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市协调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策略研究※

●龚 贤 陈 田 陈 运

一、问题的提出及研究意义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是增进民生福祉的重要举措，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贯穿到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是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成都作为西部地区经济金融中心，面临着新常态下经济稳健增长和自然生态资源有效保护的难题。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成都经济增长势头持续向好，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现代农业进程的快速推进，极大地提高了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但是经济的快速增长始终没有摆脱环境成本的过度支出，高投入、高能耗、高排放带来的经济效益低产出，背离了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初衷。

2018年2月，***总书记视察天府新区时指出：天府新区是“一带一路”建设和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节点，一定要规划好、建设好，特别是要突出公园城市特点，把生态价值考虑进去，努力打造新的增长极，建设内陆开放经济高地。这既是对成都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殷切希望，也是对成都实现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的重大战略部署[1]。为充分利用成都市良好的自然生态资源，2018年7月，中共成都市委出台了《关于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决定》，这既是***生态文明思想在成都的重大现实实践，又彰显了生态环境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价值，对成都贯彻新发展理念，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明确了目标路径和实施步骤，鲜明指出要在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前提下，把生态价值转换成经济价值，深入推进“三治一增”[2]，加快生产体系、生活模式、生态环境绿色化转型，把成都建设成内陆开放经济高地和新的经济增长极。

纵观成都经济发展历程，不难看出，经济发展从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型的特点十分鲜明。经济发展的方式实现了节约集约型替代了粗放型，产业结构实现了知识技术密集型替代了劳动投入、人力资本、自然资源密集型，增长的动力实现了创新驱动替代了要素驱动[3]。以此可以判断，成都在协调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时，就要遵循“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以生产方式的绿色变革作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路径，构建“以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为主体的生态经济发展体系”，培育新动能实现经济价值的提升，把生态价值的创造作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引擎，以产业生态圈、创新生态链组织经济活动，构建以市场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经济体系和发展模式，使“生态保护——经济发展”相辅相成，推进知识、技术、信息等创新性生产要素与传统产业融合聚变，探索由绿色创新融合发展打通生态价值转化为经济价值的实现路径。总之，就是要把“创新”作为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最大的驱动力，实现人力资本、技术革新、体制机制等方面的创新融合发展，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促进产业结构绿色升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见图1）。

图1 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协调推进的基本模式

从图1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其一，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必须让经济增长控制在生态自然系统的承载范围内，要严格控制资源消耗，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支出的双向脱钩，也就是要按照***同志强调的那样，“守住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守住发展底线就是在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前提下保持经济增长的速度，守住生态底线就是要严格把紧自然生态承载能力，搞好生态修复[4]。其二，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是促进环境与发展的有效手段，其目的是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这就明确要求提升发展效率是解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关键。其三，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的核心是以技术革新为导向推进产业结构的绿色升级，把高质量的绿色发展作为成都市新时期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因此，研究协调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的策略对成都实现“三步走”战略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二、文献综述

近年来，国内外专家学者高度重视经济发展质量与生态环境保护协调推进的问题。Barro和Robert J等认为经济增长的质量不仅要受区域社会治理水平、经济发展的资源禀赋、稳定的政治等因素影响，而且教育科技文化、卫生健康医疗、公共财富分配等也对其存在着较大的影响[5]。李强等强调自然生态资源的禀赋结构以及体制机制对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如果制度相对完善并符合某个时期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那么自然禀赋条件越优越，经济增长的质量就会越高[6]。B D Kamayev认为只有把有限的资源进行利用，通过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手段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经济发展的水平和质量，从而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也有学者认为环境规制影响着经济发展的质量，比如，Ford J A从实验的角度出发，探讨了增加企业生产成本只能让企业的效益减少，但优化生产工艺、改进技术却能够很好的提高生产效率，从而形成成本的“对冲”，赚取额外效益。孙英杰等专家在对多个研究区域进行对比分析后发现，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总体上遵循了倒“U”曲线分布，但地区之间有一定的差异，对环境保护投入力度较大的地区其经济增长的质量明显较高[7]。与此同时，叶祥松也认为经济发展的质量越高，生态环境的保护水平也越高，对经济结构进行合理有效的优化调整能够促进生态环境的保护，但是，经济增长效率越快则不利于生态环境的改善[8]。

从现有的相关研究可见，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之间的一些内在逻辑关系已形成基本共识，但鲜有专家学者从一个微观层面来剖析一个区域在新发展理念思想指导下如何有效推进经济健康绿色发展并找到符合区域经济发展的路径。因此，本文在借鉴已有研究的基础上，选取西部经济中心城市成都作为考察对象，分别选取能够体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的相关指标，应用主成分分析法分别计算各自的得分，然后测算两者的耦合协调度，以此判定影响两者持续健康发展的因素，提出成都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的政策建议。

三、成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的实证分析

（一）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协调推进的测度方法与模型设计

1.测度方法——主成分分析法（PCA）

主成分分析法（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就是通过降维把多个指标转化为较少综合指标[9]。通过正交转换，形成P个正交方向，形成从多到少的变量系统。其分析的步骤为：

第一步，对原始指标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

采集P维随机向量x=（x1，x2，...，xp）T，n个样品xi=（xi1，xi2，...，xip）T，i=1，2，...n.n＞p，构建样本阵，对样本阵元进行标准化处理：

第二步，对标准化阵Z求相关系数矩阵

第四步，将标准化的指标变量转换成主成分

第五步，对m个主成分进行综合评价

以每个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作为权数对m个主成分进行加权求和，从而计算出主成分综合得分。

2.模型设计——耦合协调度模型

耦合就是把多个系统通过相互作用而产生彼此影响，以此判断变化趋势。本节采用变异系数测度法，即离散系数协调性测度，主要是运用数理统计中变异系数、协调系数的概念和性质反映变异程度，从而求得两个子系统之间协调性测度指数。张福庆等借鉴物理学中容量耦合系数模型，推广得到多个系统或要素相互作用的耦合度模型，实证分析了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产业生态耦合度[10]。

也有学者运用两系统离差刻画耦合关系，张晓东进一步将生态系统耦合协调度定义为[11]：

这种方法模型简单、原理清晰，本文借鉴式2来测度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生态环境高水平的耦合协调度，其中，a代表经济发展水平，b代表生态环境保护水平，Cab是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耦合度。从耦合度定义可以知道，Cab由a和b的变化决定，当a和b均为正值且相等时，Cab的值最大，为1.414；反之亦然。根据a和b的值的变化情况，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耦合协调度可以分为以下几类[12]：

表1 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耦合度分类

根据表1可以看出，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耦合关系分为：高水平协调、中等协调、基本协调、勉强协调和不协调。在不同的耦合协调关系下，经济发展水平与生态环境保护水平都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区位差异、自然资源利用效率等因素密切相关。

（二）指标体系构建与数据说明

1.指标体系构建

为了比较准确地反映成都市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生态环境高水平两个系统的协调发展水平，需要用一个科学直观的方式量化系统的协调度，根据量化分析结果，制定相应的政策以促进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保护二者之间的协调发展。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按照指标可量化和数据可得的原则，构建起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之间的耦合协调度评价指标体系，如表2所示：

表2 经济高质量发展、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耦合协调指标体系

2.数据来源与变量说明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为2000年-2016年成都市的面板数据，各类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成都市统计年鉴》、《中国循环经济统计年鉴》、《中国林业统计年鉴》以及成都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文中所选取的这些指标，都是在充分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成都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的现状，从众多可量化指标中筛选出来的，其遵循的基本原则是指标可量化和数据可得。

（三）实证分析

1.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

由于选取的各项指标量纲和数值在统计口径上存在差别，为了消除各指标之间的差别，最大限度缩小由于差别而对分析结果造成的影响，对所选取的各项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表3）

表3 经标准化处理后的经济发展指标数据

运用统计软件对表3所列标准化后数据进行主成分分析得到主成分因子的特征值、方差贡献率及因子载荷。根据特征值大于1和累积方差贡献率大于80%的原则选取前2个主成分因子（表3-4）。

表4 总方差解释

从表4可以看出，前2个主成分因子的特征值大于1，且累积方差贡献率为95.777%＞80%，所以，可以选择前2个主成分进行分析。根据初始因子载荷矩阵中各分量的系数为特征向量乘以相应的特征值，计算成分系数（表5）。

表5 成分得分系数矩阵

根据表5得到成分得分系数和表3中标准化后的各类数据指标，得出提取的2个主成分的表达式：

根据公式计算得出主成分的综合得分模型如表6所示：

表6 成都市2000年-2017年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分表

从表6可知，从2000年到2017年，成都市经济发展水平呈显著增长趋势，经济发展的质量也越来越高，这为成都推进“三步走”战略，促进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城市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2.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能力测度

按照经济发展水平测度的步骤和方法，得出2000年到2017年成都市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主成分表达式、综合得分表达式及综合得分表（表7）：

表7 成都市2000年-2017年生态环境保护水平综合评分表

从表7可知，从2000年到2017年，成都市生态环境保护的力度越来越大，尤其是近年来，全面推进“三治一增”、公园城市建设等工作，对成都全域自然生态环境的质量的改善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3.经济高质量发展、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耦合协调度计算

根据前面计算得出的成都市2000年到2017年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两个系统的发展水平得分情况，利用耦合协调度系数公式（式2），计算得出成都市经济发展质量与生态环境保护系统相互之间的耦合协调度系数（表8）。

表8 成都市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耦合协调度

根据表1、表8综合分析可以得出，2000年至2005年，成都市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处于极度“不协调”状态，说明，这一时期经济的增长主要依赖于高投入、高能耗、高排放，属于典型“三高一低”式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增长，这与生态文明建设是相悖的。2010年以后，人们开始重视生态环境的保护与经济发展问题，特别是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与社会建设、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一起，形成了“五位一体”战略发展格局，强调要坚持绿色富国、绿色惠民，不断调整产业结构和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推动了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两者之间呈现出“高水平协调”状态，经济发展正朝着低投入、低能耗、低排放、高产出“三低一高”方向快速发展，经济发展的后劲越来越大。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基于2000年到2017年成都市经济发展、生态环境保护的相关指标数据，通过测度成都市经济发展质量和生态环境保护水平耦合协调度，并对相关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得出以下结论。一是2010年以前，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都处于非常低的水平。2010年，经济发展综合评分仅为-0.2412、生态环境保护的综合评分仅为0.3024，这说明在“经济效益为中心”的驱动下，人们只顾无情地攫取有限的资源，却忽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这是一种不可持续的增长，是不生态、不经济、不绿色的。二是党的十八大以后，人们越来越重视生态环境保护给经济发展增添的无限动力，生态环境保护得越好，其经济发展的后劲就会越足，能够真正实现“生态资源”变成“生态资本”，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三是近年来，成都市出台的一系列关于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绿色经济发展、公园城市建设等“政策红利”开始显现，这为成都深入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奠定了坚实基础。

根据研究结论，为进一步推动成都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提出以下建议：一是在生态环境保护持续推进的基础上，推动建立以市场为中心的现代经济体制改革。把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贯穿在生态文明建设的全过程，改变“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狭隘经济发展扭曲心态，通过创新改革，建立起资源有偿使用和生态补偿制度，促进生态环境产业发展，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水平。二是在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前提下，发展生态农业、循环经济。始终遵循自然规律，推进生态经济绿色、低碳、生态、可持续发展，以成新蒲高标准农田为基础，发挥“西控”优势，推动生态农业、乡村生态旅游业融合发展。推动建成一批示范带头作用强、有影响力的循环产业，使绿色产业体系成为生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硬核”。三是释放机构改革红利，深化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厘清生态环境监管的机制，坚决制止政出多门、多头管理的混乱局面，充分发挥市县乡村四级政府对生态环境保护和自然资源管理的监督管理职责，提高生态环境保护的责任心和使命感，增强经济发展质量和人民群众的生态获得感和幸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