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清代陶瓷文献学论纲》

张茂林

（景德镇陶瓷大学，景德镇市，333403）

陈宁博士的著作《清代陶瓷文献学论纲》（以下简称《论纲》），于2017 年4 月由中国轻工业出版社出版。全书共分十章，第一章开宗明义界定了“陶瓷文献”和“陶瓷文献学”的基本涵义；第二章以清代乾嘉时期为例，详述了陶瓷文献的编撰情况，构建了陶瓷文献的分类体系，即六经类、小学类、历史类、地理类、政书类、目录类、金石类、艺术类、谱录类、杂家类、类书类、小说类和诗文集类；第三章至第九章则详细论述了清代主要陶瓷文献的著者情况、编撰特点、主要内容和价值、版本流传情况等，主要包括《陶冶图说》《陶人心语》《陶说》《南窑笔记》《景德镇陶录》等等；第十章对全书内容作了系统总结，点明了本书的价值所在[1]。

在史学研究中，王国维先生率先提出了考古资料加历史文献的“二重证据法”，其后叶舒宪等学者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不同的“三重证据法”“多重证据法”[2]。但是一直以来，文献在史学研究中的重要性从来就是毋庸置疑、不言而喻的。而在陶瓷史、陶瓷考古等研究领域中，陶瓷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同样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傅振伦先生于20世纪80年代初首次提出了“陶瓷文献学”的概念[3]，近30 年来也陆续出版了一些重要的陶瓷文献整理与研究成果，如《中国陶瓷古籍集成》[4]《中国古陶瓷文献校注》[5]《中国古代陶瓷文献影印辑刊》[6]等，但整体而言，尚缺乏对陶瓷文献研究理论体系的构建。陈宁博士的这部《论纲》，是我国第一部以“陶瓷文献学”命名、填补陶瓷文献学理论研究空白的力作。

《论纲》一书的亮点，首先体现在对陶瓷文献学理论体系的构建方面。该书从文献学出发，厘清了“陶瓷文献”的概念，即记录有陶瓷知识和信息的一切载体或记录有文字符号信息的陶瓷作品。应该说，这个概念的界定是非常准确恰当的：一方面，我们不能把所有的陶瓷文物或陶瓷艺术品都作为陶瓷文献加以研究，文物资料在考古学中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但不应该是文献学的研究对象；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忽略有些陶瓷文物或陶瓷艺术品上的文字符号信息，例如元青花云龙纹象耳瓶上的铭文、唐英“陶瓷纪事碑”碑文、耀州窑“德应侯碑”碑文等。如前所述，《论纲》根据清代乾嘉时期陶瓷文献的实际存在状况，构建了陶瓷文献的分类体系。该分类体系与傅振伦先生在1993 年所提出的分类体系有一定的区别，二者孰为优劣，还有待检验，但无论如何，《论纲》所建的分类体系也不失为一种创新。此外，《论纲》也明确了陶瓷文献学的研究内容，即陶瓷文献的编撰、版本、校勘、目录、分类、利用、辩伪、辑佚、结集等，为陶瓷文献学的理论研究指明了方向。

《论纲》一书的亮点，其次体现在对陶瓷文献研究新范式的建立方面。在对清代陶瓷文献的研究中，《论纲》主要从四个方面进行论述。首先详细探讨文献著者的相关生平经历，例如在对唐英陶瓷文献的研究中，把唐英七十五年的生平经历分为了四个阶段，即康熙二十一年（公元1682年）到康熙三十五年（公元1696年）入职内务府之前的读书习字阶段、康熙三十六年（公元1697 年）到雍正六年（公元1728 年）七月宫廷任职阶段、雍正六年八月到乾隆元年（公元1736 年）协理陶务阶段、乾隆二年（公元1737 年）到乾隆二十一年（公元1756 年）总理御窑厂阶段。对著者的全方位深入剖析，显然有助于理解其所著的陶瓷文献。《论纲》第二方面重点探讨文献的具体编撰特点，如论述《陶说》的编撰特点为“旁证博引，阐发己见，注重实用，强调创新”等。《论纲》第三方面主要从工艺学、民俗学、艺术学、哲学、文学、文献学、史学、鉴赏学等多方面详细论述陶瓷文献的价值所在。《论纲》第四方面具体说明了文献的不同版本流传及特点。这四部分研究内容层层递进，形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可为其他研究者快速了解和使用该陶瓷文献提供了详细准确的信息。从另一方面来说，这种研究方式为其他陶瓷文献学研究者提供了一个可供借鉴和参考的范式，对于推动陶瓷文献学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论纲》一书的亮点，还体现在对一批重要的清代陶瓷文献进行了系统详细地梳理、考证。例如，《论纲》从史料记载、正文内容以及不同著作版本和内容对比等诸多方面出发，以充足的证据论证了《南窑笔记》的著者为张九钺，初稿成书时间为乾隆四十二年（公元1777 年），佐证了王婧2012 年点校整理出版《南窑笔记》时的观点，彻底解决了陶瓷文献学上的这一谜案。《论纲》通过对比研究，论证了《陶说》与《陶冶图说》之间的承继关系、《景德镇陶歌》与《景德镇陶录》的承继关系等。《论纲》也指出了文献中的一些疏漏错误之处：《景德镇陶录》把《留青日札》误写为《拾青日札》、摘录《浮梁县志序》漏字等；《景德镇陶歌》中误把蘸釉、吹釉统称为荡釉；《匋雅》中对郎世宁的错误记述、以竹签为支钉的错误记述等等。更为重要的是，《论纲》对这些清代著名的陶瓷文献进行了详细的版本考证。例如，《景德镇陶录》有嘉庆二十年（1815 年）翼经堂刻本、同治九年（1870年）昌南郑氏藏板重刻本、光绪十七年（1891 年）书业堂重刻本、清末抄本、《美术丛书》本、《说陶》本、《续修四库全书》本等，详细论述了不同版本之间的异同之处，为学者引用和研究这些重要的陶瓷文献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从这些细致的梳理考证中，我们能够看到陈宁博士十余年如一日、甘坐冷板凳、能够沉下来做学问的决心、勇气和毅力，以及他扎实深厚的文献研究功底。

当然，《论纲》一书也存在一些值得探讨商榷的问题。

一是书名问题。书中所述，陶瓷文献学属于专题文献学的范畴，是以陶瓷文献和陶瓷文献工作为研究对象、以陶瓷文献的编撰、版本、校勘、目录、分类、利用、辩伪、辑佚、结集等为研究内容的新兴学科。按此，陶瓷文献学显然应该属于文献学的一个分支。题为“清代陶瓷文献学论纲”，那么“清代陶瓷文献学”是否为陶瓷文献学的分支？是否还有明代或者宋代的陶瓷文献学？这样的划分方式，是不是过细了一些？笔者可以理解陈宁博士以清代陶瓷文献为例，阐述陶瓷文献学的方式，但书名可能会引起一些不必要的误解。

二是相关材料的取舍与详略问题。如书中所述，陶瓷文献具有两层含义，一是记录有陶瓷知识和信息的一切载体，二是记录有文字符号信息的陶瓷作品。那么，唐英作为清代著名的督陶官，其著作是否都可算作是陶瓷文献？唐英所著与陶瓷无关的诗歌文章、改编戏曲、编释骈字等，虽然可为系统详细了解唐英其人提供了重要资料，但若都看作陶瓷文献，范围似乎有所扩大。另外，书中的不同章节取材详略有些失衡。关于唐英的相关资料论述非常详尽，因而这一章节达到近70 页，而有些内容则显得有些简略，如第五章关于《南窑笔记》的内容，只有12 页。

总之，《论纲》一书作为我国第一部以“陶瓷文献学”命名的著作，在陶瓷文献学中的重要地位是毋庸置疑的，对文献学、陶瓷史等研究也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