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子沟通对大学生亲社会行为的影响——道德提升感和生命意义的中介作用

柯增金，潘 雨，张晓伟，杨新国

(广西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4)

亲社会行为是指一切有利于他人和社会的善意行为，如助人、分享、合作、奉献等[1]。亲社会行为是人类在漫长历史进程中逐渐形成的一种有利于自己和他人的善意举动，人们在生活中团结协作，互帮互助，甚至舍己为人，这些行为不仅使人类得以生存和发展，而且对个体本身也有着积极意义，如促进个体对生命意义的积极思考[2]、提升主观幸福感[3]。研究表明，亲子沟通影响亲社会行为[4]，家庭亲密度[5]、亲子互动频率、互动质量[6]与亲社会行为存在显著相关。亲子沟通是指亲子之间通过信息、观点、情感、态度等进行互动交流，以实现情感联系或解决问题的过程[7]，有效的亲子沟通是影响家庭功能正常的重要因素[8]。根据社会学习理论，个体早期的行为表现从对父母、老师等重要他人的观察、模仿中习得，在此期间，父母须对子女的行为进行指导和规范，让其理解亲社会行为的意义，并不断通过强化形成稳固意识。因此，高质量的亲子互动不仅可以增强亲子之间的联系，还有助于个体社交能力和社会创造力的发展，促进亲社会行为的发生。

道德提升感，指个体看到他人道德行为后所产生的一种强烈而积极的道德情绪，如钦佩、敬畏、感激等[9]。亲子沟通不仅影响亲社会行为，还与道德提升感等正性情绪情感体验显著相关，如徐杰等人研究表明，亲子沟通可以有效减少青少年社交逃避，缓解焦虑、抑郁等不良情绪，增加个体的积极情绪体验[10]；亲子沟通与情绪表达呈显著正相关，亲子互动方式和沟通频率都将影响个体的情绪表达[11]。道德提升感是一种积极的社会情感，当个体处于积极情绪状态时，更倾向于做出亲社会行为，如诱发道德提升感的个体，会表现出更多捐款行为、更愿意辅导他人、更愿意签订身体器官捐献书[12]。根据依恋理论，良好的亲子沟通模式将有助于个体形成安全型依恋关系，促进个体的身体健康、人格健全和情绪智力发展[13]。根据情绪扩展和建设理论，积极情绪具有拓展与建构双重功能。个体在正性情绪推动下积累更多资源，增强幸福感，提高生活满意度和生命意义感[14]。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设1：亲子沟通不仅直接对亲社会行为产生影响，还可能通过道德提升感的中介作用影响亲社会行为。

生命意义感是个体对自我存在和自身重要性的感知，包含拥有生命意义和寻求生命意义两个维度[15]。拥有生命意义是人们对自己、他人以及群体三者关系的理解，属于体验维度；而寻求生命意义是人们对生活是否重要、生命是否有意义的态度和倾向，是一种推动个体积极向上的重要力量，属于动机维度[16]。以往研究表明，亲子沟通与生命意义感显著相关[17]，亲子沟通模式、家庭教养方式、依恋类型影响个体的生命意义感[18]，生命意义感也将影响心理健康水平、生活满意度、对社会的贡献和亲社会行为[19]，一个人的生命意义感越高，就会主动将自我融入集体当中，从而为集体无私奉献[20]；不仅如此，亲子沟通还会促使人们积极寻求生命意义，拥有良好的人际关系和社会适应能力，这将促进个体亲社会水平的发展[21]。根据资源保护理论，人们会尽可能地从外界获取更多资源、以实现自身资源的最大化，个体会将资源损失视为生存威胁，因此会根据外部环境变化进行自我调整，达到自我保护的目的。丰富的心理资源和社会支持系统有助于提高自我认知和社会定位。家庭支持作为重要的社会资源，早期亲子互动所产生的安全感和价值感是重要的心理资源，这些社会和心理资源有助于提高个体的生命意义感和亲社会行为[22]。根据自我决定理论，一个人生命意义感越高，就会表现出较少的自我中心主义，越容易感受到他人的需求，这将促进个体亲社会行为的发展。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设2：生命意义感在亲子沟通与亲社会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

以往研究还表明，亲子沟通模式将影响个体的幸福感[23]、抑郁情绪和孤独感，亲子沟通不畅将阻碍个体积极情绪体验和情绪表达[24]；积极情绪也与生命意义感存在显著相关，积极情绪能够正向预测生命意义感，如促进个体生命意义的应对和对生命意义的感知[25]。根据情绪动机理论和认知行为理论，积极情绪可以作为一种驱动力，具有认知功能，积极情绪通过改变个体认知和态度提高个体的生命意义感，从而产生积极行为，如亲社会行为。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设3：亲子沟通还可能通过道德提升感和生命意义感的链式中介影响大学生亲社会行为。

综上，以往研究只是局部考察亲子沟通、道德提升感、生命意义感和亲社会行为间的关系，缺乏整体性研究。同时，亲社会行为本身就是一个复杂体系，其影响因素众多，而原生家庭中所形成的依恋关系是影响亲社会行为最为深刻的根本原因。因此本研究从亲子沟通这个根本性因素为出发点，基于情绪扩建理论、社会学习理论、自我决定理论等经典理论的视角系统研究亲子沟通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并考察道德提升感、生命意义感的独立中介以及道德提升感—生命意义感的链式中介作用，研究假设模型如图1所示。

图1 研究假设模型图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研究为方便取样，以个体施测和团体施测相结合的方式，在广西大学发放纸质问卷950份，被试采取纸笔填答，主试为经过统一培训的心理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剔除选项雷同和填答不完整等无效问卷69份，最终得到有效问卷881份，其中男生456人(51.80%)、女生425人(48.20%)，大一570人(64.70%)、大二222人(25.20%)、大三63人(7.15%)、大四26人(2.95%)，文科261人(29.60%)、理科237人(26.90%)、工科383人(43.50%)，被试年龄18～23岁。

1.2 测量工具

1)亲子沟通量表。采用《亲子沟通量表》，该量表由Barnes和Olson(1980)编制，经由我国学者安伯欣修订[26]，共计20个条目，包含开放性沟通和问题性沟通两个维度，如“我会没有顾及地与父母谈论我的看法，不觉得尴尬”。采用七点尺度计分(1=“非常不符合”，7=“非常符合”)，其中开放性沟通为正向计分，问题性沟通分为反向计分，分数越高表示亲子沟通质量越好。经由修订后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9，亲子开放性沟通和亲子问题性沟通分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89、0.76；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5，其中亲子开放性沟通和亲子问题性沟通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89、0.82。

2)亲社会行为量表。采用《青少年亲社会行为量表》，该量表由 Carlo 等人编制，经我国学者寇彧修订[27]，共26个条目，包括公开的、匿名的、利他的、依从的、情绪性的、紧急的六个维度，如“我投身志愿服务所付出精力，不是为了获更多回报”。采用李克特五点尺度计分(1=“非常不像我”，5=“非常像我”)，分数越高表示亲社会行为倾向越强。经由修订的量表和分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均在0.74～0.93之间；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3，各维度的Cronbach’s α均在0.85～0.95之间。

3)道德提升感量表。采用《道德提升感量表》，该量表由丁宛等人编制[28]，共 21 个题目，包含情感及其流露、对自我的认知、对他人的认知和行为倾向四个维度，如“看到美德行为时心情感到激动”。采用李克特五点尺度计分(1=“完全不同意”，5=“完全同意”)，分数越高表示道德提升感水平越高。该量表及各维度的Cronbach’s α系数均在0.71～0.93之间；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4，各维度的Cronbach’s α均在0.87～0.96之间。

4)生命意义感量表。采用《生命意义感量表》，该量表由Steger 编制，后经我国学者刘思斯等人修订[29]，共计10个条目，包含拥有生命意义和寻求生命意义两个维度，如“我正在寻求我人生的一个目标或使命”。采用李克特五点尺度计分(1=“完全不符合”，5=“完全符合”)，分数越高表示生命意义感越高。经由修订后，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71，寻求意义感和拥有生命意义感的分量表的α系数分别为0.81和0.72；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74，寻求意义感和有用生命意义感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84、0.65。

1.3 统计处理

采用SPSS 25.0进行描述统计分析、相关分析、人口学差异检验，采用Hayes的SPSS宏程序process 3.5中的模型6进行链式中介效应检验。

2 结果

2.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一次性采集数据，可能会产生共同方法偏差，因此通过设置反向计分项、匿名填写问卷、事后检验等方式减少偏差。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法进行统计检验[30]，共提取出14个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其累计贡献率为62.09%，位列第一的因子解释变异量为21.98%，小于40%的临界值；同时，所有变量的方差膨胀系数(VIF)均小于2，容忍度均大于0.5，表明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2.2 主要变量的相关性分析

主要变量的相关分析表明，亲子沟通分别与道德提升感(r=0.26，P<0.01)、生命意义感(r=0.25，P<0.01)和亲社会行为(r=0.26，P<0.01)呈显著正相关，道德提升感与生命意义感(r=0.39，P<0.01)、亲社会行为(r=0.61，P<0.001)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且生命意义感与亲社会行为(r=0.42，P<0.01)之间仍然存在显著正相关(见表1)。

表1 各变量的相关性分析

2.3 亲子沟通与大学生亲社会行为的关系：链式中介模型分析

采用偏差校正的百分位bootstrap检验，重复抽取5000次，计算95%的置信区间。结果表明，在控制性别、年级、专业变量的影响后，亲子沟通影响大学生亲社会行为的总效应显著(β = 0.25，P<0.001)，纳入中介变量后，亲子沟通不仅能正向预测道德提升感(β = 0.25，P<0.001)，还能正向预测生命意义感(β = 0.15，P<0.001); 亲子沟通对大学生亲社会行为的直接效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β = 0.07，P<0.05)，道德提升感不仅能正向预测生命意义感(β = 0.36，P< 0.001)，还能正向预测大学生亲社会行为(β = 0.52，P<0.001); 生命意义感也能够正向预测大学生亲社会行为(β = 0.19，P<0.001)。详见表 2。

表2 道德提升感和生命意义感的链式中介模型分析

中介效应分析显示(见图1): 道德提升感和生命意义感中介效应的Bootstrap 95% 置信区间均都不包含 0，具有统计学意义，表明道德提升感和生命意义感是亲子沟通影响大学生亲社会行为的中介变量，中介效应的总效应值(95%CI)为0.18(0.14～0.22)，占总效应的73.06%。具体来看，道德提升感和生命意义感的中介效应可以通过以下三条路径实现:(1)中介效应路径1(0.13): 亲子沟通→道德提升感→亲社会行为；(2)中介效应路径2(0.03):亲子沟通→生命意义感→亲社会行为；(3)中介效应路径3(0.02): 亲子沟通→道德提升感→生命意义感→亲社会行为。中介效应路径 1、路径 2、路径3占总效应的百分比分别54.29%、11.84%、6.93%。此外，亲子沟通对大学生亲社会行为的直接路径(亲子沟通→亲社会行为)显著，效应值为0.07，占总效应的26.94%，在所有影响路径中，亲子沟通→道德提升感→亲社会行为路径的效应量最大。

图2 道德提升感和生命意义感在亲子沟通与亲社会行为间的链式中介示意图

3 讨论

本研究发现，亲子沟通、道德提升感、生命意义感和亲社会行为两两之间均呈显著正相关，逐级回归模型结果表明，亲子沟通不仅能够直接预测大学生亲社会行为，还能够通过道德提升感和生命意义感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亲社会行为。中介作用通过3条路径对其产生影响：道德提升感的独立中介作用、生命意义感的独立中介作用、道德提升感—生命意义感的链式中介作用，分别验证了假设1、假设2和假设3。

本研究表明，亲子沟通影响大学生亲社会行为。这与以往研究结果一致，以往研究表明，良好的亲子沟通、和谐的家庭氛围和完善的家庭支持系统可以促进儿童亲社会行为的产生，亲子沟通、家庭成员亲密度与亲社会行为显著正相关[31]，家庭成员关系越亲密，其子女的亲社会行为水平就越高[32]。根据依恋理论，家庭环境对个体心理成长和人格发展具有重要推动作用，家庭氛围和谐、亲子沟通融洽会给予子女充分的安全感和表达的机会，使其学会感恩并为他人着想，因而亲社会行为水平也更高。

本研究发现，亲子沟通可以通过道德提升感的中介作用影响大学生亲社会行为。以往研究表明，亲子沟通影响个体情绪表达、生活满意度、主观幸福感和自我评价[33]，良好的亲子沟通能够促使个体产生更多正性情绪[24]，而道德提升感作为一种积极的社会情感已被证实与亲社会行为密切相关，如诱发道德提升感的个体，会有更多的捐款、志愿和奖励行为，也会有更高的环保意识[34]。良好的亲子沟通有助于个体产生安全型依恋，进而更加容易体会到积极情绪，如道德提升感。根据规范激活理论，当个体产生一定道德情感和道德动机时，会表现出较强的道德意识和社会责任感，这将激发他们产生更多的亲社会行为。根据情绪动机理论，情绪具有动机功能，它刺激和指导着人们的行为，作为一种内驱力，积极情绪一旦被激活，就会组织、指导个体的实践活动，而道德提升感作为一种积极情绪，能够促使个体产生更多积极认知、更容易发现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更愿意采取积极的行动来面对生活的变化，如助人、分享、捐赠等亲社会行为。

本研究还发现，亲子沟通可以通过生命意义感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大学生亲社会行为。家庭成员关系和良好的亲子沟通可以正向预测青少年的生命意义感[35]；生命意义感与亲社会行为存在显著正相关，生命意义感越强的个体就会表现出更多的亲社会行为[36]。根据自我决定理论，如果个体认同某项活动的意义和价值，就会将其整合到自己的无意识人格结构中，从而调节人们的行为倾向。而一个人的生命意义感水平越高，会更加积极乐观地寻求生命的意义，自我中心主义较少，能更多地觉察到他人，关注社会的需要，他们更多地把个人生命意义与集体社会相关联，更加努力寻找与社会的联系，更加认同亲社会行为的社会价值，并将这种价值作为自我的一部分，因而愿意做出亲社会行为以实现自我和谐[37]。

此外，研究还发现，亲子沟通还可以通过道德提升感—生命意义感的链式中介作用影响大学生亲社会行为。以往研究表明，良好的亲子沟通将促使个体产生正性情绪[24]，道德提升感作为一种积极的社会情感将显著影响个体对生命意义的寻求和生命意义的拥有。根据情绪扩展和建设理论，积极情绪与身心健康和社会适应均有着紧密关系，积极情绪高的人认知边界更宽阔、更容易调动各种心理资源、心理灵活性更好、更容易正向思考、对自我接纳度更高、对自我认知和定位更积极更乐观、更容易发现自己存在的意义，同时对自我生命的探寻也更加多元、更加明确生命意义所在，因而生命意义感也会更高。生命意义感较高的个体会更加认同亲社会行为的价值，他们的共情能力更高、对社会需要更加关注，在设定生活目标时，也更加看重对社会的贡献和价值。

4 结论

综上所述，本研究发现亲子沟通通过道德提升感和生命意义感的链式中介作用影响大学生亲社会行为，这对如何提高青少年的社会责任感，培养大学生亲社会行为具有积极指导意义。从个体层面，要积极寻求生命意义和价值，要将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相结合；从家庭层面，要构建良好的亲子关系和家庭氛围，注重家风家教的作用。从学校层面，要积极营造校园文化氛围，通过各种活动提升学生的道德提升感和生命意义感水平。从社会层面，要加大对道德模范和道德榜样的宣传，培育和提升全体公民的道德提升感。同时，本研究还存在以下不足，如研究方法单一，被试在年级分布上不合理等，后续可采用多种方式对亲子沟通和亲社会行为的关系进行深入研究，如对不同年龄段青少年进行横断研究，同时采取追踪研究研究其动态变化，增加其生态效度；又如采取实验研究的方式，深层次探究亲子沟通影响亲社会行为的作用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