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改写视角下史诗《格萨尔》王国振英译本探赜*

⊙ 臧学运 申元洁

(山东建筑大学外国语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1)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迅猛，“硬实力”在国际上占有一席之地。同时，***总书记也多次提出，要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提升文化“软实力”。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应抢抓机遇，向世界展示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风采，以期做到文明互鉴与文化共存。作为跨文化交流的桥梁，译者应该勇于承担新时代的使命，通过传统经典文学作品的对外译介，努力“讲好中国故事”，提升中国文化在世界舞台上的影响力。除汉语经典文学作品外，中国还有存量丰富的优秀少数民族著作，其中，藏族的《格萨尔》、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与蒙古族的《江格尔》并称“中国三大史诗”。它们是少数民族的文化精髓、中国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地位堪与荷马史诗相媲美。做好其英译工作，对于传播中华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2007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中国文化“走出去”观念开始形成；2008年1月22日，胡锦涛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2009年3月，“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工作小组决定全面实施“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和“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在此背景下，三大史诗的中华本土英译本应运而生。五洲传播出版社于2009年出版《格萨尔王》(King Gesar)王国振英译本(以降边嘉措、吴伟汉译本为源本)，2011年出版《江格尔传奇》(The Epic of Jangar)潘忠明英译本(以何德修编撰本为源本)及《玛纳斯故事》(Legend of Manas)张天心英译本(以贺继宏、纯懿编撰本为源本)。正如王治国所言，“少数民族作品对外译介的模式发生了重大变化，翻译主体由海外汉学家逐渐过渡到中国本土译者，之前的个人译介方式转变为国家译介方式，成为一种国家政府机构行为，具有浓厚的对外宣传性质，其实质就是一种‘文化外交’”。[1]78

一、讲好中国故事：《格萨尔》王国振英译本的缘起

《格萨尔》是一部生动的藏族百科全书，浓缩了古代藏族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了解藏族文化具有重要借鉴意义。作为文化外交的媒介之一，藏族活态英雄史诗《格萨尔》的英译成功激发了读者的阅读兴趣，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热潮。如今，在中国政府的一系列政策支持下，这部巨著以述译本、编译本、节译本、重述本、小说本、儿童读物等多种形式走入大众视野，享誉世界，而翻译在其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按照语种划分，《格萨尔》的翻译可分为外译(主要是英译)、汉译与民译三类，外译属于罗曼·雅各布逊(Roman Jakobson)[2]提出的语际翻译，汉译与民译则属于语内翻译。就《格萨尔》语际翻译中如火如荼的英译而言，目前国内译本研究内容和方向主要集中在：《格萨尔》的翻译与传播研究[3]、罗宾·科恩曼英译本的深厚翻译研究[4]、艾达·泽特林英译本的描述性翻译研究[5]、道格拉斯·潘尼克英译本的跨界传播研究[6]、对外翻译的中介模式探析[1]71、民族志视野下的英译本研究[7]等。

据不完全统计，从1905年的A·H弗兰克到2020年的乔治·菲茨赫伯特，史诗《格萨尔》共出现了15种英译本，可谓洋洋大观。就《格萨尔》15种英译本而论，王国振等人首次开辟了中华本土译者的英译之路，采用汉语中介模式，完成了当前唯一一部有汉语原本可资对照的英译本，其学术价值不言而喻。刘雪芹通过对《布洛陀》史诗对外译介途径对比研究后指出了以汉语中介模式进行转译的优势，“倘若中介译本的译者非常熟悉源文本和源语文化，在这样的基础上进行转译，就比一个仅略懂源语和目标语而不熟悉源语语言和文化的译者直接译好”[8]。但迄今为止，王国振英译本仍未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实乃一大遗憾。在当今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宏观背景下，本土译者对于少数民族作品的对外译介有何优势？汉语中介模式对本土译者有何启迪？改写理论对于跨文化视角下的译文分析有何指导作用？大力弘扬少数民族文化对于“讲好中国故事”有何现实意义？一方面，本文运用文献研究法、描述研究法、案例分析法，从《格萨尔》王国振英译本中摘取翻译典例，将改写理论和翻译实践相结合，分析目标语读者的社会文化背景对译文产生的潜在影响；另一方面，本文结合《格萨尔》的史诗特点和以往译本，探索汉语中介模式对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对外译介的推动作用。

二、如日方升：安德烈·勒菲弗尔改写理论的问世

在西方翻译理论中，起初最为著名的是以尤金·A·奈达(Eugene Nida)和罗曼·雅各布逊(Roman Jakobson)为代表的结构主义语言学派，认为翻译时要“忠实”地表现原著的风格和意义，翻译策略倾向于归化。1970年，以色列学者埃文·佐哈尔(Even Zohar)打破了传统的翻译忠实观，首次站在文化层面审视翻译，提出了著名的“多元系统假说”(Polysystem Hypothesis)，1979年改为“多元系统论”，为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以此为出发点，西方翻译界迅速涌现出一批跨文化翻译理论，其中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提出了继往开来的改写理论(Rewriting Theory)，认为“Translation is，of course，a rewriting of an original text.”[9](翻译即对原文的改写)，翻译活动受意识形态(ideology)、诗学(poetics)和赞助人(patronage)三大因素的影响，并指出任何翻译行为都不可能在“真空中进行”。意识形态包括显性和潜在的意识形态，一种是指社会生活中的主流意识形态，包括影响人们的行为礼节、习俗以及信仰等；另一种是译者思想中的个人意识形态。诗学由两个部分组成，一部分是文学要素，即诗学的组成要素(Inventory Component)，包括文学手段、题材、主题、典型人物、背景情节和象征等；另一部分是功能要素(Functional Component)，指的是文学在社会系统中扮演的角色。赞助人是对文学作品产生促进或阻碍作用的力量，包括人、出版机构、宗教组织、政党等。

直到21世纪，中国学者才逐渐重视文化因素对翻译研究的重大影响，尤其是对跨文化改写理论的研究。改写理论没有绝对的对错评判标准，属于描述性的研究方法，“所有译本都是正确的，都有其存在的价值。其翻译研究在于描写、分析、解释为什么译文会偏离原文，译文才是翻译研究的中心”[10]。国内学者多倾向于以改写理论为基础分析译本，在实践中应用改写理论，但是语料多为研究国外著作的中译本或是现当代小说的中译本，对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的英译本研究却少有问津，这也彰显出改写理论在少数民族文学作品中的应用尚有很大探索空间，也为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的译文分析提供了新的思路。

三、后起之秀：《格萨尔》王国振英译本的爬梳

近年来，国内学者对《格萨尔》英译本的研究呈蓬勃发展之势，成绩斐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种译本：艾达·泽特林的《格斯尔汗：西藏的传说》(Gesar-Khan：A Legend of Tibet)、亚历山大·达维·妮儿的《岭·格萨尔王的超人一生》(The Superman Life of Gesar of Ling)、道格拉斯·潘尼克的《格萨尔王战歌》(The Warrior Song of King Gesar)、葛浩文的《格萨尔王赞歌》(The Song of King Gesar)、罗宾·科恩曼(Robin Kornman)的《史诗岭·格萨尔：神奇诞生、少年时期与加冕称王》(The Epic of Gesar of Ling： Gesar’s Magical Birth，Early Years and Coronation as King)，而对王国振《格萨尔王》(King Gesar)的研究却鲜有涉猎。

纵观以上译本，藏族经典口传史诗《格萨尔》的对外译介主要是由国外学者或者汉学家所译，并逐步走进外国读者的视野中。然而，外国译者对藏族文化是否有着透彻的了解？能否本着客观的态度承担文化传播交流的使命？译者能否准确把握并传播史诗中的文化专有项？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语境之下，译者是否能够处理好文化空缺现象？这些问题尚有待商榷。王治国一针见血地指出当前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的对外译介现状——“在口传文化走向世界的征途中，缺少中国本土译者的声音，我们需要将史诗外译逐渐过渡到中国本土译者译介，由此拉开民族口传文化进入汉语文本再进入世界文学的可能模式”[11]。随着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影响力的提高，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亟须在本土译者的带领下“走出去”，但是考虑到当前既懂少数民族语言又懂英语的人才较少，将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直接译为外语难度较高，因此译者可以以汉语文本为桥梁将作品转译为其他外语语种，王国振英译本即是其中典范。

基于降边嘉措和吴伟于2008年7月编撰的汉语精简本《格萨尔王》，王国振、朱咏梅和汉佳三人以此为底本开展集体翻译，于2009年1月由五洲传播出版社和辽宁出版社共同推出其“孪生”英译本KingGesar，排版布局与原著如出一辙，忠实地展现了原著内容与风格。王国振英译本共12章，229页，配有精美插图，保留了原著中的“章回体”形式，部分采取了史诗中散韵结合的形式，以散文叙述为主，韵文说唱为辅。译本故事性较强，前言之后配有主要人物介绍，每章都穿插了主要情节概述或人物趣闻轶事，译文还配有脚注夹注，向读者充分呈现了藏族的风土人情、地域特色。彩色插图将文化意象转化为具体直观的形象，有助于读者理解文化蕴意，把握故事情节。整本书脉络清晰，由“天界篇”“降魔篇”“地狱篇”三部分组成，宗教色彩贯穿始终，通过描述神子格萨尔诞生岭地、赛马称王、斩妖除魔、造福苍生等故事，歌颂了格萨尔的丰功伟绩，塑造了一个威武雄壮、普度众生的英雄形象。格萨尔下界后戎马一生、征战四方，在众神协助下降伏了四大魔王(鲁赞王、白帐王、萨丹王、辛赤王)，使各个部落的人民都过上了安定的生活，最后前往地狱拯救其王妃和生母，并使地狱亡灵脱离苦海，将其超度至净土。格萨尔安定了三界，最后功德圆满，重返天界。

对于风格特色，王国振译本并没有墨守成规、拘泥于传统的对等忠实理论，而是考虑源语和目的语读者不同的文化语境，将译文打磨成既满足目的语读者的期待、又展现源语文化风采的作品，努力使目的语读者和源语读者享受相似的阅读体验。从另一种角度来看，这又何尝不是一种忠实呢？以汉语为中介的翻译模式手段新颖，不落窠臼，不失为一种可行的翻译策略，值得引起本土译者的深入思考。

四、独出心裁：改写理论下王国振英译本的剖析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因此翻译不能局限于语言的简单字面转换，不能禁锢于字字对译的枷锁中，而应考虑深层次的跨文化交流，思考译文背后的原因和动机。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富有地域特色，蕴藏深刻的文化内涵，因此，其对外译介过程更应重视文化因素。作为沟通不同文化的重要纽带，译者任重道远，既要充分考虑目标语读者的文化语境，采取恰当的翻译策略和技巧，保证译文符合目标语读者的思维和表达习惯，同时又要展现原作特色，努力将原作中的文化意蕴传递出去。改写理论站在文化的高度审视译文，从意识形态、诗学、赞助人三个角度深入剖析《格萨尔》王国振英译本，对于增强译文的可接受性、解释源语和目标语中的文化不对等现象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意识形态对译本的影响

生活环境孕育了不同的社会意识形态。中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是影响文学典籍对外译介的重要因素，而对文化事项的处理是决定译文流畅性的关键。在意识形态的影响下，译者选择不同的翻译策略处理“文化空缺”或“文化欠额”现象，力求使译文既要展现独特的藏族文化特色，满足西方读者的猎奇心理，又要考虑受众群体的语言表达习惯，适当删减晦涩难懂的文化信息。毕竟“意识形态左右着译者的翻译选择、翻译策略，也左右着译者对具体的语言和文化问题的处理；有时译者在意识形态的驱使下还会反客为主，增删或篡改原文来为自己的目的服务”[12]。

1.宗教术语的翻译

《格萨尔》历经千年，在原始宗教、苯教、藏传佛教的碰撞、融合、发展过程中不断壮大，有些部本甚至是由僧人整理撰写的，所以史诗中的宗教色彩浓郁，反映了藏族民众的处世哲学。宗教对于不同地区的人们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对于不同的信仰群体，宗教的地位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因此，宗教因素能否得到妥当处理，直接关系到史诗能否成功地进行域外传播。所以，当把《格萨尔》翻译成英语，面向西方世界时，译者就需要考虑西方受众的宗教信仰背景。

例1：

原文：晁通见阿指沟玖真心归顺，遂给她灌顶，取名多吉拥忠，让她作善业的护法神。[13]165

译文：Zhaotoin accepted Ngachi Gocho’s submission and renamed her as Dorie Yongzoin，appointing her as one of the Good Buddhist Guardians.[14]167

分析：对比原文和译文可以发现，译文省略了“灌顶”(梵文为abhisecana，意为“浇灌，注入”)。灌顶是佛教中重要的宗教仪式，旨在使受灌者走上正确的修行之道。考虑到译入语读者的接受能力，译者采取了删译策略，不仅不影响译文意思的传递，还有助于读者把握整体大意。正如王晓元所言，“译者在面临不同的意识形态时，在译文文本中完全地加以保留或者删改，以使其不与译语社会的意识形态产生对抗。”[15]

例2：

原文：“你一生虽降伏了众多的妖魔，但是也杀害了许多无辜百姓，他们有的坠入地狱，有的流落中有，你并没有拯救他们，所以你母亲才陷入地狱之中。”阎王不紧不慢地说。[13]206

译文：“Although you conquered many demons，you killed some innocent people.As for the souls of those people，some fell into the hell and some wandered around.You did not save them.So for that reason your mother was sent to hell.”[14]214

分析：“中有”也叫“中阴”，原文中标有脚注，解释为“已死之后，未生之前，其神识尚未投胎”[13]206。因此，“中有”一词内涵颇为丰富，而对于西方读者而言，即使译文中标有脚注也未必能理解其深意。译者将其巧妙翻译为“wandered around”，这是对“中有”的同义替换，言简意赅，使读者在阅读中能轻松地理解原文。

2.史诗神话类特色词的翻译

史诗神话特色词有助于塑造传奇人物形象，凸显新奇的故事情节，是《格萨尔》中的一大特色。恰当的译文不仅能够令人眼前一亮，满足读者的猎奇心理，还能展现中国史诗与众不同的魅力。

例3：

原文：“妃子不必担心，我的寄魂海是仓库里的一碗癞子血，把这碗打翻，寄魂海才会干；我的寄魂树，只有用我仓库的金斧子砍三次，才会断；我的寄魂牛，只有用我仓库里的玉羽金剑去射，才会死。”[13]95

译文：“Wife，don’t worry.My sea-of-life is a bowl of blood in the storehouse and it won’t dry up unless you overturn the bowl.My tree-of-life won’t break off unless you chop it three times with my golden axe which is also in my storehouse.My cattle-of-life won’t die unless you shoot it with my golden arrow with jade feathers.”[14]93

分析：“寄魂物”在原文中屡次出现，是藏族灵魂崇拜的特殊表现形式，散发着独特的藏族文化气息。在藏族文化中，灵魂和肉体是分离的，但是两者又是相互影响的，前者的安危会对后者造成直接影响。“灵魂所聚居的地点或者生物称作寄魂物，假若寄魂物被毁，那么灵魂所属之人将死期临近，至少大难临头”[16]，格萨尔在击败妖魔时，在很多情况下都是先毁掉其寄魂物，而后便可以轻易地将他们击垮。译者考虑受众文化接受能力，采取意译的翻译策略，将魔王三大寄魂物的概念扼要概述，意思简单明了，既向读者呈现了异域神话特色，又扫清了读者的阅读障碍，不失为一种恰当可行的翻译策略。

3.藏族文化专有项的翻译

作为世居青藏高原的原住民，藏族人民有其独特的高原文化，从日常衣食住行到各种习俗仪式，无不体现颇具特色的藏文化。作为少数民族文学作品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藏族文化专有项的翻译处理也考验着译者的翻译功底。

例4：

原文：第三天早上，晁通骑上他的古古饶宗马，带上拌有郁姆鸠戒剧毒的白酥油团子和蜂蜜、红糖等食品，来到郭姆的帐房。[13]32

译文：On the morning of the third day，Zhaotoin prepared deadly poisonous white butter together with honey and brown sugar.He rode his Gogo Razoin horse and came to Gormo’s accounting room.[14]29

分析：原文将“郁姆鸠戒”加脚注解释为：传说中的一种剧毒，经巫师施行法术后，毒性更大，而晁通本人就精通这种法术。[13]32鉴于该词晦涩难懂，译者采取了减译的策略，将专有名词以及脚注解释一并删除，而将作者要表达的意思直接写出，即译为“deadly poisonous”，通俗易懂，减轻了读者的阅读负担，增强了译文的可读性。王宁指出，“每一部文学作品都同时蕴含着可译性和不可译性，而翻译者的任务就是要找到平衡这种可译和不可译的张力并将其内在的可译性发挥到最完美的境地。”[17]

(二)诗学对译本的影响

“翻译诗学的改写具有文学与文化价值。因为它是一种有意识、有目的的文学和文化活动，是译者为达到改良社会政治、文学或文化形式所采取的一种文化策略”[18]，因此，诗学对作品的风格特色有重要作用，影响到读者的审美情趣。在改写理论诗学的基础上，从原文和译文的语音、词汇、句法三个层面进行分析，探索不同文化背景下诗学对译本的影响。

1.语音层面

正如藏族谚语所言：“岭国(古代藏族地区)每人嘴里都有一部《格萨尔》”。作为活形态的口传史诗，《格萨尔》中的唱词部分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唱词单独成段，采用鲁体多段回环体格律和自由体民间格律，节奏鲜明。析微察异，不难发现，唱词的语音在其押韵效果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例5：

原文：“弯臂的手会打自己的脸，

驼背的嘴会啃自己的腿，

倒扣的瓶子盛不了水，

弯曲的彩虹不能当衣服。

外面身体弯曲是由于病，

病若发作小心要老命；

里面心意弯曲是自私，

私心太重会变成疯子。”[13]67

译文：“A person’s face would be beaten by his hunched arms，

a person’s legs would be nibbled by his hunched mouth，

the upside-down bottles cannot hold water，

the arch-shaped rainbow cannot serve as clothes.

The body becomes hunchback resulting from illness，

please take care if the disease is developed；

having ill-will feelings contributes to selfishness，

a person would become a mad who is extremely selfish”[14]66

分析：原文之所以读起来朗朗上口，是因为“嘴”“腿”“水”句尾都以韵母“ui”结尾，“命”和“病”以“ing”结尾，“私”和“子”以“i”结尾，这些读音在每句中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译文虽形式不同，但也达到了押韵的效果，如“be beaten by”“his hunched”“body becomes”“disease is developed”都涉及押头韵“alliteration”，而“ill-will”涉及押尾韵“consonance”。中英文押韵形式虽然有所差异，但是给目的语读者的体验是类似的，译者的改写旨在达到类似的美感效果。

2.词汇层面

中国的四字成语精简凝练，要言不烦，其中一些成语由典故演化而来，意蕴丰富。对于译者而言，若能在目的语中找到对等的习语，则可因势利导，顺势而为。反之，则需采取灵活的办法对其进行“改写”，以便达到表情达意的目的。

例6：

原文：“你这乳臭未干的孩子，来到这里究竟有何事？”[13]3

译文：“You have not lost your milk teeth yet.What do you want？”[14]2

分析：原文中的“乳臭未干”是四字成语，意为身上的奶腥气还没完全退掉，形容人幼稚不懂事理，此处暗含讥讽。译文对此的处理是进行同义替换，在目的语中寻求对等的表达方式“not lost your milk teeth yet”，运用意译的方法解释成语所传达的意义。

例7：

原文：格萨尔大王与吉尊姑娘海誓山盟，发愿白头偕老，永不分离。[13]122

译文：Gesar and Chicun swore to be husband and wife and to spend the rest of their lives together forever.[14]123

分析：对于原文四字成语的翻译，译文采取通俗的语言表达原文含义。“海誓山盟”“白头偕老”是汉语固有成语，表达爱情的坚贞与牢固，译文采取归化策略，分别译为“swore to be husband and wife”和“spend the rest of their lives together forever”，将含义进行准确阐释，达到了同样的表达效果。

3.句法层面

汉语和英语最显著的不同点表现为汉语重意合，而英语重形合，因此两者难免句法特点迥异。面对不同的文化语境，译者需随机应变，入乡随俗，照顾目标语读者的阅读习惯，根据具体情况进行改写。

例8：

原文：不带利刃的武器，

鞘柄虽好也难破敌。

没有辅助的六种药，

色味虽好难把病医。[13]11

译文：Without sharp-edged weapons，enemies are hard to resist no matter how good the sheaths and handles are.Without supplementary medicines，it is hard to cure diseases no matter how good the colour and taste of the medicine are.[14]7

分析：对比发现，原文和译文的句法结构有很大不同，汉语句式松散，而英语则比较紧凑。首先译者将原文语序做了调整，将句末的“敌”放置句首，句末增译“no matter how”来引导两个让步状语从句，而原文的让步成分位于句首。译文第二句还增添了“it is+ adj”结构，句首重复运用介词without，展现原文的唱词韵律特色。译文句法层面的改写符合目的语读者的习惯。

(三)赞助人对译本的影响

赞助人(patronage)是指具有推动或者制约力量，能够影响阅读、写作以及文学改写的个人或者机构，如团体、政治组织、宗教机构、出版公司、媒介等。五洲传播出版社隶属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以“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了解世界”为宗旨，在传播中国文化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五洲传播出版社在国家出版基金的支持下，于2009年和2011年分别推出中国三大史诗《格萨尔》《玛纳斯》《江格尔》的本土英译本，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发行，对于中国史诗的传播具有巨大推动力量，契合了国家“文化走出去”的战略。

在篇幅上，《格萨尔》是世界上最长的史诗，有120多部，100多万诗行，2000多万字，无疑是一部鸿篇巨制。对于一般读者而言，要消化这样一本大部头并非易事。很可能即使译者将原作按部就班地译出，也很难得到大众的青睐，不能达到推广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的目的。因此，赞助人要求译者结合史诗特点和时代背景，适当对原作进行“改写”，努力增强读者的阅读积极性，吸引更庞大的读者群体，以便将中华文化发扬光大。五洲传播出版社响应国家政策，支持“文化外交”，选择史诗《格萨尔》的汉语创译故事本为底本进行英译，就是为实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加快史诗在英语世界传播的积极举措。

五、文化思考：《格萨尔》王国振英译本的启迪

《格萨尔》王国振英译本在史诗的众多译本中特立独行，具有“原本对照，汉语中介，改写留痕”等明显特征。它的出现是时代的选择，也是当今国家文化外译战略下的使命担当。重视王国振译本的研究对于我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对外译介具有不可估量的借鉴意义与启迪。

1.汉语中介翻译模式下中国史诗“走出去”的策略

当前国家高度重视文化“软实力”建设，而史诗既是中国文化宝库中的瑰宝，也是中国对世界文明的突出贡献，还是衡量一个国家文化面貌的重要体裁。史诗汲取了宗教、民俗、军事、传说、历史等各个方面的营养，经锤炼锻造，形成了其特有的艺术风格，历久弥新，受众群体广泛。鉴于中国长篇史诗大多源于民族地区，民族文化资源较为丰富，但是在开发的初期阶段也面临较多困难，如相关领域的专家稀缺，同时精通外语和少数民族语言的人才较少，这对于其对外译介造成一定的障碍。如今，在相关政策的支持下，我们重视起史诗在文学作品中的要塞地位，大力培养相关研究人员，推动研究项目，而中国史诗也不负众望，跻身于世界文坛并逐渐成为其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中华本土译者应掌握文化传播的主动权，奋力为建设中国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添砖加瓦。纵览《格萨尔》英译本，王国振译本独树一帜，将底本锁定为降边嘉措和吴伟的精简汉语本。底本短小精悍，巧妙剔除了各种纷繁复杂的内容，紧扣主要故事情节，正是实现中国史诗对外译介的恰当纽带。另外，王国振译本是首部由中华本土译者采用汉语中介模式协力完成的英译本，为后续本土译者对外译介少数民族文学提供了可行样本，理应引起学术界的重视。

2.改写理论在史诗翻译中的应用

《格萨尔》的译本研究可从多维度进行分析。其中，跨文化改写理论的翻译研究是一种描述性研究方法，以开放包容的理念打量译本，旨在挖掘翻译背后的文化因素，从意识形态、诗学、赞助人三大层面解释源语和目标语产生差异的原因。不同于以往循规蹈矩的忠实原则，改写理论并未将研究范围限制于狭小的文本研究中，而是将研究领域扩大至文本背后的内涵，如译者的翻译动机、影响译文的各种因素、译者的翻译策略、跨文化交际现象等。改写理论能有效诠释不同译文对于同一源文本的可行性，折射出不同文化之间求同存异、取长补短的现象，为史诗的译文解读和翻译研究提供了崭新的视角和方向，对于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的译本分析也有着重要借鉴意义。

3.局限和建议

通过跨文化改写视角分析《格萨尔》王国振英译本，我们不难发现，汉语中介模式、本土译者、文化改写对民族文化走出国门发挥着关键作用。然而，即便如此，汉语中介翻译模式的一些缺陷仍需引起注意，如“二次过滤”现象、口传史诗中民族志信息的缺失等。为此，作为补救措施，译者可根据史诗特点，采取集体合译的方式，适当增添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的信息，利用彩图注释等弥补口头史诗的“活态性”。另外，译者不应一味地为迎合目标语读者的阅读兴趣而篡改原文，抑或是扭曲本族文化，应注意把控改写力度的平衡点。最后，鉴于《格萨尔》英译本目标读者主要在国外，因此国外权威出版社在新书销售和推广方面更有优势，而本土出版社则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为使国外读者更便捷地了解中国文化和中华民族精神的优秀成果，译者可结合当下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的“中华学术外译项目”，考虑与国外知名图书出版机构进行深度合作，进入国外主流发行传播渠道，增强中国学术的国际影响力和国际话语权。目前国内已有一大批原创著作通过中华学术外译项目译介到海外。据统计，2016年立项项目共130项，2017年共165项，2018年共185项，2019年共154项，2020年共196项，整体呈上升趋势。因此，译者与国外出版社的合作应发展成为一种良好态势。当前背景下，本土译者应响应国家号召，积极开展民族典籍的译介工作，相信本土译者一定能负重致远，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让56朵民族之花在其浇灌下竞相开放，在世界花园中散发馥郁清香。