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9-03
丁士峰
论党的发展理论与时俱进
丁士峰
文章遵循党的发展理论不断充实完善的历史脉络,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阐明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及***同志从各自的历史条件出发,对党的发展理论与时俱进,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重大贡献。
党的建设;发展理论;与时俱进
理论是旗帜,旗帜是方向。准确把握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五大发展理念”需要从总体上认识党的发展理论的历史脉络。我们党历来重视理论建设。民主革命时期,创立了毛泽东思想,科学地回答了民主革命的发展问题。夺取政权后,社会主义如何建设发展,我们党进行了艰辛探索。党的几代领导集体从各自的历史条件出发,围绕党的目标任务,推进党的发展理论不断与时俱进,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了历史贡献。
民主革命胜利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怎么搞,我们党没有经验,只能在实践中摸索,毛泽东同志是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他对中国式社会主义发展的探索,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
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次会议上的报告,分析了三大战略决战后的国内形势,针对我党将取得全国政权,明确提出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转移到城市,强调“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要求城市工作以生产建设为中心,“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后的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的基本政策,包括农村土改、城市镇压反革命及军事上的剿匪等,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指明了方向,铺平了道路①。
第二,不失时机地提出“一化三改造”的总路线
1953年6月15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同志提出了“一化三改造”的总路线②。 “一化”即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三改造”即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及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一化三改造”原预计三个五年计划即十五年完成,由于党的方针政策符合我国实际、方法稳妥,对资本主义工商业不是简单剥夺而是和平赎买,深得民族资产阶级的欢迎;积极引导个体农业、手工业较顺利地走上合作化道路。结果只用了四年,到1956年底全国基本完成“三改造”的任务,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史上是个奇迹。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成功,使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形态已不复存在,表明阶级矛盾不再是国内主要矛盾,故此,党的八大鲜明提出:国内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从而开辟了一条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
第三,以苏为鉴,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我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是在苏联帮助下实施的。毛泽东同志一方面认为向苏联学习是必要的,另一方面对照搬苏联经验“心情很不舒畅”。他认为中国和苏联的国情不同,社会主义建设应走自己的路。于是他从1956年的2月至4月先后听取了34个部委关于工业生产和经济工作汇报,形成了对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具有全局性指导意义的《论十大关系》著名文章。《论十大关系》这篇著作从中国实际出发,总结了我国建设的基本经验,找到了中国经济发展的规律,前五条主要讲经济,后五条主要讲政治。确立了“以工业为主导、以农业为基础,农轻重平衡发展”的国民经济总方针。这同苏联的“重轻农”国民经济发展方针是截然不同的③。毛泽东同志回顾这段历史时多次说过:前几年经济建设主要学外国经验,1956年4月的《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自己的建设路线,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邓小平同志评论《论十大关系》时指出:“这篇文章太重要了,对当前和今后都有很大的针对性和理论指导意义。”④
第四,着力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化和国民经济体系
新中国成立后,在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经过经济恢复和经济建设,特别是经过1956年至1965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中国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8.2%。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日益明显,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农业的基本生产条件有了明显改变,生产水平有了较大提高,粮食产量逐年增长,至“文化大革命”前夕,我国已逐步建立起相对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总之,毛泽东同志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为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具有普遍指导意义。可以说,邓小平理论中的诸多思想在毛泽东同志那里都可以找到原由。有种观点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始于毛,形成于邓,发展于江、胡、习” 是颇有道理的。
第五,毛泽东同志探索中的失误
由于毛泽东同志对国内形势的错误分析,尤其是把社会主义社会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对马列的某些论点加以误解或教条化;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受到破坏等,这些“左”倾观点的发展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和持续。从党的发展理论讲,本来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阶级矛盾已不再是国内的主要矛盾,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但毛泽东同志却始终认为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他按“抓革命促生产”的思路指导工作,而“革命”就是阶级斗争,就是群众运动。这样把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仍被看做是阶级斗争,导致频繁激烈的党内斗争,由于在推动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上出现失误,中断了党对社会主义建设发展规律的探索,教训深刻沉痛。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了党的发展新时期。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立足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着眼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新形势,对党的发展理论做出了杰出贡献。主要表现以下方面:
第一,果断作出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
邓小平同志面对十年“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严重破坏,带领全党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通过开展真理标准大讨论,全面认真纠正“左”倾错误,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口号;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带领全党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生产力,决心把中国的经济搞上去,所有这些举措,深化了新的历史条件下对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认识。短短十几年时间,我国经济、政治等领域出现了崭新面貌。
第二,明确指出经济社会发展的出路在于改革开放
邓小平同志认为党的中心工作转移后,我们必须采取不同于以往的新政策——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在这个意义上说,“改革也可以叫革命性变革”,⑤它是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贯穿于中国发展的整个过程。改革开放使我国用30多年的时间走完了资本主义国家300多年的路程,综合国力达到世界第二。我们党走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怪圈,坚持以改革开放为动力,实现了党的发展理论的飞跃,体现了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再深化。
第三,透彻阐明经济社会发展的政治保障在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在邓小平同志看来,无论经济建设还是改革开放,都需要强有力的政治保障,他坚定提出“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⑥。他始终认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政治保证”,如果动摇了其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是相互依存的,都是为把经济建设搞上去这个中心任务服务的。由此,形成了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这是邓小平的又一功绩。
第四,制定了社会主义建设“三步走”的发展战略
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同志立足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对四届人大提出的在上世纪末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战略目标,作出实事求是的调整,制定了社会主义建设“三步走”的发展战略:第一步,从1981年到1990年,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解决人民温饱问题;第二步,从1991年到二十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二十一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实现现代化。从实践结果看,上世纪末我们实现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的第一步、第二步目标,解决了人民的温饱,初步达到小康水平。有资料统计2015年全国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已达7000多美元,可以预计到建党一百周年(2021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没有大的问题;到建国一百周年(2049年)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是有把握的。实践证明,邓小平同志“三步走”发展战略完全符合我国实际,极大调动了全党全国人民的积极性,有力推动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健康稳步发展。
第五,着眼从体制机制上解决发展问题
邓小平同志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强调要从领导制度、组织机制上解决社会主义的发展问题。他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是因为“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⑦他带头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实行党政分开、政企分开、精简机构、下放权力、强化各级岗位责任制、正确处理法治与人治。在经济体制的改革上,他破天荒地指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⑧为我们党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开阔了新视野。
综上所述,贯穿邓小平发展理论始终的核心思想是他的著名论断“发展才是硬道理”⑨。这个“硬道理”一是硬在社会主义的本质上。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离开发展一切无从谈起。二是硬在事物的规律上,任何事物的稳定、平衡、同一都是相对的,只有变化、发展才是绝对的。事物发展的道路是曲折的,前途始终是光明的,这就是硬的道理所在。
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后,江泽民同志受命于危难之机,作为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核心,走上了党中央领导岗位。他面临的形势是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国际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在此环境下推动社会主义发展,关键在于巩固和加强党的领导。如何建设马克思主义的执政党?江泽民同志集中全党智慧,鲜明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⑩。贯穿“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始终的一条红线就是“发展”。江泽民同志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论述为党的发展理论增添了新内容。
第一,提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⑪
江泽民同志把发展问题与党的执政治国使命联系一起,赋予“第一要务”的地位,阐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靠发展来巩固和壮大的,紧紧抓住发展,党才能实现伟大的历史使命。他强调要善于抓住机遇、珍惜机遇、用好机遇,用发展的眼光、思路、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不断推进社会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他反复要求全党决不能丧失机遇,决不可因循守旧,一定要扎扎实实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
第二,明确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发展作出的历史性贡献。江泽民同志依据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1992年6月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⑫。在他主持下,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勾画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蓝图和基本框架。江泽民强调: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这几个字不能没有,这并非多余,而恰恰是“画龙点睛”,点明了我们市场经济的性质。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从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世界经济发展走出了一条新路。如果说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发现;计划经济是前苏共的发明;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创造。在这个问题上除邓小平同志外,江泽民同志功不可没。
第三,透彻阐述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关系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讲话中,透彻阐述了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必须处理好十二个带有全局性的重大关系。这是继毛泽东同志的论十大关系后,我们党比较系统地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经验总结。十二个重大关系中有五个是毛泽东同志提到的,江泽民同志依据新情况赋予了新内容;另七个是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形势下提出的新关系。十二个重大关系的核心是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着重强调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社会的承受度统一起来,以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步伐。
第四,制定与实施跨世纪的发展新战略
20世纪末,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面临当代世界经济、科技的发展潮流和我国现代化建设需要,及时提出并实施科教兴国、可持续发展、西部大开发、对外开放“走出去”等战略新举措,有力地推动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成功的将我国带入了新世纪。
进入新世纪,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针对我国20多年改革开放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集中全党智慧于2003年10月提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⑬。2005年2月又把“构造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党的奋斗目标⑭,为新世纪党的发展理论赋予了新内容。
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从新世纪新阶段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是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指导,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
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这四个方面相互联系,有机统一,目的是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构建和谐社会是我们党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出发提出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它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由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发展为包括社会建设在内的“四位一体”,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是在妥善处理各种矛盾中不断前进的社会。新世纪新阶段,我们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位一体共同推进,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步入快车道。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理论发展进入新时期。***总书记围绕新形势下治国理政提出一系列重要讲话,中宣部编辑的2016年版本将其概括为十六个专题,贯穿系列重要讲话的中心思想都是如何建设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志从国家战备高度举旗定向、谋篇布局、强基固本,开创出党的发展理论的新境界,形成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新局面。
第一,从战略发展目标上,明确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同志指出:“中国梦的本质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⑮。中国梦体现着国家情怀、民族情怀、人民情怀相统一,是国家的梦,民族的梦,也是人民的梦。中国梦成为我国走向未来的鲜明指引,成为激励中国人民团结奋进、开辟未来的精神旗帜。实现中国梦给世界带来的是机遇不是威胁,是和平不是动荡,是进步不是倒退,它是中国人民为人类发展做出的新贡献。
第二,从战略发展方略上,坚持“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
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着眼中国发展,坚持问题导向,制定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四个全面”是党和国家长远发展的总战略,贯穿着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和方法论,体现着对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自觉运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有机整体,每一个方面都蕴含着丰富的思想,相互间密切联系,具有严谨的内在逻辑,它们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共同支撑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大局。
第三,从战略发展举措上,统筹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位一体”建设
社会主义建设如何推进发展?实践中,我们党历经从两个文明一起抓、“两手都要硬”,到物质、精神和政治文明“三位一体”发展,再到统筹经济、文化、政治、社会文明“四位一体”相互协同,至到党的十八大提出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位一体”建设,这个过程生动反映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逐步深化,举措上逐步全面,行动中逐步自觉。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为“五位一体”建设提供了战略指引。“五大发展理念”是我国“十三五”乃至更长时期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按照“五大发展理念”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将无往而不胜!
第四,从战略发展保障上,依法从严治军实施改革强军战略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多方面的保障。建设一支听党指挥的人民军队是最根本的。***同志立足国家安全和发展全局,在全面推进国防和军队建设过程中,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指挥一系列重大军事行动,在中国特色强军之路上迈出了一大步,破除了三大旧体制:大总部体制、大军区体制、大陆军体制,解决了我军多年想解决但一直没有很好解决的问题,实现了军队组织架构历史性变革。一是明确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在于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二是围绕能打仗、打胜仗拓展和深化军事斗争准备,着力培养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一代革命军人;三是按照法治要求转变治军方式,从编制体制上解决掌握部队和指挥部队有机统一,形成“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的新格局。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建国以来我军先后实施了十三次体制改革,这次力度最大,效果最明显,展现了习主席的魅力和胆识。
第五,从战略发展环境上,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
***同志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安全两件大事,着力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他向世界表明:“中国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⑯。积极倡导实施“一带一路”战略,支持各国共同发展;运筹建立稳定的大国关系,以平视大国的姿态,建立起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美建立起“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以善待小国的原则,不以强弱论朋友,对非洲、拉美国家讲“真、实、亲、诚”;以团结周边为宗旨,对东北亚、东南亚、中亚等,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突出“亲、诚、惠、容”的理念,倡导和践行多边主义,承担更多国际责任和义务,为中国的发展营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
①②③《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27-1428页;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81页;第268-269页。
④《邓小平年谱》,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8页。
⑤⑥⑦⑧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5页;第2卷,第164页;第333页;第3卷,第373页;第377页。
⑩⑪⑫《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页;第538页;第1卷,第198页。
⑬《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483页;(中),第695页。
⑮《***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2016年版)学习出版社,2016年版第8页;第262页。
(本文作者:国防大学军职教授、中国领导科学研究会副会长)
责任编辑:张颖智
什么是韬光养晦?按该词的本意,韬光即隐藏光芒、锐气、才华和能力;养晦即修养、反省,完善自己,提升内功。另一方面,韬光养晦也包含了一定的消极因素,即不作为。
邓小平在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多次使用“韬光养晦”这个词。当时面对世界局势的大分化、大动荡、大改组,如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社会主义阵营瓦解,国内发生政治风波;中国共产党除了面临国际“大气候”,又面临国内“小气候”。国际国内的一些人认为,中国应带头扛起社会主义阵营的大旗,有论“只有中国才能救社会主义”。在这样有关社会主义存亡、中共存亡的险恶形势下,邓小平提出: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对,我们千万不要当头。概括之,就是要韬光养晦。不久又修改完善为“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对、决不当头、有所作为”,至今仍是我国外交战略的主要指导方针,简称“韬光养晦,有所作为”。
“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是改革开放以来贯彻独立自主和平外交路线的两个方面,两者相反相成,需要韬光养晦时即韬光养晦,需要有所作为时则有所作为,不能只提“韬光养晦”,而不提“有所作为”。邓小平正是这么做的。1979年改革开放启动不久,“文革”造成的烂摊子还来不及收拾,北方边境有苏联陈兵百万,在国际国内形势都不利的情况下,邓小平下决心教训不断挑衅的越南,毅然发起自卫还击作战,打出了国威军威。之后,越南与我国签订了“两国陆界协定”,几十年和平环境下未能完成的划界获得成功。1984年在香港回归问题上,邓小平对英国撒切尔夫人明确香港必须驻军,言明“我们不做李鸿章”,并严厉批评了在香港驻军问题上态度模糊的我国外交高层官员。1988年为反击越南对南海岛礁的侵占行为,邓小平决定发起南沙海战,从越南手中夺回永暑礁等6个岛礁。
(《同舟共进》2016年第9期 王洪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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