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韩愈在辨伪学史上的成就及其影响

时间：2024-08-31

周勇军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北京100872）

一、辨伪学史上的韩愈

韩愈（768-824年），字退之，唐河内河阳（今河南孟县）人，世称韩昌黎。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宋代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后人推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并称“韩柳”，著有《韩昌黎集》四十卷、《外集》十卷等。

魏晋以后，骈文盛行，文衰道敝，韩愈起而振之，力扫积习，开创文学发展新时代。李唐一代，儒家式微，佛、道大兴，韩愈崇儒反佛，冒死谏迎佛骨，大力倡导儒家道统思想，奠定后来新儒学的基础［1]。对于韩愈在文学史、思想史上的成就和影响，前人的研究成果①本文除文末参考文献外，还参考了相关著作。其中有韩愈著，蒋箸超评注：《详注韩昌黎文集》，上海：上海会文堂新汇书局，1935年。刘昫：《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路新生：《中国近三百年疑古思潮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韩愈著，刘真伦辑校：《昌黎文録辑校》，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2年。任崇岳：《文起八代之衰——韩愈传》，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张清华主编：《韩愈大传》，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余敏辉：《历史文献学散论》，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4年。杨国安：《宋代韩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杨绪敏：《中国辨伪学史》，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不胜枚举。但是从文献学的角度来说，对于韩愈在辨伪学史上的成就和影响，历来学者并未予以很好的重视，对韩愈的辨伪思想挖掘不深，在辨伪学史的专著中也很少论及，只有寥寥几本。

对于韩愈的怀疑精神，曹养吾在《辨伪学史》一文中提到：“所以我们在辨伪学不见十分发达的李唐一代，我们毫不疑惑的举柳先生为一代代表。柳先生以外，韩愈与李翱稍有一点怀疑态度，此外恐更不复多得了。”［2]

对于韩愈的辨伪思想，张西堂论述稍微详细，但其在《唐代辨伪集语》中仅仅辑录了韩愈的三篇与辨伪相关的文集：一是韩愈在《诗之序议》云：“子夏不序《诗》有三焉。”二是《答李翊书》的内容“惟陈言之务去，戛戛乎其难哉！其观于人，不知其非笑之为非笑也。如是者亦有年，犹不改。然后识古书之正伪，与虽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务去之，乃徐有得也”。三是《答张籍书》的内容“孟轲之书，非轲自著，轲既没，其徒万章、公孙丑相与记轲所言焉耳”［3]82。

顾颉刚在《中国辨伪史要略》一书中进一步提出：“韩愈也是一个具有疑古思想的人，他虽没有留下多少具体的辨伪论述，但由于他倡导古文运动和在古文上取得的杰出成就，他歌颂‘《春秋》三传束高阁，独抱遗经究终始’（寄卢全），以‘古书之真伪’（答李翊书）为年之进的辨伪精神对后世却有很大的影响。”［4]

当代学者的著作已很少见对于韩愈辨伪较为详细的论述，而散见于几家之说。张家璠、黄宝权在《中国历史文献学》一书中讲到：“唐代学者对于古书的辨伪，较汉人自觉得多。韩愈在《答李翊书》也曾说过他平时读书，非常注意‘识古书之正伪与虽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黑白分明矣’。”［5]吴铭能在《梁启超的古书辨伪学》一文中提到：“对于古书的真伪抱持怀疑的态度，在中国有长远的传统，早在先秦，孟子即有‘尽信书，不如无书’。但这只是一种怀疑的态度，直到司马迁写《史记》‘考信于六艺’，可以说是中国辨伪学的始祖。以后经汉代、唐代，如王充、柳宗元、韩愈等人，都能抱持这一派相承的传统。”［6]汪启明在《考据学论稿》一书中提到：“唐代，韩愈注意辨别古书真伪，根据伪书的不同性质对它们进行了初步的分类。”［7]不过，这些著作至少没有忽视韩愈在辨伪学史上所做的贡献。那么，韩愈的辨伪成就是否只有以上所述的几部分内容？当然不是。本文在查找大量资料的基础上，尽可能翔实地展现韩愈在辨伪学史上的成就，从文献学角度还原韩愈的历史功绩。

二、韩愈在辨伪学史上的成就

（一）疑孔丘、孟轲

到了韩愈时代，李唐建国已有100多年，国势由盛转衰，由于统治阶级的爱好和斗争形势的变化，有时道教摆在第一位，有时佛教摆在第一位，儒学尽管列为“供奉”，但是不被重视。于是士人便提出质疑，甚至批评“孔孟”，当然也不例外。韩愈的主导思想虽然维护儒学，但对儒学某些观点也曾进行了质疑，有时把矛头直接对准孔丘、孟轲等［8]。韩愈的《双鸟诗》“不停两鸟鸣，大头失九畴，周公不为公，孔丘不为丘”［8]，表达了韩愈不盲目崇拜儒家圣人，指出圣人也是活在大自然界的，也会受到很多方面的约束和影响。

韩愈认为管仲、商鞅在历史上的贡献巨大，他在《进士策问五》中提到：“后人咸羞言管、商氏，何哉？庸非求其名而不责其实欤？愿与诸生论之，无惑于旧说。”［9]714其意思是指责前人对管仲、商鞅的政治家的评论不公，要求诸生不必“惑于旧说”，当然这就包括孔孟的旧说了。

韩愈另撰有《论语笔解》①《论语笔解序》云：昌黎文公著《笔解论语》一十卷，其间“翱曰”，盖李习之同与切磨。，该书为韩愈、李翱指摘大义，表达了自己的疑惑。首先，韩愈大胆怀疑“子绝四”，认为不是孔子的话。他在《论语笔解》中提到：“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王注曰：不任意，无专必，无固行，无有其身也。韩曰：此非仲尼自言，盖弟子记师行事，其实子绝二而已，吾谓无任意即是无专必也，无固行即是无有己身也。”［10]113其次，韩愈大胆怀疑孔孟等先儒对于子路的评价。他在《论语笔解》中提到：“子路使门人为臣。郑注曰：子路欲使弟子行为臣之礼也。韩曰：先儒多惑此说，以谓素臣，后学由是责子路欺天。吾谓子路刚直无谄，必不以王臣之臣欺天尔，本谓家臣之臣，以事孔子也。”［10]114

韩愈在《答张籍书》中明确表达了对孟轲著书的怀疑，他说：“夫所谓著书耳，义止于辞耳。宣之于口，书之于简，何择焉？孟轲之书，非轲自著，轲既殁，其徒万章、公孙丑相与记轲所言焉耳。”［11]132韩愈认为在当时的条件下，孟子一般选择以言论为主，著书立说的可能性不大。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一书中也说到：“中国古代用以写书之竹简极为夯重，故著书立说务求简短，且中国人向不重视著书立说，中国哲学家视之为最倒霉之事。”［12]

（二）对子夏序《诗》的怀疑

历史上对于《诗经》大小序之作者颇多争议，郑玄《诗谱》认为《大序》子夏作，《小序》子夏、毛公合作；范晔的《后汉书·儒林传》认为是卫宏所作；萧统《昭明文选》认为子夏所作；《隋书·经籍志》以为子夏所创。

韩愈《诗之序议》云：“子夏不序《诗》有三焉：知不及，一也；暴扬中篝之私，《春秋》不道，二也；诸侯犹世，不敢以云，三也。”②杨慎《升庵经说》引韩愈《诗之序议》。韩愈指出：“察夫《诗序》，其汉之学欲自显立其传，因借之子夏，故其序大国详、小国略，斯可见矣。”③《毛诗》李黄《集解》引韩愈《诗之序议》。

由于《诗之序议》原文已失，故学者对韩愈否定子夏序诗说重视不够。其实韩愈怀疑子夏作序之说，提出了三个重要观点，并指出汉儒借子夏之名的动机和目的，这个说法对宋以后疑序之风影响极大。韩愈是最早否定子夏序诗说的，可以说是启宋儒怀疑《诗序》之始。

（三）惑经

首先，韩愈亦对经书之乱象提出批评。他说：杨墨行，正道废。且将数百年，以至于秦，卒灭先王之法，烧除其经，坑杀学士，天下遂大乱。及秦灭，汉兴且百年，尚未知修明先王之道。其后始除挟书之律，稍求亡书，招学士，经虽少得，尚皆残缺，十亡二三。故学士多老死，新者不见全经，不能尽知先王之事，各以所见为守，分离乖割，不合不公，二帝、三王、群圣人之道于是大坏，后之学者无所寻逐……汉氏以来，群儒区区修补，百孔千疮，随乱随失。其危如一发引千钧，绵绵延延，浸以微灭。于是时，而唱佛老于其间，鼓天下之众而从之，呜呼，其亦不仁甚矣！［11]214-215韩愈指出，秦始皇焚书坑儒，而使汉儒所依据的儒家经书，皆有残缺，由于汉儒不能见到全经，只得在汉代经学的基础上，区区修补，百孔千疮，使得儒学浸微。韩愈对经学乱象的梳理，实际上体现了他对传统经学的质疑态度。

在《读荀子》一文中，韩愈也表达了惑经的思想，他说：“圣人之道不传于世。周之衰，好事者各以其说干时君，纷纷籍籍相乱，六经与百家之说错杂，然老师大儒犹在。火于秦，黄老于汉，其存而醇者，孟轲氏而止耳，杨雄氏而止耳。及得荀氏书，于是又知有荀氏者也。”［11]36-37认为自孔子死后，六经充斥着大量异说，其存而醇者少也，对伪说乱经现象予以了揭示。

探究式教学是指“学生在学习概念和原理时，教师只是给他们一些事例和问题，让学生自己通过阅读、观察、实验、思考、讨论、听讲等途径去主动探究，自行发现并掌握相应的原理和结论的一种方法.”对于高中物理这样的理科教学，采用探究式教学引导学生进行主动的知识探究，感受物理知识的探究过程，体验物理知识的生成，更有利于学生发现物理知识背后的规律，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效率，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其次，韩愈对儒家经典的文意的质疑。在《进士策问一》里，韩愈提到：“《书》与《易》、《春秋》，经也，圣人于是乎尽其心焉耳。今其文相戾悖如此，欲人之无疑，不可得已。是二说者，其信有是非乎？抑所指各殊，而学者不之能察也？既然两说矛盾，不是另有所指，就是别有是非。”［9]713韩愈用提问的方式指责《尚书》、《周易》、《春秋》等儒家经典著作的某些文义自相矛盾，出现“戾悖”。

在《进士策问九》中对于《易经》乾卦精义的质疑，他说：“乾，健也。今考乾之爻，在初者曰潜龙勿用；在三者曰夕惕若厉无咎；在四者亦曰无咎；在上曰有悔。卦六位，一勿用，二苟得无咎，一有悔，安在，其为健乎？”［13]《易经》作为六经之首，韩愈敢于怀疑其卦爻的精义，对于后世廓清《易经》的迷雾有着鼓舞作用。

（四）疑传

韩愈疑传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寄卢仝》一诗：“《春秋》三传束高阁，独抱遗经究终始。”

汉传《春秋》者五家，左氏、公羊氏、谷梁氏、邹氏、夹氏，夹无书而先亡，邹以无师亦亡，独三传存焉。自汉及晋从无舍三传以释《春秋》者，有之，自唐始，文中子曰：《春秋》之失，自歆、向始也，弃经而任传。又曰：三传作而《春秋》散。昌黎之称卢仝也曰：《春秋》三传束高阁，独抱遗经究终始。嗣是儒者必弃传以谈经，顾所谓经者何经也［14]。自唐以来，啖助、赵匡发难《春秋》三传，独立说以破之。卢仝受此影响，精研《春秋》，作《春秋摘微》，舍传而求经。韩愈赞颂卢仝这种做法，其实也就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三传之说不可信，应弃传从经。

韩愈“《春秋》三传束高阁”之说也散见于后人的文集评论中。《左海文集》谓“韩昌黎之言，则孙复、胡安国、叶梦得、赵鹏飞、程端学之刻深可废也”［15]。朱彝尊在《经义考》中也赞颂道：“传春秋者三家，杜预出，而左氏几孤行于世，自韩愈之称卢仝以为‘《春秋》三传束髙阁，独抱遗经究终始’，世远言湮讹以承讹，而季氏之徒出焉。”［16]

（五）指出要“识古书之正伪”

韩愈是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之一，具有强烈的疑古思想。认为对古书进行正伪与不正伪差别是很大的，只有分清正伪才能在学业上有所收获。他在《答李翊书》中说到：“愈之所为，不自知其至犹未也；虽然，学之二十余年矣。始者，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处若忘，行若遗，俨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惟陈言之务去，戛戛乎其难哉！其观于人，不知其非笑之为非笑也。如是者亦有年，犹不改。然后识古书之正伪，与虽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务去之，乃徐有得也。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汩汩然来矣。其观于人也，笑之则以为喜，誉之则以为忧，以其犹有人之说者存也。如是者亦有年，然后浩乎其沛然矣。”［11]170韩愈指出，识古书之正伪，然后以分清是非黑白，此说历来被后人称道。

清代学者姚鼐评价道：“唐修《隋书》作《艺文志》不知古书之逸，颜师古注《汉书》皆不足以言识。至韩退之乃识古书之正伪，惜其于此数者，未及详言之也。”［17]观此语，足见韩愈识古书之正伪思想的重要性。至于姚鼐所说“未及详言也”，笔者认为韩愈还是有所论述的。

三、韩愈辨伪成就的影响

韩愈的疑古辨伪并不在于他研究成果的大小、立论是否正确，而在于他大胆的怀疑精神，这种影响是深远的。

第一，韩愈疑古辨伪的思想对于唐后期士人的影响，特别是对其弟子的影响。韩愈是歌颂“《春秋》三传束高阁，独抱遗经究终始”。韩愈弟子李汉叙论六艺，又曰：书礼别其伪。盖自此发，且必退之与其徒常讲说云尔，而汉诵述之［3]15。也就是说，李汉的观点是来自于韩愈。

第二，韩愈对于宋代学者的辨伪思潮产生了重要影响。经唐中叶以来，针对唐代经学专守先儒章句旧说的现状，有学者开始对传统经说提出大胆怀疑，出现了一股疑经、舍传求经的新风，成为汉唐经学向宋学转化的中间环节，具有思想解放的积极意义。开宋一代辨伪风气之先的欧阳修就是承受了韩愈和柳宗元的疑古思想。《宋史》记载：“欧阳修对于韩柳苦志探蹟，至忘寝食。”［18]欧阳修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韩愈所掀起的古文运动，伴随着古文运动的发展，疑古辨伪思潮也不断发展。欧阳修的疑《孟子》、黜《诗序》、《春秋》三传不可尽信，无疑受到了韩愈的影响。司马光也在《论风俗札子》一文中提及韩愈的疑传之说，文曰：“新进后生，未知臧否，口传耳剽，翕然成风。至有读《易》未识卦爻，已谓《十翼》非孔子之言；读《礼》未知篇数，已谓《周官》为战国之书；读《诗》未尽《周南》、《召南》，已谓毛、郑为章句之学；读《春秋》未知十二公，已谓‘三传’可束之高阁。循守注疏者，谓之腐儒；穿凿臆说者，谓之精义。”［19]

第三，韩愈对于清儒辨伪的影响。清代学者的辨伪，如阎若璩之辨《古文尚书》，要借重韩愈的话，后来如方苞之辨《周官》，姚鼐之疑《庄子》，袁枚之疑《仪礼》。那些古文家的疑古辨伪，在好古风气浓厚的时候，恐怕有的只是见韩柳也会如此，然后才敢在凡古必真的圈内，居然发出一些辨伪的言论。阎若璩、方苞、姚鼐、袁枚都是著名的古文家，文章不识韩柳是不可能的，这其中或多或少会受到韩愈从古文中飘逸出来的疑古辨伪思想的影响。其中，阎若璩受韩愈的影响最大。阎若璩在《尚书古文疏证》一书中感慨说：“呜呼！事莫善于正伪，韩昌黎以识古书之正伪为年之进，岂欺我哉！”［20]他正是利用韩愈的话来唤醒那一帮盲目信从古书的人。

陈寅恪在《论韩愈》一文中说到：唐代之史可分前后两期，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关于政治社会经济者如此，关于文化学术者亦莫不如此。退之者，唐代文化学术史上承先启后转旧为新关捩点之人物也［1]。从这个角度来讲，总而括之，韩愈是唐宋变革时期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他把质疑的矛头对准孔孟，惑经疑传，指出要识古书之正伪，对后世有着很大的影响，他在辨伪学史上的成就是不可抹杀的。

［1]陈寅恪.论韩愈［J].历史研究，1954（2）：113-114.

［2]曹养吾.辨伪学史.古史辨：第二册［M].北京：中华书局，1928：398.

［3]张西堂.唐人辨伪集语［M]／／古籍考辨丛刊：第一集.北京：中华书局，1955.

［4]顾颉刚.秦代的方士和儒生［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175.

［5]张家璠，黄宝权.中国历史文献学［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210.

［6]吴铭能.梁启超的古书辨伪学［M]／／古典文献研究辑刊：初编：第21册.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05.

［7]汪启明.考据学论稿［M].成都：巴蜀书社，2010：361.

［8]陈克明.韩愈述评［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99.

［9]陈克明.韩愈年谱及诗文系年［M].成都：巴蜀书社，1999.

［10]韩愈，李翱.论语笔解［M].四库全书本.

［11]韩愈.韩昌黎文集校注·答张籍书［M].马其昶，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12]冯友兰.中国哲学史［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