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英语的标准问题及其他——对《中国英语研究存在的问题》一文质疑

赵 静,李少华

(宁夏大学外国语学院,宁夏银川750021)

中国英语的标准问题及其他
——对《中国英语研究存在的问题》一文质疑

赵 静,李少华

(宁夏大学外国语学院,宁夏银川750021)

针对《中国英语研究存在的问题》一文提出的中国英语必须满足的两条标准,认为英语本族语者的认同标准不具有现实意义;对文中的中国英语“基本上不存在”的句法和篇章层面进行了相关研究的回顾和总结,证实中国英语在句法和篇章层面具有显著特征;同时,指出了《中国英语研究存在的问题》一文对中国英语研究有关问题的误解。

中国英语;标准;句法;语篇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9年第6期刊出了《中国英语研究存在的问题》(以下简称《问题》)一文,提出“中国英语必须满足两个标准:为表达中国特有的事物而产生以及能为英语本族语者所接受”,依此标准“中国英语只存在于词汇层面,在句法层面和篇章层面几乎不存在”,并指出当前中国英语研究在“研究方法和实践上也存在弊端”[1]14。在国内外学者普遍认同中国英语是“客观存在”并积极描写其语言特征的研究背景下,《问题》一文对有关问题发表了不同看法,引发了笔者新的思考。本文拟从中国英语的标准问题展开,对外语型英语变体的所有权和交际效力作进一步探讨,并对中国英语在句法和篇章层面的研究进行回顾和总结,呈一孔之见,以求教于大家。

一、中国英语的判断标准

中国英语的概念由葛传槼教授于1980年在《漫谈由汉译英问题》[2]一文中首次提出,至今已有30年,在此期间,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对中国英语相关问题展开了探讨。纵观国内学术界对中国英语的研究,主要内容有:(1)介绍世界英语的研究理论及总结评述中国英语变体研究;(2)界定中国英语及相关概念,并探讨中国英语的标准、性质、功能及地位;(3)探讨中国英语在语音、词汇、句法、语篇等层面的语言学特征;(4)开展中国英语在英语教学、翻译、跨文化交际等领域的应用研究。我们认为,中国英语的判断标准在诸多问题中起着导向性作用,影响着语言学特征研究和应用研究。所以,我们的讨论从中国英语的标准开始。

《问题》一文作者在分析比较葛传槼[2]、榕培[3]、李文中[4]等学者关于中国英语定义的论述之后,提出“中国英语必须满足两条标准:表达中国特有的事物以及能为英语本族语者所接受”[1]14。按照作者的观点,中国英语能否名至实归取决于英语本族语者的态度,表达中国特有事物和观念的英语都要接受英语本族语者的评判才能确定其身份和功能。深入分析可以看出,作者提出的两条标准中后者被赋予了决定性的作用,即英语本族语者掌握着对中国英语的仲裁权。我们认为,《问题》一文根据几位学者关于中国英语定义的讨论得出中国英语的标准,这种做法不可取,说理也不充分。理由如下:

第一,在研究初期,学者们从界定中国英语展开这一领域的研究,试图解答“中国英语是什么”的疑问,经过争论后学者们认识到,语言变体的问题涉及到不同语言、不同思维、不同文化之间的接触和影响,不能简单地一概而论。对中国英语定义的探讨正是该领域理论探索的一个方面,随着研究和实践的不断深入,理论才能逐步完善。目前对中国英语定义的探讨仍处于发展和验证的过程中,并未形成定论,因此,关于中国英语定义的讨论不能作为判断中国英语的学理依据。

第二,英语变体的标准或范式问题与可理解性原则密切相关。Larry E.Smith[5]认为,英语本族语者既不是话语可理解性的唯一鉴定人,也不一定总是比非本族语者更容易被理解。说话人(本族语者或非本族语者)对一种英语变体越了解越熟悉,就越有可能理解交际对象,或者被言语社团中的其他人所理解。交际过程中的理解原则并不是以说话人或听话人为中心,而是以交际双方的互动为基础。“英语变体作为交流工具,只需要被交际主体试图交流的对象理解,而不是期望被每一个英语使用者所接受。”[6]由此看来,中国英语不应该依赖英语本族语者的判断。中国英语能否实现其交际功能应参照具体语境和交际效力。英语作为世界通用语的国际化地位造就了它的多元化,结果是英语拥有了多种文化身份和多样的跨文化交际语境,包括本族语者相互之间、本族语和非本族语者之间、非本族语者相互之间的交际语境。在这些语境中,不同英语变体的使用者表达着各自的思想和风俗习惯。总之,只要交际双方能够互相理解,英语变体就达到了使用目的,寻求英语本族语者对英语变体的接受既不现实也没必要。中国人和俄罗斯人用英语交流,英国人或美国人听不明白又有什么关系呢?

第三,“英语的标准问题常常涉及到所有权问题”[7]58。语言功能的发挥受到使用者认同程度的影响,中国英语的标准问题实质上属于外语型英语变体的所有权及仲裁权问题。美籍印度社会语言学家Braj B.Kachru[8-9]指出,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不应有任何语言特权,就是说语言规范和标准不应该由内圈英语的国家来决定,英语属于所有使用者,并且外圈和扩展圈国家英语变体的形成和发展给予英语新的活力。英语在世界各地和领域作为通用语而广泛使用,与此同时,它传达着特定地域的风土人情和文化传统,赋予英语语言新的内涵。“当一种世界通用语为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所使用时,语言的所有权将会向非本族语者转移。”[10]李少华的表述态度更加鲜明,他认为把中国英语的认同权交给英语本族语者“这只不过是一个单纯的期望”[11]68,中国英语能否被接受起决定作用的是广大的中国英语的使用者,而不是少数人说了算。

综上所述,中国英语的判断标准不应以定义讨论作为学理依据,而是要以具体语境中的相互理解性作为判断原则;英语变体的标准问题在更深层次上反映了其所有权的归属。中国英语属于中国的使用者,“享有英语的所有权,是世界英语大家庭的重要组成部分”[7]59。中国英语的使用者在遵守规范英语的前提下表达中国特有的事物和观念,只要在具体语境中和交际对象达成相互理解,就实现了其交际功能。

二、中国英语句法和语篇研究

《问题》一文作者认为,“中国英语一般只存在于词汇层面,在句法和篇章层面几乎不存在”,理由是:几篇研究中国英语句法的文章例证不充分不典型;在篇章层面对中国英语的论述“要么有例证无论述,要么论述不多例证甚少”;并认为以《中国日报》《北京周报》《今日中国》等报刊为语料的研究结论存疑,原因是“并没有指出这些语料是出自中国人之手,可能有英语民族的人做校对或者编辑”。因此得出结论:“中国英语主要表现在词汇层面的内容表达上,在形式上不具有显著性,尤其是在句法和篇章层面。”[1]15-18

我们对于以上表述持有不同意见,下面将通过回顾几篇重要的提倡中国英语存在于句法和语篇层面的文章来讨论中国英语的语言特征研究。

就中国英语的语言特征问题,邱立中、宁全新[12]曾撰文质疑,随后姜亚军、杜瑞清[13]在回应《“中国英语”质疑:与杜瑞清、姜亚军先生商榷》一文时首先谈论语篇层面,他们运用书信、新闻和论文摘要三种语域的实例论证了中国英语是客观存在的问题,并指出中国人使用英语表达时在语用和语篇层面对英美模式往往发生偏离,这种偏离反映出汉语写作习惯及中国人特有的心理图式。就例证而言,在论证书信语篇时,他们引用了对汉语语义和信息结构颇有研究的澳大利亚学者 Kirkpatrick[14]所提供的一封中国人写的书信,并对比中国英语书信结构与英文书信的一般结构的差异,表明不同民族的思维模式存在差异。在谈论新闻语篇时,他们引用了Guo Ke&Zhao Hong对 China Daily从 1981年创刊到1999年的新闻文体研究统计结果,并认为“权威的 China Daily才真正体现了‘中国英语’在书面语篇上的特点”[13]29。接着,他们就地取材,对邱立中、宁全新所写文章的英文摘要进行分析,对比其与标准英文摘要模式之间的出入,结果证明邱、宁的英文摘要“深受自己思维方式的影响”[13]30。由此可见,姜亚军、杜瑞清的“回应”所用例证都是源于现实生活的真实语料,具有说服力。

姜亚军、杜瑞清在中国英语语篇问题上作出了开创性研究,他们按照不同语篇类型来研究不同的语义信息结构和心理图式的方法“更准确地把握了中国英语的语篇实质,而且也带来了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的突破”[15]149。随后,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以语料为对象并采取定量和定性结合的方法,对中国英语本土化在句法和语篇层面开展实证研究。

潘章仙在《中国英语变体中的语言和文化认同》[16]一书中,深入分析了中国英语在各个语言层面的表现。在语法上,她主要对中、美不同作者撰写的新闻报道中状语词组和从句部分置于句首的频度进行了统计分析,发现中国出版的英文报刊文章中存在着大量的“左分叉结构的句子”,这一现象与汉语句子成分的一般排列顺序相吻合。书面语篇样本选自中、美正式出版发行的英文报刊中的文章。中国英语语料取自 ChinaDaily,ChinaToday,EnglishB usiness Weekly,Peking Review,21st Century等;美国英语语料取自Time,New York Times,Washington Post,Newsweek等。正如作者所言,从不同的报刊中选取体裁大致相同的文章保证了分析的客观性和准确性。在语篇层面上,潘章仙以接触文学为语料探讨中国英语的功能,并印证中国英语的语言特征。她选择了富有代表性的金哈(Ha Jin)、张戎(Jung Zhang)、谭恩美(Amy Tan)等中国双语作家在英美发表的英文作品,重点分析了作品中本土化的语篇特征,如语境的本土化、修辞手段的语义本土化、中国化的语篇策略在言语行为中的应用等。分析表明,双语作家用英语进行创作时,英语的形式和内容都受到汉语用法和中国文化的影响,字里行间散发着浓厚的“中国味”,彰显着作品人物和作者的“中国身份”。这种以双语作家的文学作品为例分析语篇特征的方法,拓展了中国英语在语言学特征方面的研究。

李少华在回顾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词汇连接、句式连接和语义连接三个层面来讨论中国英语的语篇特征,正如他本人坦言的那样,“虽然谈不上充分,但也揭示了某些相对稳定的形态”[15]163。

赵中站[17]以英文报纸 China Daily和 InternationalHerald Tribune的社论为研究对象,对中国日报社论的中国英语句法特征进行了研究。通过比较发现,中国英语的句子一般比标准英语的句子短;较多使用简单句,而较少使用复合句和各类从句;经常使用被动语态,但是中国英语中进行时的被动语态使用明显偏少等。

方燕在《中国英语语篇特征研究:中美事故型新闻文本对比分析》[18]一文中,以修辞结构理论为基础,采用语料库的方法,对选自 China Daily和New York Times的各50篇文章进行量化对比分析,结果表明:中国英语更倾向于使用辩论类关系的分句;更注重意合;倾向于将主要信息放在次要信息之后;多用并列结构[18]43-44。该研究为中国英语的语篇研究提供了新的证据和基础。

通过回顾中国英语在句法和语篇层面的研究,我们可以总结出如下特点:(1)中国英语在句法和语篇层面具有显著特征;(2)就研究方法而言,学者们采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方法,以语篇分析和修辞理论为基础,借助于统计数据对比分析不同英语变体之间的差异,并探寻形成中国英语句法和语篇特征的深层次原因;(3)在例证方面,所选取的研究对象具有代表性。与研究初期的“举例法”相比,现阶段的研究以充分真实的语料为研究对象,对不同语篇类型进行实证性研究,例证更翔实。因此,我们认为,现阶段中国英语在句法和语篇层面的研究更科学、更系统,具有普适性。事实也证明,《问题》一文作者提出的“中国英语的研究不是根据客观的语料来证实其存在”的说法有失偏颇。

对于《问题》一文作者所提出的语料问题,我们的观点是,以中国境内有代表性的英文报刊文章作为研究对象不会影响研究结果的可信度。一方面,China Daily,Peking Review,21st Century等国内主流英文报刊拥有高水平的新闻采编队伍,并聘请外国专家作为校对或编辑,这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中国英语表达的规范性;另一方面,尽管外国专家担任校对或编辑,但他们不可能改变中国撰稿人用英文写作的整体语言风格和特色,因为对语言进行加工和用母语写作并不是同样的过程,修改不规范的表达并不能改变笔者谋篇布局的思维。所以,我们认为,中国境内出版发行的主流英文媒体是以规范英语为核心,具有中国特色的英语的典范,是中国英语书面语的代表,能够体现中国英语的句法和语篇特征。

三、几个具体问题

对《问题》一文提到的其他几个问题,我们存有异议。

首先,《问题》一文认为“葛传槼的论述暗含了识别中国英语的两条标准”,并表示“认同葛传槼对中国英语的定义”[1]14-15。笔者认为这样的表述不准确。原因有二:第一,葛传槼教授在讨论由汉译英问题时提出了中国英语这一概念,事实上他并未对中国英语进行界定,当时也没有认定中国英语是一种变体。第二,葛老是从翻译角度出发论述中国英语以“依照英语民族的习惯用法”为前提,因为译文的对象是英语本族语者,所以要能被“英语本族语者理解”。翻译是两种语言和文化的转换过程,语言之间正因为有“同”才可以翻译,文化差异则造成可译性的差别。译文要在语言和文化内涵上最大限度地接近原文,侧重于使目的语读者理解文本内容;而跨文化交际是“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的交际”[19]7,是一种建立在平等和尊重基础上的往来,以文化差异的存在为前提,实质是来自不同文化和语言背景的交际主体共同构建信息以期达到相互理解的过程。中国英语承载着中国本土文化,为跨文化交际提供了内容和保证。如果一味强调符合外国人的语言表达习惯、适应目标语文化,那么就违背了平等交际的原则。因此,不能把翻译对目的语的要求作为中国英语的语言标准。

其次,《问题》一文中存在自相矛盾的表述。在阐述“中国英语变体与中式英语”时,作者承认“中国英语确实存在”[1]17,但又否认中国英语在句法和篇章层面的特征,只认可中国英语的词汇。我们的理解是,中国英语是由语音、词汇、句法、篇章等构成的完整且规范的语言体系,各个层面都具有中国化的语言特征,只是对不同语言层面的描写程度不同。词汇作为表达中国特有事物的手段,是最活跃的层面,所以中国特色显著,但是词汇只是表达语义的一部分内容,而语篇是语义、文化和思维的集中表现,具有根本性的语言特征。中国英语的使用者在进行口头或书面表达时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汉语使用习惯和中国式思维习惯的影响,这些深层次的内容是通过句法和语篇来体现的。

第三,《问题》一文作者认为中国英语“在研究方法上存在问题”,“不是根据客观的语料来证实其存在”[1]17。从语料库的建设工作来看,近年来很多国内学者倡导建立中国英语语料库,如戴炜栋、张爱玲[20],肖普勤、黄凤枝[21],庞萍[22],胡晓丽[23]等,促进了语料库的建设和发展。河南师范大学的李文中教授从20世纪90年代初就致力于中国英语语料库的建设工作,并为很多研究者提供了帮助。从中国英语研究实践来看,本文在回顾中国英语句法和语篇研究时对这一问题已有涉及,不再赘述。此外,根据笔者目前所收集的资料,中国英语在语音、词汇等层面的研究都是基于客观语料的实证性研究,具体可参见陈桦[24]、高超[25]等人的著作。

四、结语

英语的全球化传播促成了其本土化进程,形成了各具文化特色、政治经济现象和语言特征的多种英语变体。理论上,英语属于所有使用者;而现实的矛盾是非本族语者一方面利用英语的语言形式努力弘扬民族文化和特色,积极维护各自对本土化英语变体的所有权和话语权,另一方面,由于历史背景、政治气候、经济发展、语言环境等诸多因素,非本族语者对本土化的英语变体认同度不高,限制了其语言功能的发挥。中国英语研究正处于这样的困境中。尽管学术界对中国英语的有关问题尚未达成一致意见,中国英语也尚未发展成为制度化变体而被国内英语使用者普遍接受,但需要明确的是,对中国英语标准的认识影响着该领域的研究方向和研究方法。我们与《问题》一文根本的分歧在于对中国英语判断标准的认识不同。“中国英语的判断标准取决于特定情景中的交际效果,中国英语的命运掌握在它的使用者手里。”[15]94语言形式反映思维方法,语篇作为词汇、句法、文化、思维的集中表现形式,承载着具有区别性特征的文化内涵,中国英语的语篇彰显着中国本土文化特色。另外,我们强调中国英语的所有权和语言特征的现实存在,并无意忽视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比如说中国英语变体的研究范式缺乏系统性,语言特征的描写方法仍处于探索阶段,应用性研究不够深入和广泛等。正因为存在这些问题,我们提倡学者们以客观的态度、以更广阔的视野看待中国英语的形成和发展,立足中国英语的使用现实,关注中国英语的语言特征和交际功能,推动中国英语研究的系统化和规范化。

[1]王建国.中国英语研究存在的问题[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9(6):14-19.

[2]葛传槼.漫谈由汉译英问题[J].翻译通讯,1980(2):13-14.

[3]榕培.中国英语是客观存在[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1991(1):1-8.

[4]李文中.中国英语与中国式英语[J].外语教学与研究,1993(4):18-24;80.

[5]Smith L E.Spread of English and issues of intelligibility[M]//Braj B Kachru.The other tongue:English across cultures.2nd ed.Urbana: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92.

[6]Kachru Y,Smith L E.Cultures,contexts,and world Englishes[M].New York and London:Routledge,2008.

[7]高超.世界英语理论与中国英语研究综述[J].国外外语教学,2006(4):55-60.

[8]Kachru B B.The other tongue:Englishes across cultures[M].2nd ed.Urbana: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92.

[9]Kachru B B,Kachru Y,Nelson C L.The handbook of world Englishes[M].Oxford:BlackwellPublishing,2006.

[10]Li,W-Z.Word clusters,phrases and collocations in China’s English articles:a preliminary report on the corpus-based pilot study on China English[R].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rpus Linguistics,Shanghai,2003.

[11]李少华,杨学龙.The acceptability of China English[J].甘肃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1):66-69.

[12]邱立中,宁全新.“中国英语”质疑:与杜瑞清、姜亚军先生商榷[J].外语教学,2002(6):23-27.

[13]姜亚军,杜瑞清.有关“中国英语”的问题:对“‘中国英语’质疑”一文的回应[J].外语教学,2003(1):27-35.

[14]Kirkpatrick A.World Englishes:implications for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nd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M].Cambridge:CUP,2007.

[15]李少华.英语全球化与本土化视野中的中国英语[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

[16]潘章仙.中国英语变体中的语言和文化认同[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17]赵中站.中国日报社论中的中国英语句法特征研究[D].上海:东华大学,2007.

[18]方燕.中国英语语篇特征研究:中美事故型新闻文本对比分析[D].上海:东华大学,2008.

[19]胡文仲.跨文化交际学概论[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

[20]戴炜栋,张爱玲.语料库 计算机 语言学[J].外国语,1999(6):2-8.

[21]肖普勤,黄凤枝.“中国英语”语料库建设路线图[J].井冈山医专学报,2006(2):80-82;84.

[22]Pang Ping.A proposal for national corpus of China English[J].CEL EA Journal,2006(1):66-70.

[23]胡晓丽.中国英语变体研究现状及前景[J].中国外语,2008(2):27-30;35.

[24]陈桦.中国学生英语语调模式研究[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8.

[25]高超.中国语境中的英语报章变革动词研究[M].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8.

Standards of China English and some issues concerned with China English research:a challenge toProblems with the Study of China English

ZHAO Jing,LI Shaohua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Ningxia University,Yinchuan 750021,China)

As a challenge toProblems with the Study of China Englishby WANGJianguo,this article disagrees on his standards of China English and the statement that China English only exists at lexical level but not at syntactic or textual level.The authors hold the view that it is impractical for non-native speakers to conform to native speakers’norms of linguistic behavior.After a review of major researches on the syntactic and discourse features of China English,the authors attempt to prove that there exist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on the linguistic levels in China English.This article ends with a discussion on some misunderstandings of issues concerned with China English research.

China English;standards;syntactic;discourse

H310.1

A

1671-9476(2011)01-0085-04

2010-10-13;

2010-11-23

赵 静(1983-),女,陕西武功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应用语言学;李少华(1963-),男,宁夏平罗人,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应用语言学、英语国别变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