罗斯、克莱尔与胡品清翻译的李清照“酒词”展现的是“醉妇”形象。例如，《诉衷情》中“夜来沉醉卸妆迟”，

雷译:“Last night,so very drunk,/I fell asleep in make-up and jewelry.”[8]

克译:“last night/dead drunk/shedding my finery/slow.”[9]

胡译:“This night,heavily drunk,I fell into slumber with make-up undone.”[10]

三位译者将《诉衷情》中的“沉醉”依次译为“烂醉”“酩酊大醉”“浓醉”。只有克氏直译“卸妆迟”，而雷、胡则深化了主人公的醉态——醉酒太甚，以至于带妆而眠，这足见女词人是嗜酒如命、逢酒必醉的“醉妇”。

又如，《如梦令》中“沉醉不知归路”。

雷译:“Happy with wine,/And could not find our way back.”[8]

克译:“so deep in wine/we did not know/the way home.”[9]

胡译:“Drowsy with wine,we know not our way home.”[10]

《如梦令》一词的译文也显示出女词人对美酒的偏爱，如雷氏所言的“见酒即欢”，克氏的“沉溺于饮酒，不能自已”。而且，这两位美国本土译者不约而同地给《如梦令》添加了题目《美酒之乐》（“Joy of Wine”“Wine Joy”），更体现出一种卓尔不群、豪放潇洒的爱酒乐醉的女性形象。“酒像流淌在她（李清照）精神世界的血液一样，……在女性历史上留下洒脱美丽的形象。”[11]

与雷、克二位译者稍有不同的是，华裔翻译家胡品清则不欲在李清照“醉妇”形象上多施笔墨。她认为，汉诗的传统意象“醉”并不能传达诗词作者的总体感官愉悦与狂欢，不过是他们现实苦难的逃避而已[10]，这于李清照而言，更是如此。因此，她多将易安词中的“醉”诠释为“微醉”（“tipsy”）或“醉酒微酣”（“drowsy”），以此来去除“沉醉”（“drunk”）一词中太多粗鲁的隐喻与联想，反驳其他译本中的“女酒徒”形象。胡氏译文中虽然也描绘了“醉妇”形象，却意在还原李清照借酒抒怀、不失闺阁温婉的女性形象。

（二）热情奔放的“荡妇”形象

自古“词为艳科”，“诗言志、词言情”，宋词是一种专事艳思恋情的文体。以李清照为代表的婉约派更是如此。李清照词中的恋情词颇为著名，多描写夫妇之间的柔情蜜语、思恋苦衷。与“男子作闺音”的艳情词中赤裸裸男欢女爱的呈现不同，李清照词中的恋情较为含蓄，不落俗套。即便如此，美国译者仍旧挖掘其中的情爱成分，并演绎为色情。正如美国汉学家、翻译家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所言，在美国读者所喜爱的中国文学中，首先是性爱多一点的作品。[12]因为，在美国文化中，爱与性是不可分割的，美国爱情文学中充斥着大量的性爱内容。这一文学传统不可避免地影响了译者对李清照词的理解与翻译。著名词学家程千帆曾严厉批判美国汉学家倪豪士对李清照词的色情解读，“他（倪豪士）觉得李清照的这首词隐喻性生活。我对他说，你错了。”[13]虽然出于忌讳，程千帆没有点明到底是哪首词作。但是，中国学者却不能阻止异域译者与读者的肉欲阐释。胡品清在翻译李清照爱情词后，评注道，“其中的爱情，或严肃，或随意，或纤柔，或情色，绝非柏拉图式的爱恋。”[10]所谓“非柏拉图式”即指李清照词中男欢女爱的暗喻。

在20世纪中后期，女性主义思潮盛行美国，译者过多地在翻译中增添肉欲元素，塑造“荡妇”形象，表现女性对自由与平等的追求及个体意识的觉悟。作为生态女性主义诗人，雷克思罗斯在李清照词的翻译中添加了大量的男女性事描写。例如《点绛唇》（蹴罢秋千）的翻译。

To the tune“I Paint My Lips Red”

After kicking on the swing,/Lasciviously,I get up and rouge my palms./Thick dew on a frail flower,/Perspiration soaks my thin dress./A new guest enters./My stockings come down/And my hairpins fall out./Embarrassed,I run away,/And then flirtatiously against the door,/Tasting a green plum.[14]

该词表现了少年女词人对爱情的热烈向往与对自由的勇敢探求，词中的“李清照没有端起大家闺秀的架子，反倒别具一格地向世人展示她作为待字少女的内心世界。”[15]雷克思罗斯认为这是一首作者待考的存疑词，归为“无名氏妓女，抑或李清照”的词作，“因为该词的叙事是关于一位不停接客的妓女，极不可能出自李清照之手——尽管有时归在李氏名下。‘秋千’一词明显是性爱的老论调。”[14]因此，《点绛唇》译文中的女主人公被赋予“淫荡的”（“lascivious”）、“调情的”（“flirtatious”）青楼妓女形象。在雷氏的色情基调中，“浓露娇花”“汗浸薄衫”等词句也相应地具有了性引诱的意蓄，译文末句“轻佻地倚靠门槛，佯装品味青梅”更是逼真地摹写出放浪形骸的“荡妇”形象。

又如，《行香子》（草际鸣蛩）的末句“牵牛织女，莫是离中。甚霎儿晴，霎儿雨，霎儿风。”英译为“Once a year the Cowboy and Weaving Girl meet./Imagine the year-long bitterness oftheir parting./Now suddenly in the midst of their love-making/The wind blows first clear and then rain.”[8]译者同样发挥诗人的灵感，“想象着”（“Imagine”）牛郎织女一年的苦等，见面后定会发生性爱(“love-making”)。而且雷氏精通中国文化，以“云雨之欢”（“midst and rain”）衬托译文中的夫妻交欢，带有中国式的含蓄委婉。这种被过度诠释的中国古老性文化内涵让李清照的作品蒙上一层淫欲色彩的同时，也使李清照成为善于创作色情文学的淫邪女作家。卢卡斯·克莱因（Lucas Klein）对此评论道:“他（雷氏）的某些李清照诗词翻译难以归在爱情诗歌范畴中，译文与注释的结果就是一种性爱与神秘主题的杂糅。”[16]

与雷克思罗斯一样，克莱尔、胡品清英译的李清照词也存在着“荡妇”塑形。《采桑子》（晚来一阵风兼雨）末句“笑语檀郎，今夜纱厨枕簟凉”，原本是词人与丈夫的戏谑谈笑，胡氏、克氏的译文则是，

克译:and laugh/to my sweet friend/tonight/you are within/my silken curtains/your pillow,your mat/will grow cold..[9]

胡译:Smiling,I whisper to my beloved:/Tonight,the muslin bed curtains,the pillows and the mat will be cool.[10]

克氏的译文更加开放、大胆，文中的“她”不再羞涩，反而大笑着向“情郎”（“sweet friend”）直言，你藏身我的帷帐中，而你自己的枕头、床席抛在一边都凉了！其中的“她”成为一位与情人私会、贪求色欲的“荡妇”。而胡氏的译文描述了女词人俯首在爱人耳畔，悄悄地说，今夜的床笫正清凉！成为公然的性爱暗示与挑逗。克莱尔在他翻译的《梅花:李清照词选》中对易安词的许多意象进行了色情注释。例如“翠贴莲蓬小，金销藕叶稀”（《南歌子》）引申为“莲蓬鞋”与“藕状小脚”，是“性爱迷恋物”；“兰舟”是“女性生殖器”的暗指；“辟寒”是“女性使用的提高性欲的药粉”；“春”是“中国人的性爱代名词。”[9]译者的这种刻意注释，是为了使美国读者领略一种被赋形的中国古代“荡妇”形象。

（三）多愁善感的“怨妇”形象

婉约派词人以作闺怨词见长，李清照更不例外。相思、离别是易安词中最多的主题，展现了众多“怨妇”形象。美国译者对此类哀怨词作有着极为深刻的理解，他们通过翻译，将其中的思恋、惜别与哭诉表现得淋漓尽致，译文中的“怨妇”形象同样令美国读者为之动容。如雷克思罗斯将《武陵春》（风住尘香花已尽）英译为:

SPRING ENDS,TO THE TUNE“SPRING AT WU LING”

The gentle breeze has died down./The perfumed dust has settled./It is the end of the time/ Of flowers.Evening falls/And all day I have been too/Lazy to comb my hair./Our furniture is just the same./He no longer exists./All effort would be wasted./Before I can speak,/My tears choke me./I hear that spring at Two Rivers/Is still beautiful./I had hoped to take a boat there,/But Iknow so fragile vessel/Won’t bear such a weight of sorrow.[8]

这首词是词人避难金华、孀居时所作，国破家亡，流离失所，李清照飘零无依，境况极其悲惨。词人的情绪与外在萧瑟景物通感，译者将“日晚”拓展为“整日”，以至于“整日懒散，不理发鬓”，强化了女词人的苦愁。“物是人非”原指词人有无穷的旧事、无尽的痛苦，尽在其中，无法言说，仅以“事事休”加以概括。译者则将其具体化，“家具尚在，而他却永远不在了！”所谓“物是人非”即词人睹物思人，而今阴阳两隔。译者在此的译法极为精深，将作者悲从中来的幽怨表达得更为深沉。末句“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译为“脆弱、易碎的轻舟，何以载起不尽哀愁之重。”译者将词人的凄惨忧伤外化为可触、可感的重量，更以危舟无法承载，突出她的满腹忧愁，将一位“怨妇”的无奈与沉痛描述得感人肺腑、动人心弦。

雷克思罗斯为塑造“怨妇”形象，通常在李清照词的译文中进行创造性翻译。如把《清平乐》中“萧萧两鬓生华”译为“I am old and lonely,my temples have turned white.”[8]衍生出“孤老皓首”的凄凉老妪形象；《忆秦娥》中“断香残酒情怀恶”译为“The incense has faded, /But some wine remains./My arms embrace nothing but remorse.”[8]状写女词人借酒浇愁，唯有“双手拥抱寂寞”，道出了她无限忧伤的内心世界。

相比而言，克莱尔则将“怨妇”形象强加在一首欢快的、充满新婚甜蜜的《减字木兰花》（卖花担上）之中。

Tune:Magnolia Flowers(Short Version)

Of the flower seller’s burden/I buy a spray/that spring has set free/let my tears color there/ light even/just as the dew takes up/vermilion traces/of dawn clouds/and though I’m afraid he’ll say/your face isn’t as lovely/as this flower/with my hair/a white cloud/head bent/in sorrow/still I want him/to compare/to see.[9]

原词极富妙趣地描写了一位少妇纯洁美好的心愿。而克莱尔的译文却非如此:“泪染轻匀”本为花蕾上晶莹剔透的露珠，似泪滴洒落，形容花卉娇艳可人的样子，而译文则为“让我的泪水温柔而均匀地滴落在花瓣上，为其增色”，苦闷欲哭的心情替代了原本的幸福快乐。译文中，这位忧心忡忡的妇人明明担心丈夫抱怨自己的容颜不如花儿美艳，还得故作姿态，“俯首满头银发，让他把我与花儿比一比。”“满纸幽怨之情，而不是词人想表达的与丈夫的闺房之趣。”[17]这位人老珠黄的妇人不甘做弃妇，满腔无奈、却又佯作少妇之态、取悦丈夫的举动，恰是“怨妇”形象的真实写照。

三、美国李清照词英译的女性形象塑造对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启示

实际上，李清照词译文中的三种女性形象真实反映了20世纪下半叶美国汉语文学翻译的中国形象塑造。其中，有的与源语文学形象相同或近似，而更多的则是异域文化对中国文学形象的再创造。当前，“中国文化‘走出去’”是重要国家文化政策之一，其战略目标即在海外保真地塑造中国文化（文学）形象。其悖论在于，这一主观愿望与西方读者对中国文化译作的选择与接受之间始终存在着尖锐矛盾:外国读者青睐的中国文化输出作品的翻译经常存在着变异，甚至有损中国形象。所以，我们应该进行若干反思。

（一）和而不同:海外中国文化形象的塑造观

中国文化“走出去”所经历的最大的考验就是不同文化的碰撞与融合，这一过程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存在着“波折”的文化过滤与文学变异，这“提示了两种文化中不可通约的部分，也鲜明地彰显了各自的文化特性。”[18]在美国诸位李清照词翻译家中，雷克思罗斯素来以其创造性的翻译方法与变异的中国女性形象而著称，影响极大。与中国国内学界对雷氏译法与赋形口诛笔伐不同的是，美国学界对他的李清照词译文却极为赞赏。美国文学评论界认为，“雷氏与钟玲的李清照词译文本身就是引人入胜的优美诗篇……初次阅读便有强烈的情感冲击力。”[19]“雷氏再现了李清照清亮的梦幻般词作，将她聪明机智的个性形象传译给我们。”[20]毫无疑问，雷克思罗斯的李清照词翻译所塑造的中国形象，正是美国受众所乐于接纳的。

对此，在中华文化外传的源地，我们应该持何种原则态度？事实上，我们大力反对、批判西方“文化中心论”与“文化霸权主义”由来已久，而海外中国文化译文中“有损”中国形象的现象却始终存在。这种形象差异是一种短期内难以调和、又难以弥合的文化间性冲突。因此，在文化多元化的今天，对于域外中国文化翻译塑造的同样或异样形象，我们应该予以尊重，并承认其差异性与多样性。在此基础上，我们也应当看到，包括被重构形象在内的域外中国文化形象，在“旅行目的地”已与当地文化融为一体，成为多元统一的异质文化整体存在样态。这是一种“和而不同”的客观事实。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乐黛云精辟论述道:“最少侵犯不同文化群体的利益，最大容忍不同文化群体的特点。……‘和而不同’是从与西方文化全然不同的视域提出的新鲜思想，显然能对解决当前处理世界纷繁复杂的问题提供另一种思考的层面。”[21]“和而不同”正是我们理应秉持的塑造中国文化海外形象的态度。2007年，美国学者翻译家托尼·巴恩斯通（Tony Barnstone）将英译的5首李清照词纳入他所编译的《中国色情诗集》（Chinese Erotic Poems）之中，其中的情欲女性形象显而易见。对此，我们应该将其视为一种跨文化交流中不可避免的状态，容忍它的存在，从“和而不同”的视角洞察“硬币的另一面”。

（二）中外合译:海外中国文化形象生成的翻译家合作模式

“和而不同”对中国文化海外形象塑造具有指导意义。落实到翻译实践层面，有学者现实而尖锐地指出:“‘和’固然很好，但是更重要的是怎样的‘和’！”[22]这自然就涉及到中国文化对外译介过程中的关键主体性因素——翻译家。究竟具备哪种文化身份的翻译家，通过哪种翻译模式，才能使中国文化形象在他国与当地文化达到“和”的状态？

通读美国三个李清照词英文全译本的形象再生案例可以发现，美国本土学者、翻译家克莱尔的译本由于文化差异而产生的误读最多，其中的形象变异最为明显；华裔翻译家胡品清的译本以“异化”为主，其中的形象与源语文化最为相似；而最为著名的译本则是美国诗人翻译家雷克思罗斯与中国学者、诗人钟玲的合译本。换而言之，雷、钟的译作是美国文化与中国文化之间相互制衡、相互妥协之后的一种“和合”翻译。当回忆与雷氏合译李清照词过程中她所起的作用时，钟玲坦言，他像是一只风筝，我则是拉着风筝的线。当他飞得太高时（偏离原作太大、太远），我会把他拉回来一些。[23]作为学养深厚的中国文化学者，钟玲的文学鉴赏与批判水准、对李清照词作思想深意与美学特质的发掘均能与雷氏诗人灵性的发挥完美结合，最终翻译出了新颖炽热的、更富女性主义色彩的李清照词，塑造出与美国文化传统“和而不同”的女性形象。国外译者采取创造性翻译而导致的形象改变虽是“误读”，却有其存在的文化价值；华裔或者中国译者的翻译往往可以匡正这种“误读”，与前者形成一种“偏离”与“矫正”的动态制约关系，从而达成两种文化的沟通与交流。雷、钟合译的李清照词中的女性形象之所以备受读者关注，是因为其中既有中国传统文化的意蕴，又具有美国现代文化的特质。

由此可见，生成“和而不同”的中国文化形象，更有效地让中国文化“走出去”，仅仅单方面依靠中国译者或者外国译者是不够的，而是要拓宽视野，树立国际合作观，积极吸纳中外学者、文学家、翻译家参与其中，实施合作翻译。谢天振曾呼吁，中国文化、文学走向世界，要摈弃只能依靠自己人、不能指望外国人的偏见，“译介（中国）文学作品不妨请外援。”[24]

四、结语

美国的李清照词英文译本塑造了众多女性形象，有的源自汉语原作，更多的则是被美国译者重新赋形，“注入了美国文化元素，从而完成了其美国化历程，并让这些女性形象为西方读者所接受”[25]。通过此案例的解读，对于中国文化如何“走出去”，我们可以获得重要启示:一是要对海外中国文化形象持有“和而不同”的态度，二是要积极寻求中国文化域外传播的合作翻译模式。由此出发，中国文学译作获得更为广泛的域外认可、中国文化对外传播产生更为深远影响的一天也将为时不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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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Li Ch’ingchao is an outstanding female Ci-poetess in ancient China.In America,Her translated works have taken on many feminine images with distinctive styles,such as“drunkard”,“chippie”,and“repining woman”.All these are the images filtered,reconstructed and reshaped by American culture.From its analysis and introspection,it can be concluded that the“Going-out”Chinese culture should insist on the principle of“Harmony with Differences”and the translating model of“Sino-western Cooperation”,which will undoubtedly deepen our rethinking and relocation about the image-building principle and translators’pattern of Chinese culture“Going-out”strategy.

Translation and Image-building：A Study of the Famine Images in the English Translations of Li Ch’ingchao’s Ci-poems in America and its Enlightenments

JI Shu-feng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Huaibei Normal University,Huaibei Anhui 235000,China）

America;Li Ch’ingchao’s Ci-poems;translation;image-shaping Chinese culture“Going-out”strategy

H059

A

1009-6051（2017）02-0068-10

10.13950/j.cnki.jlu.2017.02.008

责任编辑：曲筱鸥

2017-02-17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2YJC740038)

季淑凤（1982—），女，山东青岛人，淮北师范大学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翻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