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器：全球性文化展开之物

潘天波

（江苏师范大学传媒与影视学院，江苏 徐州，221009）

1 引言

1994年，“文化线路”概念被在马德里召开的“文化线路遗产”会议上的专家首次提出。2008年，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第16次大会通过《文化线路宪章》，正式将“文化线路”被正式纳入《世界遗产名录》范畴。“文化线路”的概念将“文化遗产”在时间、空间及其文化形状上进一步拓宽它的流动意义与交流价值，并反映出文化遗产本身的历史动态性、跨文化交流性与时空形状的整体性。

在某种程度上，“文化线路”概念的本身已经超越线路上的物质遗产本身，或构建了人类“文化景观”之外的整体的历史记忆、行为图谱与意识结构。毋庸置疑，古代丝绸之路是一种具有历史动态性的跨文化整体线路。古代丝绸之路连接了中外在经济、文化、商贸、艺术、美学等方面的交流、互动与传播，它已然成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勇于开拓的标识性文化符号。

文化应该首先是生活文化，而生活文化是离不开工匠文化的。就整体结构观而言，丝绸之路文化不仅是线性的，还应当是整体的，它是构成人类文明史上最具时空整体性的文化线路。同时，丝绸之路是中国向世界输出工匠文化的桥梁，中国向全球文化的拓展也是从工匠文化开始的。工匠所生产的器物是中华文化丝路传播的载体，也是民族精神传播的物质符号，它反映中华古代工匠的技术与文化水平，见证中华工匠文化的民族特色、国家身份与世界地位。因此，在历史上，全球性文化展开首先凭借中国工匠文化而登场的。在这些工匠文化系列中，瓷器（瓷工）、漆器（漆工）、丝绸（织绸工）等最具代表性。

在空间上，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以下简称“海上丝路”）不仅是中国与海外进行国际贸易的海上大通道，还是中外海上文化互动、文明互进的大通道。海上丝路器物成为中国艺术观点、美学思想与文化精神向世界传播的重要载体，其艺术秉性散发出中国古典美学气息，并在整体上体现中华美学的风貌及其特征。海上丝路瓷器用自己奢华而珍贵的艺术精神、文化思想及美学观念沾溉西方文明，并深刻影响西方人的生活方式及其文明程度。在海上丝路瓷器文化的融通中，工匠文化传播与器物本身共同创造了全球化可通约的共享文化。

在接下来的讨论中，拟将围绕海上丝路中国瓷器的输出、传播与互动三个维度还原想象中的“历史图像”或“图像历史”，进而阐释出中外工匠文化互动交流的历史逻辑与经验启示。

2 海上丝路中国瓷器输出：缘起、契机与途径

中国古代的港口、通商与海运政策为瓷器输出提供契机，并借助宗教、贸易、遣使、朝贡、走私以及战争等多种途径，将中国瓷器运往国外，并被世界人民广泛接受。

（一）缘起。古代中国是属于内陆型农业国家，海上贸易在唐以前并不占有显赫位置。但中唐后南方经济的崛起带动了瓷器高消费，也使得中国瓷器走向繁华，走向世界。宋以后，由于自然气候、政治格局与人口迁徙等多种因素，南方东南沿海经济异常活跃，商人与手工业者成为城市中最为活跃阶层。因此，瓷器、漆器等高档生活用品成为消费对象以及对国外输出的重要产品，瓷器也快速地走向商品化发展轨道。明中晚期，南方沿海地区带有资本主义萌芽特征的瓷器贸易大大促使海上丝路瓷器贸易走向繁荣。

中国古代瓷器精美而生动的空间造型、飘逸而神奇的图案叙事、丰富而鲜明的色彩构成、实用而唯美的价值形态皆是中国工匠文化与美学思想先天受欢迎的艺术特质，加之西方一直没有瓷器生产基础与科学技术。因此，在“异国情调”的驱使下，中国瓷器成为海上丝路工匠文化输出的重要对象。

（二）契机。港口、通商与海运政策为中华瓷器海外输出提供契机。汉代的合浦港、广州港、杭州港、泉州港，唐代的明州港、扬州港，宋代的福州港、厦门港等，这些港口的建立为海外瓷器通商提供交易平台。

如果说港口是古代海上丝路通商的基础设施，那么海上丝路航线的开通则为远洋贸易提供国际通商的通道。15世纪以前，中国瓷器经阿拉伯人或波斯人运往地中海东岸港口，再转运至欧洲各国。在16世纪初，葡萄牙人发现了中国，更发现中国精美的陶瓷。在欧洲扩张时代，欧洲各国与东方国家进行海上贸易，为中国瓷器货物外销提供契机。

（三）途径。宗教、遣使、朝贡、走私等均是古代中国瓷器海外贸易的主要途径。宗教是工匠文化传播的独特途径，来华传教士是中西工匠文化交流的“掮客”，他们使中西工匠文化在丝绸之路上不断地流动、交换与传播。在明朝，政府确立凡是藩属国需要定期向我国进献方物，即“朝贡制度”。来华朝贡者也趁机进行各种商业贸易活动，包括瓷器在内的大宗货物交易。由于中国政府本着“厚往薄来”的宗藩交际原则，从而导致周边藩国都愿意来华朝贡，并希望得到中国皇帝的恩赐，朝贡制度为中外文化交流交往提供契机与途径。

在朝贡体制之外，遣使、游历、海外移民或“侨居”也是瓷器文化传播与交流的途径。

3 海上丝路中国瓷器文化传播：史境、历程与影响

在瓷器文化海外传播中，这些文化展品给予了展现中国历史时期的全部社会图景，也呈现出中国古代文化溢出与传播的历程，更见证了海外国家对中国工匠文化溢出的全部认知。

（1）汉唐海上丝路：从“古道丝路”到“通海夷道”。汉唐中国处于世界中心地位，秉承文化输出主义，特别是汉唐丝路贸易往来成就了汉唐人兼容天下的美学情怀。

在海上，汉代时期中国南海丝路港口主要有广州港、合浦港与徐闻港等，与东南亚、南印度洋等沿岸国进行通商。后又增设登州港、泉州港、温州港、杭州港等“通海夷道”。至唐代，还增有明州港、扬州港等港口通往东亚、南亚及西亚海岸城市。较汉代相比，唐代海上丝路贸易通海夷道大增，传播范围也扩大很多。特别是唐朝国家对外商来华贸易实施“优待”，并下诏要求对外国商船贸易不得加税。优厚的对外通商政策，吸引了海外大量商人来华贸易。

（2）宋代海上丝路：从“被迫南移”到“海洋扩张”。宋代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发展的一个特别转型期，中国瓷器开始走向生产私营化、外销商品化与文人艺术化的全新时期。

宋代丝路瓷器贸易由原来的陆路向海上转移，“海上丝路”成为宋代中国对外贸易新通道。宋代造船技术发达是海上丝路繁荣的基础，“木兰舟”、“神舟”与“万斛之舟”不仅提高了古代远洋装载容量，进而扩大海上丝路瓷器贸易量，还提升宋代国家在国际上的政治地位与经济身份。航海技术发达是宋代海上丝路走向繁荣的又一支撑点，尤其是罗盘针用于航海导航，为在海上航海测定方位提供可靠技术工具。

经过许多世纪的海上航行探索及其频繁的丝路贸易，宋代国家已经开始由农业大国走向海洋大国的重大转向。就远洋航线而言，大致有“阿拉伯航线”“广州至阇婆、菲律宾等航线”“与日本高丽航线”“东非航线”等。宋代国家先后在广州港、临安府、庆元府、泉州港、密州板桥镇、嘉兴府华亭县、镇江府、平江府、温州、江阴军、澉浦镇、上海镇等地设立“市舶司”，用以专门管理丝路海外瓷器贸易，市舶贸易是宋代海上丝路瓷器贸易的主要特征与形式。

宋代“市舶司”，也称“提举市舶司”，其制度基本沿袭唐代“市舶司”制度。泉州港、广州港和明州港是宋代三大对外贸易港口，宋代海上丝路瓷器贸易除了与交趾国、占城国、渤泥国等有一定往来之外，还与马来半岛中西部之佛囉安国和爪哇岛之阇婆国有瓷器贸易往来的历史记载。

宋代在当时世界上是最先进的国家，宋代瓷器文化不仅沾溉日本，还哺育东亚、西亚、东南亚、南亚以及西域诸藩。随着宋代海外贸易以及商品经济的繁荣，宋代宫廷贵族对瓷器以及海外进口奢侈品消费与日俱增。宋代瓷器海洋贸易的扩张，与之相应的是刺激了中国对海外商品的需求，特别是奢侈品的需求。

（3）元代海上丝路：从“往来互市”到“互市之法”。元政府复置市舶提举司，国家基本垄断瓷器手工生产，在留守司下设瓷局，掌管瓷器之事。在对外瓷器贸易商，除陆路瓷器贸易之外，元政府在传统与东亚及东南亚国家贸易的南海航线的基础上，开通了黑海到太平洋的通道，延伸至亚美尼亚，克里米亚和高加索的海港，历经黠戛斯草原和西伯利亚南部，通达罗马及黑海附近。

在市舶制度、舶税改革、漕运疏通、瓷局设置等诸多方面，较宋代有明显的进步与革新，元代海上丝路贸易发展受到国家的重视与保护，这为海上丝路贸易发展提供制度支撑与政治保障。元世祖任命唆都、蒲寿庚为“中书左丞”以及“宠礼”“抚治百姓”等措施确实起到了安抚诸夷的目的，尤其是“往来互市，各从所欲”为海上丝路瓷器贸易提供了国家层面上的政策依据。为繁荣海上丝路贸易，元政府改新舶税条例，规定“每岁招集舶商，于蕃邦博易珠翠香货等物”，并制定有法律意义上的舶税制度。泉州港成为元代的一个东南沿海实验港与改革区，这为其他港口贸易提供极好的示范。元政府首都的繁荣以及南北运河开凿，为国内贸易及海上贸易提供发展基础。

在元代，国家将工匠文化的发展提升到国家层面，以发展他们的官营贵族手工业，各司局的设置及其管理均为之服务。大都留守司下的司局种类繁多，分工极细。元政府在国家层面上“抽户为工”与“招巧匠”在一定程度上集中发展了皇家部族手工业，但也不可否认，元政府大肆掳掠、拘役全国工匠以汇集官府或贵族作坊，垄断和控制国家重要生产部门，民间手工业发展受到阻碍。

（4）明代海上丝路：从“国家禁海”到“中国风格”。经汉唐宋元以来国家的积蓄与发展，尤其是海外瓷器贸易的扩张与发展，为明代海上丝路瓷器贸易发展提供了绝佳历史机遇，但明朝政府没有站在历史的高度抓住绝好的机遇，而将历史的车轮禁锢在“禁海”锁国之上。被政府完全控制与垄断的海上贸易在“禁海通蕃令”下开始逆转，原来帝王贵族消费的奢侈品以及依赖海商贸易税务收入变成“贡赐体系”维系。

明代是海上丝路贸易由盛转衰的转折期，国家在海洋贸易上实施禁海之海关政策。由于“倭寇”不断在东南沿海的侵扰，明太祖洪武三年（1370年），为了抵制蕃货，“罢太仓黄渡市舶司”。永乐二年（1404年），永乐帝下令禁民间海船，原有海船者悉改为平头船。从明太祖洪武元年（1368年）发布第一个禁海令，到明穆宗隆庆元年（1567年）废止海禁时止，期间接近两百年之久。这段时间，正值葡萄牙、西班牙开始大航海的时候，欧洲国家正值资本积累与扩张时期，对中国的漆器、瓷器等货物的需求与追慕越发狂热。因此，即便明政府厉行禁海，推行海上勘合制度，也无法抵挡葡萄牙人与西班牙人的东方探险队。

15～16世纪的中国港口“白银交易”体系为中国带来大量的外汇收入。明政府在禁海出航的私人贸易的同时，在国家行为上又积极拓展海上丝路贸易。郑和七次下西洋极大地刺激了中国海外贸易的热情，在海上丝路贸易在巨大的利润诱惑下，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欧洲国家不惜欺骗、诱惑，甚至战争的威胁，千方百计地要求与中国通商，将大量中国瓷器运往东亚，东南亚以及欧洲国家。

14世纪以前，西方人还无法理解瓷器的生活方式。对欧洲人来说，使用精美的瓷器近乎是一种奢侈。一直到16-17世纪，西方人才开始慢慢懂得瓷器在生活中的价值与美。殊不知，此时的中国工艺文化已经十分发达，中国人的优雅已经不在使用瓷器本身之上，更多的是关注这些器物背后的“伦理情调”与“生活哲学”。

（5）清代海上丝路：从“中国风情”到“沾溉欧美”。18世纪法国宫廷的“中国风”席卷欧洲世界，西方国家对中国瓷器的需求大大促进了中国地方包括瓷器在内的手工艺发展。尽管清廷为了禁止东南沿海的抗清势力，以巩固新朝的殖民统治，曾五次颁布禁海令，三次颁布“迁海令”，禁止私人出海进行贸易。但面对海外势力及其对中国器物的需求，1683年康熙接受东南沿海官员之请求，停止了清前期的海禁政策。不过到乾隆后，清廷又开始实施闭关锁国政策，从“四口通商”转为只开通广州港与海外通商，且由“十三行”垄断其进出口贸易。在一定程度上，清代的禁海贸易，也为瓷器的走私埋下伏笔。因为，“禁海令”无法阻挡想拥有瓷器的欧洲人。

1613年英国在印度苏特拉设立贸易站，1602年荷兰人在印尼成立东印度公司，17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几乎垄断与控制海上贸易。1664年法国为了监管印度以及印度洋其他岛国的贸易，设立法属东印度公司。1698年法国东印度公司商船“昂菲德里特（Amphrityite)”号在拉罗舍尔港起碇驶向中国，进行海上瓷器贸易。路易十四以来，中国的瓷器被源源不断地输入法国宫廷。1784年美国第一任任总统乔治·华盛顿派出“中国皇后号”商船首航中国，开启中美最早的海上商业贸易。在19世纪初，中国瓷器文化沾溉由美国远及墨西哥。墨西哥著名画家西凯罗斯（Siqueiros，David Altaro，1896～1974）颇受中国瓷画艺术影响，19世纪受西班牙殖民统治的北安第斯国家厄瓜多尔的基多人特别喜欢仿制中国瓷器。17～18世纪的海上丝路瓷器贸易作为中外文化的碰撞、交流与对话，它对英国宫廷装饰及其文化发生很大影响。

4 海上丝路中外文化互动：特征、内涵与偏向

在世界海上丝路视野下，古代中国海上丝路瓷器文化的输出与传播过程，实际上是一个文化的互动图像，它具有以下明显的特征与内涵，并具备明显的文化传播偏向：

一是古代中国瓷器通过海上丝路传播国家之多、路线之远，几乎涵盖亚洲、欧洲、非洲、美洲、大洋洲等世界各地。换言之，中国瓷器被世界人们消费、迷恋与疯狂，它为世界人们的生活方式及其审美情趣增添“中国式的优雅”或“中国情调”。这不仅是中国瓷器固有的美学特征及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带给世界的惊喜，还是勤劳、手巧的中国工匠的集体智慧奉献给世界的文化瑰宝。

二是古代中国瓷器通过海上丝路走向世界不是单向的输出，而是互动的、对话的与交融的。当然，作为强势文化，西方国家在18世纪之前，他们对中国瓷器消费及其文化体验只能是处于主动获取下的“被动接受”，因为西方人还无法理解中国式的瓷器生活及其美学，更无法制造与设计瓷器。但是，对中国瓷器疯狂的西方人，在通过海上丝路大量引进中国瓷器的同时，他们也在不断地学习、仿制与制造。换言之，中外瓷器文化的交流、发展与繁荣是双向的。

三是古代海上丝路瓷器已然不是一种器物的传播历程，更是一种器物文化叙事及其审美接受的过程。中国瓷器的“身上”披着中国绘画、中国园林、中国宗教、中国文化、中国戏曲、中国音乐、中国建筑等包罗万象的中国文化及其形象，以至于西方人说，看到中国瓷器就等于作了一次廉价的中国旅游。在海外，拥有中国瓷器装饰的“中国室”是一种时尚，或是一种财富的象征，或是一种地位与情调。

四是古代中国瓷器文化借助海上丝路走向世界，它必然加速中国古代文化的“全球化”进程。至少在《海国图志》之时以及之前，中国一直是处于世界中心地位，除了我中华“内陆”之外，其他均为“海国”。古代中国就是这样一个泱泱大国，一直秉承文化输出主义，主张与世界文化对话与交流。但明清时期的禁海政策使得中国失去了与世界发展的机遇，并走向衰落。包括瓷器文化在内的中国古代文化“全球化”为世界文化的发展作贡献。

五是古代中国瓷器通过海上丝路走向世界的历程是曲折的，抑或处于一种“被迫的”输出状态。从一开始，瓷器仅作为赠予的赐物或作为匈奴友好的使者传播到他国。换句话说，瓷器不是主动的输出，而是作为国家层面的有目的的恩赐什物走向海外。到后来，在近乎关闭关塞瓷器贸易之后，东南沿海瓷器贸易便开始走向海上。至宋代，在辽国、金国等压制下，宋代国家的瓷器输出也是“被迫”地向南方及海上发展。元代的瓷器输出尽管得到大幅度发展，尤其是海上丝路瓷器贸易的扩张，但在“互市之法”的严格控制下，瓷器输出之量是有限的。明清瓷器输出更是在“禁海”与“四口通商”或“一口通商”的曲曲折折中走向世界，尤其是明清时期的“海盗”“中间商”“走私”等性质的瓷器输出贸易更能说明中国瓷器的输出是曲折的，并非一帆风顺地走向世界。

六是古代海上丝路瓷器文化的传播也是中国美学思想的传播。奢华的瓷器是中国美学思想传播的重要载体，丝路瓷器的输出史也是中国美学思想的传播史，它见证了古代中国美学的国家身份与世界地位。特别是中国瓷器美学思想为东亚、南亚、东南亚、中亚、西亚、欧洲、美洲等世界许多国家提供范本，它不仅改变了世界各个生活方式，还改变了世界人们的审美体验与美学情趣。

5 几点启示

在阐释中认为，海上丝绸之路瓷器文化构成了人类文明史最具时空整体性的线性文化，它表达了人类各文明的交汇及其精神情感。海上丝路瓷器已然成为一种全球性文化展开之物，反映中华古代工匠技术与文化水平，见证中华工匠文化的民族特色、国家身份与世界地位。同时，古代海上丝路瓷器文化溢出与传播的逻辑至少还体现以下几点值得重视的启示：

其一，作为中华物质文化代表性的瓷器，它已然成为中国美学与艺术的物化形态。在世界范围内，中华民族心态与优秀的传统文化对瓷器文化及其美学思想的形成起到极大的培育与激发作用，并对输入国的文化革新和文明发展起到推动作用。

其二，作为商品流通的海洋贸易与瓷器文化生产之间本没有必然的彼此通约关系，但随着海上丝路贸易的深度发展，瓷器文化生产与海洋贸易之间产生了矩阵式的耦合机理。海上丝路贸易不仅为瓷器文化生产提供嵌入的契机与途径，还为瓷器文化生产提供聚合时间、区间与参数，更为瓷器文化生产提供聚合的历程与效应。

其三，瓷器文化被广泛地介入欧美世界，并在各国发生阅读、体验与审美想象，具体而微地呈现出欧美人眼中的他者想象，在此消彼长的中外瓷器文化的体认、溢出与耦合中，海上丝路瓷器显示出全球视野下的他者地位与身份。被输出的中国瓷器文化深刻影响了世界人们的生活方式、审美情趣与文化创造，更激起了世界人们对中国瓷器文化的迷恋、想象与学习的动力。

其四，瓷器在中华文化的全球化过程，肩负起重要的文化承载、美学涵养与艺术传播的使命，它已然成为世界文化交流体系的重要介质，并发挥文化使者和美学接受的桥梁作用。从古代海上丝路瓷器文化的互动、交流与传播的全景图像中可以看出，古代中国瓷器传播路线之远、国家之多、内容之广，它见证了古代中国工匠文化对世界的深远影响，反映出古代中国工匠文化走向世界的曲折历程以及中国古代文化“全球化”进程图像。

简言之，海上丝路瓷器文化承担中华文化传播功能，其原因在于瓷器在全球得到广泛销售、使用和接受。在当代，研究海上丝路瓷器文化对于增强对中华民族文化认同,构筑各民族精神家园,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为国家“厚植工匠文化、弘扬工匠精神”倡议落地等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对于“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的“走出去战略”具有一定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