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性诉求”抑或“普遍中生长”?——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与路径选择问题透析

朱荣英

(河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开封475001)

“多元性诉求”抑或“普遍中生长”?
——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与路径选择问题透析

朱荣英

(河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开封475001)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若要成为世界通用语并向着普遍中生长,进入目前由西方哲学及其文化霸权所控制的世界公共视域:必须通过公平的对话和交流,在问答逻辑的牵引中产生交往互惠和重叠共识,从而在“多元性诉求”中使之获得合和共生;必须在各种研究范式之间保持一种必要的理性张力,通过省思以往研究范式的缺失、体认各种文化元素之间的相容相生关系,以便为其未来的发展预留出足够多的理性空间;必须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共同事业为最高原则,才能使各种研究范式互渗互动,并在最高的世界观层面,体现和把握当代中国发展的事情本身,促使其向实践处谋划、向着未来拓展。

“多元性诉求”;“普遍中生长”;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路径选择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价值取向和研究范式

时下,学界在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价值取向和研究范式问题时,大致形成了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不同的研究范式都具有独特性,都是纯粹偶然的,彼此之间缺乏任何公共的逻辑之桥和比较框架,不存在实现通约的任何可能性,因而是不可共度的。每一种研究范式只能在自己的研究框架内、以自己的术语去研究问题,决不能将自己的范式无辜地加之于他人,更不能用自己的范式去取代或归化别人的范式。而且,各种范式之间“立异相竟而兴、专占商同而衰”,只有互相对立而非实现融合才是哲学发展的唯一路径[1]。而另一种观点认为,各种范式之间虽然不可通约,但并非相互排斥。相反,不同范式对于共同建构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化”的立场上,彰显其本真精神、敞亮其当代价值,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其实,每一种范式都不是自足的,其合理性是有限度的,若长时段地钻进死胡同、自设藩篱,就可能丢掉自我、走向异化、丧失自我规定性。因而只有互补整合,才能相竟相生[2]。在笔者看来,多元范式之间无论对立抑或融合,其根本旨趣在于准确指认当代哲学面临怎样的新的时代语境,在深刻反思问题谱系和实践前沿的基础上,以便对当代哲学作出恰当的功能定位和价值选择,进而与时俱进地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时代立场和未来取向。为此,各种范式之间应保持一种必要的张力,以便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未来发展预留出足够多的理性空间。但只有确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一公共的交流平台,才能促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学人,省思以往研究范式的缺失、体认各种范式之间的相容相生关系,并确保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够在多元中追求、在普遍中生长。

以往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产生了诸多错误观念,并在其引导下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之间产生了裂隙,这严重限制了它向普遍中的生长。有的论者不能从总体上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长时段地进行分割式的研究,硬化了各个学科之间的边界,导致僵化保守的专业意识和“学科教条主义”的形成,最终使得在现行研究和学科体制中作为一块整钢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实际上被人为肢解为三个互为独立的学科——哲学、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结果,在现实的研究过程中,滞留于各个专业视域中的研究者们,总是“老死不相往来”,各自带着自己的专业缺憾而拘泥于自己以往和己有的知识背景和学科天地,遗忘甚至排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体视界。这种做法,与其说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积极肯认,还不如说是对它的严重拒绝。因为,这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有距离的承认,实际上是在有意无意地否认,说到底是一种集体性的精神误认。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由于内部分工过细,严重缺乏科际整合和文化融通,使之不能获得多元文化和学科的滋养与支撑,不能在混合文化中求得生长[3],从而导致了它的整体性视域的缺席和现代精神价值的被遮蔽;由于条块分割的研究格局所造成的专业疏离和学术芥蒂,使得它的从业者大都长久地被动接受呆板而苛刻地专业规训,以致养成了只对本专业内部的碎片化、边缘化的问题进行偏执性操作的坏习性,病态地固恋于自己已有的特定兴趣和把捉方式,将自己定格并接纳于各自的私人视域中成为只知摆弄碎片和饾饤技节的“单向度的人”,以致因缺乏正常的学术交流和相互渗透而不能进行学术上的公共商谈、内在联手。当代科学发展的大分化与大整合趋势和文化间的大交融、大碰撞格局,都强烈呼吁破除这种学术壁垒和专业划分,要求从整体上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科体系、知识体系和价值体系的内在统一,促使它向普遍中生长、向实践处谋划、向着未来发展[4]。

无独有偶,有的学者则片面强调马、恩作为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的身份,而剥夺了他们作为哲学家的资格,把马克思主义认定为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学说,而没有看做是哲学。历史上,黑格尔曾说中国无哲学,有的只是些思想和意见。今天也有人按西方的形上理性标准,认为中国根本无哲学可言,其哲学传统更无从谈起,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传统相结合的理性对接点,压根就不存在,更不要指望能化出什么结果来。还有人虽承认中国有自己的哲学传统,但却认为其理性基础异常薄弱或脆弱,它经受不住任何性质的一次大变革的折腾,且武断地说,事实上在“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的呐喊声中,中国哲学传统的脊梁骨已被打断,出现了哲学传统的断裂。马克思主义哲学来到中国,已成为无根的浮萍,不可能实现中国化。这种历史虚无主义观点与历史事实相悖不说,在理论上也难成立。有的论者倒是不否认马克思主义作为哲学形态的存在,但它被置于黑格尔哲学的巨大阴影之下,被看做是黑格尔哲学的延续,甚至径直把它说成是“黑格尔主义的翻版”。这些看法实际上是否认了马、中、西哲学之间的内在关联性。在笔者看来,唯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发展的世界历史进程联系起来,同时把马克思哲学的中国化与中国哲学的现代化结合起来,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历史意义。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中西传统哲学的终结,事实上并不是基于时间的阶段性考虑,而是缘自哲学思维框架的根本转轨,而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开展的哲学革命,也不可能只是对它同时代或者以前相距不远的哲学形态的扬弃,而是对全部旧哲学、传统思想体系的超越。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哲学要以人的现实存在和发展为标志来重新“安排周围世界”,“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这样,马克思主义哲学便把哲学的聚焦点从整个世界转向现存世界,从单个哲学观念转向同时代的思想世界总体,从而使哲学探究的对象和主题发生了根本的转换。

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实现的革命性变革,还表现在它实现了哲学思维方式上的转变。这就是对“形上致思”这种极端化思维方式的超越,这已不仅仅是对传统哲学的超越,也是对现代西方哲学及其后现代主义思潮的超越。有人受激进主义和虚无主义的影响,将这种超越误解为对西方传统的全面否定[5],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开创的哲学革命误解为是凭空创造,并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视作一个孤立的学科系统,它与西方哲学及其思想体系没有直接的或本质的联系。有人退一步认为,即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没有全面否定西方哲学传统,但它至多只与历史上的唯物主义流派有一定的联系,而对唯心主义流派则采取了全盘否定的态度。这事实上直接或间接地剪断了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传统联系起来的最后的脐带。其实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实现的超越,既是外在的又是内在的,对内实现的是自我超越、自我完善和发展,对外实现的则是批判性扬弃和革命性改造。但这两种超越都不是在纯粹理性内部实现的,不是以一种理性替代另一种理性,说到底是一种实践性超越。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看来,哲学不是世界之外的遐想,而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人民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精髓都集中在哲学思想里。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文明的活的灵魂,它不仅从内部就其内容来说,而且从外部就其表现来说,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哲学虽然是从总体上研究人与世界的关系的,但人与世界的关系最深切的基础是现实、是实践、是时代。因此,真正的哲学无疑应该以实践为基础来研究人与世界的关系,而这种研究的目的归根到底也在于为人实践地处理自己同外部世界的关系服务。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全部问题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马克思哲学所主张的这种对现实、对世界的改变不是抽象的,而是与无产阶级革命、与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与社会主义实践联系在一起的,它是革命的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正是这种对实践的依赖性和对解答时代课题的参与热情,才确保了它积极向着实践谋划并向着普遍处生长。

二、整体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性及路径选择

从学科建构的角度看,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个意义整体,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若无视这一点而进行孤立性的研究,势必会对之造成精神内伤,损害其生命机理和内在灵魂,使它的内在科学魅力和精神价值处于晦暗之中。相反,唯有从整体上系统地、完整地把握它,则会使之发挥出最大限度的整体性功能。列宁认为:“马克思学说具有无限力量,就是因为它正确。它完备而严密,它给人们提供了决不同任何迷信、任何反动势力、任何为资产阶级压迫所作的辩护相妥协的完整的世界观。”[6]这就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具有无限的精神力量,归根到底在于它有一个完整而严密的科学体系,在于它是由“一整块钢”组成的意义整体,在其内部的各个组成部分和主要原理之间,无论在理论上、逻辑上抑或在实践上、功能上,都是严密而完整、系统而一贯的,正是由于它们之间的相互渗透、内在贯通、相互培植和视域整合,才构成了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学说。如果人为地将其中任何一个组成部分同它的整体割裂开来,就会使之丧失自己的原有性质,并导致对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意义系统的曲解,甚至会造成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精神实质的自残、自虐和自我消解。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它向来是作为一个意义系统而得以建构和发展的。虽在不同发展阶段,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作家们,的确曾分阶段、有重点地研发了这一意义整体中的某一部分,但是,这决不意味着这一部分是可以独立存在或者能够孤立地加以研究和发展的;在它和各个民族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而实现民族化、具体化、时代化的过程中,虽然在各个阶段基于不同的实践要求,它的后继者曾先后将其意义整体中的这一部分或那个原理,分别提到首位并加以强调,使之上升为指导思想,并内化为实践上的根本原则,但是,这同样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各个组成部分和主要原理是缺乏内在联系的“理论拼盘”,更不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可以实用性地拼接和机械僵硬地组合的。马克思主义学科内部蕴涵着一个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它的活的灵魂、根本方法和理论精髓,它的哲学思想介于、渗透并斡旋于一切科学领域乃至一切理论细节上,在各个领域、各个层面存在着、生长着,并非只局限于它的哲学部分及其理性的抽象运思中。因而,唯有从内在统一的整体意义上研究和宣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功能和方法论意义,才真切地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原义和本义。否则,若只喜欢幽静孤寂、闭关自守并醉心于淡漠的自我直观,那它就会成为一种“处在夹缝中的哲学”,面临丧失自我规定性的危险,极不利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整体性意义和价值的自我融贯,更不利于人们用之去分析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只有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体系、知识体系和价值体系的内在统一,从整体性的视域和眼光出发,将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世界观”“最鲜明的政治立场”“最重要的理论品质”“最崇高的社会理想”内在地予以打通,才能对之作出具有创新性的整体把握和理解。

当然,在其原理初创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作家首先是革命家和实践家,它们研究理论的唯一目的在于求解时代所提出的历史课题,为无产阶级的解放寻求科学真理,因而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像当时的许多职业理论家那样去建构特别属于自己的理论体系。相反,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本性和实践立场,他们认为任何理论体系都只能是暂时的东西,不可能最终完成于某一点、停留于某一个准政治的诠释框架内。并以唯物辩证法为批判武器,对当时流行着的滥造体系的狂热曾给以严厉的批评。但是,这并不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是一堆分散的、互不联系的零碎见解的总和,而是首尾一贯、内在统一的思想整体。当然,这种意义整体决不是事先设定的或者主观上力图建构的,而是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现实实践中不断扩展、深化、凝练和升华的结果。科学实践观既是它的思想整体的统一基础和根据,又是它的科学体系得以整体建构和自我融贯的内在机制和张力。这是由于,经典作家们所立足于求解的时代课题本身并非是互不关涉的,而是相互关联并构成系统的。换言之,其时代课题本身蕴含着特定的实践逻辑,因而回应并反思时代课题而建构的理性逻辑,显然也是相互关联、自成体系的。这就使得不断建构和发展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沿着这样的思维路径前进:一方面各主要原理和组成部分逐渐得到深化、充实和拓展;另一方面,它们之间相互联结、彼此渗透而产生的系统化、一体化趋势加剧,最终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实践逻辑的深处走进理论逻辑的深处,又从理性逻辑的深处走进历史逻辑的深处,从而建构出一种一以贯之、一脉相承的科学理论系统。马克思主义哲学博大精深理论体系的严整性与统一性,首先表现在它的三大组成部分之间是彼此贯通、互为一体的,这种极其彻底而统一的严整性,就是它的论敌们也是深信不疑和十分畏惧的,正是靠着这三大部分的内在统一和自我融贯,“总起来就构成作为世界各文明国家工人运动的理论和纲领的现代唯物主义和现代科学社会主义”[7]。其次,还表现在,它一方面在自然界、社会和思维的各个领域,在经济、政治、文化、科技、意识形态等各个方面,都为人们提供了足以战胜各种谬误的统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并为人们提供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基本原理、基本观点、基本立场和基本方法;另一方面,它在各个领域和各个方面所产生的基本的原理、观点、立场和方法,又是内在联系、浑然一体、高度一致的,是集知识体系、价值体系和科学体系于一身,熔理论理性、实践理性、价值理性为一炉的完备的精神世界。再次,也表现在它的理论体系的严整性不是僵死自足和固步自封的,相反,而是在思入时代并引领时代前进的社会实践中,在“自己构成自己”[8],自己生成并完善自己的发展过程中,一步步得以确立起来的,它在严整中求得向普遍发展,又在普遍发展中不断升华和提炼这种严整性。这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体视界是在实践的内在本源处生发出来的,若不顾实践的需要而人为地破坏或割裂这种统一性,都会使其在整体上丧失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性,从而丧失其全部价值。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的视域融通

就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的关系来说,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可能在中国哲学及其混合文化中求得生长。一方面,中国哲学传统不分类、不分家是其最明显的特点,它的哲学观点都包容在其他各种思想中,且只有在一个思想体系中作整体性理解时,才能开显出它的原有价值[9]。并根据这个特点错误地推断说,中国哲学不可能脱离产生它的原初语境与具体实践,而抽象出一个所谓的哲学传统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相融合。中国只有具体的哲学观点、思想碎片,缺乏内在的逻辑连接从而无哲学传统而言,马克思哲学中国化只能是一句空话。另一方面,西方哲学作为强势话语已将一切非西方的哲学拆解了,中国哲学传统只能处于被支配的从属地位,只是作为西方哲学被考察的一个对象或课题之一而存在,它不是用来解释他人思想的活话语,而是被拆的七零八落、丧失了原有的思想意义和力度,被淡化了、或被边缘化了、或被西方化了。总之,中国传统哲学已被现代化掉了,被抛在当代视界之外了,世界哲学的未来趋向可以绕过中国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命题已被“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化”取代了。有人反思中国哲学现状,荒谬地认为,中国哲学传统自己培育了自己的异化力量,中国哲人为了迎合西方的同化而对自己进行了西方式的诠释,并善于借助西方的现代框架为自己吹一个西方式的牛,替别人忙活儿,完全忘了我们自己的哲学还有自我,只能用西方现代哲学的镜子照出自己的一脸无奈,或者将自己打造成西方话语的代言人,或者平白增添自己的一些傻气。一句话,中国哲学还没有入世,还不是作为世界哲学的一部分而存在,中国哲学已自我消亡了,从而只能得出“马克思哲学在中国化不出”的结论。而且有人断言中国哲学传统已发生断裂,其相当大部分理念是在图书馆里而不是在生活中,是在高楼深院的书斋里、讲坛上,而不是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而存在;再加之西方哲学的先在性强制的负面效应,中国哲学早已失去与之平等对话的资格与能力,即使得到西方哲学的同情,也只是一种有距离的承认,这并不能保证真正的接纳,更无法期待它能从“地方话”变成“世界通用语”,并错误地认为造成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哲学传统与其它一切哲学传统相比,是思想血统最不相干的一种,且由于深层冲突性和不可公度性,中国哲学传统的价值观、世界观是形成交往互惠、视界交融的最大障碍。因而,中西合流与融通、马克思主义哲学向普遍处生长,都只能是一厢情愿。

但是,大多学者共同指认,马克思哲学中国化与中国哲学现代化是统一的,正是这一点确保了中西马的内在融通并推进它们向普遍中的生长,这就是“创新时代呼唤的创新哲学”[10]。首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物质本体论与古代的“经世致用”和“实事求是”传统具有许多契合之点。我国有“经世致用”的优秀传统,认为学问必须有益于国家,强调学问面向现实、关心现实、为现实服务。这既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性和革命性的要求,又是继承了中国“经世致用”的优秀哲学传统。我国汉代就有了“实事求是”的命题,以后经过唐代的颜师古、清初的顾炎武以及乾嘉学派的逐步阐释,更加丰富了“实事求是”的思想内涵。毛泽东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吸取了这一命题,并给以马克思主义物质本体论的解释,这种解释即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内在根据。一直以来,让西方人困惑惊讶的一个问题是:中国竟然有那么多的人信仰无神论,中国人是如何摆脱死的恐惧又如何寄托精神实在是不可思议。以往我们将这归功于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在中国的传播及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实际上让中国人如此轻易接受唯物论和无神论的原因是中国传统哲学文化早有此渊源。可见,在哲学世界观方面,古代无神论思想和朴素的唯物主义传统,使中国人能够毫无困难地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体系,并“对之进行创造性转换”[11]。其次,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认识论、知行观也有许多相似之处。中国传统哲学中关于认识的来源和基础、认识发展的过程、检验认识真理性的标准等方面的思想已经是相当丰富的,这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了认识论方面的观念基础。再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辩证法与中国古代朴素辩证法具有会通之所。在古代朴素辩证法传统中可以到处找到类似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法的胚芽。所以,中国学者接触到西方哲学的辩证法并不感到陌生难解,这些正是中国人能够比较快地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法,并将之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深层文化背景。另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史观与中国传统历史观,亦可在许多方面进行视界整合。历史的悠久和历史学的发达,使中国产生了蕴含现代价值的进步历史传统,为马克思唯物史观的中国化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中国传统哲学通常把对社会历史变迁的考察和把握叫做“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它不仅要求把前后相继的历史现象贯通起来,而且力图把握变化无常的历史现象背后的恒常不变的历史规律[12]。

这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中国哲学传统的现代化有密切联系,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过程中批判继承了这一传统,并取得了重要的成就。鉴此可知,马克思主义并不反对中西哲学的优秀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不能离开中西的优秀传统,相反,它恰恰正是通过与之相结合中实现的。那种认为“文化断层说”“深层无公度性理论”等都在不同层面挖断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西传统哲学内在相联的文化根基,拆解了它们内在沟通的逻辑之桥和最根本的理论对接点,不利于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营造一个宽泛的文化氛围,平白无故地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深厚的文化底蕴处于破缺状态[13]。究其实质是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中国哲学现代化具有内在一致性,怀疑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与时俱进的内在生机与活力,从而从根本上消解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地位。可见,在历史虚无主义的文化叙事方案中埋设了极其凶险的理论陷阱。依我们看来,以上几种错误观念的共同失足之处在于:一是将形而上的哲学传统与具体的传统哲学混为一谈,并错误的推断中国哲学传统已死在古人的句下;二是将经济全球化错误的等同于文化的一体化、哲学的西方化;三是将哲学的一元性与时代表现割裂开来,看不到西方“和平演变”阴谋的文化陷阱和政治陷阱;四是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立起来,变相的消解马克思主义;五是看不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当代价值和实践意义,要么使之教条化、要么使之西方化。总之,我们只有在理论上与这些错误观念划清界限,才能确证与彰显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可能性与现实性,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通过中国化而向着普遍处健康成长。

四、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和谐共生与未来走势

有人认为,马、中、西三家哲学的确在历史上创造了关于世界和生活的完整、深刻而复杂的理解,从各个层面塑造了具有高度复杂而微妙的理性观念体系和情感生活世界,需要人们经过长时间的反思和体会才能进入并理解这些思维之奥妙、情感之细节。但,这些创造都是地方性的而非世界性的,它不能与世界哲学进行平等对视,压根不存在中西马之间的平等对话与交流,更没有人告诉我们什么问题才是值得面对和思考的,为什么我们平素时时处处唯马首是瞻是合法的[14]。以往我们自己业已习惯从西方哲学这种镜像式的体验中,把自己打造成各种西方观念的代言人。不论我们做什么和怎样做,都强行把我们的问题拉上西方某个解读平台,按照西方的标准重新表述中国哲学,这种表述不是对我们的哲学系统的重振和续写,而是变相的解构与消解,严重损害了中国哲学的意义系统和思维能力,把许多重要的观念及其思想位置弄得七零八落、面目全非,把它得以产生的历史情景(历史上下文)和丰厚的文化底蕴也搞得微不足道、南辕北辙,更重要的还在于使我们失去了思想自我、魂不附体,以至于虽说得到了问题意识却丢掉了我们自己的问题。那么,我们将何以自处,又如何使我们的哲学研究向着普遍处生长?哲学史表明,过多的理性批判和应激性的远化处理,并无很大的实际意义,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的哲学研究究竟是否能够通过中西马的内在融通,而为世界哲学的未来发展提供出真正有价值的思想贡献。有人认为中西马之间缺乏内在通约的理性依据,它们各自都有自己特殊的文化申认和价值取向,是思想血统最不相干的意义系统,没有足够多的共点可以实现相互融通。这种观念实际上犯了常识性错误,根本不懂得哲学之间的交流越是在深层越具有内在一致性,其通约性越强。在笔者看来,我们的哲学研究要成为世界通用语,进入目前由西方哲学及其文化霸权所控制的世界公共视域,必须通过公平的对话和交流,在问答逻辑的牵引中产生交往互惠和重叠共识。为此,必须提出关于人类永恒问题的或人类当下问题的中国方案,使我们的哲学思考成为参加讨论各种重要问题的必须被考虑的思路;必须使中国哲学的特定观念进入世界通用的思想概念体系,并经过普遍化的成功改造后大大丰富人类的智慧宝库、最大化人类思维的反思能力、“大力强化我们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人类意识”[15];必须使我们的哲学研究勇于对时代主题积极发言,使之成为革新时代所不可或缺的精神变量和策略考虑;必须使哲学研究放下贵族化的架子,通过科际合作和视域整合,而求得在世界混合文化中的生长;还必须使哲学研究走出象牙塔而贴近时代和生活,在与时俱进中提升自己的感召力、创造力、承载力和凝聚力,只要我们的哲学具有这种勃勃生机和顽强的生命力,它“自己会往普遍处生长”[16]。

[1]朱新民.偶然性与可共度性[J].社会科学,2008(11):123-127.

[2]何中华.马克思哲学研究范式:非此即彼还是互补整合[J].山东社会科学,2008(11):25-31.

[3]朱荣英.论文本视域与问题视域的实践整合:当代马克思主义文本学研究应注意的问题[J].河南大学学报,2008(4):33-39.

[4]胡军良.“对话范式”视域中中西文化对话与会通[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8(2):106-110.

[5]俞吾金.论马克思对西方哲学传统的扬弃:兼论马克思的实践、自由概念与康德的关系[M]//赵剑英,叶汝贤.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意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207.

[6]列宁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09.

[7]列宁全集:第2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26.

[8]孙正聿.思想中的时代:当代哲学的理论自觉[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31.

[9]赵汀阳.哲学的中国表述[M]//赵汀阳.论证2.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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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杨耕,陈志良,马俊峰.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72.

[12]方克立.中国哲学与辩证唯物主义[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16.

[13]朱荣英.试析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文化底蕴[J].河南大学学报,2002(4):83-88.

[14]张世英.中西传统哲学的形成和影响[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2003(2):31-40.

[15]陶德麟,王信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论域[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764.

[16]陈嘉映.和国际接轨以及在内部对话[M]//赵汀阳.论证2.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109.

“Plurality of appeals”or“generally grow”:contemporary paradigm of Marxist philosophy and the path of choice of dialysis

ZHU Rongying
(Marxist Institute,Henan University,Kaifeng 475001,China)

Marxism philosophy research if want to become the world language and toward common growth,into the present by western philosophy and its cultural hegemony control of world public seeing:must through fair dialogue and exchanges,in q&a logic of traction produced in“communication and mutual benefit”,thus in the overlapping consensus diversity appeal in so that they can get close and symbiosis,must be maintained between various research paradigm in a necessary rational tension,by reflection,the lack of previous research paradigm,recognizing various cultural elements compatible relationship between begets,so as to its future development set aside enough rational space;must b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at a common cause for highest principle,can make various research paradigm interaction and mutual permeability in the highest level,reflect and grasp worldview contemporary China’s development of the thing itself,prompting them to practice plan,into the future in development.

“plurality of appeals”;“generally grow”;Marxist philosophy;the paradigm;route choice

B0-0

A

1671-9476(2011)01-0103-06

2010-11-29

河南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资助课题“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与路径选择问题”(GZ:2010-2012)。

朱荣英(1963-),男,河南尉氏人,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