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005—2020)中国典籍英译研究课题分析*

⊙ 王 翠

(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江苏 苏州 215006；临沂大学外国语学院，山东 临沂 276005)

深化文明交流互鉴、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已成为时代主题。新的历史语境下，中国同世界的联系日益紧密，典籍英译研究意义愈加凸显，关涉到“中国文化是否真的能够起到为世界文明的发展带来新的途径和新的价值”[1]。由国内学者主导的典籍英译研究已发展成为翻译研究整体框架下的重要分支领域，各类相关课题立项带动该领域研究纵深发展。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下文简称“国家社科基金”)自1986年设立，已形成包括重大项目、重点项目、一般项目、青年项目、西部项目、后期资助项目和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等类别的立项资助体系，推出了一大批兼具学理价值和实际效用的科研成果，彰显出其导向性和示范性作用。本文统计了2005至2020年国家社科基金典籍英译研究立项课题，对项目分布特征与主题内容进行计量分析，旨在把握中国典籍英译研究进展和热点问题，展望未来研究趋向。

一、项目数据统计与分析

本研究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数据库为基础，采用文献计量与内容分析相结合的方法，首先以“译”为关键词进行初步检索，筛选出翻译类研究立项课题，然后对所选项目逐一鉴别，析出典籍英译研究项目。在此需作两点说明：一是检索范围涵盖重大项目、年度项目(含重点项目和一般项目)、青年项目、西部项目和后期资助项目。鉴于中华学术外译项目2010年才设立，且主要资助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以外文形式在国外出版，故暂未列入统计范围；二是与典籍英译具有较高关联性项目，如单部典籍在海外的传播研究或以典籍英译本为语料的其他相关研究也纳入数据统计范围，力求全面展示典籍英译研究的发展态势以及与其他学科领域交叉融合情况。

(一)项目统计结果与类别分布

统计数据显示，2005年是典籍英译研究的一个标志性年份，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医典籍研究与英译工程”获批立项。2005至2020年间，与典籍英译相关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总量为150项，各年度立项课题数量及变化趋势见图1。

图1 国家社科基金典籍英译类年度立项课题数量及趋势图(2005—2020)

如图所示，2005—2012年间典籍英译研究立项课题涨势缓慢，年度数量低位徘徊。2013年进入突增期，立项课题增至16项，年度增幅达129%。2013—2020年间，年度平均立项数量近16项，其中2015与2019年各19项，为历史最高，表明典籍英译研究取得较大进展。2020年稍有回落，数据筛选时发现，该年度其他语种的典籍译介研究立项课题明显增多，这与当前中国对外文化交流的多向度性相契合，也反映出典籍英译研究的辐射带动作用。项目类别统计如图2所示：

图2 国家社科基金典籍英译项目类别统计(2005—2020)

在150项国家社科基金典籍英译研究立项课题中，年度项目107项(含一般项目103项、重点项目4项)，占总量的71%。青年项目21项，位列第二，体现出国家重视典籍英译研究后备人才的导向，但项目占比远低于年度项目，侧面反映了青年学者在典籍英译课题论证和综合研究方面仍有较大提升空间。西部项目、后期资助项目和重大项目均始设于2004年，立项总量分别为13项、6项、3项，其中西部项目多涉及少数民族典籍或西部地方性文化典籍，如壮族典籍英译研究、史诗《玛纳斯》翻译传播研究、瑶族民间手抄文献英译研究、秦腔经典剧本英译研究等，地域性特征显著。重大项目主要资助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科学问题的学科交叉研究，获批项目主要为中医典籍和数学典籍英译及研究，反映出科技典籍英译的跨学科属性及重大现实意义。

(二)项目学科分布

统计数据显示，2005—2010年典籍英译研究立项课题共11项，除1项重大项目未标记学科门类，其余全分布在语言学和中国文学两个学科，跨学科研究趋势尚不明显。2011—2020年典籍英译研究立项课题共139项，除2项未标记学科门类，其余仍以语言学和中国文学为主，表明典籍英译研究对学科本位的坚守，但新增外国文学、宗教学、国际问题研究、哲学、中国历史和新闻学与传播等6个学科，跨学科研究趋多趋强，学科差异度呈上升态势。具体数据如图3所示：

图3 国家社科基金典籍英译项目学科分布(2005—2020)

课题立项的跨学科走向彰显出新时期学科交叉融合的能量和热度，是典籍英译研究跨学科属性的必然表现。部分项目负责人具有哲学、历史学、自然科学、古典文献学及比较文学等学科背景，在典籍解读与阐释上更具优势。典籍英译研究逐渐跨越学科壁垒，构建多学科学术共同体是未来研究的重要走向。

(三)典籍类别统计分析

2005—2020年立项课题中，研究对象涵盖文学与文论典籍、哲学典籍、科技典籍和少数民族典籍四大类别。另有古代官制、律法、教育、音乐、佛典及敦煌古籍等英译研究项目和典籍英译整体性研究项目，统一归入其他类别。统计数据见图4。

图4 国家社科基金典籍英译项目所涉典籍类别(2005—2020)

文学与文论典籍英译研究立项课题55项，占比37%。该类课题以诗歌英译研究居多，涉及宏观泛论及各种诗歌类型，小说英译研究以“四大名著”为主，古典戏剧和散文英译研究关注度不高。古代文论研究集中于《文心雕龙》，其他文论尚未触及。哲学典籍英译研究立项课题33项，研究对象从儒家经典逐渐拓展到以儒家典籍为主，兼及道家、墨家、法家等先秦名学典籍以及宋代朱子学、明代阳明心学等思想经籍，研究作品广泛涉及《论语》《中庸》《孟子》《春秋左传》《周易》《道德经》《庄子》《墨子》《管子》等。少数民族典籍英译研究取得新突破，立项课题19项，涉及藏族、维吾尔族、蒙古族、柯尔克孜族、彝族、纳西族、壮族、苗族、瑶族、傣族和土家族等11个少数民族。研究内容以民族史诗英译为主，如壮族创世史诗《布洛陀》、藏族活态史诗《格萨尔》、柯尔克孜族英雄史诗《玛纳斯》、苗族英雄史诗《亚鲁王》、彝族英雄史诗《支格阿鲁》、傣族英雄史诗《兰嘎西贺》等。少数民族诗歌、经文和民间文献英译研究也有少量立项课题。科技典籍英译研究立项课题14项，其中中医药典籍英译研究立项课题6项，占科技类项目的43%。其他项目涵括农学、数学、地学、军事科技、自然科学典籍和技术类典籍等。科技典籍英译研究领域不断拓宽，研究语料也日趋丰富。其他类别典籍英译研究立项课题29项，研究对象广泛涉及诸多领域，表明典籍英译研究在广度上取得长足进展。

二、研究主题分析

本研究参照年晓萍、张梓辰和张政、马晶晶和穆雷等人关于翻译研究主题的分类方法，提取获得立项的项目题名关键词进行了归类分析。[2-4]根据课题主题词及内涵倾向性辨析，发现2005年以来国家社科基金典籍英译研究触角甚广，涵括典籍英译实践与产品研究、典籍译介与传播研究、译者研究、数字人文研究、典籍英译史研究、英文期刊与典籍译介研究、术语翻译与话语体系构建以及典籍翻译与国家形象研究等主题。

(一)典籍英译实践与产品研究

进入新世纪，国家社科基金给予典籍英译实践项目大力支持。立项课题多为译研结合，关注翻译对象本体研究及其翻译实践的操作规范、原则、策略等中微观层面。少数民族典籍英译立项课题在该类项目中占比最大，研究多以民族典籍原本整理、校注、阐释和英译为主。此类课题既推动了中国典籍英译实践发展，也为相关研究提供了丰富语料。典籍英译产品研究包括译本汇释汇校、对比分析、副文本以及翻译活动产品效用等。据相关项目题名分析，该主题研究视角多元、层次多面，既有文本层面的内部研究，也有关注社会功用的外部研究，是典籍英译研究中的热点话题。

(二)典籍译介与传播研究

典籍译介与传播研究契合国家鼓励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去”与“一带一路”倡议的时代精神，重点考察典籍译本在英语世界的传播、接受及相关典籍海外研究情况，旨在归结典籍翻译和传播的有效模式，为新时代语境下典籍外译传播提供有益启示。2015年，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典籍英译的传播与评价机制研究”获批立项。该项目融合了社会学、传播学、跨文化人类学以及海外汉学等多学科视角，体现出典籍英译研究的跨学科特性，其中海外汉学视角尤为值得关注。刘晓晖、朱源指出“海外汉学典籍翻译的深度化发展对于中国文化精神、文化形象与文化传统的海外传播和接受意义重大，也为制定和实施全方位、具体化、有效化的中国文化走出去发展战略和传播途径提供省思。”[5]从海外汉学视角考察中国典籍英译传播与影响成为典籍英译研究新的增长点。

(三)译者研究

译者研究属于翻译主体性研究范畴，“重点分析知名译者翻译活动与产品的特殊性与效果”[6]。立项课题以海外汉学家研究居多，包括理雅各、华兹生、亚瑟·韦利、艾克墩、霍克斯和宇文所安等，侧重译者翻译模式和思想研究。另有3项译者群体研究，主要考察来华传教士译者的群体性特征及其翻译活动对中西文化交流的影响。中国译者研究立项课题有4项，主要以林语堂和辜鸿铭为研究对象。

(四)典籍英译数字人文研究

典籍英译数字人文研究是指将数字技术融入典籍英译研究，其本质是典籍英译研究的数字化路径与方法，主要表现为语料库技术的应用。2009年，首个从数字技术路径研究典籍英译的课题“基于语料库的中医典籍英译研究”获批立项，标志着典籍英译数字人文研究的突破。当前，以现代信息与语料加工技术加持的数字人文研究迅猛发展，语料库和云平台的创用成为典籍英译研究新的增长点，课题数量和研究领域皆有新进展，体现出新时代典籍英译研究方法与路径的创新。

(五)典籍英译史研究

翻译史研究是译学研究的基本任务之一，系统研究中国典籍英译的萌芽、发展及其传播进程是当前译史研究的一项紧迫课题，与典籍英译相关联的各种复杂历史场域成为重要检视视角。立项课题既有对具体典籍英译源流的考辨，也有对某一类别典籍译史的梳理，展现出典籍英译史研究的多维路径。

(六)其他主题研究

典籍英译的出版发行是确保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要环节，英文期刊与典籍英译研究课题主要侧重近代在华英文期刊对中国典籍译介传播的作用，旨在从其成功模式中为中国典籍国际传播寻找启示。《大中华文库》是中国首次系统全面地向世界推出中国古籍整理和翻译的重大文化工程，截至2016年已完成110种典籍的英译和出版。目前以“大中华文库”为主题词的国家社科基金立项课题有2项，主要侧重典籍译本的翻译策略和汉英匹配等中微观层面的内部研究，有关“大中华文库”的国际传播、接受及影响等外部研究有待拓展。

另外，近年来以话语体系构建、文化软实力提升等为主题的立项课题逐年增多，“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重要研究视域，典籍英译研究正以更宽广的视角与国家战略同频共振。

三、研究趋向分析

统计数据与主题分析显示，当前典籍英译研究已取得较大进展，研究视角日益多元化，在以下主题上不断形成新的研究热点。

第一，典籍英译理论建设本土回归。翻译学科大规模引进西方理论的时期已经过去，“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译学话语体系”[7]成为翻译学界共识。潘文国指出，“真正适合中国翻译需求的翻译理论只能建立在中国自身的翻译实践和文化传统之上”。[8]新时期典籍英译实践探索为“产生原创性译学原理”[9]提供了丰厚土壤，典籍英译理论建设开始转向本土学术资源，不断从传统文史哲思想中寻求“哲学基础、美学渊源与文学传统”[10]，推动本土译学理论的创新性发展。

第二，典籍英译研究与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双向赋值。翻译研究是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研究的重要环节。张西平指出，“没有这个环节，整个研究就不能建立在坚实的学术基础之上”。[11]在中国全面提升国际传播能力的格局下，典籍英译研究开始“内外结合”，主动对接国际传播领域前沿和关键问题，着力于开辟“多模态、多元化传播路径”[12]，提高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国际传播力。而传播学概念和范畴的引入为典籍英译研究开启了“与传播有机融合的一种翻译研究新范式”[13]。二者相互赋值，共同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向世界，提高中国文化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

第三，典籍英译数字人文研究进中趋强。数字人文在人文研究领域的向心力日益加强，催生出译学研究的崭新理念和范式。文本深度挖掘和数字化处理使翻译研究趋于实证的理性分析，与思辨研究形成优势互补，实现“微观描写和宏观阐释并重”[14]。当前数字人文已触及大数据、人工智能关联的数字科学前沿领域，使典籍英译研究实现数据规模化、时空扁平化、媒介融通化，研究过程和结论更具科学理性。数字人文研究将为典籍英译的理论研究、文本研究、译者研究、译本出版发行与传播接受研究、典籍英译史研究以及典籍英译批评和教学研究等开辟新的空间和路径。

第四，科技典籍英译研究纵深细化。中国的科技典籍门类广泛，涉及天文、地理、医药、农学、数学、化学、物理、工程、军事及技术与综合等领域。[15]当前中医典籍英译研究方兴未艾，尤其在全球化背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中医国际关注度与日俱增，如何保持中医文化的民族性与赢得国际认同仍是中医典籍英译研究的重要课题。其他领域，如数学、农学、地学以及技术和综合类科技典籍英译研究也逐渐成为新热点，使科技典籍英译研究不断拓新，未来可成为典籍英译研究领域的重要学术增长点。

第五，少数民族典籍英译研究多向并进。少数民族典籍的翻译与传播对增进多元一体的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推动中华文化全面“走出去”意义重大。在国家政策支持和学界共同努力下，少数民族典籍英译及研究开局良好，但由于起步较晚，当前研究视点过于集中，尚未真正形成“百花齐放”的格局。少数民族典籍英译与民族学、宗教学、历史学、人类文化学等学科的相关性可以衍生出多元研究面向，拓展典籍英译研究视域。

四、结语

国家社科基金典籍英译课题的学科分布从单一集中趋向多元，学科差异度明显上升，研究领域和主题不断丰富。依托本土学术资源和典籍英译自身特质的理论建设将成为典籍英译理论研究的主要路向。典籍英译研究对接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将体现学术研究服务国家战略的思想自觉与行动自觉。数字人文的引入实现了路径开拓和方法革新，将极大地丰富典籍英译的研究层面和观察维度。研究触及的典籍类型不断丰富，科技典籍和少数民族典籍英译研究空间广阔。未来仍需坚持开放性思考与交叉性研究，以问题导向探索新的视角、范式和方法，不断开拓典籍英译的学术视野与研究进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