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族古歌对外译介效果研究*

⊙ 周 杰 汤 浩

(贵州大学外国语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苗族古歌又称“苗族史诗”“古史歌”，是“苗族古代社会的编年史和苗族先民的百科全书”[1]56，也是“中国流传下来的唯一非宗教典籍的创世史诗”[2]，展现了“古代苗族人民生活的瑰丽画卷”[3]1。其内容从宇宙诞生、人类起源、开天辟地，到战争迁徙、风俗习惯、神话传说、丧葬火把等，无所不包，成为苗族文化传承的主要载体，具有史学、民族学、哲学、人类学等多方面价值。苗族古歌广泛流传于黔东南、湘西、川南等苗族聚居地。由贵州黄平县、台江县以及湖南省花垣县申报的苗族古歌已于2006年、2011年分批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极大促进了苗族古歌的保护与传承，并在增强民族凝聚力、增进民族文化认同感、构建和谐社会等方面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①

在大力弘扬文化自信、倡导“文化走出去”的今天，被誉为“苗族古代文化的光辉结晶”[3]1的苗族古歌正在逐渐走向世界，出现了将苗族古歌翻译成英文并对外传播的新气象。[4]目前已出版的两个最知名苗族古歌英译本是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马克·本德尔(Mark Bender)独译的ButterflyMother：Miao(Hmong)CreationEpicsfromGuizhou，China(以下简称为ButterflyMother)[5]，以及他与国内学者合作翻译的《苗族史诗HmongOralEpics》(苗汉英对照，以下简称为HmongOralEpics)。[6]两部苗族古歌英译本的出版，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苗族古歌及苗族文化在西方世界的传播。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上述英译本给予了一定的关注，如：美国民俗独立学者凯瑟琳·范莉(Cathryn Fairlee)和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教授詹姆斯·格雷森(James H.Grayson)先后对ButterflyMother一书进行了述评[7-9]，认为该书对于西方读者“了解中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口头传统做出了重要贡献”[9]233；国内学者吴一方[10]、吴一文与刘雪芹[11]、王治国[6]、朱晓烽[12]等从《苗族史诗》英译本的翻译内容、翻译策略、翻译过程、翻译模式等视角开展了研究。虽然上述研究成果对苗族古歌英译有较高的理论及现实意义，然而学界鲜见苗族古歌对外译介效果的研究成果，对苗族古歌英译出版作品在西方世界的传播与接受情况的考察也并不多见。因此，在当前“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体系下，对苗族古歌对外译介效果展开研究，将有利于苗族典籍的翻译、保护和传承，推动苗族文化“走出去”和全球文化交流的参与。本研究通过检索JSTOR、WorldCat等数据库、直接联系译者等方法挖掘苗族古歌英译本海外图书馆馆藏量、相关书评和读者评价等数据和信息，并在此基础上推导、解释、分析，从而考察苗族古歌的对外译介效果，以期促进苗族文化的对外传播，为进一步对外译介苗族文化提供新的视角和方向。

一、译介效果

翻译的本质是跨文化传播，研究一部译作的传播需要考虑：谁翻译的、翻译了什么内容、采用了何种翻译策略、通过何种渠道传播、对谁翻译、译作的接受效果如何等，也就是译介学中的“译介主体”“译介内容”“译介途径”“译介受众”和“译介效果”。[13]在拉斯韦尔5W经典传播模式中，一个完整的传播过程包括五大基本要素，即谁(who)、说了什么(says what)、通过什么渠道(in which channel)、对谁(to whom)、取得了什么效果(with what effect)。[14]5W传播模式与译介模式相互呼应，为作品译介与传播研究提供了理论框架。

“效果”是检验传播活动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尺，指的是信息达到受众后在其认知情感、行为各层面所引起的反应，即对信息的接受情况。[15]在研究中国文化外译问题时，不仅要关注如何翻译，还要关注译作的传播与接受等问题。[16]因为只有在受众接受了译介传播的信息后，在认知、态度、行为等方面产生了一定变化，传播才有效果，译介传播过程才算完成。没有传播效果的传播行为是毫无意义的，传播效果是检验传播成败的关键。[17]研究译介主体、译介内容、译介途径和受众，目的都是为了提高译介效果和传播效果。译本能否进入异域读者视野、产生阅读反响、得到异域读者及专家的认可等是考察译介效果的核心要素[18]，也是评估翻译行为成败的重要标准。研究译介效果将促进译介传播体系的完善，为译介内容的选择、译介主体和译介途径的确定等方面提供参考。

二、苗族古歌英译本概览

苗族古歌可分为创世古歌、婚姻古歌、“理经”古歌、生产古歌、迁徙古歌和祭祀仪式古歌等六大类型。[1]56在本研究中，笔者按照上述分类对苗族古歌英译本在国内外出版情况进行了考察、梳理和汇总，收集到已正式出版的苗族古歌英译本具体信息如下表：

早在1895年前后，英国传教士塞谬尔·克拉克(Samuel R.Clark)在中国西南地区传教过程中，就详细记录了当时贵州的苗族、仲家、彝族等“非汉”族群的人口、语言、风俗、宗教、传说等。其中对苗族古歌有着简短而清晰的概述，介绍了贵州苗族古歌的演唱内容、演唱场域和演唱形式等，并英译了“开天辟地”“洪水滔天”和“兄妹结婚”三首古歌中的部分内容，收录在1911年出版的AmongtheTribesinSouth-westChina[25]中。克拉克只英译了三首代表性古歌的片段，也并未单独出版，故笔者未将其纳入表1，但这应是苗族古歌英译的发端；他首次明确提出了古歌之说[26]，也第一次让外国读者对中国西南部落中的苗族古歌有了初步了解。

表1 苗族古歌英译本出版情况一览表

续表

从表1中可以看到，截至目前国内外共出版了苗族古歌英译本8部。除了SongandStoriesoftheCh’uanMiao出版于1954年之外，其余7部都是在2004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推出“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之后逐渐出版发行的。

从译介主体和译介内容来看，主要是美国学者、英国传教士和中国学者针对收集整理或已出版的苗族古歌、传说、古故事进行翻译。涉足苗族古歌英译的美国学者有葛维汉(David Crockett Graham)和马克·本德尔(Mark Bender)。葛维汉于1911年来到中国，先后收集、整理、英译了752首苗族古歌、古故事。其中，1954年出版的SongsandStoriesoftheCh’uanMiao一书中收录了465首[19]，2018年经德国汉学家魏汉茂(Hartmut Walravens)编辑出版的MoreSongsandStoriesoftheCh’uanMiao中收录了276首。[22]马克·本德尔是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系教授，于2006年翻译出版了ButterflyMother[5]，其翻译源语文本是马学良、今旦的《苗族史诗》。[3]此后，本德尔又与今旦之女、贵州省博物馆副研究员吴一方以及自己指导的博士生葛融(Levis Gibbs)对吴一文、今旦苗汉译注的苗族史诗进行翻译，并于2012年出版了苗汉英三语版的HmongOralEpics。[6]

英国传教士也是苗族古歌的主要英译者。英国传教士张绍乔(Keith Parsons)和张继乔(Kenenth Parsons)是塞谬尔·伯格理(Samuel Pollard)在石门坎传教的后继者张道惠夫妇(Harry Parsons)的孪生子。他们在开展传教活动的同时，长期从事苗族文字和文学研究，“把毕生精力都投入到苗族文化资料的整理和英文翻译中”[20]2。两位先生既是《中国西部苗族口碑文化资料集成》的搜集、整理者，也是该书的英译者。

从表1可知，从事苗族古歌英译的中国学者主要来自云南师范大学和中南民族大学。云南师范大学教师尹绍东于2018年英译出版了《金笛 The Gold Flute》[23]，中南民族大学教授张立玉和张扬扬于2019年英译出版了《金笛 Magic Flute》[24]，其翻译源语文本均是刘德荣、张洪鑫、陶永华搜集整理的苗族长篇叙事史诗“金笛”。此外，中南民族大学教授李敏杰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苗族英雄史诗《亚鲁王》英译及研究”也已结项，其成果为苗汉英三语版的《亚鲁王》②，但目前尚未检索到与其相关的出版物。

从译介途径与译介受众来看，苗族古歌的译介途径主要为出版社、学术讲座以及大学课堂，其受众主要是业内专家学者和大学生。在4家出版苗族古歌英译本的国内出版社中，3家地处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在少数民族文学文化出版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在海外出版社中，有两家是美国出版社，一家是德国出版社。在学术讲座方面，吴一方曾于2006年应美国民间文学学会等学术机构的邀请，在俄亥俄州立大学和在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召开的美国民间文学学会年会上，就苗族史诗的相关问题举行了两场讲座。[6]71大学课堂方面，本德尔在回复笔者的邮件中谈到，自2006年以来就将ButterflyMother中的部分内容作为教学案例在课堂上进行讲授，每年约有400名学生听课。③此外，马克·本德尔在接受西南民族大学教授黄立采访时还表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在美国的读者主要是学者和大学生。[27]

三、苗族古歌对外译介效果分析

苗族古歌对外译介呈整体稳步推进的态势，但其在海外的译介效果如何仍亟待深入考察和研究。本研究从以下三个维度对苗族古歌英译本的译介效果进行考察：(1)海外馆藏图书馆数量及分布；(2)国外权威学术期刊上发表的专家书评；(3)亚马逊网站图书销售情况及Goodreads网站的读者评论。

(一)海外馆藏图书馆数量及分布

世界各国图书馆系统图书馆藏数据可以用来客观衡量图书的文化影响、思想价值，也可以此来检验出版机构的知名度、知识生产能力等[28]，因此也可以衡量图书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及影响力。笔者借助WorldCat检索了苗族古歌所有英译本在海外图书馆的馆藏情况(只统计收藏有相应译本的海外图书馆数量，不涉及每家图书馆收藏的具体册数)，具体数据如下表：

上表呈现的是苗族古歌英译本在海外图书馆馆藏信息。海外14个国家的194家图书馆收藏了美国学者葛维汉翻译、美国史密森学会(The Smithsonia Institution)出版的SongsandStoriesoftheCh’uanMiao。此外，由葛维汉翻译、德国汉学家魏汉茂编辑、经德国赫赫索维茨出版社(Harrassowitz Verlag)出版的MoreSongsandStoriesoftheCh’uanMiao，在海外有9个国家的43家图书馆收藏。美国学者本德尔翻译、美国哈克特出版公司(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出版的ButterflyMother，在海外14个国家的183家图书馆均有收藏。从这些数据来看，在海外影响力最大、传播面最广、译介效果最好的是上述三部由英语母语者翻译、海外出版社出版的苗族古歌英译本。虽然《苗族史诗》和《中国西部苗族口碑文化资料集成》也是经英语母语者翻译，但均由国内出版社出版，前者只有美国和澳大利亚的4家图书馆收藏，后者更是只有英国的一家图书馆收藏，在海外的影响及传播面远远小于排名前三的译本。而中国学者张立玉和张扬扬翻译、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金笛Magic Flute》仅有美国的一家图书馆馆藏；中国学者尹绍东翻译、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金笛The Gold Flute》尚未被海外图书馆馆藏。可以说，这两个译本在海外尚未得到传播，更无法谈及影响力，远没有达到预期的译介效果。

为了进一步分析苗族古歌英译本在海外馆藏国家分布情况，并以此勾画苗族古歌英译本在海外的传播范围，笔者将所有苗族古歌英译本的馆藏国家数据进行了汇总统计，具体见下图：

从图1和表2可以发现，美国有322家图书馆馆藏了苗族古歌英译本，约占所有435家的75%，拥有最多的苗族古歌英译本。这也印证了中国学者何明星的研究结论：“就当前中国图书海外市场而言，美国是中国图书的最大买家”[28]15。此外德国25家，英国17家，加拿大16家，荷兰10家，法国和澳大利亚各8家，新西兰和丹麦各4家，以色列和西班牙各3家，斯洛文尼亚和瑞士各2家，匈牙利、瑞典、爱尔兰、新加坡、日本、马其他和菲律宾各有1家图书馆收藏了苗族古歌英译本。共计有20个国家的图书馆收藏了苗族古歌英译本，尽管译者和版本不尽相同，但这也说明在海外苗族古歌有着一定的市场。

续表

图1 苗族古歌译本海外图书馆收藏情况统计

(二)专家书评

业内专家从专业的视角评论书籍，可以为专业人士或普通读者提供专业分析与阐释，也能起到直接推介和推广书籍的作用。在本研究中，专家书评是指西方民俗及民族研究学者、汉学家、人类学家等对苗族古歌英译本做出的评价。本文通过EBSCO和JSTOR数据库，对发表在海外权威学术期刊上关于上述所有苗族古歌英译本的专家书评进行了考察，检索情况具体如下表：

表3 海外权威学术期刊发表的苗族古歌英译本书评信息一览表

续表

在海外权威学术期刊上一共有8篇相关书评，均由相关学者基于SongsandStoriesoftheCh’uanMiao、ButterflyMother和MoreSongsandStoriesoftheCh’uanMiao三个英译本撰写。其中，共有4篇关于SongsandStoriesoftheCh’uanMiao的书评。德国人类学者鲍克兰(Inez De Beauclair)在书评中指出，该书是第一部收录了400余首苗族各种民间歌谣、传说、故事等的合辑，内容涵盖创世纪、开天辟地、洪水泛滥等历史传说。书评中还提及川苗是苗族的一个分支，居住在四川、贵州和云南等地，该书可为研究神学和民俗学的学生提供了解苗族民间文学的资料。[29]意大利著名东方学家图齐(Giuseppe Tucci)在书评中写到，虽然苗族吸收了很多汉族的惯习礼仪，很难区分苗人与汉人，但苗族仍然保留了很多属于自己特有的风俗信仰等。他认为该书提供了很多有趣的民间文学资料，将有利于开展东亚民间文学比较研究。[30]美国耶鲁大学民族学者科尼利尔斯·奥斯古德(Cornelius Osgood)在书评中指出，在川苗小故事中可以看到很多汉族故事的印迹，所以给汉苗民间文学比较带来了难度，但仍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同时，奥斯古德认为，该书并非针对业余读者提供文学读物，而是为民间文学研究者提供丰富的研究样本。[31]关于ButterflyMother一书，共有3篇书评。美国独立学者、作家凯瑟琳·范莉(Cathryn Fairlee)在书评中主要对苗族古歌的内容与演唱形式等进行了举例说明与介绍。[7]英国谢菲尔德大学荣休教授詹姆斯·格雷森(James H.Grayson)在2007年和2008年先后发表了两篇书评。他认为，在马克·本德尔翻译出版ButterflyMother之前，英语或欧洲语言区域几乎没有任何关于中国少数民族口传民间文学的文献，该书可以说填补了这一空白，为欧洲学术界提供了重要的民间文学比较研究资料，非常有助于读者了解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的口述传统，强烈推荐东亚文化和民间文学方向的学生阅读，同时也向对东亚研究感兴趣的民俗学者和人类学者推荐该书。[8-9]关于MoreSongsandStoriesoftheCh’uanMiao， 只有一篇由马克·本德尔撰写的书评。他介绍了该书的译者葛维汉和译本的结构和内容，并认为该书可为研究者们梳理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口传文化中的习俗、生活习惯、宗教仪式等提供丰富信息。

由此可见，尽管专家书评数量并不多，但从现有书评来看，SongsandStoriesoftheCh’uanMiao、ButterflyMother和MoreSongsandStoriesoftheCh’uanMiao三个英译本还是得到了欧美同行学者、专家的高度评价和推荐，在业界产生较大的影响，取得了较好的译介效果。然而，遗憾的是目前在海外权威学术期刊尚未查找到对其他苗族古歌英译本的任何书评。

(三)大众读者评论

在专家书评之外，国外普通读者对图书的评价也是衡量译本接受情况的参考因素。美国亚马逊(Amazon.com)网站是世界上最大的网上书店，其读者的书评数量可以直观反映读者对该书的欢迎程度。为了解苗族古歌英译本的图书销售和评论情况，笔者通过邮件联系了ButterflyMother和HmongOralEpics的译者马克·本德尔，同时在亚马逊网站检索了上述所有苗族古歌英译本的情况。马克·本德尔在邮件中表示，ButterflyMother一书在美国的销量仅有几百本，销量并不大。③虽然表1所列苗族古歌所有英译本在亚马逊均有售，但除了ButterflyMother之外，并未见到任何相关读者评论和评级。ButterflyMother一书在亚洲文学类图书排行榜上有名，位列第249位，读者评分为4.6分(满分5分)。也只有该书获得了出版社组织专业人士进行的专门推荐，如美国著名诗人、翻译家、普利策诗歌奖获得者加里·斯奈德(Gary Snyder)在网站评论中写道，“这是一种‘经久不衰的文化’。这部关于苗族宏伟史诗和传说故事的译著，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窗户，使我们能够了解到许多古人传承下来的精神与故事。马克·本德尔的注释让大家知道了苗族古歌的来龙去脉，此外他还对许多地名和古歌演唱者进行了详细的介绍，使这本书的内容更加充实。它从一种全新的视角向我们展示了一些闻所未闻、令人印象深刻的故事，同时还展示了口传文学和现场表演可以多么牢固地植根于社会之中。”④在亚马逊网站还检索到两条普通读者对ButterflyMother的评论。其中的一条有效评论发表于2008年2月，认为“这是一本关于中国苗族及其文化的书，十分有趣，书中的传说故事引人入胜。”④可见，苗族古歌英译本在海外的销售量很小，虽然有读者对其进行了积极评价，但影响力微乎其微。

读者的评论和评价可以直观反映读者对译本最直接的阅读感受并反映译本市场受欢迎的程度。所以，笔者在全球最大的读书社区Goodreads网站上检索了上述所有苗族古歌英译本。从检索结果中可以看到，Goodreads网站只有SongsandStoriesoftheCh’uanMiao，MoreSongsandStoriesoftheCh’uanMiao和ButterflyMother三个译本的信息。前两者未见任何读者评论和评级，仅ButterflyMother有4人给予评级，获得3.5分的评分(总分4分)，并有一位读者给予了评论，认为“需要花些时间才能习惯这种类型的民间文学，所以自己并不喜欢该书，但是仍然希望将该书推荐给想要更多、更深入地了解苗族的读者。”⑤此外，共有21位读者在该书介绍下标注了“想读(to-read)”，说明目前虽然ButterflyMother的读者群体小，但仍有一定的潜在读者。

从上述亚马逊和Goodreads网站数据信息分析可以看到，在本研究收集到的所有苗族古歌英译本中，只有ButterflyMother在海外受到一定的关注，在读者中有较好的反响。但其余苗族古歌英译本的受众面非常窄，读者极少，未在大众读者中得到传播，当然也就完全没有得到关注。

“中国文化‘走出去’不仅仅只是一个翻译问题，不能以为只要把作品译成英文出版，就自然而然地‘走出去’了……这实际上是一种由弱势文化向强势文化的‘逆势’译介行为。”[16]8在已有的苗族古歌英译本中，由海外出版社出版、英语母语者翻译的苗族古歌英译本在海外图书馆馆藏量较大，覆盖20个国家的400余家图书馆，传播面较广，影响力较大，学界专家学者对上述苗族古歌英译本高度评价并作专门推荐，普通读者也对上述译本持正面积极态度。而由国内出版社出版、中国学者或中外学者合作翻译的苗族古歌英译本在海外图书馆馆藏量为数寥寥。如HmongOralEpics，该书是由美国学者马克·本德尔与中国学者合作翻译而成，曾获得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金笛 The Gold Flute》与《金笛 Magic Flute》均是“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翻译质量较好，在国内有较好的口碑和影响。然而其海外图书馆馆藏量仅有个位数，也未见专家书评或读者评论推荐，更鲜见媒体报道。可以说，目前苗族古歌对外译介效果不尽如人意，传播力仍十分有限。

苗族古歌题材多样、内容丰富，记载了苗族悠久的历史。自英国传教士克拉克1895年开始翻译整理苗族古歌以来，这一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在逐渐被外界关注，许多中外学者都曾致力于将苗族古歌传播到英语世界中去。但让苗族古歌“走出去”，让更多的人了解苗族古歌还任重道远。我们不仅仅应该关注译文质量本身，同时还需要关注译介主体、译介内容、译介途径、译介受众等影响苗族古歌译介效果的因素，通过推动中外优秀译者的合作、借助海外知名出版社以及拓宽对外交流渠道和平台等方式，不断提升苗族古歌对外译介效果，进而充分展现中华文化的魅力。

注 释：

①引自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http：//www.ihchina.cn/project_details/12178/，检索日期：2021年7月11日。

②引自中国社会科学网http：//fund.cssn.cn/skjj/skjj_jjgl/wqjx/202012/t20201211_5231457.shtml，检索日期：2021年7月21日。

③引自马克·本德尔于2021年5月19日回复笔者的邮件。

④引自亚马逊官网https：//www.amazon.com，引用日期：2021年7月21日。(笔者译)

⑤引自Goodreads官网http:/www.goodread.com，引用日期：2021年7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