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典籍英译研究新发展(2000—2019)

⊙ 沈 洁 王 宏

(南京中医药大学翰林学院，江苏 泰州 225300；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江苏 苏州 215006)

引言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有56个民族和谐共处。除了以汉民族为主的中原以外，边疆少数民族人民在各自的生活环境中逐渐形成了与自然相适应的生活习惯和宗教信仰，创造出史诗、格言、神话、巫调、民歌、戏曲、诗歌等多样的艺术形式，并通过口述或文字记载的方式代代相传，产生了许多极富民族特色的典籍作品。

进入21世纪，在汪榕培、王宏印等学者专家的多次呼吁下，国内少数民族典籍英译研究开始起步。最初十年，研究仅涉及《麽经布洛陀》《蒙古秘史》《福乐智慧》等少数典籍，且发表的文献数量也不多，呈“厚积薄发”之势。2010年，第六届全国典籍翻译学术研讨会设置了“中国少数民族典籍英译研究”议题，受到了与会学者们的热烈响应。基于前期积淀，少数民族典籍英译和研究事业迅猛发展，星星之火逐渐形成了燎原之势。在过去的二十年中，国家社科基金和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为民族典籍英译课题立项十余项；全国范围内共有包括南开大学、大连民族学院、百色学院、云南师范大学、河北师范大学等十余所高等院校建立起民族典籍英译和研究基地，形成了以师承关系为重要结构的各个研究学派，出版了多部专著和译著；有关民族典籍英译研究的发文数量陡增。目前已经形成了覆盖东北、西北、西南地区十多个少数民族的研究队伍。有鉴于此，本文将着重对2000—2019年期间民族典籍英译研究的新发展进行梳理并加以分析。

一、学术成果分类统计与概况分析

本文首先以“民族典籍”并含“翻译”为主题词，在CNKI①中检索到2000—2019年期间与主题相关的有效研究文献共计167篇，但考虑到“除一些本民族研究者之外，大部分从事民族典籍英译实践与研究的人员是汉族学者”[1]10，其研究需要精选汉译底本作为参照，或译著本身即为“民族语+汉语+目的语”的特殊翻译模式，因此，本文又将民族典籍的语内翻译研究(主要是汉译研究)同时纳入统计范围，最终获得的有效文献分类数量如表1所示。

表1 2000—2019年民族典籍翻译研究分类统计

通过梳理文献，首先，我们发现由于各部典籍原文的受关注程度、国内外译史，以及国内出版时间上皆有很大差别，因此，相关的英译研究存在规模不一、深浅不同、良莠不齐的情况。其中，藏族和北方部分跨境少数民族典籍因为在国际社会拥有一定的知名度和英译历史，且译本较多、译者构成多元，所以，英译研究起步较早、成果丰富、颇具规模。相较之下，许多西南少数民族典籍大多由国内译者近年来在国家社科等项目的资助下陆续完成英译，因此，英译研究才刚刚起步。另外，也有一些民族典籍虽然还没有正式出版的英译本，但已经启动了相关的英译研究。此类研究的数量不多，一般需要借鉴其他典籍的研究成果来推论英译原则，或根据研究者的自译来分析英译策略。例如，彭清的博士学位论文便借鉴了我国有关“南方史诗”“口头程式”“口头诗学理论”“民族志诗学”等研究的理论成果，通过自译、自评《盘王大歌》中的部分内容，提出并论证了使用“归化异化的动态平衡”和“文化模因再现——层级递进翻译”等策略的可行性。[2]

其次，从研究者的构成来看，许多研究者兼具译者身份。例如，2012年，《布洛陀史诗》(壮、汉、英对照)出版，这是首部由国内学者完成的壮族创世史诗《麽经布罗陀》的英文全译，成为国家级研究课题“壮族典籍英译研究——以布洛陀史诗为例”的阶段性研究成果，该课题是由广西百色学院韩家权主持，黄中习、陆勇、陆莲枝等学者参与。课题组除出版译著之外，还发表了多篇与英译相关的研究成果。其中，陆莲枝作为土生土长的壮族人，基于对原文文化的了解和对壮、英两种语言的认知陆续开展了有关英译策略的分析；陆勇则详细介绍了《布洛陀经诗》的翻译体制、目的、策略和方法；译著出版之后，黄中习简评了三卷本的《壮族麽经布洛陀遗本影印译注》，阐释译者对所选汉语底本的理解和认识。又如，2013年，我国学者李正栓以国内藏学家王尧、次旦多吉和耿予方的汉译本为底本，合并英译了藏族三部格言诗集，出版译著《藏族格言诗英译》。近十年来，李正栓对藏族格言诗英译的研究用力最勤，发文最多，不仅梳理了译史，比较了译文，还重点提出并论述了国内外译者不同的身份、目的和意识形态对制定翻译策略存在重要的影响，为这一领域的研究和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再如，2014年，中南民族大学张立玉教授主持的“土家族主要典籍英译及研究”获批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该团队翻译出版的《梯玛歌》《摆手歌》成为项目研究的阶段性学术成果。目前，《梯玛歌》和《摆手歌》的英译研究数量不多，大多是翻译团队成员基于英译实践的策略归纳和理论反思。

最后，从文献主题来看，相关研究可以大致分为译史回顾、现状梳理、策略探讨和伦理观照四个方面。本文将在下文围绕这四个方面对近二十年来民族典籍英译研究的特征、热点和新发展做进一步阐述。

二、民族典籍译史回顾研究新发展

通过盘点译史，研究者能够了解现有民族典籍的英译概况、译者构成和英译缘由，这样才能有的放矢地开展下一步的英译和研究工作。

由于各个民族典籍英译本的问世时间和英译数量不尽相同，因此，现有的译史回顾大多是针对已有较多英译的典籍展开。例如，邢力简要梳理了蒙古族历史文学名著《蒙古秘史》的英译历史。[3]李正栓侧重于分析藏族格言诗的英译历史和译者构成。[4]荣立宇既考察了仓央嘉措诗歌在汉语文化圈的早期译介，也专题研究了其诗歌的对外翻译和传播情况，之后，基于充足的史料和同种语言译本之间存在的显著关联，先后绘制了“仓央嘉措诗歌汉译本谱系图”和“仓央嘉措诗歌英译本谱系图”。[5-8]王治国则将长篇英雄史诗《格萨尔》的西译分为了三个历史阶段，梳理出由域内到域外的共计九条翻译传播路径，绘制了“翻译转换机制图”，展现出《格萨尔》在域外传播的语境特征和媒介嬗变。[9-11]

结合现有的译史研究成果，我们发现，首先，藏族典籍的对外译介不仅起始时间早，译本数量多，而且译者构成复杂，传播路径多样，涉及史诗、格言诗和诗歌等多种民族文学样式。其次，北方一些少数民族典籍虽然英译不多，但早已经由口传、外译等多种渠道蜚声国际，如，柯尔克孜族的英雄史诗《玛纳斯》、维吾尔族的文学经典《福乐智慧》、蒙古族的英雄史诗《江格尔》和史记文学《蒙古秘史》等。再次，在国家政策的指引和支持下，如今国内不少学者依据院校和地域优势，组成团队，主动投入民族典籍对外译介的事业当中，许多地处东北、西北和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典籍相继在国内乃至世界上出现了首个英译本，实现了从无到有的突破，创造了新的译史。

三、民族典籍英译现状梳理新发展

近年来，许多学者先后从不同角度盘点和更新了国内民族典籍外译(主要是英译)的研究现状，不仅通过使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工具总结了近一时期民族典籍英译研究的热点和特征，还在梳理现状的过程中发现了研究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并且有针对性地阐发了自己的观点和建议。

首先，一些研究者侧重于较为宏观地提出民族典籍英译研究所面临的问题，如英译本数量过少、译者人才不能满足需求、理论尚待加强等。与此同时，另一些研究者则着眼于民族典籍英译研究近年来取得的进步和成就，如，研究队伍不断扩大，研究方法趋向多元，研究成果越来越多；研究获得了政府部门、期刊、出版界、民族院校等多方位的支持，获得了国家级或教育部社科项目资助，且有许多优秀的民族典籍首次被译为英文，在世界范围内传播，等等。

其次，研究者发现，民族典籍的原文内容有很多最初是通过口口相传的形式流传下来的，直到近现代才逐渐以文字记载，形成典籍，因此具有口语化和多版本的特征，且英译时大多需要经过汉译，即汉语语言的“过滤”。赵长江针对1986年至2013年7月国内已经发表的56篇民族典籍外译研究文章，从研究内容、研究队伍、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四个方面对“现状”加以梳理和分析，指出“民族典籍外译比汉籍外译的情况要复杂得多，比如，从口传到笔译，从民译到汉译再到外译，各语言之间的相互转译，复杂的传播路径，‘汉语过滤器’的问题，等等”[12]。之后，刘艳春、赵长江在再次梳理民族典籍英译研究时着重谈论了应该如何认识汉语作为外译“过滤器”的普遍现象，指出只需“选好底本”，英译时“精益求精”，“汉语过滤器”不应该成为某些人诟病民族典籍英译的理由，更不应该成为民族典籍英译的障碍。[13]

最后，还有研究者发现，民族典籍汉译研究和英译研究存在不同步、不相融的问题，这便削弱了民族典籍英译研究的参与力量和资源利用率。例如，荣立宇使用文献计量方法统计了研究者的作者单位，发现民族类院校尚未参与进来，分析其原因大概是“这些院校把研究重点放在了本体研究，而非翻译研究。这也客观造成了民族典籍本体研究与英语翻译略有脱节的事实”。[14]许明武、赵春龙则基于2013年以来 CNKI 收录的北大中文核心期刊及CSSCI 来源期刊(含扩展版)刊登的相关论文，分析了现阶段少数民族语文翻译研究热点，提出“民族语文翻译界与外语翻译界可联合起来，共同探寻深度融合的研究路径”[15]，并且率先从研究意识、研究方法、人才培养三个方面探讨了少数民族典籍民译、汉译及外译走向深度融合的路径。

四、民族典籍英译策略研究新发展

策略研究是民族典籍英译研究的重要议题。李宁较早提出，包括民族典籍英译在内的中国典籍英译总是会面临一种两难境地，即以原文为中心，还是以英语语言文化为中心。文章认为，在具体的民族典籍英译实践中，很难用简单的“归化-异化”策略应对所有的翻译问题。因此，文章提出一种“中间路线”，即“双向构建”策略。这种策略是“在翻译过程中，以源语文化和译入语文化为资源，运用淡化和温和渗透的办法，试图在处于源语文化和译入语文化之间的第三文化空间(the third space)完成作品的重构。最终的翻译产品则表现为一个文化的构建物”[16]157。作者认为，这种翻译策略有利于“保持原作的文化及其表述方式与增加异域文化的视野的双向运作，是典籍融合再造，发现现代价值的基本途径”[16]158。

近阶段，民族典籍英译的策略研究方式多样。一些研究者侧重于探讨民族典籍英译成功“译出”的经验。例如，彝族支系撒尼人的叙事长诗《阿诗玛》意象鲜明、韵感十足，在国内外皆有一定知名度。王宏印、崔晓霞认为，在“《阿诗玛》走向国际文坛的过程中，戴乃迭的英译翻译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7]，因为译者不仅身份特殊，且别出心裁地采用了同属口头传唱艺术的英国民谣形式。还有一些研究者偏重于跨学科借鉴理论视角。例如，彭清认为，少数民族典籍英译的本质应当是全面介绍民族文化，文章从传播学的视角出发，提出译者应当综合考虑“受众的多层次性”“文本的复译性”“传播途径”“媒介的多元性”和“传播区域的逐递性”。[18]黄信则比较了国外译者达文波特(John T.Davenport)和国内译者李正栓对藏族格言诗《萨迦格言》的英译策略。文章以文化传播学为理论基础，辅以语料库翻译学的技术手段，基于对数据的分析，认为“李氏对民族典籍外译的目的性、意识性把握得更好，更贴近传播学的时代特征；达氏则尽可能地再现原貌，倾向异化，更有助于藏族文化的‘原生态’保护与对外传播”。[19]另外还有一些研究者从微观着手，探究了译文中有关隐喻、比喻辞格的处理方式，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策略，以及译本风格等议题，如阳琼、黄信，刘佳，黄信、颜晓英，王心、王密卿等的研究，逐渐在民族典籍英译策略研究领域形成了宏微相济的研究格局。

在民族典籍英译策略研究中，较为特别的是对“民族志”诗学概念的应用，其核心思想是要把文本置于其自身所在的文化语境中加以考察。事实上，“民族志书写”是近代西方译者翻译我国民族典籍的常用方法之一，也是现阶段我国少数民族典籍汉译的常见途径。近十年来，这一方法在民族典籍英译研究领域也逐渐得到重视。王治国较早明确表示，其有关《格萨尔》史诗的研究是在民族志书写和跨文化阐释的视域下进行的，之后，又接续探究了“民族志”书写的翻译方法。[20-21]王宏印、王治国曾借鉴民族志诗学的方法，深刻阐发了《格萨尔》三种典型译本的翻译方式和类型。[22]王军也发现，民族志诗学与民族志实践所提倡的“可表演性”对少数民族典籍外译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文章认为，民族典籍外译最具操作性的途径是由懂汉语和外语的翻译者与懂汉语及少数民族语言的人合作，在译本中提供大量民族志信息，以保留原文的“活态”特征。[23]李敏杰、朱薇则进一步通过溯源“民族志诗学”的产生、兴起和重要观点，将此类研究方法归纳为“3R”(Reading，Representing和Reperforming)模式，并将之与“保留原文的口头性特征”，“采用多模态呈现方式”和“完全翻译”共同作为民族典籍英译的总体策略。[24]

五、民族典籍英译研究的伦理观照

李正栓特别强调，“民族典籍英译具有文学翻译、文化传播、思想交流、文化外交等多重功能，对稳定民族地区，维护民族团结，融入世界文明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1]8可见，民族典籍英译作为跨文化的言语交往活动，还存在一些与其他类型典籍英译不同的特质。一方面，因为居住的地理位置、宗教信仰等原因，我国许多少数民族与中原汉族存在较为明显的语言和思想文化差异，因此，民族典籍通常具有强烈的地域特征，在理解、风格、用韵和文化迁移等方面都值得探讨。另一方面，许多英译民族典籍的外国译者身份特殊，且英译常常裹挟着宗教和政治影响因素。例如，在李正栓英译之前，藏族格言诗《萨迦格言》的英译者都是“亲流亡派的”国外译者(“包括外国人和加入外国国籍的中国人”)，他们笃信佛教，英译是以“传播宗教教义”为根本宗旨，而非展现格言诗的“文学性”和“藏族佛哲的思想和智慧”[25]。所以说，译者的身份、目的和意识形态因素在民族典籍英译中显得尤为重要，这便引起了研究者对英译伦理的观照。

近年来，一些研究者聚焦于译者主体，尝试从生态翻译学视角探讨少数民族典籍英译的伦理问题。这些文章建议，民族典籍的译者应当采取田野调查的研究方式，并在翻译时采用“深描”和“世俗化”的策略，遵循“译者责任”和“平衡和谐”的生态翻译伦理。在译者责任的规约下，译者需要同时具备文献学素养和民俗学素养；平衡和谐则是伦理核心，意味着译者应当在依归于原语生态和依归于译语生态两种翻译倾向中实现平衡与和谐。[26-28]

六、结语

通过对21世纪以来民族典籍英译研究的文献加以梳理，我们发现，虽然少数民族典籍的内容丰富，种类繁多，但由于许多作品长期缺乏英译，因此在很大程度上阻滞了相关英译研究的发展，使得国内少数民族典籍英译研究的数量远远落后于其他类型典籍作品，显得较为滞后。近二十年来，在国家支持、学界重视的良好氛围中，参与民族典籍英译和研究的群体在不断扩大，使用英文“译出”的民族典籍数量也大幅增加，民族典籍英译研究产生了许多具有深度和广度的研究成果，整体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29]

首先，无论是宏观论述，还是针对某部典籍的具体探究，以民族典籍英译为主题的期刊文献、博硕士论文、会议发文和研究专著的总量都有显著增加。研究大多以团队形式开展，参与研究的人员或占有丰富的资料，或兼具译者的身份，或善于创新地应用理论，或三种优势兼具，产出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

其次，除了新增英译的西南少数民族典籍之外，近二十年中，北方少数民族典籍英译研究的种类和覆盖范围在不断扩大，目前已经拓展至达斡尔族的叙事诗《少郎和岱夫》，赫哲族史诗《伊玛堪》，满族创世神话《天宫大战》，以及流传于我国多个少数民族的萨满传说《尼山萨满》等(参见表1)。其中一些研究的选题始于个人，但获得了国家层面的项目支持，还有一些研究是为了顺应时势，满足需求。例如，2011年，伊玛堪被列入联合国“急需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此后，以大连民族学院王维波为首的一批教师便致力于相关的英译研究，近十年中发表了多篇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并出版了“赫哲族伊玛堪史诗英译系列丛书”。

最后，虽然因为历史、语言和传播模态等方面的原因，各民族典籍英译存在自身的特点，相应地影响着英译研究的主题和方向，但各部典籍的英译研究之间存在显著的理论互鉴和承袭关联。例如，美国学者马克·本德尔(Mark Bender)曾经针对中国少数民族口头文学总结出三类翻译方式[30]，后来，王宏印、王治国不仅借之阐发了《格萨尔》三种典型译本的翻译方式和所属类型，还在文中提出“域内翻译”“域外翻译”“汉译”“民译”“外译”等多个概念[22]。这些新造概念后来又被许多本领域其他学者“拿来”应用或“标记”使用，在不断复制、延用和拓展之后，逐渐形成了具有民族典籍翻译研究特征的概念群。梁真惠、陈卫国明确表示，其文章《“活态”史诗〈玛纳斯〉的翻译与传播》即“采用王宏印等使用的概念，涉及域内翻译、域外翻译、汉译、民译、外译、终结文本、中转文本等”[31]多维度研究。另外，研究者还将“民族志”翻译作为民族典籍英译的一种重要路径加以研究和学习，并逐步将之应用于后起的其他民族典籍英译和研究之中。除此之外，研究者还就如何选择文本底本，如何评价经由汉语中介转换的翻译行为，如何在改变传播模态和语言的同时保存民族典籍的口头传唱特征和文化特征等具有普遍性的问题进行了广泛且深入的探讨。

当然，相较于汉语典籍来说，民族典籍英译研究目前总体上仍处于初露头角的阶段。在中国55个少数民族庞大的典籍遗珍之中，目前仅有十余个少数民族的二十余部典籍获得英译，每部典籍的英译数量和研究的成熟度也存在较大差异，展望未来，依然任重且道远。但回顾近二十年来民族典籍英译和研究走过的发展路程，我们有理由对这一领域的前景充满信心和期待。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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