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政府对改良派的借助不力与拒俄运动的异化

时间：2024-08-31

苏全有

(河南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河南新乡453007)

苏全有

(河南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河南新乡453007)

清末以抗外为趋向的爱国风潮,在其发展过程中渐次转向反政府,拒俄运动就是典型的例子。此中因由,乃是由于清廷未能充分借助改良派等社会资源扩大统治基础,强化了对立的革命派。其实,在拒俄运动中资产阶级革命派与改良派矛盾折冲严重,其中,改良派是清政府可以借助的力量所在。在此问题上,清政府未予以足够重视,其结果直接导致拒俄运动的异化,爱国风潮转趋反清。清廷最后走向灭亡,上述因素值得深思。

拒俄运动;改良派;革命派

清末十年间,以救亡图存为旗帜的反列强侵华风潮可谓风生水起、汹涌澎湃,如抗法、拒俄及抵制美货、日货等运动,然与之同时,反政府的暗流也乘机随波而起,并生成了由爱国到反清的转型。如参加过拒俄运动的吴玉章回忆道:“我开始参加拒俄学生会,并不是基于高度的政治觉悟,只是看到大家都参加,自己也就随着大流参加了……我虽然不是很自觉地参加了这一运动,但这一运动却……把我推入了革命的洪流。”[1]56关于清末爱国风潮转而反清的问题,目前学界的不足之处主要集中在研究视角过于拘泥于革命情结,取径往往是自下而上,清朝政府成了被指斥的对象,政府的危机应对等非常重要的课题自难以引起关注,这是典型的革命史范式的后果的生成。如有论者认为:“戊戌变法付出了血的代价,使愈来愈多的人们明白,腐败的清政府拒绝任何有利于社会前进的改革。特别是清政府联合帝国主义绞杀义和团运动于血泊中的事实,更使人认清了它卖国投降的本质,它已成为了帝国主义豢养的忠实走狗了。”[2]14-20问题绝非如此简单,上述论断模糊了社会矛盾转向的根本。有鉴于此,笔者拟从政府视角出发,以拒俄运动为视点,提出自己的看法,以推动相关研究走向深入。

一、拒俄运动中改良派与革命派的矛盾折冲

清末拒俄阵营中,最重要的势力有两股,一股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另一股是改良派。其中,改良派相对于革命派对清政府而言,是可以借助的力量,此中要因,在于改良派只是反对后党,他们并没有推翻政府的企图。

《中外日报》1901年5月6日刊有“营口魏君来函”称:“此次拳匪之祸……未必非塞翁失马之预兆。盖我国顽固政府把持要津久矣,朝廷则法祖,儒生则尊经,旧染污俗,横亘胸中,岂易破其陈见!乃经此次之巨创,当可震破迷关,激起维新之起点。顽固者多半就诛,政府所存,率多摸棱,决不敢再梗新机。倘或皇上亲政,必有乘时豪杰出焉。”[3]42-43从中可知,在改良派看来,清廷被列强打压对光绪亲政不失为一大契机。

1903年5月3日《苏报》刊出“陆师退学生与陆师毕业诸君函”:“今危机日逼,警报迭至,海内外志士无不以国仇为重,欲雪此耻。义旗所指,志在勤王,与从前各省团练之兵殆无而致。既有人人可表之宗旨,即有人人必担之责任。仆等与奔走国事诸君子同心击楫,誓复中原,杀身成仁,义无反顾。”[3]781903年是拒俄运动的高峰,此时改良派的勤王主张仍有相当的生存空间。日俄战争爆发后,东北“马贼”“自分两党,一曰远东爱国义勇军,一曰满洲忠君爱国党”[3]242。于此可知改良派势力的实际存在。

在对待清廷问题上改良派的主张与革命派有根本性的差异,改良派希望用同清廷妥协、协调的办法来维护民族的利益,所以,他们必然竭力反对革命,努力为君主制度辩护,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派则必然出来反对他们,批判他们[2]14-20。因此,尽管拒俄可以掩饰、滞后二者之间的矛盾,但发生冲突是十分自然的事情。事实上,在拒俄运动的过程中,两派的争斗始终未有停歇,特别是到了1903年拒俄运动的高峰,帝国主义侵略加剧,救亡运动迅速高涨,两派的分野在所难免。

1903年4月27日张园集会“诸君演说时,因有二人演说之词不合众意,众人有上前驳诘者,致有多人散去”[3]334。“四月初一日……是日集议诸人本意在阻止俄人永占东三省,乃另有一党人及野蛮浮薄之学生等,专以败坏秩序为事,意不在阻止俄人,当时肆意骚扰,不顾大局,宜为中外所同嗤也。”[3]334-335

国民议政会成立之始也发生了改良派与革命派的冲突。“国民议政会者,即拒俄事件发起之四民公会也,后易名国民公会,再易名国民议政会。《新民丛报》盛称为冯镜如所发起,其实当发起时,未曾表明宗旨,至者甚众。后冯镜如登坛演说,大为邹容所唾骂,吴稚晖首不赞成,爱国学社社员皆未入会。后主其事者,即龙积之也。”[3]335关于邹容与冯镜如的争执,章炳麟以“邹容怒诘冯镜如”为题有专文记载:“适康有为役人冯镜如召集康氏党徒,欲立国民议政厅,亦招容。镜如者,广东贾人入英籍者也。容往,诘之曰:‘尔英人,今所设者,中国民议政厅耶?英国民议政厅耶?’镜如惭,巡逡退去。”[3]335

国民议政会中改良派主张:“中国者普通之中国,皇上者中国之皇上,归政之请,责无旁贷,不得以安分避嫌之小言,误普天率土之大义。”“请归政者以志在必得为宗旨,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解。先以闰五月望为陈请之始,一再陈请,务贞恒德。”“本会必俟归政后始停,或虽未归政,而有最近最确之期,业奉明诏宣示,亦可截止。”[4]125对此,革命派撰文抨击道:“呜呼!吾不解所谓完全无缺之国民乃仅仅有若是议政权已也,吾尤不解吾国民所应置议之政乃仅仅在归政一事已也。然上海则已有一二好事者,以热昏无择之陈请,附之‘国民议政’大纛之下,招摇于众,以为兹会既有发起之公约,且有截止之界限。咄 ,怪事 ! 咄 ,怪事 !”[4]125

1903年5月中旬,《中外日报》先后发表“存诚篇”“乘时篇”。在“存诚篇”中改良派批评革命派煽乱不诚:“夫诚之为用大矣,《中庸》曰:‘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是则一事终始,皆一诚为之贯串;无诚则并其事而无之,又安问成否乎?今乃不致谨于此,而徒刺取他人之已事,及不合时势之谈论,将欲扇动天下,咸奔走而则效之,是犹人方寒而投以治热之药,无补于生死之故,徒足增病而已。且进之无可因,退之无可援,其所恃者:激发语言以震远近,且不惜增窜译书以佐其说,而所谓实心实事者无有也;收召乌合以助声势,甚且不惜擅填姓名以张其军,而所谓同心同德者无有也;增饰事实以资煽惑,甚且不惮捏造闻见以怂一时,而所谓实事实力者无有也。是以识微知著之君子,观于既往,则知其徒足以哄动一时,而不足以要其成……夫果其义而无成犹可言也;吾所深惜者,则惧夫后生英俊为所迷惑沈溺,而相引以入于无用之徒,而目前莫大之祸患,且共舍而莫之顾也。”[3]338在“乘时篇”中改良派主张乘时合力对外:“夫苟能致审于此,则吾人所速宜自行团结,与夫所为预储以待时机者,日夜为之,犹恐不及;乃不揣夫时之至否,而跳掷叫嚣,自炫自暴,惟恐人之不知,甚至哗噪扮演,有同儿戏,则观者有不终席而厌怠欲去者矣。夫人情之所不注,与夫时之所必不能为,而必百计煽惑,强人同我,是犹语夏虫以冰,人方忧跛,而我与以治目疾之方也。吾恐当时讥其不智,而后世且笑其为狂也。呜呼!吾不暇忧若人,吾忧吾国也。”[3]339-340

面对改良派的批评之声,革命派控制的《苏报》发表社说《读〈中外日报〉》,予以回击。“若乃素以主持清议自任,而其言又为世俗自号上流社会者之所欢迎,乃忽缠缚于二弊之间,如《中外日报》十六日之《存诚篇》,十九日之《乘时篇》者,吾不能不为之诤友而纠正之。”[3]340该文指出,“彼主笔者,素与康梁为缘者也”[3]342。“吾推彼主笔此二篇之言,皆为近日张园之集议而发。”[3]340因此,针对张园集会,分两个方面做了反击,首先是集会形式。“请言此三次集议之形式。演说也、赞成也、反驳也、痛哭也、怒詈也、哄散也、唱歌也、排队致祝也,有为普通之形式者,有发于情之不自禁,迫于事之有所激,而为特别之形式者,彼主笔乃从而怪之曰:‘激发语言’也,曰‘跳掷叫嚣’也,曰‘哗噪扮演,有同儿戏’也。彼不闻文明国之议院,固有极急剧之争论乎!彼不闻美国唱保种者,方且丹垩涂面、到处演说乎?何独于此而怪之?且普通之喜而笑、怒而詈、与夫婚丧之仪式、拜跪之节日,思之何一不可怪者,何独于此而怪之?彼亦知多数之人,方且即此普通之形式,为彼主笔所认可、所身试者,尚以为说邪教、不安本分乎?而彼乃与之同所见乎?”[3]340-341其次是内容。“请言内容。此三次集议者,非有机之集合体,而为抟沙聚米之状者也。其分子之性质至为驳杂,而由此集议所生之现象亦至为差池。约略举之:有本有宗旨而不过旁见侧出于此者,有本无宗旨而激而欲有所为者,有依附他人之宗旨而借以行其笼络欺谩之术者,有本有团体而经外界之刺激、益以坚其结力速其进步者,有本无团体而一击不中、敷衍以了事,或多方迎合冀以遂其素所歆羡而未能遂意者。此数十日间,其中同异向背、聚散进退之迹亦至繁矣,而彼主笔乃同类而共笑之曰:‘自炫自暴’也、‘觊觎功名’也、‘无实力实事’也、‘无同心同德’也、‘哄动’也、‘煽惑’也 ,彼何其不辨皂白一至此乎?彼不闻义和团之仇教,不问其为教士、为商人、为使臣而一切欲杀之乎?彼不闻奴隶党之畏强权,不问其为同族人、异族人或异种人,而一切愿为顺民乎?彼何与之同所见乎?”[3]341

接着,陈天华又发表《复湖南同学诸君书》,痛斥康、梁:“然以留学生之举动,归之于康、梁之党,则失实已甚。夫康、梁何人也?则留学生所最轻最贱而日骂之人也。今以为是康、梁之党,则此冤枉真真不能受也。国之亡也,必有党祸。吾非欲解免此名也,独奈何加我所不足之人乎?今使曰康、梁是留学生之党尚且不可,况曰是康、梁之党!康、梁何幸而得此名也?留学生何不幸而得此名也?”[5]16

1903年五六月间正是拒俄运动如火如荼之时,改良派与革命派则内讧不断,严重影响一致对外的大局,当时曾有调和的声音。“自署方生者之致函”道:“唯是平和之与急进,破坏之与成全,则诸君不无稍异,我固知其舍此而外别无意见者。然主义不同,尽可彼此晤谈,或一再函商,以期终归尽美,勿遽著论刊报,诋其讪讽,攻击不已,则兴报复,报复不已,则为仇敌。”[3]342-343然而结果是调和无效。

之后,革命派先后发表多篇文章攻击改良派,如章炳麟发表“论‘失地当诛’”称:“今者满洲故土,既攘夺于俄人,失地当诛,并不认为满洲君主,而何双立君主之有?夫戴此失地之天囚,以为汉族之元首,是何异取罪人于囹圄而奉之为大君也!乃曰‘朋友之交,犹贵久要不忘,安有君臣之际,受人之知遇,因人之危难,中道变弃,乃反戈倒攻者!’诚如是,则载湉者,固长素之私友而汉族之公仇也。”[3]344孙中山撰文“驳保皇报”强调:“欲免瓜分,非先倒满洲政府,则无挽救之法也。”他批评改良派保皇媚外道:“乃彼书生之见,畏葸存心,不识时势,不达事体,动辄恐逢人之怒。不知我愈畏缩,则彼愈窥伺;我能发奋,则彼反敬畏。[6]234革命派控制的报纸《俄事警闻》征文“告保皇会”,疾呼:“俄撄满洲而窥蒙古,英袭西藏而伺长江,且法营南粤。南粤者,保皇会诸君祖宗之故墟,宗族亲戚之所聚居也。诸君岂无心乎?中国之北部尽失,诸君其能保南粤无恙乎?朝廷不能自保其旧部落,更何能保中国!诸君不思自保其国、其故乡,更何言乎保皇!”“虽然,吾姑不必以主权在民之大义责备诸君,而仅即诸君所揭保皇二字之名号以相绳,则皇之为言,固因国而生者也,国之不保,皇于何有 ?”[3]348

二、清政府对改良派的借助不力与拒俄运动的异化

饱受革命派攻击的改良派,其主张除了保皇,还向清廷提出“消化乱党”的“治本之法”:革命派“发愤著书”反抗政府,“至近之原因”是:“自乙未以后,割地之案,层见叠出。外人于我国各省,公然有势力范围圈之说,而我国莫敢谁何。东三省地方,固国家之丰沛也,而任俄人之占踞,莫之能阻。则遂以为政府于本国之土地并不顾惜,见本国之人民属诸他国,并不动其悯恤之心,遂以为政府不足倚赖,亟欲离国家而自立,以为保存之计。虽其所持之主义万不可行,而亦不遐计及。”“故为政府计,亟当幡然改图,锐意维新,取内政、外交、饬吏、安民、务财、训农、通商、惠工、敬教、劝学诸大政,一一考求其实际,而见诸施行,则精神所注,功效自见。列强既息其阴谋,国民自无思不服,普天之下,悉是甘雨和风,则虽有阴霾,何能为孽!纵使彼党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而服从于政府者既居多数,则任听彼党自与其徒闭户立说,何足为百一之伤损!此可考而知者也。”[3]344-345改良派建议政府通过改革以消弭革命。

1905年左右,改良派还借四川留学生之口提出归政立宪的要求。“四川全体学生将发电要求归政立宪,更有发布《要求救亡意见书》者,亦将北上伏阙上书,后以各同乡会反对而止。闻此二事皆非自动力,悉出于梁启超之运动也。”[3]349

改良派既有相当的势力,又不以推翻清廷为目的,且与反满的革命派对立折冲,矛盾重重,因此,就清政府而言,这应是制衡革命派、可资借助的力量。然当时的清政府不仅未予利用,相反,而是如同对付革命派一样的大力打压。如蔡钧上奏称:“此间革命党,近业已组成军队,将托于拒俄一事,分奔各地。”“前岁汉口唐才常一事,则托于勤王以谋革命;此间则托于拒俄以谋革命。其用意与唐才常相似,而党羽较密,训练尤严’各语。”[3]266蔡钧将保皇一概而论成革命党,类之者不乏其人。如端方“电告各督抚及海关税务司查拿”拒俄的留学生,“苏抚得电后,拍案大叫曰:‘此等举动,明明又是一班富有会匪。拿获后 ,务必正法 ,决不宽贷 !’”[3]276

清政府不分青红皂白,未对改良派与革命派进行政策分化,致使改良派纷纷倒戈投入革命派阵营。如《苏报》“初力主变法,颇为读者欢迎。嗣复中于康、梁学说,高唱保皇立宪之论,时人多以康党目之。壬寅、癸卯(1902—1903)间,桂抚王之春有向法国借兵借款平乱之议,而俄国更进兵东三省,强逼清廷签订新约,国内外志士纷纷开会,主张抗敌御侮,清廷均置弗恤,且有拘捕留学生代表之命令。梦坡至是始知异族政府之不可恃,因而改倡革命排满之说,延聘吴敬恒、章炳麟、章士钊、蒋维乔诸人分任撰述,措辞激昂,大为清吏所嫉视”[7]120。

在此需要指出的是,清末是个激进的时期,激进的氛围导致清政府与改良派的联盟十分困难,另外,清政府自身对扩大统治基础的认识并不迫切,许多时候往往是背道而驰,这样,本来是反帝的矛头却转向了自己,清政府几乎是引火烧身,自取灭亡。

当然,清政府中亦有分化利用主张者,如端方致政府电文称:“留学日本学生品类不齐,中有不安分者,在日本编立学生军,藉名拒俄,煽惑不少。江苏学生钮永建等于闰月十一日开会,集聚多人,出‘意见书’对众演说,以革命流血为宗旨。两湖文高等学生、恩施县生员王璟芳系湖广张总督派往日本留学,是日在座,钮永建演说未毕,王璟芳一人挺身厉声云:‘大清不可背负,政府不应乱诋。’即将逆书送交总监督汪大燮,因是相率出会者二百余人。后出会愈多,仅剩数十人,党羽星散,遂不能成军,皆王璟芳一人之功也。现在邪说鸱张,势难压制,王璟芳孤身异域,心恋宗邦,干犯众怒,不避危险,遂能以一人之力,回千百人忠义之心,实为各省留学生所仅见。某先后接得汪大燮函电,亟称王璟芳践履笃实,学术端正,学生军一事,尤赖该生力辟异论,扶持名教,实为国家二百年来养士之报。某复电调该学生回鄂,面询情形属实……似此教忠守正之学生,似应破格奖励,以端士习而正人心。”[3]314-315端方力主奖励保皇分子王璟芳只是个案,并未能形成对改良派的全面政策。

就革命派与改良派而言,今天我们反思这一段历史,究竟谁的主张更符合民族利益呢?在当时,是以反帝为首选目标,还是选择反政府呢?很显然,革命派的取舍并不符合我国的最高利益——民族利益,可革命派最终却战胜改良派,成功地扭转了舆论导向。这其中,亡国灭种的危殆情形所催生的激进氛围、改良派的势弱及不力固然是原因之一,而清政府蒙昧大势,以西太后为首的后党热心于压制光绪一派的复辟,不敏于危殆的情形,不作为甚至打压改良派,这在客观上配合了革命派。到了拒俄运动末期的1905年,“闻四川学生提议要求立宪归政之问题,今已全为各省学界所反对。其稍示中立而不严词拒绝者,仅山西、江苏、浙江三省而已”[3]351。随着保皇的改良派日趋式微,并在之后立宪不利、革命风暴风起云涌之时,放弃保皇旗帜,投身到了推翻满清王朝的辛亥革命滚滚洪流当中,至此,清政府直面的只能是汹涌澎湃的革命大潮和灭顶之灾。

有论者认为,“拒俄运动是发生在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时刻,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就是要打倒帝国主义和打倒封建势力两个敌人。抗拒沙俄帝国主义就必然联系到反对清政府的统治,而革了清政府的命,就是打击了其背后的帝国主义,二者是不可分割的。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拒俄必然会走上反清的道路!为什么在拒俄的高潮中,会迅速地实现反清革命的转变”[2]14-20。如此立论,就革命派而言自然是有道理的,可对其他派别、阶层则并非如此,抗外一定要首先反清么?攘外必先安内是蒋介石的逻辑,就清末我国情形而论,革命派没有把握能说服民众为反帝而一定要首先灭了清政府,当时清政府若能以民族利益为先,俯就时趋,形成包括改良派在内的民族统一战线,则反帝必然反清的论断自然失实。

综上可知,在拒俄运动中资产阶级革命派与改良派矛盾折冲严重,其中,改良派是清政府可以借助的力量所在。在此问题上,清政府未予以足够重视,其结果直接导致拒俄运动的异化,爱国风潮转趋反清。清廷最后走向灭亡,上述因素值得深思。

[1]吴玉章.辛亥革命[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

[2]王振科.论1901-1903年的拒俄运动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J].东北师大学报,1982(4):14-20.

[3]杨天石,王学庄.拒俄运动[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

[4]本省时评.呜呼国民议政会[J].江苏,第4期,1903-06-25.

[5]刘晴波,彭国兴.陈天华集[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

[6]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孙中山全集:第1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1.

[7]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1.

K257.21

1671-9476(2011)01-0089-04

2010-11-20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2008年度规划项目“清末社会危机与政府应对”(08JA770009)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